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意想不到的曲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三　意想不到的曲折

　　会见了张庄许多朋友之后，我首先想搞清楚的是那些在1948年未见结果的事儿。申仙娥离婚成功了吗？王文则“过关”了吗？陷害小全儿的凶手找到了吗？然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太出人意料了，简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申仙娥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她的父亲在她还未满结婚年龄时就强迫她提前成亲。她的未婚夫王文则，1945年是张庄治安主任，他父亲叫王雨来，当时的农会副主席，他们有权却不守法。这两个党员父子威胁仙娥的父亲说，如果不同意赶快成亲，就说他是反革命，就告到县法院说他帮助孙神父逃跑（申仙娥的父亲是一个天主教徒）。仙娥到王家后，父子俩对她都不好，不仅强迫她长时间地干活，而且还经常打骂她。有传闻说她的公公企图调戏她，这个年轻的媳妇每次拒绝公公的调戏，就要遭到狠命的毒打。后来，仙娥说她要揭露这一切，他们就更狠命地打她。1948年8月间，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得站在群众面前检查自己的工作，仙娥于是终于鼓起勇气到“妇联”去请求帮助。她说，她愿意在公众面前控诉她的丈夫和公公，条件是政府准许她和王文则离婚，这样，她就能离开王家，躲避报复。
　　仙娥敢于面对村里这两个新恶霸的勇气和对王家的控诉，改变了全村人与这一对父子较量的形势。仙娥一上台，村里所有其他曾对王家父子有怨恨的人也跟着有了说话的勇气。最后王文则和王雨来不得不在群众面前低下了头，发誓要改邪归正。
　　但是，1948年8月我离开张庄时，县里的领导还没有对仙娥的离婚做出定论。他们把她的丈夫王文则送到了一个为“过不了关”的党员举办的特殊培训班去学习了。自从在群众大会上控诉了王家父子以后，仙娥一直住在娘家，以她看来，这并非长久之计。就算王文则成了一个改进了的共产党员、治安主任，她也不想继续维持他们的婚姻关系。没有正当的离婚，她的社会身份就不清楚。一个长住在娘家的已婚女人，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不被当人看，甚至没有再婚的权力。尽管仙娥急于就这个问题达成法律的协议，但区公所却迟迟不做决定。在张庄，还从来没有一件以离婚而结束的婚姻，大多数人从原则上反对离婚，不问缘由。这些人当中就有那些虐待媳妇已习以为常的婆婆们，她们觉得一个年轻媳妇可以如愿出走，离婚，甚至还可以再结婚真是大逆不道。革命政府必须支持正义，必须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但同时，他们又不能太超前，不顾忌整体群众的反映。对他们来说，在广大群众对离婚还不能接受的时候，政府的步伐就要放慢，多做耐心的说服和教育，直到多数人都能理解。这就叫“群众路线”。
　　这是仙娥离婚案拖延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1948年党的整风运动中的极“左”倾向歪曲了党的整风运动。地区领导发动全体群众对党员干部的工作进行检查和批评，目的是为了教育和纠正一些工作中有不良作风和倾向的农村党员干部，但有些人却刮起了一股对当地干部怀有尖锐敌意的风。这些人要求土地和财产绝对平均分配，要求每一户贫农家庭都能得到足够的财产来保证自给自足。这种要求是不可能得到的，因为从整体来讲，没有那么多的财产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因为他们提出的要求没法得到满足，这些人就把整个土改运动看成是失败的，把领导土改的积极分子说成是无能的，甚至是贪污的。他们把这些积极分子当做敌人来进行攻击，象对待地主、反革命一样对待他们。在这种气氛中，上级干部偏听偏信，对下级干部做了许多不公平的事儿。他们用撤职来惩处那些只应该受到批评的人，用拘留和审训来对待那些只应该被免了职的人。这股风一刮起，就没人能控制得了了。一方面，由于老百姓在如何正视干部的问题上毫无经验，他们不知道他们批评意见会被上级怎么处理。而且，由于害怕受到打击报复，许多人认为，把这些基层干部撤掉比批评批评但仍保留权力好得多，因为，如果这些干部仍掌权，他们也许会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
　　1948年夏天，在党开始纠正极“左”倾向带来的问题时，没有人急于处理仙娥的离婚案。领导们觉得至少需要全面了解情况吧。也许这位新娘反映的情况言过其实；也许这桩婚姻不是一无是处；也许王文则承认了他在工作上和生活上所犯的错误，并痛改前非后，还能得到仙娥的尊重，两人还能重归于好。因为王文则坚决反对离婚，认为这是严厉的惩罚，所以，领导们觉得最好还是慢慢来。整风以来，已经有了许多对给基层干部的过分行为，所以没有人想再雪上加霜。这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矛盾必须根据其总的性质和特殊问题的具体情况来处理，主要的负责干部至少应该详细了解具体情况。
　　这便是拖延的第二个原因。最后，尽管王文则在干训班上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以一个“过了关”的合格党员身份回到了张庄，仍担任治保主任，但政府还是批准了申仙娥离婚的申请。尽管王文则始终不同意，但他的妻子在法律上有权离婚。政府并不认为离婚是一种惩罚，而是王文则自己虐待新娘带来的后果。到此，这件事情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后来，仙娥又嫁给了一个住在马厂的农民，他们生有三个孩子。因为我对仙娥的美丽有如此深刻的印象，并且热情地描写过她的故事，一位公社干部对此产生了好奇心。能给一个外国朋友留下这么深的印象，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当他看到仙娥时，大失所望。对他来说，这位四十多岁的三个孩子的母亲一点儿也不美丽，她和上党所有农民的妻子并无两样。显然，他对我的说法，即1948年的仙娥是一位年轻丽质的新娘，感到怀疑。

　　但这还不是张庄第一桩离婚案的全部故事。仙娥离婚后，又结了婚，不情愿离婚的王文则后来也再婚了，他选择的伴侣简直是让人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王文则竟然和胡雪贞结了婚，就是那个妇救会主席，那个负责动员仙娥在群众面前控诉王雨来和王文则，那个负责帮仙娥离婚的胡雪贞。当年正是因为她支持离婚，并说服了妇救会的大多数人，县里最后才批准了仙娥的离婚。
　　胡雪贞竟转过头来嫁给了臭名昭著的治保主任王文则，这简直比故事还离奇。这一对儿是怎么处到了一起的呢？胡雪贞不是比王文则年龄大吗？她不是他的严厉批评者吗？再说，她不是已经结婚了吗？是的，胡雪贞是结过婚的，她的丈夫当时在“抗大”当医生，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后来抗大部分转移，他就随队走了，最后到了北京。进京后，他给胡雪贞写信，让她到北京去。但雪贞不想去，她不想离开张庄，不想离开家乡到千里以外的北京去当随军家属。
　　这样的决定似乎是违反常情的。过去和现在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妇女宁愿不惜一切代价寻找机会离开家乡到北京去生活和工作，还有成千上万在北京工作的男人不能把他们的妻子办到京城来。他们在北京工作，而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们却不得不呆在他们出生、长大、成家的农村。假如不是国家控制得严，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会叫北京吃不消，那时，住房和商品的供应就会崩溃。
　　有这么多的人渴望到北京去，为什么胡雪贞却不愿意去呢？只是因为不愿意离开她一直生活的张庄吗？这也许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山西人是以恋家出名的，他们特别忠实于生育自己的家乡，他们是不会轻易地被说服离开自己靠多年的积蓄、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才修起的主心屋的。不过，胡雪贞不想到北京去的真正原因好象是她对丈夫的性格有看法。她告诉我，他对她很好，为了让她晚上能开会，他甚至亲自做饭，但人们传说他是花心男人，用情不专，是善于就地取材的那种人。部队开到哪里，他的感情就开到哪里。所以，胡雪贞的第一次婚姻并不象我在《翻身》中描写的那么理想。胡雪贞不愿到北京去继续他们的夫妻关系，于是提出了离婚，并得到了准许。
　　有了几千年强制的婚姻稳定，今天，在张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女人离了婚。雪贞和文则都是共产党员，以党员干部的看法，为什么两个离了婚的党员不能结合呢？走这一步不仅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干部们找雪贞和文则谈过之后，他俩都同意了，后来就结了婚。从来没有人说过他俩的结婚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结合，但也没有人说过这是一场灾难。雪贞向我们保证说，文则从没打过她；文则也说雪贞是个很出色的家庭妇女，她对他照顾得很好。很难说，他俩之间是否有感情。1971年你还不能从外表上判断夫妻之间内在的感情。在表面上，他们好象谁也不怎么搭理谁，不过这是农民夫妻间一种常见的现象。后来，雪贞病了，好多年也不见好，所以也就完全退出了村里的政治舞台。文则是第五生产队菜园的领导，这个菜园占地36亩多，为了管理和保护好他的菜地，他一般就吃住在地里搭起的一间小棚屋里，所以很少在家里呆，因此，两人争吵的机会很少，也许俩人都感到这个安排比较好。

　　比仙娥离婚的故事更离奇的是张全儿的事儿。在《翻身》中我曾写道，1948年3月，几个信仰天主教的农民发现工作队干部张全儿手脚被绑，嘴被堵着，半昏迷地躺在张庄后街的一口井边。显然是有人打了埋伏，在他的嘴里塞了毛巾，绑起他的手脚，然后拖到井边，企图扔到井里，但后来由于什么原因，把他扔在井边便逃跑了。这次我想知道的是，攻击张全儿的人找到了吗？出乎我的意料，答案更是希奇古怪，可以说找到了，也可以说没有。
　　小全儿是潞城县五区工作队的队员，他是那个区的积极分子，被派到张庄来帮助复查土改情况，开展党的整风运动。对土改干部的任何致命的袭击，都被认为是反革命罪行，按当时的情况，人们最怀疑的四名对象是：农会主任，控制着治安工作的王雨来；治保主任，王雨来的儿子王文则；民兵队长李洪恩；副村长王喜友。县法院抓了这四名嫌疑犯，并在县监狱里关押了几个星期，但最后由于没有证据又把他们无罪释放了。6月他们四个人回到张庄，每个都以不屑的神态阔步于街头，威胁那些提供他们犯罪证据的人，其中之一就是王文则的媳妇仙娥，因为她曾证实从小全儿口中取出的毛巾确实很象雨来家中的那条。
　　1948年8月，我离开张庄时，工作队宣布这四个人是无辜的，工作队没有解决了全儿的问题，也没有再抓任何人。我个人怀疑那天晚上在井边发现全儿的天主教徒们，他们对雨来及他的亲信们有意见，急于收集他们犯罪的证据，这些人当中肯定有嫌疑犯。但无论是村里还是县里都没有找到他们犯罪的证据。这次回来我才知道，全儿的事儿在四名村干部被从县监狱释放的前几天，也就是我离开张庄的几个月前就有了结果。结果出人意料！根本没有人攻击张全儿，是小全儿自己把自己绑了起来，往嘴里塞上毛巾，打了自己，然后又自己躺在井边上的。
　　县里通过小全儿自己的坦白了解了真相。但他们不想立即把事情的真相公布于众，因为他们害怕这四位受了委屈的村干部做出什么不合适的事情来，因为在井边发现了小全儿，没找到什么确凿的证据，警察就抓了他们，关押了几个星期，还打了他们。
　　王文则当时对潞城县监狱的看守说：“我不在乎你们怎么打我，你们可以打死我，但我决不会承认这个罪行，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干！”他的父亲王雨来和另外两名干部也都很坚决。真相大白后，县里释放了这四名无辜受害者。如果这四人发现根本没有人攻击全儿，是他自己干的，谁敢保证能控制他们的怒火？谁敢保证能阻止他们的报复？
　　于是，县领导决定让这件事儿先冷一段，让火气冷静一下，记忆淡薄一下，等他们把小全儿重新安排到别的地方以后，再告诉大家真相，并希望所有受牵连的人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些事实。
　　可是小全儿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回答很简单，他不愿作为工作队的队员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南下，到长江流域去开辟新的解放区。象胡雪贞一样，他热爱自己的家乡，不愿离开家。他还觉得，如果南下，到战争地带去，他可能会丧命，他的自我攻击是逃避的一种手段。假如他能在张庄假扮反革命的受害者，他也许能逃避在别的地方真的成为反革命的受害者。再说，他还可以摆出一付英雄的架子。李村沟的一名干部就是这样做的，他做为阶级斗争的受害者，平安无恙地呆在家里。
　　小全儿实现了他的最低目标——幸存下来，他没有被送到激战的南方去，或其它危险的地方去，但做一名英雄的梦却破灭了。他的所做所为毁坏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名誉，留党察看了好长时间，最后让他去干杂务活了。

　　这次到张庄还有一件使我们意想不到的事儿。
　　年轻的干部张贵才在1948年退出了公共事务，因为他厌恶政策变的太“频繁”，也因为在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有了地，有了一些农具，有了一头猪，娶了媳妇并生了孩子，革命对他来说到头了。可现在他却是张庄的党支部书记。
　　而1948年村里领头的党员张兴岁，也就是后来担任了许多年村党支部书记的张兴岁却不掌权了。40年代，他领导张庄经历了土改运动，50年代，他又领导土地合并、合作化运动，60年代，他却干起了投机买卖，他学着如何从房屋的买卖中得到好处，还被指控滥用公款，后来被免了职，最后大队安排他去为集体养猪了。
　　这一切多么不寻常。曾经领导张庄经历了激烈的土改运动的人，最后去养猪，而曾“停止革命”，在家享清福，想过小日子的人却担负起这个复杂的大集体的重担。
　　又一次，真实生活看来比故事还离奇。谁能对这些角色的颠倒做出预言？

　　在当天和以后几天与张庄人的交谈中，大家为我写的土改故事做了补充，并纠正了一些不正确的记录。当张贵才和张兴岁知道了张天明在我的书中充当何等重要的角色时，他俩都笑了。我把张天明写成张庄的第一个党员，是解放后张庄第一届村政府的关键组织者，是动员百姓们起来控诉地主罪行的主要负责人。
　　“可天明并没起那么大的作用。”兴岁说。
　　“他的确不是村里的第一个党员。”贵才坚决地说。
　　我说：“可他告诉我他是呀。”
　　“不，那不是真的。这是你偏听偏信。实际上师才元是第一个党员。但我们几个在建立村上第一个党支部，组织声讨会上都起了作用。天明只是其中之一，我们中间没有谁是‘翻身’的英雄。”
　　他们的话好象理由很充足，即便如此，事实还是难以抓住。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看重自己的作用而容易贬低别人。天明，在1945到1948年期间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以后，又于1949年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他没把村里的工作领导好，几乎和所有的村干部都不和，后来就下了台。再后来，他在长治的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于是大部分时间在长治度过。在厂里有了工作以后，他把自己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厂党支部，成了一名工人积极分子，不再是农民了。虽然家仍在张庄，家里的人仍住在张庄，但他自己却只在星期天和节假日才回来。近30年以后，他退休回到了张庄，又成了村里的积极分子。现在，他给第二生产队当政治指导员。
　　与此同时，张兴岁、张贵才、郭真宽和其它张庄早期运动的领导人则带领张庄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几十年以后，他们又说天明没在土改运动中起那么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如何证实这一点，这与回忆是有明显冲突的。

　　所有与我谈过的人，都对我在《翻身》中描述的另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根宝的转变。根宝是一个对土改持有异议的农民，他谴责土改运动，伤害了村长张存喜，扭伤了他的拇指，并从村拘留所两次逃跑。我在书中说在1948年7月新村委会成立后的第二天，根宝接受了人们对他所作所为的批评，次日清晨乖乖地到一家军属的地里去干活了。为了改正他的陋习，村委会让他到一个在前线去打仗的年轻人家里干15天活儿。那天早晨，我看见根宝向地里走去，就以为他已经自觉接受了新选出的村委会的领导，并决心守法。
　　兴岁、贵才、真宽和其他在场的人听到这儿都笑了起来。
　　“根宝心里并没有变，”兴岁说：“他能那样乖乖地到地里去干活，是因为头天晚上存喜和王满喜‘收拾’了他一顿，狠狠地揍了他。因为他打过存喜，差点儿把他的拇指给折断，还因为他们把他锁起来以后，他不老老实实呆着，两次逃跑。他们忍无可忍，觉得说教没用，就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后来，他是不想再挨揍了，才按他们的话去做。
　　“实际上，他们打他的时候，因为在大队办公室后面的旧孤儿院里，我就过去了，看见了里面发生的事儿。可我没有去阻止他们，只是说：‘小心点儿，别伤着骨头，千万别打死他！’”
　　显然，我过高估计了说服教育在1948年的张庄所具有的功效。张庄已经开始了民主的试验，人民已经参加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选举，选出了勇于献身的人组成的联合体，他们既有威信，又有领导能力。但是，在理论上设立的民主程序与实际的管理村庄的过程是有差距的，特别在维护法律和秩序方面。旧乡土中国长期存在的暴力不会轻易地让步于说服、教育和正当的法律程序。令人悲哀是，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