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四十四 大寨抗争
“可了不得。”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说：“一下来了几千人，他们嚣张着哩！”
昔阳县的工作队员总共有5000人，派到大寨的就有300，这个大队的总人口不足400，因此，几乎是一对一。
下面是陈永贵讲的关于工作队在大寨和昔阳开展工作的故事。
工作队的干部们来不及放下铺盖卷就接到通知去找旗杆杆上的虫虫（大队掌权的坏人）。他们答应团结给大队干部提意见的人，谁反对工作队谁就被定成反革命，并说这次运动的果实（双贪污的干部那里收回来的财物）应该比1946年土改运动的果实（从地主富农手里没收的财产）还要多。
听到这个计划，特别是要团结所有给干部提意见的人这一条，陈永贵惊觉了起来。
他对自己说，这里有问题。这些人不作阶级分析是不对的，他想，你可以依靠你任何喜欢的人，可我要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如果你揪斗资产阶级势力，那咱们就干一场。
他对他的同志们说：“提醒全村人，准备战斗。”
第一天，工作队队长张子义（地委组织部的一个科长）就把人们叫在一起让他们学习一本叫“桃园经验”的小册子。这是一份总结材料，是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写的。在社教运动中，她到了河北的一个村子搞了个试验，她的行为严重偏离了毛泽东的指示。
“你们为什么这样努力地学‘桃园’？为什么不学毛泽东思想？”陈永贵问。
张子义说：“老陈，你是个聪明人，你该知道为什么。”然后，他转向其它人笑着说，“看你们，你们怎么不说话？老陈刚看过这个材料，很清楚，我们必须做出一些成绩来，如果没有成绩，我们怎么向上面交待？”
“你们哪也别想去，啥也找不出来！”陈说。
可过了一段时间，张子义和工作队用他们自己的办法搜集到了所有他们想要的材料。
陈永贵作为山西代表团的代表到北京去参加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这次会共开了40天。老陈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工作队撤开大队干部，安排工作队员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对干部和大多数干部家庭的人员提出了指控。首先，他们攻击陈永贵，说他和他所有的亲戚都“红”得发紫，他们停了陈永贵儿子陈明柱的大寨共青团领导的职，说陈永贵在公社供销社当会计的女婿侵占了公款，因此关了供销社的门，说陈永贵的妻子在她工作的大队猪场偷过猪饲料。他们还用同样的办法对待其它大队干部，说他们都是“陈派集团”的成员，并派人去证实他们是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力搞贪污腐化的。
工作队的干部们还试图通过官僚主义的分裂和统治手段建立具有危害性的个人档案。他们叫来了贾承让，告诉他宋立英已经揭发了他所有的罪行，然后又叫来宋立英，告诉她说贾已经揭发了她许多违法行为。
他们还去找贾的二弟，要他提供党支部七名党员的违法证据。
他说：“我不能干任何违背我意志的事儿。”
“如果你不按我们说的去做就会被划成反革命。”他们威胁说。
“我不能接受。”他反驳道，“就象一个从没偷过东西的人要反对别人叫他小偷一样，我要反对你们叫我反革命。”
作为最后一招，他们告诉大寨的干部们，“你们谁也不能跟陈永贵比，他已经在北京作了彻底的交待。”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在桌子上摞了一大堆文件，说这就是陈永贵在北京交待的所有材料。
可这一招也不顶事儿。
陈永贵说，“在其他地方，工作队可以把党支书搁在一边，告诉支书说他们已经从其它同志那儿听到了所有的罪行证据，那么支书反映常常是‘这狗娘养的，在背后捅刀子。我也要指控他。’可他们在大寨使用这个花招，党员们却不会上当，他们说‘没有人会这样说我。’所以他们拒绝在人家背后捅刀子。在我们当中，让一个人在背后反对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们传播谣言，我们反而感到自慰，为我们没有被攻破而自豪。其它人向我们学习，而工作队却忙于传播我们的谣言来攻击我们，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顶住了压力，没有屈服，他们便怒气冲天，‘他妈的’他们说‘我们从没见过这样顽固的党支部。’”
张子义领导的工作队向大寨干部们发起个人攻击，试图让他们相互乱咬，同时，他们还攻击大寨大队，试图搞坏它的先进声誉。开始他们盯住了粮食产量问题，那年大寨的粮食高产是600多斤，在河北平原没有一个村收那么多粮食，工作队的队长们对产量问题提出了疑问并开始找毛病，他们首先认为大寨隐瞒了土地面积，说大寨人种的地一定比报的面积多，因为报的亩数少了，所以亩产量就高。“800亩？”他们嘲笑道，“你们这儿的地两个800亩也不止。”工作队员们不相信大寨农民的话，他们到周围——金石堡、高家岭、吴家坪等村去问那儿的人们大寨的村界在哪儿，然后又逐场逐块的进行测量，从与邻村的交界处量到虎头山顶，最后他们得出的数字远不足800亩。这个数字被县委驳回，说如果加上新开垦的土地肯定会超过800亩，于是，他们又进行了测量，这次连在最高的山脊上的最小的地块也没拉下，结果总数也只有796亩，比大寨人告诉他们的802亩少6亩。
这下大寨人真的生气了。工作队给他们丢了6亩地，他们要工作队还他们这6亩地。实际上，沟里新地的建设占用了一些岭上的薄地，在那儿种上了树，结果，实际上他们的总耕地面积是800亩。
找不出多余的地，工作队又以为粮食数被扩大了。他们把各家各户，大队仓库里的粮食都称了一遍，然后又检查了所有卖给国家的粮食单据，检查非常得细，没有拉下一斤粮食，结果发现大寨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上账。
后来又有人想起了粮食含水量的问题。因为未完全干的玉米含有15.5%以上的水份，所以称重时扣去1.25%的斤数，这是一项大寨人从未听说过的国家规定。告诉他们这个规定以后大寨人拒绝接受，因为大寨的粮食是在春节以后才称重分配，到这时，玉米是干透了，肯定不会含15.5%以上的水份，再说国家粮食局已检验过大寨卖给国家的粮食，并没有说含水量高。
但工作队却以含水量压大寨，他们把这个规定告诉了群众，“你们的干部有他们自己的‘中央’，他们对含水量制定自己的政策，你们认为自己分的粮食是公平的，可实际上你们分得的粮食必须扣除20%，30%甚至40%的重量，因为粮食里含有水份。他们在欺骗你们。”
有些干部害怕了，但大多数干部仍一点也不动摇，“我们不用扣除水份，因为我们的粮食干透了。光说我们干部比以前分的粮食多了。但这是大伙都比以前分的多了。他们一方面告诉大家说我们的粮食产量太少，另一方面又告诉大家我们干部们多占了粮食，说如果把我们多占的粮食分给大伙就比在土改时还分得多，大家想想，能有这么多吗？
双方的战斗在土地测量，总产量和含水量的问题上暂停了，工作队的干部们不得不向后撤。但不久他们又拿干部的工分问题进行反攻，“你们干部没有劳动就挣工分。”
大寨所有的干部都断然否认了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挣过不劳动的工分。”但一个工作队员向他们发起了进攻。很久以前，他和省农业厅的一位干部在大寨待过，这个人要求各方面工作的汇报，所以大寨的干部们中午、晚上都得向他汇报，在他离开的那一天，他们的工作还没有汇报完，所以他们就利用比一中午还多的时间进行汇报，争取不拉下任何一个问题。所有汇报的东西他都记在了本子里——年、月、日、时，但他发现那一天所有的大队干部都记的是满分。
这样，大寨大队的干部们不得不作自我批评了，确实有一次因为汇报工作他们劳动迟到了一小时，却记了满分。但大队的老百姓们不同意工作队的说法，说这是欺骗。他们说：“你们上工迟到了是因为你们为大队工作，又不是为自己。”他们问工作队的干部们：“你们吃着人民的饭，坐在办公室工作，你们就没有迟到过1小时？就没有请过一天假？没有生过一次病？你们说你们一年也不误一小时？真是胡说！10小时，100小时也不够你们误！”
工作队继续找工分制的毛病，大寨规定给冬天扫雪的人记工分。因为大队冬天的工作是改造沟沟岭岭，不管天气怎样，人们都出工，拉石头、运土，如果路上的雪不扫了，这些活就干不成，人们认为扫雪和其它工作一样重要，所以他们就给扫雪的人记工分，如果家里有弟兄两个，一个去修梯田，另一个去扫雪，他们挣的工分是一样多的。工作队说不应该这样，说他们从未听说过还有“扫雪”工分，他们认为扫雪是一件轻省活，人们应该抽空去干。在工作队的压力下，大寨大队把扫雪排出了工作计划，扫雪的工分也取消了。
袭击了工分问题后，工作队又向大寨的粮食分配办法发起了进攻。农业“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每个大队社员不论年龄和劳动情况每人每年要分配300斤的口粮，在这个规定范围内，大寨大队又作出了一条新的规定：6岁以下的儿童每人分180斤，6—10岁的每人240斤，成年人300斤，根据劳动情况还可以多分。分配粮食的总量按全村的人口算是平均每人300斤，但由于小孩不可能吃300斤，所以分的要少一些，这样多出来的粮食就分给了那些干活最卖力的、最需要粮食的人，这样，大寨没有一户有多余的粮食，因此，也就没有一户到黑市去卖粮。
工作队的干部们说这是无根据地歪曲政策，因而又责骂大寨为了欺骗群众，自己建立了一个“中央”。
事实上，大寨没有任何使张子义和他的工作队感到高兴的地方。工作队批评大寨，大洪水冲走了他们的黄土窑之后修建起来的一排新石窑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说，这样“没有地方喂猪，没有地方种烟叶，”他们还批评大寨没有自由市场，“没有自由市场？你们的生活这么苦不鼓励做买卖。这不是压制人民吗？”
有些批评是有根据的，大寨是不允许在房前屋后喂猪、种菜。但有一些批评是要引起争论的，即使中央对农村自由市场搞多大、多长时间，应该自由到什么程度也没有一致的规定。还有一些批评显然是荒唐的，从太原来的一位作家，要搜集骡子下崽后，把卖了崽的收入排了什么用场的材料，他构思着一桩贪污案件，到后来才非常吃惊地知道骡子根本不会生产。还有一个在城市长大的队员不知道为什么大寨的玉米杆与他在其它地方见到的不一样，那么细，那么高，后来才知道那是高梁杆，根本不是玉米杆。他们用这些来攻击大寨。
“为什么工作队要这样攻击大寨呢？”陈永贵说：“因为大寨比其它大队富。了解了大寨你就可能作比较，可能开展学习运动，他们不开展学习运动是因为大寨有个陈永贵，他总找麻烦，因此大寨也不好了。他们尽可能反对大寨，压制爱找麻烦的陈永贵，每天他们都会想出新办法，新计划来压制陈永贵。”
有一个干部就认为陈永贵是个死能找麻烦的人，他叫薄宏忠，是昔阳县5000人工作队的总队长。出身在昔阳县河东的一个山村。他的父亲是昔阳县最大的地主，1945年土改时农民们没收了他父亲全部的财产。当时，薄宏忠已加入共产党好几年了，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入的党，提拔很快，到1964年他已不仅能代表晋中地委而且能代表山西省委了。
受省里的委派到他的家乡来领导这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他开始怀疑每一个人，谴责每一个人，强迫每一个坦白交待，他对所有的基层干部都进行强烈的报复。这些基层干部大部分是贫农，曾领导过打碎昔阳县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所以他们开始认为他是在伺机为地主阶级报仇，在极其不公平的环境中，农民们开始叫薄宏忠“还乡团”，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比当年的“还乡团”还坏。
薄很了解陈永贵。尽管是在几个月前他俩才见过一面，但陈永贵一点也不怕他，这使他很懊恼。他俩见面是在“十月事件”中，这是在新县长上任后发生的一起诬陷事件。老县长张怀英工作领导得很好，在他的领导下，干部们经常参加生产劳动，作家、演员赏有新的剧本和节目出台，农民们努力增加产量为新兴工业作贡献。尽管工作做得很好，但1961年张怀英还是不得不把位置让给了一个叫张俊环的人，他俩的名字虽然相近，但政治立场却截然不同。
新上任的县长逐步推翻了他的前任制定的一切基本政策，他否定集体生产，表扬个人开荒是“开荒先锋队”，鼓励个人买卖、个人企业、自己赚钱，甚至提议拆毁大坝，重新分配大坝所占的土地，当人们否决了这个提议后，他把大坝卖给了阳泉市，结果造成了昔阳县大多数的大队干部都不拥护他的领导。
1964年10月，就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夕，张俊环宣布他挖出了一个昔阳县里的“反党集团”，他说80名县级干部，400名大队干部都是反党集团的成员，因而，有的被他定为“反革命分子”，并进了监狱；有的被他定为“反党分子”送到新的岗位上去改造赎罪，他还把20多名三级干部作为特殊案例送到了地委。负责调查这些特殊案例的人就是“还乡团”的薄，他大骂这20几名干部，并下令打他们，审问他们直到他们认罪服输，他们一旦承认了一些罪行，他就下令继续打，直到承认全部罪打，最后，在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的情况下，这些干部们只好骗瞎话、哭。
然而，有一个人无论薄如何努力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他就是陈永贵。薄说陈永贵是反党积极分子，把他叫了去让他指挥其它人，眼看着那么多的老同志被打，陈永贵非常气愤，他卷起袖子准备战斗。
薄说：“我叫你来是让你揭发他们。如果你坚持要保护他们，那我就要指控你。”
这更激怒了陈永贵，他准备把整个地委翻个底朝天。
“为什么我要那样反击？”后来陈永贵说：“因为他们不执行毛主席的政策，干部们犯了错误应该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治病救人’，可他们却进行残酷无情的打击，有些人甚至被打死！他们是在打击大多数，保护一小撮。我谋算着，即使他们把我关进了监狱，也会有人来放我出去的。”
薄不愿明目张胆地打击象陈永贵这样的出名人物，他让了步，机会一合适他就把陈送回了家。
1964年10月，薄把陈永贵送回了家，但他并没有忘记这位农民干部对他的反抗。几周以后，作为工作队的领导回到昔阳时，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大寨，并在这里安插了许多满怀敌意的调查者。
然而，出于个人成见以这种方式安排工作队的工作是错误的，派到其它县里的工作队都是这样干的。遵照刘少奇和安子文的指示，他们对集中火力解决村级农民干部的经济问题，并采取各种策略强迫他们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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