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四 观光
走出被守卫的大院和紧锁的大门，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村里各处走走，然后再到村周的田野去看看。前一天的洪水使村里受害不浅。传教所大院对面一个院子的院墙倒塌了，砸到了一间旧土屋的屋顶上。我们看到一个民兵急救队正手持铁锹把倒塌下来的土装上平车，拉到田里去做肥料。村里还有好几处屋顶和院墙倒塌了。假如老天继续下下去，将会有更多的房屋倒塌。连续不断的大雨淹没了所有的地面，没给人脚下留下一块结实的地面。
假如再下下去，谁也不敢担保地里的庄稼能有所收成。雨水在地面形成了许多齐踝深的水洼，如果水面继续上升，不久就会出现一片湖泊。
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我们很难集中思想去观赏村里的景观。不过，仍有一些变化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暂时忘却了灾难，看到了成就。在日本侵略者碉堡的废墟上，村里盖起了能容纳400名学生的学校，有教师30名。在麻池的对面，也就是原来师才元开杂货铺的地方，盖起了一个比古教堂的中殿还要大的礼堂；一排大队办公室，一个理发店，一个卫生所，一个药房，还有一个配电室，周围修起了院墙，把这些机关圈在了一个大院里。大院的后面，还有一个小院是粮食加工厂，加工厂用电加工粮食，取代了传统的用石碾、靠人力加工粮食的办法。加工包括去皮、磨面和筛面。
大队办公室的南面是新修的合作商店，这是一个长长的平房建筑，干净而亮堂。通间的柜台把商店分成了前后两部分，沿着后墙，是下起地面、上至屋顶的排货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商品，有各种颜色的棉布、棉线、缝纫用具、锅、勺子、暖壶、水果罐头、食油、饼干、自行车、车胎等等。繁荣的农村生活所需的生活日用品应有尽有。1948年张庄的情况与现在简直是不能相比的，那时候，才元的杂货铺只有棉布、食油和几样硬饼子。那时候，除非等到一年一度的秋季，到每年张庄分红以后，村民们才能到长治市里去买上一根针或一个顶针，平时在张庄是买不到的。
比这些公共建筑更引人注目的是1948年以来村民们自己新盖的房屋。251户修了1015间新房，（一间宽约10尺，也就是两根支撑屋顶的房梁之间的距离），这大约等于土改时期全村房屋的总数。新建的房屋都很大，都是一层半结构，砖基、木门、木窗架、玻璃窗户，所有露在外面显眼处的木头结构都漆成了耀眼的红色或者蓝色。这种宅子是过去地主和富农们一发家就盖的宅子。现在，所有的新建筑都达到了“乡绅”的水平。
无论是新宅还是老院都栽着各种花卉，五颜六色，把村子里原来不显眼角落变成了系列的花展。我不记得1948年在张庄看见过鲜花。
花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显示人们的生活品质。树木也是这样的。早1953年，张庄就成立了林业小队，将部分农地变成专门的苗圃，林业队的队员们栽了几万株树苗。他们把这些树苗移栽到村街的两旁和大队的田边。这些树苗大多是白杨，长得很快，大部分已有三丈多高，繁茂的枝叶遮住了整个村庄，从而改变了古上党典型的荒凉、风沙的景色。树木改进了解放前那种凄凉的、半荒的、受太阳烤晒的、受老天肆虐的土地，开辟了一个绿荫遮蔽的，街道、小径、庭院交错的群落，减缓了一年四季各种暴虐的袭击。
然而，树木和花卉只不过是村里所有植被的一小部分。除了花卉，每个值得自豪的大庭院里都有种着玉米、豆类、瓜、白菜的小型菜园。大雨过后，这些小菜园疯狂地成长，和墙一样高的玉米杆正好做豆类的爬杆，瓜秧爬了一地，遮住了地面，几乎把白菜也遮住了。
虽然许多家庭从小菜园里得到了重要的蔬菜补充，但这些菜园只是每家每户的几十平米院子里的空地而已，还不算在按集体章程分配给农民的自留地范围。人们的自留地分布在村子外头，但是大家早就把自留地联合起来集体耕种了，自留地的收成在集体账本上是单列的一笔。因为国家对自留地不征粮税，张庄人把这些免税、免交公粮的地看成很重要的福利。但就各家自己耕作自留地的问题，大家否决了这个做法。大多数人愿意把自留地和大田一样让他们的生产队集体种庄稼。
随后，我们离开村子的范围，往西向水库的方向走去，然后又向南穿过一片最好的庄稼地，在往李村沟的斜坡上的砖窑上停了下来。后来又重新沿着旧的马车道向北返，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村街的南端。
这次田野的行走使我们看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小块地不见了，都成了大田，一块大田约有10亩、15亩、甚至20亩，这些能适应机械化耕作的大田使我们感到吃惊。就象土地合并一样，人们把他们的打谷场也合并了起来。他们放弃了几十个靠村边的权作打谷场的小块硬地，修起了6个大打谷场，每个生产队一个，每个打谷场上都修有房子供社员存放农具和工具，还可以贮藏打过的粮食。除了这些新造的打谷场，每个生产队还有一个饲养院，队里的马、骡、牛、驴都圈养在这儿。饲养院与打谷场不挨在一起，而是在村边的农家院子中间清理出来的空地上。
我们穿过农田，跨过了连接新水库和村里的灌溉河渠，它好象一个箭头指向正西，延伸了好几里，在附近我们发现了几条支渠，很多水闸，还有一个大的抽水站。据说这儿是第二抽水站（第一抽水站在水库边），这个抽水站还在修建中，紧挨着它的是未平整的、未开渠的农田。十年动员以后，这一失败里面有一个很长的、很复杂的故事,我们几个星期以后才搞清楚。然而，即使张庄人没有灌溉多少土地，他们却从大水库里把足够用的水引进了村，这不能不说是一条大新闻，这在1948年恐怕是不敢想象的。为什么张庄的土地仍然遭受严重的干旱？ 除非持续的干旱使水库干涸，我们找不到其它客观的原因。
在那些充满险情的日子里，干涸不可能是问题。黄昏时分返回村子时，我们看到一排解放军战士扛着铁锹和镐头向北小跑步而去。他们是要到水库去保住排洪道上的围堰，水库里的水位离水库最高处只有6寸了，驻地部队和附近动员起来的农民加高围堰的努力还是赶不上洪水的暴涨，解放军的救援部队正奔向现场增援大坝。整个长北地区笼罩着令人焦虑的气氛。
如果天不再下雨，大坝和围堰也许还能保住，但如果老天再下，大坝和围堰会怎么样呢？ 这个险情让人们的心每一刻都悬着。
地里的庄稼看上去倒满有希望，但比我们前天在晋中的大寨看到的庄稼差得远。张庄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玉米和高粱的种植密度太稀，以致每亩的产量超不过250斤，移植的豆类也很稀，连续的大雨，促进了一些庄稼的生长，当然水涝同时也阻碍了另一些庄稼的生长。在靠近公路的大田里，玉米和高粱直立在1—2尺深的雨水中，假如农民们不赶快想办法排掉这些地里的积水，他们就会丧失这里的一切庄稼。如果说玉米、高粱种植太稀，那么谷子也一样，虽然谷穗长得很好，但地里却是稀稀拉拉的。另外，我们还看到了种植密度很稀的红薯地。种植密度好象是张庄的主要技术难题，给我们带路的队长张贵才批评自己的第二生产队没给薯苗喷洒杀虫剂。第一季度苗全都得了病，而第二季度又种得太晚，正好赶上了春天的大旱。
我们估计，如果下一阶段的天气较好，整个生产队粮食也许能得亩产360斤，第一次达到国家制定的黄河以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指标。以前平均亩产最好记录只有273斤 （27 bushels） 。
回村以前我们的最后一站是村南的砖窑。砖窑的负责人是王满喜，王满喜是个使地主、富农们望而生畏的农民，是土改运动以后，还打过许多普通农民的汉子。现在已到了中年，看上去已不再是当年那样威风凛凛，令人生畏了。过去比同伴们个子高出许多的满喜，现在比大多数工人的个儿都矮了，他的整个身体好象比从前抽缩了许多，脖子缩了回去，脑袋架在肩膀上，好象一颗放在案板上的圆白菜，只有两条特别长的胳膊能表明他仍是那个不可小觑的人。两条长胳膊、两只大耳朵与整个身子极不协调，一双小眼睛在象北京猿人一样浓浓的眉毛下眨巴着。
在性格上，满喜还象许多年前我在张庄时那样没有感情表露，一副没有文化的庄稼人的样子。时间并没有使他象张庄其他的农民共产党员一样变得老练、成熟。不久，我就听说他已不是党员了。20年前他没有丝毫缘由地强奸了一个青年妇女，党组织开除了他的党籍。在土改时期，被满喜糟踏的女人包括人人都憎恨的乡绅的女人，“斗争对象”的女儿，和与敌人勾结的贫农中农的女人，这些人没有人愿为她们辩护。由于他把注意力放在了这些女人身上，1948年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自己也答应改正，但在1952年他完全出了轨，强奸了邻家的一个女儿，这事儿震动了全村和党支部，他们认为对满喜来说批评已不起作用，便把他开除出党了。
然而，满喜仍然是有影响的人物，一些彪壮的年轻人追随他，赞赏他的奘。他有指挥能力。在缺能人的情况下，他被派到砖窑负责。正象我们可能预料的那样，我们见到他的那天，他遇上了大麻烦。和其他人在这一周内遇到的麻烦一样，他的麻烦也是倒晦的天气带来的。8月15号的大雨，使他们不能再做砖了。在装窑之前，有许多已经托好的、需要晒干的砖坯，但由于大雨这些砖坯根本没能干。其中有一部分已倒塌，象村子里被水浸透的土墙一样，倒塌的砖坯成了乱七八糟的泥堆。这些泥堆占去了目前托砖坯要用的地方，但是在砖窑干活的副业队的青年人为了挣工分不愿去清理地上的泥堆。
在满喜的直接命令下，大多数不服管的年轻人都开始清理倒塌的砖坯和泥堆。但是有一个人例外，他好象什么也没听见、没看见，还在一个劲地脱砖坯，他叫秦根寿。满喜看了大怒，他操起一根扁担就打根寿。这事儿很快就在整个大队里炸开了。我这次见到满喜时，他和1948年我在张庄时的情况一样，被人们四面围攻，脸上一副羞愧、受伤的表情。他不太明白，这些为了生产和工作、为了推动革命的行动为什么却遭来了暴风雨般的批评和指责。
如果说满喜看上去伤心和垂头丧气，那么砖窑也都是这个情绪。洪水把砖窑淹了半拉，淹没了所有的小路和坑洼，倒塌的砖坯坍了一地，有一个窑还面临着倒塌的危险。所有的人手，包括那个引起事端的年轻人，都在尽力保住那个即将倒塌的砖窑，他们的衣服上溅满了泥浆，脚泡在水里。确实，砖窑不是一个容易挣工分的地方。
我们走回村子，绕过洪水在村南形成的名副其实的水池，在街上碰见了郭元龙。我立刻就认出了他，高个子，瘦脸庞，永远是一副阴沉的样子，然而，他却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交谈了几句就继续往前走。我记得他是张庄村西南片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人，在1948年土改运动中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他曾帮助防守大门，反对向有错误的干部进行报复，推动了工作队的工作。可贵才说元龙也不好过，他在村里没什么地位了，也不是干部了，因为有人揭发他是“圣母军”的成员。“圣母军”是一个地下天主教组织，被指责为反革命。
满喜的麻烦和元龙的耻辱使我们对张庄各类问题的复杂性和持续性有些吃惊。但是那天我们去的最后一个地方，大队后面的粮食加工厂，使我们的精神就又振作了起来。
每家每户不时地需要新鲜加工的白面和玉米面。需要的时候，他们把要加工的粮食拿到加工厂去，数量时多时少，一星期好几次。加工厂有3名妇女日夜值班，随时可以把面磨好。这3名妇女的士气显然很好。领头的是大队新会计的妹妹。她很有魅力，丰满、健康、活泼、脸颊红朴朴的，工作时，两只眼睛里一副调皮的神情。她的两个伙伴胖乎乎的、长相平凡，但都有很精神、很风趣，完全弥补了魅力上的不足。她们的加工厂是一个天然的聚会场所，迟早都有人光顾，在此闲晃亦不需要任何理由，因为很明显，每份粮食在加工好之前，粮食的主人都有理由在这儿逗留。
三个年轻妇女明白这个加工厂在社区活动上的潜能。她们把加工厂变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社区中心，在这儿，人们轻松地打趣，严肃地争论，相互恶作剧，给失恋的人、受伤害的人、受鄙视的人以同情和忠告，什么都有，人们的谈笑声决不输过机器的轰鸣声。因为她们决心要把所有的粮食都加工完才关门，所以这个“加工俱乐部”的主人们常常要开门到晚上11—12点，每个来人都可以指望有一群活泼的人作伴，有说有笑有听。太阳一落山，这里的欢笑声和街上的寂静便形成了鲜明的可喜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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