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自序

　　没有什么事情比领导开创一个新的事物的秩序更难以着手，进行起来更具有风险，和更没有成功的把握的了。

尼·马基雅维利

　　为了写张庄当代的历史，我收集了各种有关的原始材料；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历时很长，还必须克服这样那样的困难；为了取得某些材料，得进行一、两场战斗；为了保有这些材料，又得进行一、两场战斗。我慢慢地消化这些材料，更加慢慢地把这些材料捏成现在这样的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张庄的历史，以其不断展现的复杂性，要求作者作出回应。一条笔记一条笔记，一个回合一个回合，一页一页，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写作计划，让我欲罢不能，终至成为毕生的工作，这确实当初所没有料想到的。
　　从我在张所作的最初的那几页笔记开始到《翻身》一书印成问世为止，一共经历了十八年时间。从《翻身》出版到《深翻》即将问世，又经过了十七年时间。最后一卷《立春》可能又要花两年的时间。我的写作计划一拖再拖，原因可以说一言难尽，在此我只想说，几次最长久的拖延，都是出于我个人不能控制的原因。我1948年离开张庄，其后五年时间，都用于教中国农民，帮助他们学习农业机械技术，因此没有时间写作。我于1953年回美国，美国海关把我所做的笔记没收了，交给了伊斯特兰参议员主持的国内安全委员会。我打了一场漫长而昂贵的官司，才最终在1958年赢回了这些被没收的笔记。手上有了笔记，我花了六年时间写书，又花了两年时间找到一个敢于出这本书的出版社：斯威奇和何波曼主持的每月评论出版社。他们在1966年出版了《翻身》。
　　在我写完《翻身》之前好几年，我就打定主意要回张庄去看一看，了解土改之后对那里的村民而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惜当时我做不到。美国政府禁止我旅行。因为我在1949年之后，留在了中国，回美国以后又发表了赞扬中国革命的言论，国务院的西普丽女士拒绝发护照给我。长达十五年之久，除了美国公民不需要护照的墨西哥和加拿大两国之外，我不能离开美国国门半步。
　　美国最高法院于1958年做出了标志性的决定，国务卿不能因公民的政治信仰或结社而拒发护照；1964年就阿普特克一案所做的裁决，确认了，即便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这样的美国公民，也享有出国旅行的自由。然而这两个判例，却不能帮我解决问题。国务院的护照司，绕过法律，利用行政规定作藉口，进行刁难，拒发护照，因为他们知道我想去中国，而中国仍在受限制的国家名单之上。
　　1967年，我终于忍无可忍，扬言要控告国务卿狄恩·腊斯克。护照司才有所软化，发了护照给我、我的妻子和我两岁的女儿。但是他们在护照上盖了一个章，印上了 “中国旅行无效” 的字样。如果我们不管它，照样去中国，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用了一个方便的作法：即入境时在另外一张纸上、而不再护照上盖印。技术上而言，美国人出入境时不需要用护照。放心了，我们与1968年初乘飞机去伦敦，通过那里的中国大使馆，要求允许我们去北京和上海。
　　我们一连好几个星期，等待中国的答复。终于表达遗憾的答复来了：“此时不方便接待你们。”我们的感觉是，已经走了这么远，现在要回美国才真是不方便呢，但我们别无选择。一直到几年后我们才知道，长治市发生了武斗，就连解放军的士兵要去张庄，也得冒生命的危险。
　　1970年武斗平息了，全国各地包括偏远地区，都从新建立了稳定的地方政府，中国也恢复了接待外宾的能力。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决定打破中国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危险情况，开始恢复与与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接触。他们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与三位美国作家联系，这三位作家，史诺，杰克·巴尔登和我，都写过比较深刻描述中国革命的的著作。他们在1970年，请了史诺，毛的老朋友和他的生平事迹的撰述者。中国表示欢迎我和家人去中国访问，而且想留多久就多久、想去哪就去哪。当我接到这个讯息时，史诺人已在北京，再次对毛进行访问。1971年4 月，正在我们着手打理在美国的事务、安排去中国的旅行时，乒乓外交震动了世界。我们4月23日抵达北京，在中国停留了七个月。我们本来会停留得更久，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担心我们的小孩回到宾州库兹唐镇小学成绩跟不上的话。在这7个月当中，我的女儿卡玛一直陪着我们，她在北京出生，在中国生长、受教育，英文也很过得去，在她帮助之下，我们得以一层一层地深入中国人的生活和内心的世界。如果这本书道出了真实的一些复杂纤细的纹理，主要应归因于她的参与。
　　在这七个月内，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周恩来总理到处为我们开方便之门：在北京二七车辆厂，我们留了五个星期，我还在车间工作了一段时间；在清华大学，我们停留了十八天时间，访问对立的两派学生；在山西中部的大寨，我们赶上了七月份最热的时候，在那里下田劳动、爬山，和大寨大队书记陈永贵多次会谈；最后在张庄村，我们伴随着负责整风的工作组，一直到秋收结束、为准备明年种植庄稼进行深翻为止。
　　我们此行看到的、听到的，实在不可能全部吸收。光是思考文化大革命问题，就足以占用睡眠以外的全部时间了。我们想要了解那一段非比寻常的动荡岁月，而同时我们还要对49年以来这一整段历史进行补课。离开时，我带回来十大本厚厚的本子，每一页都是写得满满的笔记，我还带回来一个脑袋，塞得满满的，都是所见所闻的种种印象，其中有很多是互相矛盾的。回家之后我写了《百日武斗》，描述了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的历程。
　　我还把五次访问周恩来的记录汇编成一个小集子，名为《与美国人的谈话》，但关于张庄的材料，却比较难以转化为成品。我们听当地官员的介绍，讲的一套一套的，但与我们看到的实况，和在别处听到的说法，却似乎有差距。文革的争论几乎总是导致对语句的意思的完整性的严重削弱，导致广泛的概念上的弄虚作假。人们胡乱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语，往往仅仅是为了拿它们作为公然背叛原则的遮羞布。无产阶级一词的意思就是我和我的朋友，‘资产阶级’的意思就是你和你的朋友，而你们，不消说，已经堕落成为‘帮’了。‘搞革命’的意思就是由我夺权；如果你夺了权，那就是‘反革命’。不管是谁当权，似乎总是能用最革命的词句，把自己打算做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过一阵，人头全变了，但庄严承诺、信誓旦旦的口吻，却一成不变，包装其说法的理论外壳似乎总是滴水不漏。这些当事人读过马克思和毛泽东，他们知道选那些字句来支持他们的论点。我发现很难形成一个清晰的框架，来评价所发生的事情，更不用说找到一个适当的讲述这个故事的形式。我着手写了几章，讲的是紧接着土改后的一段时期，后来就给自己的词句绊住，再也写不下去了。
　　1975年我有幸再访中国，这次是以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理事的名义去的。行程为期一个月。虽然这次没有机会去张庄，但我在北京碰到了两位张庄大队的干部，谈了好几个小时。1977年，我又去了张庄，在那里住了两个半月。1978 在张庄两星期，1980年，又是两星期，1982年，十天。这几次访问，带给我了新的视角和领悟，再回来看1971年的材料，就开始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了。此时中国的党和人民已经开始重新评价，所谓‘失去的十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讨论帮助我界定了一系列的历史阶段，其中最复杂的文革阶段，就似乎不是那么神秘费解了，即便对于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和错综复杂的矛盾还不一定能一下子就搞清楚真相。到了1978，有利于冷静分析的气氛取代了早几年的狂热，有的人开始有勇气实事求是，闹剧就说是闹剧，栽赃就说是栽赃，谋杀就说是谋杀。虽然政治的钟摆，不久又摆过了头，流行的种种极右观点，也没有多少客观性可言。但摆动本身就有利于通过反思形成新的视角，帮助人们看问题更加全面一些。
　　1973年之后张庄人民富起来了，这样的变化对于认识问题也是有帮助的。生产搞得不错，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人们更愿意畅谈过去的事情，作总结时也比较少带偏见。不需要因为事情搞糟了找一个替罪羊作为批判的对象，人们学会了放松，甚至在讲述过去所发生的不幸的事情，本人自己也会笑起来。有些人由于担心再度引爆派系矛盾，还是宁可不提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的事情还有什么好谈呢？语言只能撕裂开旧时的创伤。
　　《深翻》继续讲述《翻身》所开始的山西省的张庄村的故事。《翻身》讲的是这个村子从日本占领得到了解放，进行了土改，推翻了几千年来地主的统治。《深翻》讲的是中国农村分田以后，农民进行合作社运动的故事。
　　土改是急剧地重新分配财产的一次性的风暴，它为村民自治铺平了道路，而合作化运动则与此大不相同，它是被当作“百年大事”来进行的，它的向前发展是非连续性的，有时向左，有时向右，有时在混乱中倒退，甚至陷于停顿，接着又恢复前进，势不可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有的生产队，甚至在一个县的范围，1952年以来，产量增加了十倍，全国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优劣判然不同，发展不平衡，时而跃进，时而陷于停滞甚至说垮就垮，合作化运动一开始，就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最近几年，大约三分之一的单位，成绩不错，但另外约有三分之一的的单位，或者领导犹如封建土皇帝，或者大搞平均主义，或者就是不懂管理、瞎指挥，以致长期落后，其中不乏每年靠吃国家的贷款、补贴过日子的。尽管困难重重，多年以来，国家领导人，至少是在表面上，还是能维持坚定决心，致力于克服主客观所存在的一切阻碍农业发展的问题，培养出一个极其庞大的农村干部、积极分子的队伍；其中很多人为了，为了确保集体所有制的运转，经年孜孜不息地献身工作。本书中描述了一个个男男女女的故事，其中大多数都是这个庞大队伍中的积极分子。
　　《深翻》描述了张庄的生产者，如何从开始的痉挛似的互助，逐渐学会在一起干活；把土地、牲口、农具集中起来，创建一个有生命力的合作社；他们的合作社又如何地和别的合作社合并，形成被称为公社的联合体。它描述了张庄村民在全村都实行集体劳动之后，如何尝试了一个跃进：他们开始用本地的矿石炼铁；用自己的双手修筑水坝、水库和铁路；深翻土地，期待打破纪录的高产，结果却是大旱烤焦了田地，庄稼歉收，副业破产，生产单位太大、太集中，难于管理，以至于搞不下去了。
　　接下去，《深翻》描述了六十年代初，从集体向个体的倒退，其后的从新大干合作社的运动，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张庄的农民动员起来，炮打司令部，造反夺权，全力投身于改变这个世界；运动造成了村民的分裂，形成了铁杆的两派，为了权力而争夺权力，互不相让，其中最勇敢好斗的积极分子，走向了全面的内战。它还描述了解放军的士兵们如何地强行维持一个扭曲的和平，而党员们又是如何地尝试团结群众和干部，恢复基层正常的生活，和从新推动抓生产的运动，虽然他们的努力仅仅取得了很有限的成果。最后，《深翻》描述了1971年秋天当地和全国范围的深刻的危机。文革半途而废，毛年纪大了，而且身体越来越坏，林彪死了，周恩来遭到以毛的妻子为首的极左派的攻击。张庄的派别斗争趋于平息，但分歧还将继续存在。‘阶级斗争’的警钟还在鼓动新的对抗，老百姓却热烈不起来，步履维艰地迈入新的十年。
　　到了1980年，所有这些问题都严峻到了必须正视的地步，其中一些也找到了解决的办法。第三本书，《立春》将描述张庄的村民如何地从新组织起来；新、老积极分子如何地团结村民，分析生产搞不上去的原因，领导大队集体，在农耕、农机、小工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的突破性的发展；张庄，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爱闹分裂的、偏远落后的农村，转变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大队。《翻身》，《深翻》，和《立春》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北中国的小村子从1945到今天的一部纪实历史。
　　张庄历经三十年的时间，发展出了今天这样有生命力的形式，与此同时，也从过去的‘东亚病夫’转变成世界舞台上的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崭新的力量，对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美国不仅必须和它交往，还必须寻求共同的立场，否则就会轮到我们美国人在世界上处于危险的孤立的地位了。这也紧急需要像《深翻》这样的书的原因。寻求共同的立场，首先要求一定的了解。我研究和描述张庄的主要的目的，还是和当年写《翻身》一书的初衷一样，通过解剖一个小村，显示仍在继续进行的中国革命的实质。人们不禁会问，张庄的小天地有足够的代表性、能够反映中国革命的实质吗？张庄的发展所体现的是普遍的还是独特的经验？就像当年土改时期一样，政治的经验既有普遍性也有独特性。
　　1945年的张庄，从地主到雇农，都和大多中国农村一样，具有相同的阶级结构，也因此也面临典型的、严重的土地租佃的问题。而同时不同于一般农村的是，它是一个有很多天主教徒的村子，又是一个为日本所占领的村子，此外它还是一个一夜之间从外国占领和地主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村子，转变如此之快，让谁都感觉措手不及。这些特点带来了绝大多数中国农村所没有的张力。在后土改时期，这三个特点对当地的发展的影响，很快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代之而起的是后果复杂的工业化和城镇范围扩大的问题。张庄离长治市区只有不到二十公里地。四周农村地区有储量极大的煤矿和储量不小的铁矿。1949年之后，省里领导人决定把长治发展成工业城市。他们从新划分县界，让市政府能控制几个主要的煤矿，并拥有建设轻、重工业用的平坦的空地，再加上与外地联接的公路和铁路。从那时起至今，长治市的工业产量已经翻了数十番。原本属于山西潞城县的张庄，基本上位于长治的新工业区之中，因此工业区的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张庄村民生活的每一方面。张庄失去了五分之二的土地，但也得到了很多有利的条件：产业工人的粪便、厨房倾倒的垃圾；一个近在咫尺的市场，它可以容纳张庄生产的全部的砖头和蔬菜；搬运、交通、工厂雇佣合同工等等，提供了无数的就业机会。多年以来村民的非农业收入一直就远远超过耕作的收入。
　　如果说1948年的张庄可以被认为是偏远隔绝的中国农村的典型的话，今天的张庄就可以被称为中国城市四周迅速发展的工业郊区的典型。而这样特点就比朴素原始的农村更能贴切地反映整个中国变化的实质。如果说土改，作为一个农村的运动，为当年的张庄定了调子，今天的张庄就正在饱受中国现代工业迅速增长带来的各种复杂的潮流的冲击。文革就是最令人震惊的演示。从北京的大学开始，扩散到各地城市的大、中学，然后冲进各地的工厂，等运动到达农村时，往往就失去了势头和能量。在张庄却绝非如此，因为它已和城郊相连，因为一间中学已经迁入村中心地带（就在原天主教的孤儿院的旧址），中国首都发生文化大革命之后几个小时之内，张庄的运动就爆发了，而且在今后多年的张庄生活中，文革继续占有主导的地位。当长治的产业工人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之中，张庄的农民们就加入雇佣他们干合同工的矿、厂中的掌权的派别，矿、厂一旦产生了对立的派别，他们立即就把矛盾带回村里。村子成为工人、学生用手枪、步枪和手榴弹等热武器进行武斗的战场。光是自卫的需要，也就足以使得很多村民自己动手制造武器。
　　一般的规律是市郊的农民比偏远农村的农民更加持续地、积极地参与文革。在这个意义上，张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让人们看到为时代打上中世纪的烙印的，究竟是怎么样一种承诺和怎么样一种冲突。
　　今天的张庄肯定有其不同的特点，但它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村，是一个农民组成的共同体，以家庭为中心，受传统的约束。然而也极富创造力，热情洋溢的寻求改变。我不能不对当年那一个历史性的偶然感到欣慰，因为它把我送到张庄，而不是到别的什么地方。我选择了它，因为它是一个距离北方大学最近的基地村（即工作组的驻地）。我可以步行，早上去村里开会，下午走回校园教课。几个星期之后，我到了张庄，才发现大学已经搬到数百英里之外。我就留下来了，留下的时间长得足以让我看到土改运动的全面掀起，也足以让我深深的喜爱上了这个地方。从此，我关注张庄人民的命运，密切的程度一如我关注在老家最亲近的朋友和邻居的情况。另外，作为一个在美国从事农业的农民，我为张庄农民所渴望的农业技术的变革，作出了一些贡献。我们在一起制造了粮食烘干机，中心枢轴的灌溉设备，新使得耕作工具和玉米用的整套农机设备。1981年那次去张庄，我给支部书记带去了一个小型的缆吊装置,　我们在美国称之为‘跟着走’。经过四十次的实验之后，张庄的农机手解决了当地制造的技术问题，开始为上市场销售而生产。他们在全国打广告，为他们称之为“斑马牌起重器”产品促销。由于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双向的，我们的交流年复一年，越来越深刻，人们对我打开家门和心窗，我也不仅能够了解他们生活的外表的形态，而且还能了解一些从内部塑造那些形态的感情的源泉。我与张庄的特殊的关系，构成了编织本书的经线，但也造成了一些它特有的问题。社会研究似乎也有某种类似海森堡原理的规律性。根据该原理，我们无法同时测量一个基本粒子的速度和质量。正如在物理学中，观测一个粒子必然会影响原子的运动，在社会科学中，研究一个群体也必然会引起它的改变。在张庄这一个案例中，改变主要出于来自上面的干预。
　　自从村子因《翻身》而知名以后，山西省和晋东南地区就特别关注张庄，一次又一次地派工作组，企图打破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张庄所处的政治和生产的困境。在我们71年访问之前，他们突然撤换了村里主要领导，把全村动员起来，从铁路工地取回煤渣，铺在遇雨即泥泞不堪的路上，粉刷民居的围墙。他们还说服几十户农民买猪回来养。他们要让我们看到一个模范的社区，但除了有几条比较坚实的路，十几二十面新粉刷的墙，新添一两头猪之外，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见到成效。张庄的人一如既往地、快快活活的过他们的日子，干活也许不那么起劲，但在本村戏院上台唱戏，可真有声有色。从外面派来的干部，没有足够的实用知识，来分析、判明真正造成生产瓶颈的因素，更不用说去客服它们了。外来的工作组所能做到的，是让村民都有机会发牢骚、吐苦水，从而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问题和心态。当张庄人齐心协力的行动起来时，动力是来自内部，所依靠的是他们自己的资源；他们采取了创造性的办法解决问题，这是上面的领导不可能想得到的。如果说上面来的的干预从长期而言，并没有使张庄转变成一个样板，但的确还是对这个村子在很多方面产生了不易估测的影响。如果《翻身》这本书没有问世，我不敢说作为我们调查研究对象的这个村子，会和今天的张庄基本相同；而有鉴于干预的必然发生，我也不能说本书中任我自由地研究观察的个人，没有因之受到影响。闲话传的很远，往往会在所及之地带来原不应有的却令人尴尬的影响。书中很多人，我不得已地替他们用了假名。只有那些老一辈的男女人物，人们从《翻身》中已经读到过他们，还有一些他们的子女，由于他们的长辈对本书的叙述比较重要，我们使用了真名。所有其他的人，所有在最近几年起了带头作用的年轻人，我们都一概使用假名。有些在文革中派别对抗中影响较大的高层次的活跃分子，我们也使用了假名。由于有关文革这个不寻常的时期的所有的报导，都可能带有偏见，我很不愿意因为把一些个人和一些极端的事件系起来而影响到他们的事业和前途。至于那些争议性比较小的公社、市、地、省一级的人物，就让他们以真名实姓出现。国家领导人，不论是否有争议性，都很难采用匿名的办法。何况本书也没有什么关于他们的别处没有公布的独家报道，我因此决定该报道的还是报道。
　　我认为，不能因为有上面来的特别的投入和其他的特殊情况，就做出结论，判定张庄不是一个很适于研究中国农民生活变化发展或至少是城郊农村变化的地方。当然，人们还是能质疑，仅仅通过访谈、观察和偶尔参与社区生活和工作，究竟能否深刻描绘出这个社区的真实图像。在《翻身》一书的序言中我写道，书中所描述的历史的细节不一定全部真实的话，它的主要的内容和所反映的精神还是包含了真理的。至于《深翻》的内容是否也是如此，就比较难说了。我在这里最终汇集成书的肯定不能算是有关张庄的一部一言九鼎的历史巨作，它毋宁只是将人们的回忆汇集起来的口述历史，大多数提供回忆的人，都是基层的小人物，他们参与了49年之后的农村重建的工作，亲历了此一动荡的年代。由于每一个提供材料的人都是陈述他们自己的经验和观点，他们的说法有时难免互相矛盾。由于本书的故事跨越很长一段时间，也就不免留下许多待补齐的空白。由于我不能解决所有的矛盾，也不能补足所有的空白，书中的故事有时会给人不连续的感觉，然而每一节都反映了所回忆的实施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几个原因使我认为，这些章节所描述的故事，综合在一起，也许不能像土改时期所汇集的材料那样比较全面的反映真实的情况。首先，《深翻》一书的背景，就远不是《翻身》的背景所可以比拟的。为了说明白张庄村内的政治，就必须描述张庄四周地带、市、地乃至省里的有关情况。视角越广，就越可能发生扭曲和失误。讲地区的情况，就不可能像讲村里的事情那么细致和全面，更不用说讲省里的事情了
　　此外《深翻》的时间跨度也远比《翻身》长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风向改变了，人们对于所经历的事情的态度也改变了，至少是他们愿意提供的说法改变了。当党推行一个政策时，人们拥护它，等到党开始批判这个政策了，也就不再那么热烈地拥护它了。互相抵触的故事。不仅可能来自不同的个人，而且也可能反映了同一个人先后不同的态度和说法。
　　之所以前后态度变化如此之大，一个原因乃是由于对土改之后应走的道路缺乏全国性的共识。这和当年民主革命时期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运动，历时超过一个世纪，推翻了封建主义，粉碎了外国干预，过程中，涌现了一系列的杰出的领袖，最终出了个毛泽东，他们为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各阶层亿万人民参与了这一个统一战线，因为他们一方面痛恨地租、剥削，反对腐败的地主、乡绅；另一方面他们渴望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文化的统治。虽然在干部执行时，也会因左右摇摆，而造成政策的扭曲（在一个层次上《翻身》主要就是一份关于左右摇摆影响政策的过程的报告），谁是需要打击的敌人，谁是必须争取的朋友，那些封建财产必须没收、资本家的财产需要保护，根除何等封建文化、创建何等民主文化，这些问题是十分明确的。任何人想要总结内战之后土改时期所发生的事情，都能借重同一个理论镜片聚焦观察共同经验所累积的知识。我不必为《翻身》打造一个周到自洽的理论框架。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袖人物通过一个世纪的斗争，已经创造了这样一个理论框架，它的确能反映我所经验的现实。
　　1949年之后，还没有人能打造一个类似的政治共识。新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毛领导中国人民，立即进入一个新的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但显然他并没有能说服大多数其他领导人，同意他为这个阶段取了一个正确的名称，或为它指定了适当的纲领。看起来，他也没有得到足够多数的中国人民的同意。我的印象是大多数的农民，打心里拥护毛的“社会主义”。但是有证据显示除了北方老解放区以外（那里早在1948年就进行土改，建立了一个新型的社会，而合作化是靠显示优越性一步一步扩大的），人名群众的响应并不坚固，有时则流于空洞。整个南方地区大量南下干部涌入，他们搞合作化运动，往往太急、太快、太死板，过于强求群众的接受和运动持续的成长。
　　1949年以来，缺乏战略共识，对于中国的建设，影响至为巨大。后土改时期，经常导致政策扭曲的左右摇摆，虽不是前所未见的新情况，但是由于没有共识，现在的摇摆就往往会比过去的摇摆更走极端和更具有破坏性。由于一部分重要的领导人不同意战略目标、不肯大力推行，往往会因此妨碍政策的执行，使新的政策、措施滞碍难行。但是同样的这些领导也有可能故意反其道而行，过分加大力度和加快速度，其实是意图造成对政策措施乃至整个运动方向的疑惑和不满情绪。一旦极左的错误使得激进的方案显得荒谬绝伦，那么代之以较保守的方案就变成很容易的选择了。不管是否有人真的实行了这样阴险的计谋，客观而言，球是往另一个方向反弹的。
　　1949年之后，非原则的权力斗争也加剧了左右摆动。和49年以前相比，斗争的的性质改变了，不再是为了领导革命运动的权利，而是为了争夺统治国家的权力，这个差别使得个人和集团间的冲突变得格外尖锐，不久就就带有你死我活的性质了。随着政府机关越来越具有传统官僚体制的所有特点，中央集权、权力不受制约、只对同僚长官负责等等，这样的冲突也越来越频繁发生。在等级分明的制度中，有野心的个人，做决定往往根据的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要紧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讨好上级。如果上面要求解散基础不健全的合作社，下面就不管好坏，统统解散，为的是表现自己的热情和能力。如果上面要求以粮为纲，下面就大搞粮食，林、渔、牧、副统统不管，为的是表现自己干劲冲天。
　　本来是旨在小幅度纠偏的措施，到了村子里执行政策时，就变成刮台风，路过之处，所向披靡。当上面又来采取补救的措施，即便原意很好，下面台风风过境的灾区，不免又要刮起一场反向的风暴。在中国，这叫“一刀切”。刀落之处，即便是最基层的生产队的干部，也往往不得不争相搞攀比。难怪农民都得到一个结论：要想“客观”，首先必须摸清风向。
　　今天中国的政论家们指责说，过去政策失误的根源，是因为很多人的头脑里，特别是党领导的人，还有太多的“封建思想”的残余。他们说之所以有这些落后的思想，是由于他们‘农民’的出身。但对一个局外的观察者而言，显而易见的应该是：鲜活的、体制性的封建主义，仍在以各种明的或暗的形式，时时刻刻强化“封建思想”。这里首先必须正视的是庞大的政府机关在对待问题时，几乎和历史上各朝代的官府的反应一模一样。巩固政权和维持官府的特权和威信，总是最高优先。甚至可以说今天中国种种对抗冲突的根源在于政府机关本身的性质和形式，它是士大夫统治制度的现代版，为民做主，所有的事物无一不在管辖范围之内。但这个理论，对于历经革命动荡的一代人，实在太不堪设想了。还是将落后与停滞怪罪于农民，怪罪于农民出身的干部带进来的农民思想，设想用现代教育来治疗愚昧，这样的思路让人舒服得多。
　　毛的倾向，显而易见的，是把责怪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他这种观点引出了一整套理论难题，涉及范围太广，不是我们在这里能够审视的。
　　我的意思是，不管怎么说，关于中国所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认识上还存在着混乱；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政策，尖锐的冲突将继续存在。冲突不仅涉及是策略手段问题，更还涉及基本的战略问题：中国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革命阶段？中国现今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劳动人民应该和什么阶级、阶层结盟？是否还有敌对的阶级或阶层？斗争的矛头应该指向谁？
　　要为过去三十年写一部能做出定论的历史，就必须要从思想上的混乱中，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必须发展出一套理论，足以全面的解释事实，所有的事实。很明显的，提这样高明的理论，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也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也许还需要整整一代的中国和世界的学者的的努力，才能厘清这三十年历程真实的意义。我所能做到的最多只是细心的聆听人们告诉我的一切，尽可能避免来自过去的经验的偏见的干扰，然后把看起来最有意思的部分写下来。用中国的成语来说，就是抛砖引玉。如果这本书，这个肯定有不少谬误，甚至会被中国人视为不自量力的关于张庄的报告，能引起中国的某个人，写出一本关于某一个村社的编年史，而且理所当然是由本村的村民写出来的，作者和村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够意识到复杂的关系网中每一个细微的因素，前进（也可能是再一次的倒退）的过程中的每一个微妙的转折和扭曲，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将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与此同时我很关心合作化运动的前途和众多村民的命运。在目前，一些个别的村落，包括张庄，搞得比较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总的来说，这个运动，因为受命令主义、消极停滞之害，正处于涣散、溃退的形势之中。大寨大队多年以来一直是自力更生、为公精神的典范，现在却遭到了基于可疑证据的批判，说它受到上面的补贴，成绩都是假的。人们过去把合作看成通向解放的道路，现在却指责它是共同贫穷，是“吃大锅饭”。获得翻身解放的农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梦想被一个老旧的法则所取代了：必须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正是这个法则，过去曾经让亿万人民吃尽了苦头。
　　在土改结束的时候，我写出了我确信为真实的看法：农民逐渐学到了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道理，“任何个人，只能通过参与共同的斗争，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通向一个人的翻身的道路，存在于通向所有人翻身的道路之中。” 最初是中国北方的几户农民开始，自发地靠“三条驴腿”或“五条冲垮的沟渠”等组织合作生产，三十年后的今天，国家的领导人抓住内地农村的落后、停滞做文章，质疑合作劳动的基本理念。他们正在大力推行新的生产制，把物质刺激说成是包治百病的万灵丹。他们正在鼓吹让个体承包土地、牲口和农具，盈利、亏损一概由个体负责。将近百分之三十的农民，都在当地搞了土地承包制以后，不得不离开土地，搞家庭手工业，或者沦为路边卖东西的小贩，一旦到处都挤满了小贩时，乞丐还会远吗？
　　我的写作过程开始于许多年之前，当时的初衷，是想描述与土地密不可分的人民，逐渐学会以合作代替竞争，寄信心于群体的行动，和发扬先公后私的精神。在官方的优先秩序突然逆转之后，《深翻》和《立春》可能将被证明不是原来所设想那样的挑战性的史诗，反倒有可能，被证明是一部会让读者感到不安的纪实，因为它们记录了合作之梦由兴起到没落的过程，因为它描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或许也是最有勇气和魄力的社会变革，如何走向停滞、衰败的故事。

1983年　丁于美国宾州弗利特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