第二章极端主义者与温和主义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意〕诺贝尔托·博比奥《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1994）

第二章极端主义者与温和主义者

　　1．不管迄今为止所审查的反对左/右区分的论证是否正确，一个显然可证实的事实似乎确证了它们，而且事实总是比哪怕最精致的论证都更坚固。我们所面对的事实是，那些在生活中被树立为榜样的思想家和思想大师（maitre a penser），总是被他们自己的信徒们随心所欲地在左与右之间来回转换。这里提及几个最引人瞩目的例子就够，尼采这位曾激发了纳粹主义的思想大师（这里我们先不管这一激发是源自一种错误解释，还是如我所认为的那样源自一种对他的可能解释），如今常常越过马克思成为新左翼之父。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这位不仅激发了纳粹并且一度为纳粹国家提供了理论指南的大师被重新发现，并因其反对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魏玛共和国宪法大论辩中主要的民主理论家）而特别为左翼学者所赞誉，至少在意大利是如此。海德格尔认同纳粹主义存在着铁证，即使如此，他的敬慕者们（左翼与右翼）否认这一点，或者认为这一点并不重要：然而，如今他被认为是我们时代的阐释者，这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法国那些自称为左翼的哲学家那里尤其如此。众所周知，一些新法西斯主义右翼试图在相反的方向上利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思想。这一企图最终被证明为有些难懂和短命，尽營如此，在这些人中存在看一股叫做“右翼葛兰西主义”的思潮，他们试图赋予右翼新的形象和新的尊严。
　　尽管对同位作者截然相反的解释并不新鲜，但是，由于传统意识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学说混乱，它们在这一艰难时期更为明显。乔治·索雷尔（George Sorel)就是最著名的先例，可以说明这一明显的悖谬于左翼运动，这位《论暴力》（Reflections on Violence）的作者起到了激发作用，导致了意大利革命工团主义的创立，在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革命工团主义有过一一尽管非常少——光辉灿烂的时刻。在后来的岁月里，他成了墨索里尼的崇拜者，而他在意大利的许多追随者则成了法西斯主义者。他在意大利最伟大的崇拜者是两个忠实的保守主义者，即帕累托和克罗齐，他们两人曾被贴上各种标签，但从未被确定为“左翼”。我已经提到过保守主义革命，而希特勒曾在1936年6月的一篇为《人民观察者报》（Volkische Beobachter）写的文章中声称自己是“世界上最保守的革命者”。与之相比，阿尔弗雷多·洛可(Aifredo Rocco）在意大利议会的演讲不怎么为人所知在演讲中，他要求人们“承认他是正相反的保守的革命者”（但这一声明显示他完全意识到这一悖谬）。
　　像索雷尔这样的革命的保守主义者的例子，尤其是上面两个保守的革命者的两个例子，使得我们质疑这样一种方式，在这一方式中，左翼和右翼的立场（根据事件之后所作出的一个声明或解释）都被用来对左/右区分施以另一个打击。如今，我们面对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我在最后的章节中给予它的重要性，需要对其加以考量。革命与反革命具有的共同点，与它们属于传统上被定义为左与右的两个对立方没有任何关系。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人们说，我们应该抛弃不再能够区分对立的文化和政治立场的术语，就非常正确。革命作家和反革命作家以及他们各自的运动真正所具有的共同点是，在对立双方的范围内，他们都属于极端主义者，而不是温和主义者。极端主义与温和主义之间的区分与左/右区分并不一致，因为它回应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基本标准。
　　人们一旦考量这一问题就会立即明白，极端主义者与温和主义者之间的区分与公开宣称的观念的性质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关涉它们的激进化，因此与它们在实践中执行的不同策略相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革命者（左翼）和反革命者（右翼）能够融进相同的作家那里，因为他们之共存其中并不是作为左翼思想家或右翼思想家，而是作为左翼的极端主义者或右翼的极端主义者，因此，他们区别于左翼的温和主义者或右翼的温和主义者。如果左与右之间的区分不同于极端主义者与温和主义者之间的区分，那这就意味着，对立的意识形态在各自的极端也能有吻合和-致的地方，当然，根据确定它们与左/右区分相应的立场的政治纲领和最终目标，它们依然十分不同。卢多维科·杰莫纳特（Ludovico Geymonat）在所谓的意大利共产党重建^[1]之时称自己已为（左翼的）极端主义者，他把自己的政治著作集题为《反对温和主义》（Against Moderatism）^[2]。按照他的观点，解放后创立的温和派政党表现了所谓的宪政光谱，其中包括了从共产主义者到基督教民主主义者的范围，他们断然拒了承自法西斯主义的革命变化，而欢呼民主主义。新法西斯主义者索利纳斯（Solinas)在极左翼杂志《元素》（Elementi）上写道：“我们今天的悲剧在于温和主义。温和主义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很显然，温和主义者是民主主义者。”
　　这两条引文清楚地证明，左翼的极端主义者和右翼的极端主义者共享着对民主政治的拒岸（他们若没有共享所爱，就共享了所恨）。它们对民主政治的拒斥让它们结合在一起，这不是因为它们关于政治光谱的立场，而是因为它们占据着政治光谱上的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遭遇在一起。^[3]
　　2．拒斥民主政治不是这“对立两极”的唯一吻合之处。从哲学的观点看——即从一种对于世界和历史更加普遍的解释来看——在每一种政治极端主义中都有一种强烈的反启蒙因素。我指的不仅是历史主义起源的反启，蒙，这一点表现在从黑格尔到克罗齐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潮中，以及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政治革命恩潮中（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向来就是历史主义的），而宜也是指此刻尤为重要的非理性主义的反启蒙思潮。这种非理性主义的反启蒙思潮可以划分为一种宗教思潮（其中包括诸如德·梅斯特［DeMaistre］和多诺索·科尔特斯［Donoso Cortés］这样的作家，他们在今天常常受人敬重）和一种活力论思潮（其中包括尼采和索雷尔）。正是这后一种思潮，与左翼极佳地结合在一起，而前一种信仰思潮则有意识地和不可还原地是一种传统主义的和反动的思潮，因为它是在向来由不可思议的神意所创造和引导的神圣历史秩序思想中，作为一种对断裂的“反动”而产生的，是对与康德的“敢于认识”（sapereaude）相对的"一无所知唯有恐惧”（noliaitum sapere sed time)的重估。^[4]
　　如果我们根据历史哲学——即我们用以解释历史发展（进步还是退步，循环运动还是固定运动）的形式和方法——来考察这一问题，我们发现温和主义者是渐进主义者，隐喻地说，他们相信行动应该由一个按照预定的秩序从其胚胎开始的机体的成长引导；然而，无论其目标为何，极端主义有个灾难性的前景。极端主义把历史解释为经由突然的向前跳跃和断裂的前行，从而给人类的智能和力量留出了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它比温和主义更少决定论色彩）。对立的极端主义理论（在温和主义者看来它们并不对立，而是类似）在意大利恐怖主义时期即所谓的领袖岁月期间，得到了小规模的证实，在那一时期，意大利社会处于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所施行的恐怖主义行为所造成的持续恐慌状态中。在更加宏大的普遍历史范围内，这种极端的理论是关于“欧洲内战”的历史争论的基础，根据诺尔特（Nolte)这位首脑人物的说法，布尔什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是个颠倒。
　　3．确实，自问两种历史观念中的哪种是正确的，这毫无意义：两种都是历史“预言”（它们不是基于事实，也不是基于推测，而是基于长时段的预期迹象和推断）的产物。这就是历史，它的评价方法不是真理的范围，而是产生行动的权力的范围；因此，它与历史学家的历史毫无关系，从历史学家的历史中学不到任何东西。易言之，历史越是基于材料和假设来解释，它就越少启发性。人们至多能够承认，各种历史解释自身都被历史地决定。上个世纪的历史大体上是和平的，在这一期间，欧洲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革命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它从来就不算是一次革命，也从未显得具有灾难性。工业化伴随着应用（或技术上有用的）科学前所未有地发展：两者相互依赖。因此，19世纪倾向于逐渐进步的观念，其中必须通过各种不可取消的阶段，正如康德、黑格尔、孔德和马克思那些不同人物所主张的那样，无论他们的预言历史在一个世纪中呈现何种形式，这个世纪都会产生预言历史的无数例子。
　　4．处于对立双方的极端主义者在道德问题和美德学说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他们有反对温和主义者的类似理由：富有勇气和勇敢的英雄、武士美德，它们与审慎宽容、计算理性和耐心调解的美德相对，后署被极端主义者认为具有令人厌恶的商业性。然而，后面的那些美德是市场关系的根本，因为正是更广泛的观念市场和冲突利益构成了依赖于妥协的民主政治的本质。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主义者都轻视民主政治所培育和要求的那些美德，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他们的术语一致把民主政治定义为“庸人政治”（mediocracy），意指由中间阶层和庸人组成的政府。民主的庸人政治是一个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论题，但它可以在任何形式的革命激进主义中找到。皮耶罗·戈贝蒂（Piero Gobetti）的主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政府之外一种有相当能力的庸人政治（它预先断定自身能够担任帮助人民的角色）试图通过改革和调解来败坏直接行动，用保留了他们的启发和教育角色的妥协性建议来欺骗反抗者。”^[5]因此，庸人政治与改良主义、冲突的和平解决联系在一起，更普遍地说，与一种实用主义的政治和政治冲突观联系在一起。我碰巧读过左翼作家的一篇文章，其中他说到“契约论的蠢行”（这一说法实际上使我从椅子里跳了起来）。
　　武土与商人之间的对比不可避免地导向暴力的正当性，或者甚至可能导致对暴力的颂扬：对于革命的左翼而言，精制化的暴力就像“历史的助产婆”（马克思），正是它最终解决了人类的问题，对于反动的右翼而言，暴力是“清理世界的唯一方式”（马里内［Marinetti］），这还只是引用了无数个单调例子中的一个。
　　5．对作为一种实践和价值体系的民主政治的断然指序，这不是左翼和右翼极端主义者唯一的联系点，但它肯定是最为稳固和最为重要的一个联系点。法西斯主义首次在意大利掌权之前，它是一种对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回应，在19世纪末作为一种激进意识形态出现于法国，而且它本身就是对巴黎公社的一个回应，后者不仅是一次真有威胁的革命，而且也是一次尝试了的革命，当然，它是一次不可再有的革命的一般试验。在一个关于法国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研究即《非左非右》（Nidroitenigauche）^[6]中，这种确切地来说应定义为前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诞生，被认为代表了一种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激烈反动。
　　6．在所论述的诸多第三条道路中，甚至有人提出了位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道路，但没有谁曾构想一条架接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它们的共同之处正是使得它们在学说上不可思议、实践上不相容的东西，这个东西强化了它们的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并使得它们适应其极端的结论。法西斯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结盟，或者极端右翼与温和右翼之间的结盟，这是可能的，尽管是在一种不可抗力的情形中；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掌权正是这种结盟的结果。相反，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类似结盟只有在人民民主中才能被提出来，解放后，通过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合行动，这结盟得到了稍微较充分的实现。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结盟将是一种历史的荒谬。极端主义与温和主义之间的差异主要关涉的是方法，而左与右之间的对立主要关涉的是价值。价值的差异要强于方法的差异。这就说明了，为何在一场产重的历史危机中，极端主义者与温和右翼的结盟可以取得某种成功，比如法西斯政权中发生的那种情形，在那里温和右翼被迫接受极端右翼的霸权。相反，这样的一种结盟不可能在右翼极端主义者与左翼极端主义者之间产生，因为他们在价值上而不是方法上有分歧。

^[1] 在意大利共产党更名为左翼民主党（Partito Democratico della Sinistra）之附，少数较为传统的不妥协成员脱离并创立了重建共产党（Rifondazione Comunista）——英译者注。

^[2] L. Geymonat， Contro il moderatismo. Interventi dat'45 al'78， ed. M. Quaranta（Milan：Feltrinell，1978）。正是基这本书，我在1991年5月28日出版的《宣言报》（Imanifesto）的访谈中回答LorisCampetti说·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温和主义者，因为唯有两个对立面的温和主义派才能与民主政治相容。点也不奇的是，同一份报纸于1993年11月21日发表了一篇关于大选日的社论，题目为“不是现在是何时？”，其中得出的结论是：“极端主义比善意的中间派更明智，更少危险。我们定不要低估今日挑战的重要性。极端主义才是当前的智慧。”

^[3] 1994年12月21日·L'Italiasettimanale发表了Filippo Rossi写的一篇题为“II'68 in rossoenero"pp.5——3)的文意，文章讲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故事说的是一群右翼学生“以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美国驻伊的名义”与极左翼结盟。那时，Giano Accame在 IIBorghese上表达了对一位割断“政治党派期待”的中国人的敬意。Daria Gorodisky在1994年12月16的Corriere della Sera上篇题为Sessantotto，Evola e arcuseuniti nella lotta？的文章提到了这一情节。

^[4] 我这里指的是几年前的-篇文章中所宣扬的一些观念，“Lideologiadel Fascismo"， in Il Fascismo. Antologiu di scrirri critici，，ed. C. Casucci (Bologna: 11Mulino，1982)，pp.598-624.

^[5] P. Gobetti， La rivoluzione liberale. Saggio sulla lolta polirica in Italian(Turin: Einaudi， 1983) p.84.

^[6] Z. Sternhell. Ni droite ni gauche. L'ideologie Fasciste en Frenace Paris: EditionsduSeuil，1983）。正如副标题所提示的那样，这一著名的作品写的是法国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史，它先于并影响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生要由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合并组成一一或者，换句话说，它是典型的左翼意识形态与典型的右翼意识形态的合并。同样，完全可以说它是“亦左亦又“，即是两种对立意识形态的综合而不是消除。意大利的极右翼常常使用的一个表述，消除了任何对拒斥与综合之间的二元选择残留的一律封：“超越左右”。这三种表述都代表了一种第三条道路，它既能够解释为包含，也可以解释为排除。所有关于“第三方立场“的各种不同解释的唯一共同之处，是Sternhell所请的“自由秩序的失败”（la rupture de l'ordre liberal，p.29）和对民主政治的联合批判。这一运动的一位成员断：“我们同意（有时超过）左翼的纲领和右翼的方法［”Nous rejoignons（et depassons quelgucfois）la gauche par nos programmes et la droite par nos methods. pp.24o-1］ i这是超越其他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例子。“第三条道路”拒斥传统的左/右区分，或者通过宣称已经取代了这一区分而主张一种相当模糊的立场，它说明了为何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人能够不断地从左到右政变文场（这同样也发生在意大利），而且有些情形是从极左转向极右，就像素雷尔的一些追随者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