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四十五 “打老虎”
陈永贵说：“昔阳县的工作队正认真追查贪污和腐化的问题。查出非法占用的钱、粮越多，他们的成绩就越大，因此功劳也就越大。这就是他们关心的事儿，他们从来不提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他们没有教育人民任何东西。”
在贪污问题上，工作队不是从事实出发，对存在的问题作现场的调查，而是看谁当了多少年干部，他的亲戚有谁与钱财打交道。大队的总收入还不到12000元，他们却毫无根据地指控大寨的8名干部贪污了12000多元。他们指控候庄大队的优秀党支书王华洲贪污了4000元，还把他和他大队里被怀疑有问题的人都隔离了起来，27名干部就隔离了24名，昼夜进行监视，白天让他们在工作队的监视下出去劳动，晚上又把他们关起来严加看守。
工作队搜查了他们的家，并对他们的家属进行严厉的审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传唤王华洲的妻子，告诉她和孩子们说，王华洲是“四不清”干部，要他们揭发他参与的一切犯罪活动。
王的三女儿只有8岁，才开始读小学，工作队把她叫了去，让她说出证据，然后几个人把她推过来推过去，致使她摔倒在石头上并破了头。他们还诱使王在离家较远的中学住校的二女儿写封信劝她爸爸坦白交待。
工作队还到那些反对候庄干部，说他们坏话的人家里去，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开揭发会，这些人大多数是在土改中被没收了财产的地主富农，他们当然反对村上的革命干部。王华洲承认向他们瞪过眼，甚至骂过他们，他为什么不能骂阶级敌人？ 但他坚决否认他们强加在他头上的贪污罪行。
工作队在县里找到了一位曾在一家陶瓷经营单位当过采购员的人，他曾从候庄的窑上买过许多大缸。在工作队的压力下他证实，有一次他直接交到王华洲手里800元钱，并在证词上画了押。工作队认为这就是贪污的证据，于是他们把王叫来，要他承认这件事，接连3个下午两个晚上，他们一直叫他站着，强调他坦白，他们朝他大喊，猛敲桌子，把他推到墙根，对他进行威胁，但王华洲态度一直很坚决。
“如果这是真的”他说，“我要求开除我的党籍，要求杀我的头。”
最后，工作队内部对王的问题有了分歧，强迫那个采购员写证词的工作队员承认他伪造了证词，工作队长感到丢了脸，把他调到别的工作队去了，再也不提那800元的事儿了。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王华洲的攻击，不指控他贪污还可以指控他有反党行为，可以把他作为特殊案例送到全县的会上去，那儿有许多三级干部正在接受审查。于是他被送到了县里，会上说他有反党行为，因为他反对县委书记张俊环。七天七夜，他们一直在整王华洲一个人，晚上，他的床两边站两个人，门口站一个对他进行监视，“想解手必须征得这三个人的同意，他们跟着我到厕所去，一分钟也不离开。”
王华洲确实反对张俊环，不仅反对，而且还在1963年组织40名干部投了张俊环当县委书记的反对票，他反对张俊环是因为张反对他向大寨学习，反对他三年改变侯庄面貌的计划。按张俊环的观点，侯庄没有任何资源可以通过冬季劳动来开发，王华洲驳斥了他的观点，所以惹下了这位书记，因此他说王是反党魁首，是反党阴谋家，王华洲承认他反对张俊环，但他决不承认他反党。
“如果不是毛主席、共产党，我也许早不在人世了，”他说，“我怎么会反党呢？”
遍及昔阳县的工作队在“还乡团”的领导下，对当地的基层干部发起了非同寻常的攻击。
他把他们关起来，动员他们的家属起来反对他们，在没完没了的会议上折磨他们，把他们说成是严重腐化分子，甚至反革命。极少数不太坚强的干部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自杀了，还有许多也在考虑自杀。
陈永贵在北京开完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回到大寨后也遇到了麻烦。尽管大寨大队党支部一班人团结一致，不互相拆台，不说坏话，不指控别人，但有一些大队干部却屈服于工作队的压力，对他们的领导提出了错误的指控，大队受监督的地主和富农也提出了许多不满。工作队把这些不满和指挥收集起来，写成了汇报，盖上公章寄给了省委的陶鲁笳和卫恒，他们又直接汇报给了刘少奇。有了这些到手的汇报材料刘少奇认为大寨没有王光美整理过材料的桃园大队好。于是指示传了下来，要加大压力，把所有的贪污及违法乱纪行为全部揭露出来，把“四清”运动进行到底。
这些指示与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恩来表扬大寨，并要全国学习大寨的指示是矛盾的。在人大会议上陈永贵不仅与周总理交谈过，还参加了毛主席的生日晚会，并与主席本人进行了交谈。陈永贵非常受鼓舞，他满怀激情起程回家，希望工作队已放弃了他们对大队干部造谣中伤的打击，但他到家时却失望地发现，工作队已经重整旗鼓，正在发起更猛烈的进攻。
“我到家的第一天，社员们都不敢接近我，干部们聚在我家哭了一下午。他们摆着手，扒在我肩膀上说：‘我们没有死，唯一的原因就是要等你回来。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我们早去见阎王了。现在看到你了，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去了。’”
这些老同志说要自杀，他们的话使陈永贵头晕目眩，他需要休息，他需要时间考虑，所以他让他们回家去等着。吃完晚饭他象旋风一样闯进了工作队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人大吃一惊，猝不及防，他要求给大寨大队的干部恢复名誉。办公室里坐满了上级领导，有省委领导、地委领导、部长、副部长，一个姓刘的副部长正在充满信心，平心静气地看文件，陈永贵突然闯了进来，并用拳头猛击桌子。
“你们坐在这儿看文件，可我们的干部却在受害！ 请恢复他们的名誉，现在就恢复！”
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动作使刘副部长惊恐万状，大惊失色。突然，他的头向后一仰，脖子一伸，休克了，最后不得不被送进了医院。
向工作队提出声明以后，陈永贵回到家，把干部们叫在了一起。他问地主和富农们都说了些什么。
“他们也没说多少。”
“那群众们呢？”
“他们很害怕，天黑以后才敢在沟里见面。”
“不敢坚持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员？”陈永贵说，“你们必须进行反击，如果你自杀了，那他们就会认为你有罪，说你是畏罪自杀。回去与他们进行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胜利！走，咱们去见见群众，咱们不能死在他们手里，咱们去问问群众是要咱们死还是要咱们活。”
于是，他把老同志们领到了社员们正在劳动的山顶上。工作队听到风声也派了几名干部来监视他们。
陈永贵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允许，便开始问：“大寨的干部们都在这儿，”陈说，“你们说他们犯了死罪吗？”
没人吭声，一片沉默，许多人扭过脸来看那些来监视他们的工作队员。
“不！”陈永贵大声喝道，“往这儿看！看着我！不管他们犯了什么错，都不至于是死罪，可工作队要把他们推上绝路，要逼他们去死。”
就这样不到10分钟，陈永贵就把群众唤了起来。社员们开始发言了。
“工作队欺骗我们，造干部们的谣。”
到这时，工作队的干部们也动了心，有些积极分子背叛了他们的领导，加入了群众的行列，开始攻击工作队的工作。
天黑下来了，陈永贵转向一个工作队的领导问：“你能接受这一切吗？”
这人摇摇头。
看来，战斗还得继续下去。
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陈永贵的老朋友，夏丝路大队的党支书王宝力来敲陈家的门。
“老陈，我想悄悄地来看看你。工作队在监视我，可我想见见你。今天我是来告别的，我想自杀。”
“你怎么能想这种事儿？”陈永贵很生气地问道，“你是不是人？ 以前敌人占领了昔阳都没能杀了我们，可现在你却要自杀！”
“他们把所有的罪行都加在了我头上，”王说“我哪还有脸见人？”
“群众也认为你有罪吗？”
“他们不敢讲话，倒是那些地痞流氓很活跃。”
“这才是真正错误的地方，”陈说，“群众不敢讲话，坏人倒很猖狂，而你，你又要自杀！你错了。你要敢自杀，我就动员全县的人都来骂你。只要工作队不砍下你的脑袋，你就应该活下去，哪怕他们把你关进监狱也没关系，你就在里面坐着，总有一天会给你翻案的。”
陈永贵就这样羞辱王宝力，激励他起来进行反击。
“正象你看到的一样，斗争是非常残酷的，不论是在大寨还是在别的大队。”陈永贵说，“残酷的斗争也好，它可以教育人民，它还告诉我们一切斗争都要谨慎小心。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样残酷的斗争中，如果你有一点不注意，就会自食其果。我们必须强调战术，必须团结所有的干部，必须依靠群众。”
“这样工作队就得停下来想一想，他们是否能完成了任务？他们一直在琢磨其它地方的工作队为什么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他们是怎样挖出了那么多的贪污分子的？ 因为在这儿他们一个贪污、腐化干部也没找到，所以非常着急。”
“就这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更加依靠广大群众。如果你这一边没有真理，那在斗争中你就不会站稳脚根。我们还强烈地感觉到团结非常重要，没有团结就没有力量，就不能打胜仗。”
陈说：“现在我们反而觉得他们压制我们是一件好事，如果他们不那样竭力地压制我们，我们就不会变得如此坚强，我们被压成了钢。他们很残酷地压制我们，压、压、压，当时我们很不痛快，可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觉得倒也不坏，反而是件好事儿。”
从北京回来后，陈永贵成了团结大寨人民和全县人民进行反击的催化剂，他们一仗又一仗地打。第一仗是针对扫雪记工分的问题展开的。
从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开始，就有成百上千的参观者到大寨的虎头山、七沟八岭来参观。冬天，如果农民们不清除积雪，来参观的人就几乎无法出门，有时他们甚至无法从昔阳县城到达大寨大队。有一次，工作队接到通知说有一个5000人的重要参观团第二天要到大寨来，上面的领导要求工作队保证参观顺利进行。那天半夜正好下了雪，有一尺多厚，挡住了道路。恐慌中工作队来找大队干部帮忙，他们说：“把雪清扫一下吧。”
可大寨人说，“我们不干了。计划上又没有安排清扫道路，是你们坚持让我们把扫雪的工分砍掉的，你们自己去扫吧。”
大寨的社员们坐着不去扫雪，工作队只好推翻了以前的规定，恢复了扫雪的工分。
看到了集体的力量，侯庄的干部们很受启发。参观团要来了，他们突然提出让工作队重新确立他们的党支部班子，这个反抗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专门起哄”的力量来源于一个规定，如果没有首先建立起一个功能齐全的党支部，就不能说工作队完成了任务。哪里的党支部被解散了，所有的被停职的党员必须首先重新进行党员登记，然后才能被重新接受，党支部才能重新建立。因为侯庄几乎所有的党员都被指控为贪污分子、反党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然而被开除的不多，被判刑的更少，所以在支书王华洲的带领下全体党员都拒绝登记。
他们的行动有效地触动了工作队，工作队向他们保证所有悬而未决的案子很快就会得到最高水平的定案。
陈永贵一回来就发现了“四清”运动的结果，昔阳县80%的干部被定为坏人，其中40人自杀。
陈永贵在下面动员人民起来反抗的时候，上面党中央有些人也开始提出疑问。周恩来看了“还乡团”送去的“黑材料”以后认为昔阳县有些做法是错误的，于是他派了一个小组由李雪峰带领到昔阳来进行现场调查。
这个小组到了大寨后，让陈永贵汇报生产情况。
“生产？”陈永贵问，“我怎么能汇报生产？ 这儿的大事是‘四清’。内战、土改、大跃进我们都过来了，可现在，工作队才来了几个星期，已经有40名干部自杀了！”
他说，面对这些问题工作队员们害怕得两手发抖。几天以后，北京命令工作队撤走，但又派了一个新的工作队来。
正当毛泽东的新指示《二十三条》传来时，以张子义为首的大寨工作队离开了大寨。新的工作队带着以《二十三条》为原则的新的指示来到了大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求工作队依靠当地的党支部，并和他们一起把先进大队管理好，因此，基层干部不再由于工作队长的猜疑被搁在一边了。
“新工作队来了以后，队员们并没有按他们答应的去做。”陈永贵说，“他们到先进大队去，又开始把那儿搞得一团糟。他们还是说：‘先进大队问题多。’他们又搬出了王的‘桃园经验’。虽然在会上他们说‘不要学’王光美的‘经验’，但他们一来就开始搬用这个‘经验’，他们在洪洞县也是这样做的，在那儿他们打了第二次歼灭战。后来我经常抱怨大寨的苦衷，可洪洞县的人总是说‘我们那儿更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三个工作队又派到了昔阳县，队员们马上又开始第三次打击那些曾被薄宏忠树为斗争靶子的干部，这激起了人民推翻县委和县级行政机构的造反运动。
陈永贵接任了县委书记，大寨、侯庄及所有在“四清”运动中受过苦的大队的干部和群众一致要求把薄宏忠工作队的所有领导干部揪回来，进行批判和再教育。
张子义不得不返回了大寨。白天他们让他到地里干活，晚上开群众大会批判他。因为他曾领导工作队测量过大寨的土地，结果量出来的总亩数比大寨人报的少了6亩，所以人们要他在离开之前为他们造出6亩地来。
“我们那6亩地哪去了？是你给弄丢了，你应该把它们找回来，给我们造出6亩地来，否则不许你走。”
“可是”，张子义伸出他那软弱无力的白手说，“造一亩地就得300个劳动日，不到5年时间我是造不出这6亩地来的呀。”
“谁管你多长时间。”他们回答。
他们让他苦苦劳动了一个月。
“我们是铁手，他却是软手，他只晒黑了皮肤，最后他写了一份深刻的自我检查完事了。”大队贾主任说。
大寨公社晋沟大队的群众有一次开批判会时命令薄宏忠站到台上来。陈永贵要来参加这次会议，他要保证让群众讲话，可又害怕便宜了薄宏忠。果然，当他赶到会场时，发现薄正在漫不经心地听着人们对他轻描淡写的批评。
“这叫什么批判？”陈永贵问，接着他开始控诉以薄为首的“还乡团”的种种罪行。他越讲越生气，挥动着双手，愤怒地指责薄宏忠。陈永贵的话和姿势激起了在场的群众，人们站了起来，抓住薄宏忠的双臂，强迫他低下头，把两手放在背后老高，让他坐“喷气式”。
薄痛得大喊大叫。
“你喊什么？”陈问，“你还知道难受？你忘了你领导工作队时，有多少人自杀了？”
这种形式的斗争甚至体罚对省级及地区级领导都使用过。按大队干部和群众的要求，他们把薄宏忠工作队的领导至少揪回了十来个，让他们都坐了“喷气式”，并痛打了这些他们最恨的人。
“打人是我的错，”陈永贵说，“如果我开始不那样对待薄宏忠，全县就不会发生打人的事儿。但这种行为一旦开始，我就难以制止了。”
昔阳县工作队的傲慢、高压和政治偏见孕育了一场疯狂的斗争，就象狂风一样预示着一场大暴雨的来临，告诉人们一场严重的动乱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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