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三十四 共产风
直到今天张庄仍然有拥护“大跃进”的人，他们认为“大跃进”是一场鼓舞人心的运动，在这个时期，人人都能吃饱肚子，人人都能满怀希望、精神饱满地走出家门去干重要的事情。
“大跃进”运动开始的轰轰烈烈到最后的低落，畏缩不前到最终失败，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是由于“共产风”。自然灾害造成了粮食欠收、食物短缺，有的地方甚至出现饥荒，没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就不可能搞大工程，“共产风”使物质刺激丧失了作用，使积极主动变成了消极被动，并搞垮了许多在自然灾害后的继续维持的各种生产及建设工程。
“共产风”这种不可抗拒的“绝对平均”的力量成了利用上级决定，不顾财产所有权，大范围调拨劳力和生产工具的借口，哪怕是生产队和大队的集体财产所有权也不顾，上面的人要求人们为一项对本地本村根本无利的工程提供人力和物力。这个叫平调，从一个村向另一个村调拨物资和劳力是要缩小差别，保证合理分配。实际上，一些地方享受的“待遇”比另一些地方的“待遇”明显地“超平均”。村里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村干部常扩大免费供应的范围，从免费食物到7种生活必需项目——吃、穿、生孩子、教育、医疗保健、结婚及丧葬费用全部免费，有些地方还增加了更多的免费项目如住房、燃料、洗澡、理发，甚至看戏看电影都免费，有了如此多的免费供给，大队留下的供分配劳动工分的资金就少了。需要变成了分配的唯一标准，很可能不干活的人比干工作的人得到的好处还多。
实际上“共产风”不久就发展得不只是平均主义了，它引起了四种逆流，给“大跃进”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只要“共产风”一刮，“瞎指挥风”、“命令风”、“浮夸风”、“平调风”就接踵而来。这几股风一起刮来，“绝对平均主义”又几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干部们向上级汇报虚报产量，兴建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工程，把失败的工程及项目说成是成功和胜利，任何对数字有怀疑，对决策有疑问的人统统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大众的批判，甚至被撤职、降职或判刑。
1958年“四风”中刮的最厉害，影响最大的是“浮夸风”。下面是陈永贵讲起的“浮夸风”刮到大寨时的一些情况：
“大跃进”在大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秋天，地区招集全区的先进单位开会，我代表大寨参加了这次会议。乡亲们高兴地送我去开会，因为大伙觉得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年内我们的粮食亩产就增加了200斤，1958年比1957年总增产150，000斤，平均每人比57年多产粮食500斤，大寨的贫下中农很高兴，他们的欢乐和愉快就象张反的胡子——满脸。
结果才知道，这次会议根本不象我们所想象的，会上的“浮夸风”刮的很厉害。收100斤就报1000斤，我简直想象不到会有这种事。我们尽了最大的力每亩收成才达到540斤，可有的地方报的比我们还多，出现了许多“卫星”大队，结果全县的亩产超过了1000斤，他们对我们说：“你们大寨人说你们是先进，可你们亩产才540斤，这根本上不了数，你们不能当先进，你们没啥先进的东西。”
有一个“卫星”大队亩产量就报了33，000斤，亩产1000斤的县，亩产10000斤的公社比比皆是，大寨确实上不了先进的数。“谁理你那540斤？”
老地委、老县委们想尽力帮助我们，他们劝我把数字改成亩产2000斤，只有这样改动一下我们才能继续当先进，我们该怎么办？改还是不改？如果改了就可以当先进，我认认真真考虑着。我想，我是个农民，会不知道行能产多少粮吗？如果把数字改了，我们就可以拿到“先进大队”的红旗，可如果把数字改了，我们村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将怎样看我们？
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说谎、夸了口，地主们会说些什么？他们知道我们的亩产量是540斤。我还在为我自己想，我已经40出头了，如果报了2000斤我怎样向贫下中农们交待？就是到死也对不起大伙呀。我又想，共产党员不能说谎，我不能那样做。
县委的人发火了，他们说：“如果你不改数字就不能当先进！”我说：“如果你们报了假数字，即使当了先进，你们早晚要垮。”他们要我去向那些“先进”单位学习学习，我说：“好，我愿意去向他们学习。”领导们并不相信那些“先进”大队的产量确实有那么高，他们让我们向这些“先进”学习，实际上只是想让我们把数字改大一点，以此取悦于上级领导。
他们把所有的“先进”单位召集在一起，总共有几十个，把我们这种当不了先进的所谓“后进”单位叫去向他们学习。有些“后进”单位对“先进”单位特别尊重，他们虚心积极地向人家学习怎样耕种，每亩地用多少种子等。可我由于有情绪就什么也没问，把头仰起闭着眼。有一个玉米“卫星”说，他们每亩种3000棵，收33，000斤，每棵产量超过11斤。我想，这种事儿，不管你怎么学，怎么研究，就是把自己杀了也收不了那么多呀。我不是外行，我是个农民，也许对其它了解的不多，但对玉米我至少还知道点儿。
他们批评了我，看我不向人家学习，说我太骄傲，不过没有点名批评，只是说：“有些人太骄傲了，不虚心向别人学习，骄傲得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所有的“先进”大队都得了“特等奖”，县委奖励了12辆卡车，亩产数字更高的还得到了拖拉机，这些单位还要派代表去北京参加英模大会，所有得到“特别奖”的单位都要派代表去，多光荣啊！可是我们没当上先进，觉得灰溜溜的，我多想见见毛主席，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老人家，可是他们却把我留下了。我们县西寨公社的领导因为亩产燕麦3，800斤去了北京，他们带着“燕麦大王”的称号到北京开英模大会去了。为了安慰那些被留下的“后进”单位，县委领导组织了一次“工农联欢”，他们选我当农民代表团的团长和工人们一起联欢，我不想去，我想参加那个到北京去的代表团，去见毛主席。但我们的成绩太少，资格不够，我只有返回大寨去做出更大的成绩将来才有可能见到毛主席。我非常失望，有一个干部试图为我解释，他说：“你不应该这样，那些大队去了是因为他们取得了成绩。”
“不对，”我说，“一点儿也不对！”
“别这么说，”他说，“这样会把事情搞糟的。”
我很理解他，所以对他说：“好，我只对你说，跟其他谁也不说。”
陈永贵很好客，特别欢迎那些对中国农村问题感兴趣的客人，他有那么多的故事要讲，就象打开了故事的闸门流出了故事，夹杂着自我批评，感叹，关于哲学的沉思等等。在阐述某种观点时，他边讲边用手势比划着，脸上的表情迅速地变化着。这是一终身粗凿的脸，就象虎头山上一块峻峭的岩石粗犷而坚毅，然而却是非常富于表情的，这使我想起了法国伟大的喜剧大师——弗南多尔，一会儿是那样的严肃悲惨，一会儿又使人捧腹大笑，真是变幻莫测，难以捉摸，他的头上总是按太行山的模式系一块白毛巾，即使在北京也是这样，哪怕参加全国人代会也不例外。后来他到了城里工作，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本色。
陈永贵的嗓音深沉而沙哑，毫无疑问他的声带也象他的手指一样被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而熏成了黑黄色。他讲话的嗓音就好象在对另一个深谷里开石头的人喊话喊得太多而变嘶哑了。
他是纯粹的昔阳口音，重而生硬，没有多少声调和语调的变化。然而他肚里的词汇却非常丰富，我从没见过谁的词汇量超过他。他善于比喻，爱用方言，爱模仿，如敲门—— 嚓、嚓；失望了——灰溜溜的；灰心了——哎呀、呀呀；两手空空——象高梁杆，剥了杆儿，只有芯了；高兴了——张飞的胡子满脸；骄傲了——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没人敢摸；一项阴谋——黄鼠狼给鸡拜年。如果把陈永贵的话泽成英语与原话相比实是相形见绌。
1958年随着“浮夸风”的刮起，“命令风”和“瞎指挥风”也刮了起来，陈永贵讲述了他们的遭遇：
1958年，我们和公社的领导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公社领导要修建一个占地14亩的万头猪场，修建这个猪场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可公社根本没有一头猪，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各大队调，所以养猪的大队都向公社交了猪。大寨大队养了300头猪，他们向我们调30—40头，我们不同意，后来他们又来调粮食，因为有了猪还需要粮食喂呀。公社一级又不种粮，所以只能从各大队调。那次，我不在家，后来我及时赶了回来，回去后就去找贾承让，在门口听见他正在打电话，他说：“明天我们一定送去。”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就剩我们一家没交喂猪的粮食了。”我抢过话筒说：“我们一斤也不给！我们已经把粮食卖给了国家，公社无权再多要我们的粮食。”
“陈永贵同志不应该这样顽抗，”在一次支部会上有一名支委说，“他不应该这样与公社对着干，这样会给大队招来麻烦。”
但是在这次斗争如如果我们态度不坚决，就垮了。其它大队按要求做了，他们把公社要求交的猪和粮都交了，可我们没有，我们没交一头猪一斤粮，这是符合政策的。公社是一个大集体，下属的是大队或更小的生产机构——生产队，大集体不发展生产只是从小集体要，从小集体调拨财物，我们必须反对。
因为我们拒绝交猪交粮，公社领导说：“大寨的干部们骄傲的不得了，没人能领导得了，他们谁的话也不听，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没人敢摸。”
其实我闪的所做所为根本扯不到什么骄傲，这是一个路线问题。他们要这要那（无偿调拨集体财产）都被我们拒绝了。
他们向上级做了汇报，说我们不服从领导。
这些人根本不懂得生产，却到处瞎指挥，发号施令，把事情搅得乱七八糟。他们说把切碎的玉米杆和种子搅在一起播种能夺取丰收，并在全县推广这种经验。那几天我正在阳泉开一个干部会，我们大队派同志把我叫回去，他说：“如果你不回去，我们可顶不住，上面要我们在限定时间内用这种办法播种200亩，如果我们不照办，人家就要敲锣打鼓来把咱的红旗拿走。县里的干部说在这项任务上我们已经落了后，所以要我们派300个人把红旗给别的大队送去。”
“我一个人就拿得动那杆红旗，”我说，“不需要派300人。”
我情绪很不好，我借口想离开会场准备回家，可他们不让我走。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会上的伙食很差劲儿，由于心情不好我吃不下饭，他们以为是饭不好，就问我：“你不舒服？”“是不是吃不下这里的饭？”他们要厨房给我做了病号饭，可我说：“我不需要好吃的，我满肚子是气。”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沿路的人正在播种，他们正把切碎的玉米杆和种子一起种在地里。
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干？”
他们说：“上头命令这么干的。我们又不象你们大寨人。我们不敢违抗命令。”
回到大赛，我们的人也在这么干，我让产立即停止。我们不得不重新返工，结果我们按老办法把地种上了。我告诉大家，有些干部在瞎指挥命令，我们一定要动脑筋，不能盲目服从。
后来才知道我一离开会场，阳泉的一位干部就打电话给我们公社的领导，要他们赶快亲自去把大寨的红旗拿掉，他们害怕我自己会把红旗拿上送到另一个大队去，所以等我到家时，大寨已经没有红旗飘扬了。
然而，当这种错误的指示被否定后，还是那些干部又批评别的大队当时不象大寨一样顶着干。
真是官僚！
“浮夸风”并不是从下面的农民中刮起来的。1958年8月，省地领导又批评我们说：“你们也不看看报纸，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卫星’上天，可你们却无动于衷。”下面的人说：“不敢轻易相信。”可上面的人说：“我们看到了人家的丰收并参加了人家的收割，报道还能有错？”
当时有句口号叫“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粮食是领头马，其它要跟着走。我们县在省里头受到了批评，说我们“既没有一马当先，也没有万马奔腾。”为了紧跟这条口号，有些人就作假汇报，空话连篇。
从上面来的干部到较先进的大队去煽风，“浮夸风”因此越刮越厉害。那些“先进”大队的人盲目听从他们的指挥，对他们的指示言听计从。
拿“燕麦大王”为例，我姐姐就住在这个大队。我问她亩产是否真有3，800斤，她说：“没有，恐怕连380斤也没有。”又说成立合作社前她有一块地是靠近河滩的一块好地，亩产才只有200斤，如果你能产上240斤那就相当不错了。可上面来的人刮了一夏天的“浮夸风”，他们汇报时说多少多少地产了多少多少粮，汇报一次加一次，每次汇报都比前一次多，全是无耻的浮夸。开始他们要说亩产5，000斤，可公社领导说那太多，最后只说了3，800斤。
另一个办法是省委一些干部下来找一个“先进”单位，在报纸上登出他们产量的假数字，然后人们就会说：“他们能干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干？”于是他们就开始绑了一个“跃进马”，越绑越大，大到一辆大车都拉不下，以此来表示“一马当先”。
这股风不是从上面刮下来的，那是从哪刮来的？他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他们报的粮食根本不存在，全是空数字，国家整个的计划都给搞乱了。工厂和其它单位要依靠真正的粮食来发展生产，不是靠纸上的数字。为什么最后在1959年上面又进行了全面清查？因为他们下来看实际上没有什么粮食，然后他们不得不做一番调查了解，粮食都哪去了？
那些抛出浮夸数字的人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他们鼓吹水稻密植，说种植的密度要稠到一个人从地里长着的水稻上走过去掉不下来；他们还说麦田的密度要调到一颗鸡蛋放在地里长着的麦穗上掉不到地上为止。这种宣传不会来自下面，下面是老百姓，他们知道实情，他们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只有官僚说出这样的话。下面讲求实际人决不会想出或决不敢说这样的话。在大寨发生的桩桩件件也充分说明这是上面刮下来的。我们的亩产是540斤，可他们要我们说成2，000斤，还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改动数字，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浮夸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吗？下面的群众反对浮夸，可上面的人太官僚，他们不关心下面的情况？只有粮食短缺了才下来了解实情，可他们这样做有什么用呢？“浮夸风”只有坏处，一点好处也没有。
有些人害怕丢了自己的官位，不敢维护真理，反对错误，所以“瞎指挥风”就顺顺当当地刮了下来。“学习先进经验，每亩播种500斤”，下面的群众表示反对，不照办，于是上面就批评他们，当官的告诉他们不要太保守了，“每亩种500斤是件好事。如果你种了500斤种子，即使每斤收回3斤，每亩还能收1，500斤哩。”
这股风刮得这么厉害，我们也有一点摇摆。我们没有坚决反对，因为我们挨的批评太多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所以我们也按这种办了种了1/5亩。按老播种法，我们每亩用种子从来没超过200斤，更不用说500斤了。所以我们耕了地，把种子倒了进去，在我们面前的好象是露天粮库。我们还密植了1/10亩麦子，这种密植法每亩需种子200斤，可秋后我们的收成是每亩90斤。开始我们想这次下个大赌注，可现在事实告诉我们，这些人至少根本不懂农业。
简单地看，我们只能怀疑他们的能力，但如果从其它方面去看，人们就会问，他们那么傻？是不是有人故意这么干？
从上面我举到的这些荒唐例子中你可以看出“瞎指挥风”就象在我们县下了一场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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