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　最大的受害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三十六　最大的受害者

　　在“共产风”高压的日子里，干部们搞浮夸，甚至说谎，正象一首顺口溜讲的一样：

报告打得顶呱呱，
当官的脸上乐开花，
尽管撒了许多谎，
心里一点不发慌，
你尽管撒你的谎，
干部觉得很荣光。

　　公社干部们骂张庄的郭真宽是“右倾”，因为他老爱讲实话。1958年，一位公社干部带了一位市里的干部到张庄了解深翻土地的情况。
　　公社干部说：“这块地已经深翻了一尺半。”
　　真宽把手插进土里试了试说最多也不过4—5寸，这位公社干部马上就变了脸，生气了。上面的干部一走他就狠狠地批评了真宽。
　　回到大队，兴发也批评了真宽。
　　 “你为什么要告诉人家地只翻了4—5寸？”
　　 “这是真的呀！”
　　 “他说有一尺半，你就说有一尺半，何必自找麻烦？”
　　 “可我说的是实话呀。”
　　 “如果你还坚持说实话，那你只能挨人家的骂。”
　　兴发的预言得到了证实。春天，公社书记打电话来问他们每亩地上了多少茅粪。
　　真宽说：“我们把粪拉到万亩方里了，茅房里已经没粪可上了。”
　　 “唉，怎么这样说，”兴发压低声音悄悄抗议，“告诉他拉够了，没人会来检查的。报给他一个大数目，不能说实话。他在电话那头不会知道的。告诉他咱们每亩上了5，000—6，000斤粪。如果你告诉他实情会自找麻烦的。他是大土豆，而我们不过是小土豆片。”
　　 “可我讲的是实话，我是客观的。”
　　 “嗨，”兴发说，“客观的！最客观的就是要注意风向，见风使舵。如果他跟你来真的，你也跟他来真的，如果他只要空头支票，你就给他一张空的。”
　　然而，真宽太死心眼儿，他只认他那“客观”。有一次，他到公社开会讨论向国家多售粮的事。尽管张庄已按指标完成了售粮任务，但贾书记在会上宣布了一个已列的单子，要求张庄再交售30，000斤。
　　 “我们一粒也不多卖，我们不能再卖了，如果再卖就不够吃了。”
　　他回到家情绪很不好，兴发问他出了什么事儿。
　　 “他们让我们再卖30，000斤，我没答应。”
　　 “你怎么这样做？他们叫咱卖，咱就不能反对。”
　　 “可是咱们不能再卖了！”真宽说，“下一次开会我不去了。”
　　 “那好，”兴发说，“那就另派人去吧。”
　　届时，兴发自己去了。
　　会上贾书记问兴发粮食准备好了没有，兴发说准备好了，可会后他去了贾书记的办公室。
　　 “你来干什么？”贾问。
　　 “你要的30，000斤我们有，可那是我们的口粮，我们总不能不吃吧。”
　　 “那你们计划卖多少？”
　　 “我们可以卖一些，10，000斤怎么样？”
　　 “至少20，000斤，不能再少了。”
　　 “20，000斤太多了。”
　　 “那就15，000斤，绝对不能再少了。”
　　 “10，000斤吧？”
　　 “滚出去！”
　　张庄大队的干部最后同意卖15，000斤，但当他们统计了到夏收之前社员们还需要的粮食数量后发现，如果卖掉15，000斤，就会有40，000斤的缺口。
　　 “最后，他们只好返还我们40，000斤，”兴发说，“他们总不能让我们每人口粮比上一年少，所以只好返还我们40，000。开始，他们不相信我们没粮吃了，后来搞清楚我们的粮食确实不够吃了就返还了我们。”
　　就这样兴发采取迂回战术完成了真宽走直道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真宽经常给公社贾书记不痛快，所以丢掉了大队支书记的职务，贾书记把他调到了黄碾的铁匠社。因为这是个公社级单位，所以张庄的人都以为他是提升了，实际上贾让他靠边站是因为公社领导都认为他右倾。
　　随后，贾书记让兴发接替了真宽的张庄大队支书职务，但这次他只干了10天。
　　 “那会儿，”兴发说，“工作和现在可大不一样。如果你不懂财政预算就什么也干不了，来了电话就得报一个数字，来一个当官的就得报一个数字，他们只要数字，没人到地里去检查，但如果你报不出数字，就会被人看不起。”
　　 “电话来了，要求每亩地上100担堆肥。电话要求100担，我们就上90担，他们说：‘要上够，再上10担。；可我们根本不理他那荐，然后他们又打电话问：‘你们现在上够了吗？’

　　我们回答：‘够了，全上够了。’”
　　 “每天我都得向公社书记报数字，他要生产数、收获数、库存粮数……，有时在电话里要，有时要人去汇报，所以我不得不去马厂汇报，最后我告诉他：‘我报不了这么多数字。’‘谁能？’他问。我说：‘陆晋中。’”
　　 “所以他们换上了陆晋中，他一直干到1966年。”
　　 “不过贾书记很信任我，”兴发说，“因为他想听什么我就告诉他什么，而且从来没有妨碍过他工作。当然，我们不敢浮夸得太厉害，我们必须慎重估计自己的粮食收成，估计过低会被说成右倾，估计过高就得多卖粮，因此实际上我们不想报的太高，宁可少报也不愿多报。

　　所以极力浮夸粮食产量的是上面的干部，因为他们不必为吃粮操心。在那些产量报得很高的大队，社员们不得不把已经分到手的粮食再交回去。”
　　在“共产风”的影响下，比任何大工程的崩溃更严重的是群众信念的崩溃。他们看到的是相互冲突的命令，紧急的任务和最终的混乱。先合并后解散；先往万亩方送粪，后又回家种自己的地；先免费供应，后又无偿调拨。万亩方下马后，张庄的社员们回村只种了很少生长期短的作物，后来他们也有点灰心丧气了，因为半年的辛劳全付之东流，所以他们不再想苦干了。
　　尽管人们士气低落不是办好事，但最终最大的牺牲是讲实话的习惯。
　　夏天的庄稼虽然长得不太好，但还是成熟了，有人开始从地里偷庄稼，公共食堂还开办着，但人们从那里得到的只是稀糊糊，如果想多吃点粮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偷。
　　老天主教徒申全德编了几句顺口溜：

　　百人一队贼，百花来相会。
　　偷了邻居粮，实在是不对。
　　去偷公家粮，那可无所谓。
　　不羞也不愧，偷了大队偷小队。
　　如果不去偷几回，保我一定会后悔。
　　不管干活多受累，还是喂不饱你的嘴。
　　最好的办法告诉你，见到吃的往家背。

　　张庄大队受够了万亩方的苦，而别的大队，象安阳，由于拒绝交出牲畜和土地，顶住了“共产风”，所以没受多大损失。但公社干部却让安阳的王新年家（由于生于大年初一所以取名叫新年）吃尽了苦头。老王坚持说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没有让胡乱调拨，“你们瞎了眼，你们都在盲目瞎跑，毛主席从来没说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拒绝交出他的马、猪和地，他们给他脖子挂上牌子，说他是右倾，并拿走了他家大队需要的一切东西。安阳的马和猪是被抢走的，而张庄的却都是自己主动交出来的，包括茅粪，所以最后大家的地里连粪都没的上了。
　　 “所以，那一年我们村的人都躺在炕上，动也不想动。”兴发说，“他们不用操心什么生产不生产，他们说：‘让公社养活咱们吧。’”
　　那年春，整个长治市流行着一种靠公社和市政府的想法。他们说：“粮食收得多了就得多交国家，反正我们也沾不上光，收少了不够吃，国家还会救济咱的。”所以他们不再关心庄稼长势如何，长成什么就收什么，如果头头来检查，就带他们去最好的地块看看，路过长的不好的地块，他们就说：“这块地不是我们的，是那一个村的。”
　　早在“大跃进”开始，东风公社实行工资制时人们就有了这种想法。那时候，公社所有的人每天都有三顿饭吃外加2.5元的工资，即使根本不干活的人也享受同样的待遇。这种叫“三保证”的办法实行了一个月，公社的粮食和资金就所剩无几了，整个工资制度也垮了。但“三保证”就是“共产主义”的说法已经传开，农民们开始对“共产主义”表现出一种怀疑态度。从可以免费吃饭，整天躺在家里也可以有钱花开始，那些本来积极勤奋，努力工作的人也开始变懒了，因为大家觉得既然劳动不劳动都有吃有花，还干活做什么？
　　现在，虽然工资制度已废除了好长时间，大队社员得自食其力，但是这种想法仍支配着他们的行动。不过，如果说到私人企业的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959年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张庄社员的工分值却比从前的高，甚至在以后的许多年工分值也没有这么高。那一年每个劳动日可值现金1.35元，这是人们根本没有预料不到的。其实他们是发了灾难财，张庄的干部和社员们不知不觉地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事情是这样的：万亩方下马后，张庄没有粪肥种庄稼，全区又一直干旱，这时公社（东风公社已解散，这儿指马厂）召开了一个会议，要求全力以赴抗旱救灾，并给每个大队分配了应急的生产任务。因为张庄已打了好几口井，有几十亩水浇地，所以他们要求张庄集中精力种萝卜、白菜等蔬菜，还要求张庄在原有砖窑的基础上扩大砖瓦生产。会后，张庄安排了大批人力搞制砖；第二和第五生产队合并了他们的菜地种了300亩菜，其它队种50亩。
　　这些生产的收入很可观。因为各地仍在搞建设，砖的需求量很大，张庄人不仅挣制砖钱而且挣运砖钱，往公路对面的新水泥厂送1，000块砖就挣60元；由于整个晋东南地区蔬菜奇缺，种菜就更挣了。平时茄子在城里1.2毛一斤，如今在地里就卖5毛，白菜和萝卜也是5毛一斤，社员分得蔬菜再转手卖时就更贵了。
　　那年头价格猛涨，又没有人监督重量和质量。在砖窑上250块砖就是一订，可这些砖订中有整砖还有半头砖，拉砖的人不管这些，反正接去了是公家用，负责接受砖的人也不多去过问，因为那年头砖太缺，所以他们不注意砖的数目，甚至对大量的半头砖也不多过问，再者，建筑单位急需建筑材料，所以根本不计较砖的价格。
　　卖菜人卖菜时一般都要算菜的重量，但在1959年，卖主和买主都不去费那个劲儿。张庄人只把他们的茄子、白菜、萝卜成堆地堆在地里，论堆估计重量。“这一堆10000斤，那一堆6000斤。”尽管他们是往高估，从未低出估，但买主总是二话不说付了钱担上菜就走。那时到农村来搜寻各种吃的东西的人太多了，有的人还通过“后门”和大队联系，要用远远超过国家规定1斤5毛的黑市价购买各种农副产品。
　　 “那时候我们的集体主义观念并不太强，”兴发说，“只要卖了砖和萝卜能给大队多赚点钱我们就卖。管他妈的工厂，管他妈的顾客，我们要提高到最高限度。现在才知道这种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通过今天的教育我们回想以前，才发现有许多事情做的不对。今天人人都得讲真话，没有浮夸和撒谎的市场了。”
　　我认为他的话只是一种观点，一种上面的领导想让我听到的观点，而不是真实情况和事实的反映。总之，浮夸和撒谎不会消失得那么快。
　　1959年的情况正是这样。这是一个紧缩、分散、干旱的年头，但对张庄的农民来说这却是一个最富裕的年头。根据大队的统计，每个生产队都因卖砖卖菜赚了大钱，加上国家粮食局补给的40000斤粮食，张庄不仅有了足够的钱，而且有了足够的粮。慢慢地，形热稳定了，生活改善了，张庄人的精神也振作起来了。
　　 “‘共产风’确实让我们遭了秧。”真宽说，“如果‘共产风’再刮下去我们就得饿死。附近的村子饿死了许多人。那两年的情况比旧社会还遭。是毛主席给我们送来了救济粮才救了我们的命。”
　　把送救济粮归功于毛泽东只是真宽的认为，这种看法很自然地把主席和中央联系在了一起，但事实上，在1959年人民需要救济粮的时候，毛泽东已不再是共和国的主席，他正在政治上不得势。30年代以来，他的领导地位面临着最严重的挑战。
　　1958年毛泽东依仗地作为革命最高领导者的威望，一意孤行在全国发动并铺开了“大跃进”，鼓励暴风骤雨式地发展扩大和膨胀的人民公社，并发动全民用土高炉大炼钢铁。这些运动一开始经济就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一方面基层干部摘起了许多大型建设项目，小型的集体企业像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他们对大量的资金胡花乱用搞瞎指挥，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许多企业成立不久就破产了，成熟的南瓜躺在地里无人去收，因为大家都去干“大事业”了。在这样一种浮夸每一项成绩的异常兴奋的气氛中，许多地方的生产不但没有搞上去，实际上是搞垮了。1958年11月—12月，党中央在武汉开会，面对已经十分严重的混乱局面，会议强调对人民公社必须进行重新评价，强调批判绝对平均主义，重申按劳分配的政策，会上同僚们劝毛泽东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由刘少奇担任了国家主席。

　　1959年7、8间党中央又大庐山开会。恶劣的气候使失衡和失控的形热亦加严重，有些地方已濒临饥荒的边缘，有些地方已经发生饥荒。农业的危机严重影响了工业，引起了几乎所有日用商品的短缺，中央不得不批评毛泽东宏伟蓝图的失败。
　　然而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却把予头指向了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彭德怀是一名有崇高威望的老兵，1928年他27岁时就在湖南军阀何健的军队里领导了独立起义，并在湖南的一个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后来又率部参加了毛泽东、朱德的队伍，一起在井岗山建立了红军。两年后作为红军第五方面军的司令员，他率领这个军8000人击溃了何健的60000人，一举拿下了长沙城，并占领了该城10天。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率领第一方面军先到延安，与日军进行战斗，后又率部东渡黄河直入晋东南，在这儿建立了与长治相接的太行山根据地，这个根本地后又扩大为晋冀鲁豫边区，边区的人口相当于整个法国的人口。张庄象师才元这样的年轻人1938年参加的八路军实际上就是鼓德怀的第八集团军，他加入的688团（红军的35团）属129师管辖，129师的师长是刘伯承，政委是邓小平。
　　林彪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在朝鲜战争初期就休息后，是彭德怀顶替了他的工作一直在朝鲜指挥战斗，直到1953年双方停火谈判成功为止。
　　彭德怀在党内、军队和政府内的威望不靠任何人的提拨，他凭自己的赫赫功绩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和地位。他在人民和战士心目中的威望是极其崇高的，由于他在解放后仍和解放前一样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作为一名司令员他和自己的士兵们同甘共苦，不分你我；作为一名行政官员他的生活与普通的中国公民有密切的联系，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和人民的联系最紧密也最广泛。他最平易近人，在诸多到双桥来参观我教学的拖拉机学校的领导人当中，只有彭德怀坚持要坐拖拉机走一走，当时是我亲自为他作的安排。
　　在30年的战斗和建设生涯中，彭德怀将军也有自己的失误，最严重的是1939年在太行山发动的“百团大战”。这次大战由于过早地发动，过早地暴露了兵力，招致了残重的失败，使抵抗运动退步了好几年。也许正是因为这次惨重的教训使得彭德怀将军对过早的行动、准备不充分的进攻特别敏感，使得他对“大跃进”的混乱的灾难比别的任何人都更感到痛心，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毛泽东把他提出来时他才敢于反驳，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他问自己的妻子：“毛主席能朝我喊，我为什么不能朝他喊？”彭德怀会毛的话：“你延安操我妈40天，我怎么不能操你妈20天？”彭德怀认为在中央他和别人一样，相互平等，彼此彼此。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总结了“大跃进”的失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认为这种灾祸主要是“主观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造成的，他指出只顾个人意志和一时的热情，不考虑物质基础和生产力的因素，企图把生产跃向一个高水平是完全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彭的批评是有价值的，它得到了其它领导人的广泛支持，因为对他的观点及引用的事实所有的人心里都是非常清楚的。几年以后，毛泽东几乎用同样的词句对“大跃进”进行了总结。但不幸的是，那次会议关于“大跃进”问题的争论被中断了。正是彭的正确批评在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指出了毛泽东的路线错误问题，如果毛接受了这个批评，承担了全国混乱的责任，那就会严重危及他领导中国的能力，也许还会迫使他辞职。在一个国家，如果国民放弃了封建礼节，放弃了对上级官员的尊敬，那就几乎一定会有新的统治者产生。但是，毛泽东和许多老同志并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面对领导地位和威信的严重挑战，毛泽东说服刘少奇和邓小平与他一起向彭德怀展开全面进攻。当时刘和邓已开始负责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作为对毛泽东给予他们按自己的主张修订国家政策的权力的报答，刘和邓同意了毛对彭的指责。他们逐步使毛退居二线，而尽可能保持他的荣誉，而彭被他们不光彩地撤了职。
　　党的文件说彭德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他为首的有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集团。他们攻击说他那受到钦佩的坦率、忠诚和俭朴是伪装的，是忘图得到人民的支持并以此分裂革命队伍，还说他是伪君子，说他是代表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无产阶级的野心家。这些诽谤不但以讲话和文件的形式在党内传播，而且在1959年8月16日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作了定论。这是迄今为止最高当局发出的遣责，值得注意是这次会议的主席是林彪，9月17日中央免去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由林彪取而代之了。
　　革命的领袖们通过帝王传统的交易方式调停了在庐山的对抗局面，一方面找到了最大失误的“替罪羊”，挽回了最高统治者的面子，另一方面剥夺了他的部分权力。这次交易与中国历史上的某些事件是不谋而合的。特别是明朝的嘉靖皇帝罢海瑞的官与庐山会议的情景是何等相似，这次事件对彭与其同僚有很大的影响；还有一次极其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抗战前的西安，这次蒋介石作出了妥协使国共得以合作一致抗击日军的入侵。
　　1936年，蒋介石到西安强迫张学良和杨虎诚将军向共产党的延安根据地发动进攻，但这两位将军不想再杀中国人了，他们要调转枪口打日本，蒋不答应，他们就把蒋抓了起来，并威胁要杀死他。毛泽东派周恩来到西安进行谈判，释放了蒋介石，救了他一命，蒋介石同意放弃对共产党的进攻，共产党同意放弃土地革命，双方一致同意共同抗日。但为了挽回面子为了维护蒋的威信，张学良要把他送回南京。尽管在中国当时的形势下张学良将军的所作所为是绝正确的，他向最统帅的内战命令提出的挑战，向蒋介石提出应该重点抗日的要求都是十分正确的，但他还是因为不服从指挥受到了惩罚，这是一桩判逆案。如果不把张学良送交法庭，如果张学良不屈从，蒋介石就很难坐稳他的总统宝座。但对这位东北军的年轻将领来说来到南京就是一场悲剧，蒋介石再没有放他回去，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他被带到了台湾，仍受到软禁，现在他仍住在台湾，在那儿他过了近30年的软禁生活。
　　彭德怀在庐山当了牺牲品，毛泽东却保住了他的最高领导地位，保住了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领导地位，并为今后夺回所有的权力作好了准备。刘少奇、邓小平和其它一些领导人也在猜测中跟着走。因为确立毛的威信一方面是当时国家稳定团结最必需的，因此也是全国人民最感兴趣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毛有足够的支持者和政治洞察力。如果哪怕是最基本的要求得不得满足他就会使整个党和国家陷入长期的混乱。据说，毛曾威胁说，如果不把彭德怀搞下去，他就要回农村组织新的游击队。不过，毛泽东自己已经放弃了国家主席的领导权，进入了半引退状态。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毛泽东和这次交易中的合作者们很可能是在几种最坏的情况中选择了最好的。因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威信，特别是毛的形象永远不能被轻易亵渎。然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太高了，它破坏了党内民主，违背了党章，背叛了毛提倡了几十年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彭德怀没有做任何违背党的原则的事情，他没有在背后捅刀子，只是使用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权力向党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和建议，他的批评意见只所以受到重视也正是因为它反映了实际情况。
　　然而，不幸的是，彭的合法行为和正确观点威胁到了毛的地位，因此便成了不合法的。不能不说毛在这次交易中的所作所为动摇了国家的基础，党内许多有威望的领导人被赶了下来，而有些居心不良的阴谋家却趁机爬了上去。他们维护了毛的威信却挫伤了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党的威信，破坏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庐山会议以后，几乎没有党员敢公正地评价自己，公正地评价别人。谁敢保证会有人听取合理的意见？实际上为了维护掌权人的威信应该预先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需要，“风往哪边刮”成了求是的第一标准。
　　不能不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一切是一场权力的游戏，但并不是说领导者之间没有政策和策略的分歧。毛反对向他挑战的党的领导人提出的政策。一场政策的持久战打过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一直打到毛逝世，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庐山会议的悲剧发生在权威命令超越了政策，交易的双方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都不敢讲实话，不敢对当的失误作出正确评价的时候，即使彭德怀在强大的压力下也感到内疚、有罪、羞愧，并请求再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然而，如果认为政策和权力是两码事，那就太天真了。没有权力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见贯彻下去，政策和权力之间确实有牵连，但也有区别。然而在庐山会议上权力却高高凌驾于政策之上，政策相对不那么重要了。一旦革命建立了自己的帝位，随之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推举帝王，然后很快就会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正象孙逸仙总结的那样：“帝位总要引起斗争，国家经历的每一次动荡最初都是为了争夺帝位。在中国，过去几千年连续不断的斗争都是围绕着谁来当皇帝的问题展开的。”
　　如果说庐山会议上的交易是一个挽回毛泽东面子的策略，那么这个策略并没有使他们自己得以完全解脱，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是否正确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因为下面的干部已经把他发动的这场运动搞成了极端平均和极度狂热，引起了全国的混乱，所以没人再去追问最初发动这场运动是不是错误的，是不是不切实际的了。把中国平实的资源和大量的劳动力用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难道会有错？
　　在中国现代历史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制定的政策不是“右”就是“左”。在战争时期与蒋介石“只联合不斗争”的政策使新四军1939年面临危机，“只斗争不联合”的政策则分裂了自己的革命队伍，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土改运动中，那些对分地主财产及土地犹豫不决或要给地主留一部分财产及土地的政策，严重影响了对农民的政治动员，但财产土地要绝对平均分配，哪怕是一只碗一双筷子也要绝对平均分配的政策则更加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它们使不同成份的农民互相斗争，把中农划了敌人的一边。
　　每一次运动总是自发的倾向歪曲了重要的政策，而合理的东西却起不到主导作用。例如有一些干部反对土改，最后的破坏就是极端没收和分配所有的财产，即使没有土地的穷人也得退还。同样，有一些干部反对“大跃进”，搞垮大跃进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扇起“平调风”、“瞎指挥风”、“浮夸风”，有能力扇起这几股风的人都能料想到全国的混乱，因此使自己的愿望如愿以偿。然后，“我就知道，”正确的预言家将会预言，形热将发展到另一个极端——个体生产、单干。毛的支持者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攻击说，为了搞垮“大跃进”是刘少奇把“大跃进”推上了极“左”的道路。不幸的是，这种攻击是一种愚蠢的发明，它们不会轻易地被人们所承认或否认。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他们从来没有对1949年以来漫延的“左”的倾向这一中心问题提出过疑问——为什么毛反复发动群众运动纠正右的偏差，而从来没有动员人们去反对过危害更大的“左”的倾向？当然，在革命的过程中左右摇摆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然后，不管出现哪一种倾向，一个成功的领导者都应该有充分的纠正偏差的准备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