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三十五 万亩方
大寨在晋中的昔阳县，但“五风”也刮到了晋东南的长治市，刮至最别的地区，“共产风”一刮起来，不仅吹毁了山西，而且吹毁了全国。
“在中国一直刮着政治风，”终身庄宣传队的王京和说，“群众运动越达到高潮，风就刮得越凶。总的来说，大部分人跟着风向走，风往哪边刮，他们就往哪边倒。就象中国的丧葬仪式一样，吹号的走在前头，全家人哭嚎着紧随其后，街角站满了人，他们并不是来表示对死者的敬意，而是来听音乐，他们为吹鼓手精湛的吹奏欢呼喝采，那些哭天抹泪的人也无法继续拉长脸大声哭嚎了，终于他们也加入了喝采的人群，一个小男孩啜泣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黄瓜咬了一大口，突然鼓起掌来。追悼仪式开始后每个人都哀悼，但当喝采声响起时，所有的人都欢呼。”
我表示不理解，“但如果有人受到了伤害，肯定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吧？”
“下面的人有时也发牢骚，但当领导的说：‘我们把意见公开一下’时，基层干部吓得马上说：‘谁？我？噢，不，我没有任何意见。人家会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会说咱是落后分子。别人喊我也喊，别人不喊我可不带头喊，我不想当出头鸟。’”
“实际上，”王说，“象‘瞎指挥’这种现象，大都是从小的方面开始的，就象公社领导号召农民种葱一样：去年夏天，公社一个生产会议快散会时党委书记突然说：‘葱很重要，现在正是种葱的时候，我们有大量的种子，每个生产队都应该种’。”
“可后来既没有学习也没有讲座，人们都不清楚什么时候种，在什么地方种，种多少。有些大队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地去种葱，所以大量的种子根本没有种到地里，有些种子可没长出来，即使有长出的也不很不好，这就是发号施令‘瞎指挥’的结果。没有时间，地点等具体的计划和安排，就很难收到好的效果。”
“第二年春天，公社领导又号召打井，张庄打了7口井才算交差。号召打井是为了灌溉农田，尽管井打了，可农田却没有灌溉，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平整工地。一口井要花许多钱，光砖就得20，000块，但没见有人用过新井水。只要有人响应号召就行，没有人真正关心结果怎样。这就叫劳民伤财，到最后是一无所获。”
很难说“共产风”是什么时候刮到张庄的。1958年秋天“共产风”就越刮越凶了，1959年春天到达高峰。这年春天，大队计划同时大规模地修造一块万亩方，建造一个万头猪场，深翻土地，极度密植，这些计划最终都失败了。尽管这些行动都失败了，但由于10年前地里积蓄的丰实的肥料，这一年的收成还说得过去。严重的是1960年，整个山区严重干旱，全区粮食欠收，人民的生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也正是这一年，“共产风”刮得最厉害。
张庄人记得最清楚的是修造万亩方工程。修造万亩方是要把劳力、农具、农家肥集中在一块最好、最肥沃的土地上，因而能够最有效最集中地发挥各种农业技术人员的专长。有些技术人员认为这样的集中能带来粮食产量的突破。总产量会大大超出传统分散办法的产量。”
这次办法源于位于黄河东面土地贫瘠的吕梁山区，那儿的人们对每亩地只收1斗多粮食感到厌烦了，他们放弃了贫瘠的山地，集中精力耕种最好的土地，结果证明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它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承认，称之为“基本农田计划”——砍掉土地，增加产量。
长治市的领导在晋南稷山县看到了这个计划的实施情况。长治的市、县、大队干部一行，包括民主的陆晋中到晋南去参观公共卫生，环境卫生工作，汽车正好穿过稷山县经过特殊治理的万亩方。长得特别好的庄稼和平整的土地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来后他们就召开了一个市级干部大会，会上决定以东风公社为试点，也修造一块万亩方。
为了开辟万亩方，公社领导指定张庄、马厂、高家庄和王公庄都参加这项工程，一开始就命令把这4个村所有的劳力，所有的生产资料都集中在这万亩方中心的约2，000亩土地上，他们认为这块大田的亩产能达到1，500—2，000斤，这样不仅可以弥补被放弃的土地的产量，而且还要有剩余。
他们要求张庄和其它三个村的农民把村里所有的农家肥都送到以高家庄为中心的大而平整的土地上去。
“那儿没有我们的土地，”兴发说，“我们确实不愿意把我们的粪送到那儿去，可又没有办法。我们想，如果这块地真能亩产2，000斤，我们就靠它了。不过我们还尽量抽空种家里的地，只是以防万一。但公社领导说：‘不要操心家里的地了，不管哪个村缺了什么，我们都会给补上的。”
“我们说：‘既然这样，如果缺了粮食，我们可要向公社要了。’”
“没一个真正相信那块地能产那么多粮，可我们还得把粪送过去，因为他们把地分成了块，每村一块，还要检查每亩浇了多少茅粪，上了多少堆肥，没办法逃脱，所以我们就组成了一个由6辆粪罐车组成的车队往那儿拉粪，冬天才过了一半就几乎把所有的粪都掏完。”
社员们刚完成了送肥任务不久，这个计划就夭折了。春节过后两个星期，中央来了一个指示，说人民公社要实行三级所有——生产队、大队、公社，生产任务主要应放在生产队一级。
按照这个指示东风公社很快就解散了，所有大规模的集体工程计划都随之破产了，各个大队又搬回到了各自的土地和资源上。
“在张庄，”兴发继续说，“我们把厕所剩的茅粪都掏尽挖干，把粪拉到了地里，想方设法种上了我们能种的吧。”
长治市官方的统计数字表明：那年张庄的粮食平均亩产是205斤。大队会计申记财的记录却说他们亩产只有160斤，1960斤的情况更糟，由于全区严重干旱，平均亩产只有138斤，略高于土改前的亩产量。
高家庄虽然沾了各村粪肥的光，但产量也并不高，尽管肥很足，但由于不能灌溉，天气又干时，土地严重缺水。在农业生产的土、肥、水、种、密、保、工、管这八项措施中，这里的土地只占了1项——肥，结果粮食亩产不是1，500斤，只有240斤。
几乎在修造万亩方的同时，公社又发出了修建万头猪场的指示，他们说如果集中能使粮食破产量纪录，那就能使猪的产量也破纪录。这个计划是要把东风公社大部分的猪集中在一个地方，给予它们最好的饲料、最好的兽医，最好的管理，这样就能使分散的家庭饲养很快跃为大规模的集中饲养，这样才无愧于“社会主义”的称号。
因为不象屯留县一样家家户户至少养一头猪，张庄的猪很少，相邻的大队也没有养猪的传统，所以没法为这个万头猪场做出太大的贡献。突然，有一天，一个由省、地、市干部组成的高级检查团要来检查。半夜，公社党委书记贾逢斌给张庄党支书郭真宽打电话，要他必须在第2天早晨6点以前摆起一个正在修猪场的架式，“要搭起大门什么的，让大家看见我们正在搞。”
真宽派人到北舍去请了一位专门搭戏台的师傅，花了10块钱半个晚上就搭起了一个弓形大门，社员们用红绸子、标语、口号、麦秸杆和红灯把弓形大门装饰了起来，并称为“跃进门”。
第二天早晨5点钟，真宽看见“跃进门”搭起来了，就回家睡去了。刚睡着，一个公社干部就来叫醒了他，“他们一会就来，”那个干部说，“最好是让全村人都上工去，要是人家来了，有人围着看，那影响多不好。”
6点了，贾逢斌打电话来问：
“准备好了吗？”
“好了。”
从上面来的干部吃饱饭，上了车，约8点才离开公社大院，他们乘坐的卡车一路南行，穿过了马厂向高家庄方面开来，汽车穿过万亩方“跃进门”前，但没进张庄村。
贾书记挥动着手臂说；“这是我们的万亩方，这是万头猪场的大门。”汽车没有减速，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甚至根本没人想下车来看看这个“跃进门”里面是什么，他们轻信了贾书记的话，消失在尘土弥漫的公路上。
不久公社就传话来，把“跃进门”拆掉，于是真宽带了几个人去把它拆了。但这并不是万头猪场的结果，张庄人确实在“跃进门”里修了一些猪圈，但由于找不到猪，所以也把它们放弃了，后来猪圈的土墙慢慢地就荡然无存了。
“这些从上头来的检查者，”兴发说，“坐在办公室里听着生动的汇报，什么万亩方，什么万头猪场，然后大吃大喝一顿，拍拍屁股就走了。这是刘少奇刮的歪风。”
由于这股歪风刮得相当厉害，张庄还给黄碾的万匹马场送去了两匹最好的母马，这两匹母马在那儿待了一年半，其中还有一匹生下了一匹小马驹。养马场解散后，给张庄送回了三匹而不是两匹马。
1959年，不仅有种种施肥集中养猪的号召，还有集中种植的口号。公社干部要求每个大队拿出一块地来做试验田，在里面搞密植，号召说：“种100收20，000，种200，收20，000。”
“人们说这是吹牛，”真宽说，“10，000斤粮食在一亩地里怎么长？可谁也不敢反对。如果你反对，就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我们没种那么稠，因为大伙都强烈反对，到了春天谷苗长出来了，就象人的头发，我们让大伙间了许多，但即使这样，也没长成。”
和密植同时进行的还有深翻。这是河南的一个大队推荐的先进技术。王京和去河南参观，那儿的人们用铁揪把麦层约7寸厚的土翻到一边，中间犁出一条垄沟，再把翻出来的底层土填进约1尺厚，犁过之后再把上面盖一层表层土，再盖一层底层土，再犁再盖。用这种办法他们把整块土地都深翻了约1尺半，不过没有把底层生土翻到表面或推到垄边。据说这样做大幅度提高了产量，因为深翻不仅改善了土壤通风条件，而且水易渗透，有利于庄稼扎根。在河南每年有1/3的土地用这种办法耕种，结果连续好几年粮食产量都很高。
王京和在河南了解深翻的情况时，听说山西人也学会了深翻，他们不只深翻1尺而是3尺。于是他就问河南人，他们很惊讶，他们从来没听说过深翻3尺。当王京和返回长治时，同事们告诉他深翻1尺已落后了，现在的口号是：翻地3尺深，亩产夺万斤！”
为了在东风公社实施这种办法，长治市来了一个工作队在公路边深翻土地，他们翻的地是张庄的，足足翻了1米多深，但并不太细心，他们把底层土都翻到了表面，幸好没翻完就又翻了，才翻了几亩就接到了要修万亩方的电话，于是他们丢下手里的活忙着去搞万亩方大工程了，这工程刚开始又号召搞万头猪场，长治的干部们只好又去修猪圈了。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混乱情景，”贵才说，“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开始我们在公路边搞深翻，后来又跑到万亩方里刨玉米荐为犁地做准备，我们刚到那儿，又说要修万头猪场。”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电话。”
在1958年异常欢欣鼓舞的时期，人们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敢想，对被唤起的农民来说；世界上好象没有他们不能实现的目标。
有一个大队的党支书计划买一辆卡车，一段时间后，当他因右倾保守受到批判时，他说：“好，那我们就买架飞机！”
柴坊菜场的党支书认为，既然他和他的集体正在走共产主义大道，那就应该现代化一点于是就买了一辆小轿车。那是一辆波兰车，是从华沙进口的，他们买车来显示他的大队的富裕，但他从未敢坐上开出来。因为当时市委也没有一辆车敢跟他比，他怕坐上这车太显眼，最后又决定把车卖了。支书老曹因为这辆车被人取笑了好几年。
“老曹，借咱用用你的华沙车吧？”1959年春节，人群中有人这样说。
“谁说的？”老曹反驳道，“你怎么还提这事儿。”
他希望人们忘掉他的波兰车，越快越好。
地区的干部们在计划修建漳泽水库时就决定要在水库岸上修建许多高质量的先进的楼房，但最终一幢也没修起来。然而马厂的人却决定要修一座大礼堂，干部们要求各家各户为这个工程捐一根木头，这样就为公共建设调拨了大量的私人木材。他们计划把大礼堂修在一个湖边。在公社党委的指挥下，几百号人付出了很苦的劳动才挖出了一个人造湖。他们在湖里养了鱼，在湖的四周，东西南北各垒了一堵高墙，各边还留了门。不幸的是这一切都在冬天干的，到了第二年春天，大地解冻后，墙就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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