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确保恐怖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区,皮诺切特派遣他最无情的指挥官斯塔克(Sergio Arellano Stark)将军,搭乘直升机到北方省份一连串囚禁“颠覆分子”的监狱。在每个城镇,斯塔克和他的流动行刑队挑出最知名的囚犯,有时一次多达26人,逐一处以死刑。四天留下的血迹后来被称为“死亡蓬车队”(Caravan of Death)。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国家都接收到这个信息:抵抗将招来死神。
在政变前,皮诺切特以几近谄媚的服从闻名,永远逢迎和听从他的文人上司。变身独裁者后,皮诺切特发现他性格的新面向。对权力的贪恋让他丑态毕露,他好摆帝王威风,并宣称“命运”授予他这个职位。不久之后,他策动一场政变中的政变,推翻其他三位他原本同意分享权力的军事将领,并任命自己为国家最高元首(Supreme Chief of the Nation)兼总统。他沉浸在好大喜功和仪式之中,只为了证明他的统治权,从不错过能穿上他的普鲁士军装、戴上军帽的机会。为了巡视圣地亚哥,他添置了一队金色防弹奔驰轿车。
休克治疗这个词贴切地说明了弗里德曼的药方。皮诺切特刻意把他的国家送进深沉的衰退里,根据的是未经测试的理论,希望以突如其来的萎缩把经济休克到恢复健康。这种逻辑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开始大量采用的电击休克疗法,当时的精神病医生相信,刻意引发癫痫大发作(grand mal seizure)可以神奇地让患者的大脑重新开机。
这段期间南美国家有许多机会可进行这类交流,有些还透过美国,并牵涉到中情局。1975年美国参议院调查美国干预智利,发现中情局训练皮诺切特的军队“控制颠覆分子”的方法。美国训练巴西和乌拉圭警察审讯技术,也出现在许多文件的记录。巴西法院的证词引述1985年出版的真相委员会报告《巴西:毋忘教训》(Brazil: Never Again)说,部队军官参加陆军宪兵单位举办的正式“刑讯课程”,观赏幻灯片展示各种折磨方法。在这些课程中,囚犯被带进来作“现场展示”——在多达100名陆军士官观看和学习下,被残暴地刑讯。报告说,率先把这种做法引进巴西的是美国警官米特廖内(Dan Mitrione)。巴西军政府掌权初期,他在贝罗奥里藏特(Belo Horizonte)担任警方教官,经常从街上抓来乞丐在教室折磨,让当地警察学习如何制造囚犯身体与心理的极度矛盾。米特廖内后来转到乌拉圭担任警察教官,1970年被图帕马洛(Tupamaro)游击队绑架并杀害。图帕马洛是极左派革命团体,他们策划掳杀米特廖内,以揭露他参与酷刑训练。他的一名学生说,米特廖内就像中情局手册的作者那样,坚称有效的酷刑不是虐待而是科学。他的座右铭是:“正确的痛苦,正确的剂量,在正确的地方。”
在每个例子中,威胁都被极度扩大,或完全由军政府捏造。在众多揭发的真相里,美国参议院1975年的调查发现,美国政府自己的情报显示,阿连德并未威胁到民主政治。至于阿根廷的蒙特内罗和乌拉圭的图帕马洛,它们是广获支持的武装组织,有能力对军队和企业目标发动猛烈的攻击。但乌拉圭的图帕马洛在军方取得绝对权力时已完全瓦解,而阿根廷的蒙特内罗在持续长达七年的独裁政权头六个月,就已被消灭(这是华尔士必须躲藏的原因)。国务院解密的文件证明,阿根廷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顾塞提(Cesar Augusto Guzzetti)1976年10月7日告诉基辛格,“恐怖组织已被瓦解”,但军政府在这个日期之后仍继续让成千上万的市民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