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宣传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八　宣传队

　　我们的到来使宣传队受到激励，又积极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不再是连续几个月的消极观望了。因为林东是一门心思要挖出村里的阶级敌人，所以她增援了与她看法一致的那些人的力量。在我们到来之前，宣传队对张庄形势实质的评价就存在分歧，自称“激进派”的人坚持认为张庄有一个正在活动的阴谋团伙；“中间派”对问题没有一定的看法；还有一小部分“保守派”则认为即使张庄确实存在阶级敌人，他们也没有能力阻碍大队革命和生产的发展，这些不同意见实际上是村里存在的分歧，也就是说，是劳动人民各个不同派别之间的意见和冲突，他们中间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被称作敌人，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林东，带着她“中央”干部的威望，特别支持“激进派”。那个长治市市委办公厅的关键人物，我们称为“范机灵”的小伙子范文，也支持“激进派”，他时不时地到张庄来，因为市委办公厅安排他负责我们这些到张庄来参观的外国人。
　　范文是一个“直升飞机”干部。文革前，他是长治市粮食局的一名普通干部，这个局负责管理各个粮店和粮店的450多名职工。北京的大学生们开始写标语、贴大字报以后，范文在粮食局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向当时局里执行的路线提出挑战，之后不久，他帮助罢了粮食局党委书记的官，自己取而代之成了革命委员会主任。随后，长治市革命委员会又把他调到了《长治日报》社当编辑，利用这个职务他组织了一个“新闻工作者造反小组”，这便成了他的“政治基础”，后来他又和长治的中学生，大学生以及一些从北京到长治来串联的学生建立了联系。尽管他那个 “造反小组”的人员一直不多，但他却于1967年1月25日把他的小组合并到了长治市的夺权组织中，使自己成了替代前领导班子的革命委员会中的关键人物。同时，他在市党委谋到了一个位置，并把直属党总支的18个人组织成了一个叫做“红字号”的“第二司令部”。经过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异乎寻常的动作，1968年长治为期三个月的内战结束时，他站在胜利的一方，一下子爬到了长治市委办公厅秘书长的高位。这是一个相重要的职位，在长治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工业区就更是如此。到这时，他的“第二司令部”已发展到32人。
　　从一个只有8人团体的头头很快升为管辖35万人口的市级领导，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范文看上去很帅，饱而宽的前额是他脸部的显着特征，这告诉人们他的脑子又快又灵、很管用。通过他每天的精采言谈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人们便可以更进一步认识他的能耐。从行动上可以看出他付出了大量的脑力劳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正因为手里总夹着烟，右手的三根指头被熏得褐黄。
　　不间断的抽烟更使他散发出一种老练的倦怠。他的面部总是一副长期疲乏的样子，好象每晚彻夜不眠，与缭绕的烟雾做伴，但他总是不仅能保持自己头脑清醒，而且能控制整个局面。任何想得到范文好感的人都必须保持头脑特别清醒，因为，虽然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嘴微张着，但他却仍积极地思维、敏锐地分析、迅速地行动。范文也许是一个“直升飞机”干部，但并不是因为上面有人把他拉了上去，他是靠自己的努力跳到最高层的。他有足够的天才爬上去，也有足够的能力固守他的位置，至少当时是这样。只是后来，我们听说他患有癫痫病。
　　想保住高级领导职位的一个好办法是给林东一个好印象，并通过她给“中央”一个好印象。范文做这件事有精神、有系统。从第一天起，他就对她非常尊敬，向她提供当地的内部情况，并花大量的时间与她商量，征求她的意见。林东欣赏他对她的重视，也投之以李。她认为范文是很有前途的干部，他不仅能在澄清张庄的问题上起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很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后在全国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们俩常常谈到深夜，一起进行调查、分析、并合作写出了一篇“关于张庄大队阶级斗争发展”的长篇报告。
　　范文是否确实同意林东对张庄形势的看法，这一点很值得怀疑。实际上，在地区文革的派别中，他和李快腿同属一派。很难想象他把这个年轻农民干部看成反革命敌人。然而，既然林东参与了这场斗争，既然她是一个天赐良机，可以让他发展个人与中央，与北京的政府和党的关系，那么支持她，与她好好相处是有利的。于是，范文便采纳了林东关于张庄阶级斗争的意见，并指示全大队社员搜集与李快腿及其“黑帮”有关的反革命言论、联系和行为。
　　但范文并没有愚蠢到拿他全部的赌注押在一个宝上。在公开场合，他与林东站在一起，批判“两宝”，搞阶级斗争，但背地里却把李快腿叫到一边，告诉他不要太担心。虽然他帮助打倒了大队支书，但等这阵风过后，事情平静下来，他会帮他重新站起来，李快腿可以指望这一点。
　　与此同时，“阶级斗争”之风仍在有力地刮着。范文——林东的联合大大加强了工作队里“激进派”的力量，这样“激进派”在一段时间内主导了工作队决策，确定了政治工作的调子。

　　1971年的宣传队象1948年的工作队一样，是晋东南社会的典型代表。几十年来，这一地区的人口有显著增加，社会也比原来复杂。相应于这种变化，工作队的规模也比原来大，成员们比前辈更富有经验，更多样化，从整体上看，成员们的年龄也大些。
　　这次来张庄的宣传队队长是高跻生，48岁，是一个中农出身的干部，长治北街人（长治城墙里的一个村，村里人靠耕种荒地谋生）。
　　1945年长治解放后，高跻生帮助领导土改运动，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并任北街的副村长。后来，长治市的扩大漫过了城墙，北街村和长治合并，成了长治市的一个区，他成了区长。1948年他被调到长治市财政部工作，1951年又到长治市人民法院任审判长，一直干到1969年。1969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长治市专门为市里的干部们接受再教育成立了一个学校，叫“五七”干校，这是因纪念毛泽东“五月七日”发出特殊部门的干部要接受再教育，边学习、边劳动的号召而命名的。　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期间，高跻生曾到附近的公社做组织工作，1970年9月，又被安排进了张庄宣传队。高跻生此人稳重、努力、性格温和，对工作有百分之百的投入。他虽然缺少知识上的聪明才智，但却具有一股不屈不挠的劲头。如果说他有什么毛病的话，那就是他发言时无休止地拖延时间的习惯，他常常复述那些他的听众们早已熟悉了的事情，解释那些人们早已熟知了的政策，不过，无论如何，他总是很努力地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一切。
　　宣传队的副队长是李晋东，46岁，头发灰白，面容疲倦，说话时细声细语，他原是长治剧院的主任，1970年9月到宣传队。他不象一个领导倒象一个追随者，他没有给宣传队，给张庄，还是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
　　纪理德，这个高个儿扁脸，41岁的男人，性格比上面提到的两位都有力，但却并不一定更有智慧。他是个回民，无党派民主人士，解放战争中曾在陈庚将军领导的第二野战军中服役，参加过晋南战役，1949年负重伤转业到晋城，在那儿分得了土地。1951年从一所行政干校毕业后，来长治工作。他干过许多工作。1962年在税务局工作，后来和高审判长一起进了“五七”干校，不过他没有在干校的地里劳动，也没有和干部们一起学习，却被安排到了驻黄碾的宣传队，因为他有当会计的经验，便被分配去调查一些包括贪污、腐化在内的特殊案件。作为特殊案件的调查人员，他于1971年到张庄宣传队。
　　张庄宣传队还有一个48岁的复员军人，叫王京和，出生在长治南街。他于1937年在抗日战争的高潮中参加了“八路军”，曾参加过日军投降后我军向东北的进军，参加过“辽沈战役”，在黄永胜的第45军（林彪第四野战军的一部）里担任一个连的政治指导员。在“平津战役”中，他头、臂、背部受重伤，于1949年回长治休养。他的左臂再也没能完全复原，所以不能做重体力活儿，作为重伤员他有国家的津贴。回家后，他在家乡工作了20年。他是一本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活百科全书，虽然出身于贫农家庭，但他上过4年小学，尽管在宣传队里学历不算高，却是连队里较有学识的人才之一。他说：“那个时候，哪怕你只上过一年学，也会被战友们称为‘老夫子’。”
　　张庄宣传队的第五位成员是王新茂，人们亲切地称他“王腊肉”。他是长治出身的、肉类加工业的“工人”。他的父母曾经营过腌制驴肉，远近闻名。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王家的驴肉铺和别的肉铺合并了，后来又被市里的肉联业吸收了。这样，王腊肉就由一个个体屠夫变成了一个屠宰加工厂的工人。在张庄宣传队中，他的“文化水平”最低。中国人喜欢把读和写的能力叫做“文化水平”，也许这是一种最高的幽默。王腊肉那慢腾腾而诙谐的讲话、低沉而总是嘶哑的嗓音往往使我们哄堂大笑，他那又长又瘦，皮革一样，沟壑很深的脸与他的嗓音浑然一体，逗得我们常常喊他的外号“王腊肉”来起哄。
　　政治主任申安怀，34岁，是宣传队年轻队员之一。他是一个英俊、活泼的年青人，出身贫农家庭，家住长治市南街，他除当了4年兵还当过警察。1955年到长治公安局当通讯员，1951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61年又回到了公安局当了干部，负责城区居民的户籍管理。“文革”前夕，市里把他调到马厂公社当特派员，兼任公社团委书记。这就意味着他得离开有固定工资的民警系统，成为拿工分的公社社员。
　　“文革”期间，公社里一帮领导造反的人选他当了头儿。1967年2月4日，他成了马厂革命造反夺权司令部的政委，夺了公社的权。最后，他和他手下的一帮人成立了公社革命委员会，他便成了公社革委会的一名常委，还成了公社党委的成员。

　　申安怀不仅活动能力很强，而且能说会道，对张庄各种人物的怪僻、特征、缺点特别感兴趣，他比宣传队的其它队员在张庄呆的时间都长，甚至超过了以前没能解决张庄问题的两个工作队中的任何人。1970年6月他第一次来到张庄，作为公社核心小组的成员在这里开展 “一打三反”运动。同年9月离开张庄和公社的其他人员一起到大寨参观。10月又和市里组织的一个工作队一起来到张庄，后来由于工作队的工作陷于瘫痪，不能搞好内部团结，便于次年3月离开张庄，在市里学习了4天之后，他又和一个由15人组成的新的宣传队进了张庄，这便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宣传队。
　　宣传队的其它成员还有来自长治市建筑公司的技术员，43岁的曹富贵，3名来自“长钢”的工人，他们是31岁的管道维修装配工黄家焕，42岁的装配工郑怀新，30岁的会计裴平川。裴和黄都在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参加过“中印边界战争”。
　　还有2名女队员，李圣黛和钱顺英，都是31岁，她俩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是一起到长治来的，在长治一中教书，一个教俄语，一个教数学。
　　年纪最大的队员是齐卫笔，55岁，中农出身，壶关县人。他1946年参军，1954年转业，回来后在长治市好几个建筑队和工厂工作过。他来张庄是有长期打算的，就是来插队的。他和他老婆已成了张庄第三生产队的社员，但宣传队在张庄期间，老齐也算宣传队的一员。
　　申安怀是宣传队里“激进派”的头儿，回民纪理德、装配工黄家焕和会计裴厚川是他手下的兵；审判长高跻生和剧院主任李晋东是“中间派”，他俩得到两个女教师和技术员曹富贵的拥护；而复员残废军人王京和和王腊肉则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人家说他俩是“保守派”。这种界限不能分的一清二楚，因为许多问题没有人能找出清楚的界限，而有的问题宣传队的看法又是一致的，不过，对问题的两种看法总是存在的。治安主任申安怀反对这个，残废军人王京和则反对那个。林东和范文支持申安怀，所以王京和常常是孤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