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印度与中国的不同发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1977年）

第十九章印度与中国的不同发展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马克思尽管对于反殖民主义和国际主义怀有深厚的情感，但他还是认为欧洲征服亚洲从历史眼光来看是进步的。这一结论出自对人类发展的特定看法，这将作为不同于任何形式的乌托邦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载入史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赞赏在亚细亚和半亚细亚式“农村公社”中发现的孕育着人类团结的价值观，但不同于民粹派和其他浪漫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公社所代表的社会状况从未加以理想化。他们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是某种迥然不同的东西，而且，想把历史进程停留在某一特定的原始主义阶段上，那是找不到社会主义的，如果将历史车轮往后拉，那就更加找不到了，哪怕这样做有人认为是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前进，这正是因为那些同样落后的条件所产生的矛盾破坏了所谓田园诗般的状况，而且使这种状况被阶级社会的严酷现实所改造成归属于这种社会。恩格斯在猛烈抨击民粹派时，对此作了公正的阐述：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1]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认为一旦印度、中国和俄国的特殊停滞状态被资本主义的冲击所打破时，那都一定会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能预见到由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强国所直接进行殖民统治的印度，将会被卷入西方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去，但他决不是美化这个可能产生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他在晚年如何注意到英国废除土地的公共占有制对当地居民来说是一项倒退的措施。他早先曾经指出人民的福利严重衰落，诸如由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匮乏、饥饿、贫困、失业和疾病等形式。他还强调英国的统治所造成的有害的结构性后果，诸如放弃水利管理，供出口的经济作物代替自给自足的农业经营，发展单一作物的倾向，以及依附已经变成一种体制的情况。此外，他认为殖民主义是所谓“原始积累”和随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首要条件之一。^[2]总而言之，可以有充分把握地说，虽然马克思一向认为英国征服印度终究是进步的，但他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的单线发展论者那种无批判的乐观主义潮流，而是他在许多方面预见到近年来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作为一种理论来加以阐述的这一概念，即：资本主义使宗主国得到发展而使殖民地国家陷于不发达。就全世界所有的殖民地和边缘地区而言，这可以概括称为“不发达的发展”。^[3]正如休伯曼和斯威齐所指出的：

　　毫无疑问，马克思充分意识到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其他地区不发达现象的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他掌握了资本主义作为全球体系这种理论的基本要素。遗憾的是，他的信徒们未曾及时地看到这一点，没有认识到发展和发挥他的思想的重要性。如果他们做到这一点，他们肯定不会认为资本主义帝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是处于“封建主义”状态，也不会认为它们那种残废的和依附性的经济除了产生残废的和依附性的资产阶级以外还能产生别的什么。^[4]

　　马克思对中国的看法，有着显然不同的思路，虽然这些看法不能说已充分得到证实。但是他确实强调：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具有更先进的社会结构，以及没有种姓差别和具有比较相同的种族、文化和宗教特点，更加有效的国家组织，特别是中国没有遭到直接的殖民统治，因此它就更能抵制外界的影响：

　　曾经在长期内阻挡了而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的，正是这种同样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但在东印度，那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以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性质为基础的，而英国人凭着自己作为当地至高无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势力，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村庄变成了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以及其他原料去交换英国货的简单农场。在中国，英国人现在还没有这种势力；而将来也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5]

　　在中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个自豪的顽强的种族由于那种“称之为鸦片的麻醉品”而有了醒悟，而且正在酝酿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只能有一个肯定的特点——即它对世界历史有巨大意义：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6]

　　那么是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呢？大概是的，因为没有资产阶级社会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生长的。可是马克思也容纳其他一些假设，诸如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甚至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革命，他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7]

　　另一个可能性是一场具有伟大外部意义的全面造反，虽然它同亚细亚生产方式特有的那种定期更新和再生会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因此，关于1850-1864年发生的太平天国起义（这场起义设法建立了自己的政府，首都设在南京），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评论道：“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8]

　　如果太平天国起义者在阻止他们的“太平天国”时，真的又回复到那部假的儒家古典《周礼》上去的话，那么马克思上述的判断就决不是毫无根据的。《周礼》曾鼓舞许多世代的中国造反者和改革者使亚细亚生产方式周期性地得到恢复和复兴（其中正有着近两千年前的王莽）。实际上，太平天国是一个神权国家：它的思想基础是基督教、道教和佛教的平等原则，是典型亚细亚式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诸原则的一应俱全的混合体。私人财产被废除了；土地有益权（即：在不损害产业的条件下使用他人产业并享受其收益的权利）重新进行了分配：建立了公共储蓄所和公共粮仓。如果那就是使欧洲人大为惊恐的中国社会主义怪影的话，^[9]那么它在本质上无疑是陈旧的方式，下述事实可以表明，即：“‘亚洲社会’的理想的民主形式”^[10]迅速地沿着中国过去王朝的同样道路堕落下去：赋税变成了剥削，官员成为官僚阶级，“亚洲”民主变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1]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中的第5节《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页。

^[2]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剿灭、奴役和他们在矿坑中的活埋，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劫掠，把非洲变为一个商业性黑人猎夺场所的转化：这一切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牧歌式的过程，也就是原始积累的主要的要素。紧跟着起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舞台的商业战争。那种商业战争，以尼德兰对西班牙的叛乱作为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取得了广阔的范围，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等等中继续进行下去。”（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28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

^[3] 这一理论特别是同以下三人有官僚：即保罗·巴兰（《经济成长的政治经济学》）、保罗·斯威齐（与保罗·巴兰合著《垄断资本》）。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
　　冈德论述了巴兰的著述：“保罗·巴兰对不发达的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把它作为在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一个反面，这就为了解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世界史打开了大门。”（《每月评论》为纪念保罗·巴兰而发表的专刊，第16卷，1965年3月。）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继续并深化了巴兰开始的著述，见他论述资本主义不发达问题的著作（《不是封建主义，是资本主义》）；《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流氓资产阶级：流氓式的发展》。
　　冈德·弗兰克关于“不发达的发展”的想法，确实应给予很大程度的肯定，但是他不能说明世界上有些地区何以成为“中心地带”、而另一些地区却成为“边缘地区”。他由于受到盛行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鼓励，全然忽视了当前各个不发达国家的内部结构，而倾向于将不发达的进程贬低为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一种仅仅机械性的现象。由于他几乎省去了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任何分析，因此他成为真正的平庸无能。举例说，他断言，在每一个国家内的中心地带都有“殖民的”资本主义，在它的边缘地区都有“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因此，看来有必要纠正和综合他的分析，应在历史的多线发展观点的范围内为这一分析提供更加严谨而辩证的结构，如本书中所概括的那一种。
　　有关对冈德·弗兰克提出的一些中肯的批评意见，见雷纳托·桑德里：《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载《政策与经济》和埃内斯托·拉克劳：《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载《每月评论》。

^[4] 前引休伯曼和斯威齐书，第8页。

^[5] 马克思：《对华贸易》，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604-605页。

^[6] 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评述（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

^[7] 同上，第265页。

^[8] 马克思：《中国纪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9] 在1850年，即中国太平天国起义的一年，马克思富有风趣地写道：“最后，再谈一谈有名的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第一个人将圣经译成中文）从中国回来后宣传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奇事情……当居茨拉夫先生离开二十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是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述评（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4页）。

^[10] 前引特凯书，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