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四十七 洗澡
晋东南的干部们坚持说，他们在黄碾、张庄这样的关键地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前已经纠正了运动最初在长子和昔阳县搞的过分的行动，说他们已经放弃了“人海”战术，采取了传统的办法，疏散了工作队，放弃了秘密审查，并禁止对所有的错误缺点一律指控。然而，这场运动仍给了全区所有的干部，包括“四清”、“四不清”干部以沉重的打击，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长治市管辖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较晚，并且是分“小四清”、“大四清”两步走的。张庄的“小四清”是在1964年冬天，也就是在省里派出的工作队受到批评离开大寨的时侯开始搞的。为了开展运动，市里派到了张庄一个工作队，不过，不是3000人而是3人，他们是张根虎、薄国祥，还有一个姓刘的，后来姓刘的走了，只留下了一个两人的工作队在张庄开展工作。
张庄的“四清”工作队召开了一个全村动员大会，给群众解释了即将开展的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然后把全村人分成了几个小组，背对背开会揭发干部的错误和违法行为。“背对背”意思是揭发人和被揭发人不对面。被揭发的人、全体党员和全体干部分别在“放下包袱”会上见面，会上他们可以听取别人对他的指控。可以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可以揭发其它人，如果揭发得好，就可以成为运动后期的积极分子。
干部的错误和罪行一旦通过“背对背”会议被揭露了出来，就得在“放下包袱”会议上作检讨，作自我批评，就得直接面对群众，群众就是“澡盆”。在张庄有两个“澡盆”，村南村北各一个，每个“澡盆”由一个市里来的干部监督，由这一片儿的贫下中农负责管理，负责审查住在这一片儿的干部。
白天群众、干部都象往常一样工作、劳动，会议都在晚上开，气氛很紧张，问题很尖锐。工作队的张根虎和薄国祥根本不作任何无罪的设想，他们怀疑每个干部都有不正当行为，即使没有贪污和盗用，至少也白吃过公家一顿饭，多分过公家的一件物。他们说，每个人脸上都有污点，所有的污点都应该揭露出来。
“我从你的脸上就能看出来你有问题。”张根虎对第四生产队的保管肖福来说。
肖福来脸红了。
“看，看，我说什么来？”张说。
肖开始出汗。
“你最好都讲出来，你的问题少不了！”张喊着，给肖施加压力。
在他的强烈攻势下，肖垮了，一五一十地承认了他所做的一些不诚实的事儿。
对肖福来的主要指控是他在自己管理的仓库里盗用了生产队的几斗麦子，他承认这件事还牵扯到郭元龙。郭元龙是贫农，天主教徒，1948年他保护过张庄的党员，说他们是“好人”，并因此当选了第一届村人代会的代表。
郭元龙1954年失宠，因为他是承认自己曾是天主教地下反革命组织“圣母军”的成员，被揭发参加了这个组织的还有共产党员孟福禄，战时的伪村长郭德有，多嘴的贫农申全德，农民纪永年和木匠李和仁，但由于一被揭发出来他们就坦白了一切，交待了他们所了解的一切情况，所以没有被起诉，只是受到了批评，消沉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逐渐重新加入了村里的生活。郭元龙后来当了第三生产队的干部，开始负责民事工作，因为工作干得很出色，后来又当了第三生产队的会计。当了会计不久，他又出了问题了，成了出名的“多吃、多占”干部，总在人家结婚、新屋落成典礼上吃个够、喝个足。一次，他管的账出了问题。他说他锁在抽屉里的现金给丢了，许多人怀疑是他自己花了。另一点，在“四清”运动中又查出他分了肖福来从第四生产队仓库盗出来的麦子，鉴于以上罪行，队里的社员撤了他的职，他又一次变成了普通老百姓。
另一个生产队会计李锁子，工分帐目很乱，他给自己的朋友随便多记工分，自己不上工也记工分，一年时间就给自己多记了80个劳动日，除此之外，还给他的朋友多分粮食。他的一位朋友的妻子刚怀孕，他就给尚未出生的婴儿分了粮，但却没有记在生产队的帐本上。象肖福来和杨成道一样，李锁子也是从外地来张庄落户的，大队干部对他的背景和历史都不太清楚。他说他是从八义来的中农，可调查表明，他出身于一个在土改中被没收了财产的上中农家庭，在后来的重新分配过程中，八义的干部们认为没收了他家的财产是不公平的，所以向他家道了歉，并归还了他家的财产，至少是部分归还了，但“斗争对象”的污名仍缠绕着这个家里的成员。
杨成道，是从长子来的富农斗争对象，张庄的干部们没有对他的背景和过去作任何审查就允许他到张庄来落户了，因为他老婆是陆进俊的姨妈。这次，他也被揭发了出来。作为副业队的采购员，他掌管着的钱比张庄任何一个干部都多，他为砖窑、包工队和副业队的其它企业采购木头、苇窝、煤炭的其它一切必需品，他的帐记得很乱，也没有报销条，收款单，自己滥用了大量现金。副业队的财务帐目太乱以致没人能清理出来，直到1971年，还有1000元现金找不到下落，人们认为杨成道起码又贪污了1000元，张庄把他送回了长子老家接受监督改造。现在他还在长子。
社员们还指控副业队的会计牛宝山，在几年的工作中贪污了1000多元，把他给撤掉。
“小四清”运动中另一件大案是涉及大队会计郭富书的，他干这个工作已经快20年了，所以人们怀疑他贪污的数目一定很大，可查帐后发现他的帐目上只短600元，人们指控说在这600元中他贪污了100元，虽然数目不大，但这就足够了，他也被撤了职。当然撤他的职不是因为100元的数目大，而是因为这钱是被一个曾在抗日战争中当过伪村警头的人贪污了，他的被撤是因为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加上小小的不能让人信任的贪污行为造成的。
郭福书丢掉了大队会计的职务，申启明的二儿子共产党员申继财接任了这个职务，郭福书当大队会计时，他是大队出纳，现在他当了会计，另一个20岁的年轻人胡文发接任了出纳。这个年轻人接任后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不过这事儿以后再讲。
从以上的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治市的干部执行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政策，他们在张庄执行的政策不象省委工作队在昔阳执行的政策那么残酷，在贪污盗窃存在的地方，怀疑那里所有的干部，他们的怀疑导致一些案例的揭露。但同时，由于他们没有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没有给群众讲清楚运动的根本目的，所以运动不能深入下去，调查也只是了解表面现象，证据总是不充分，这样，一些干部能凭编瞎话通过群众这一关，跳出“澡盆”。
“只要你承认了一切”王京和说，“不管是真是假，只要群众满意就可以过关，如果群众不满意你就得继续当‘靶子’，就得下台，问题就在干部队伍中，每个人都得坦白交待。难道这样做了问题就揭出来了？从表面上看好象所有的问题都揭出来了，但实际上，很严重的问题都漏掉了。这个办法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并没有教育群众真正理解和抛弃1958年——1959年的‘共产风’和随后的‘三自一包’风，所以工作队和群众只是抓住1000元和10000元的贪污犯不放，他们以揭发出贪污分子的多少作为运动是否成功的标准，工作队从不动员群众，分析和揭露不同的掌权者执行的不同的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都不涉及路线问题。实际上这是用经济斗争掩盖阶级斗争。”
1971年，王这样的干部认为，政策上的差别是路线斗争，是跟阶级斗争是一回事，以为不同的阶级就会提出不同的路线。这种看法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前是普遍存在的，然而今天这种看法正在逐步改变。
“在各大队的工作队之间存在着竞争，”王京和继续说，“一个工作队说，‘我们挖出了三个1000元的贪污犯。’另一个工作队就会因为没有挖出一个贪污犯而感到羞愧。”
“‘你们一个也找不到？那个工作队又说，‘也许你太右倾了。’害怕别人说右倾，所以每个人都在努力找大贪污犯，所以有时证据不足，甚至根本没有证据也要给人戴上‘贪污犯’的帽子。”
即使做了最主动、最积极的工作也很难揭开许多复杂案件的真象。老王在运动的大部分时间负责特殊案例，并负责对问题作出总结。他指出调查者首先必须保证找准了要调查的人。
“我们调查了一个叫喜伦的人，据说他了解一些情况，但当我们要他写出他了解的情况时，他却拒绝动笔，我们认为他很顽固，并开始怀疑他有什么坏的动机，我们跟他谈了好几次，但都一无所获。后来才搞清楚了解情况的人不叫喜伦，而是叫伦喜，我们找到了伦喜，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情况了解清楚了。”
记住准确的调查地点和调查内容也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即使跑断了腿也会一无所获。
“有一桩物资案件，”老王说，“单据上说是在侯庄买的，可是有3个侯庄，我们把3个侯庄都调查过了，发现根本没有卖过这种东西，我们就问一个空手回来的调查人员他是到哪个侯庄去调查的。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公共汽车把他拉到了邯郸，然后他就去了邯郸附近的县城。”
“哪儿，说准确点。”
“我也不知道，你去问我的同伴吧。”
不管是谁，用这种态度怎么能把事情查清楚，所以了解全面的情况也是很重要的。
在西白兔公社，到处传说富农把驴粪放在了公共食堂的饭锅里。
“怎么能允许这样卑鄙的阶级报复？”
调查的结果表明，这个传说根本不准确。
两个老妇女正忙着准备蒸馍头，忽然刮过来一阵大风，一个妇女警告另一个说，小心点，把笼盖好，别让灰尘刮进去，说不定还会把驴粪刮进去呢。一个正在门外忙着干活的人听到了这位妇女的话，不过只听到了一部分，就跑去报告说富农弄脏了饭，往锅里放上了驴粪。
当调查结果表明“这是两个妇女要保护食物干净”时，工作队长不相信。
“告诉我真象，”他说“我什么都知道。”
于是市里又派了第二个人去调查，揭露阶级敌人，但最后他得出的还是同样的结论：她们根本没往锅里放驴粪。
张庄的坏分子申大胡子偷了一个铜轴承，拿到供销社去卖了，有人说这根轴承足有9斤重，人们听了很气愤，但申却不承认有那么重。
“不管你们有多气愤，”他说“反正我们罪不大。”
这是他典型的混帐逻辑。
“你说‘气愤很大，但罪不大’是什么意思？”我们问，“如果你不犯罪，那我们的气愤是从哪来的？”
一个工作队员到供销社去调查此事，那儿的售货员给写了一张纸条，说有一个姓申的来卖过一根8.9斤重的铜轴承。但是，申胡子仍否认此事，他承认卖过一块1.2斤重的废铜，从未卖过什么9斤重的铜轴承。
因为他交待了许多其它罪行，有的比这件还严重，所以工作队的另一名队员起了疑心，他决定到供销社去作进一步了解。结果表明，从一开始那个供销社的年轻女店员就否认她收过这样的轴承，于是第一个来调查的工作队员就去找供销社的主任，主任说，“她怎么会记得？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于是他把女店员叫了来，劝她写了那张纸条。现在她坚持说那纸条是被迫写的。当第二个调查者带着这个情况去找主任时，主任说：“她是一个不能相信的家伙，经常作假证明。”
因此第二个调查者带回了这样的结论：第一个证明是错误的。
当人们这样互相包庇、互相掩护时，就很难搞清事实的真象。
工作队还调查了一个党支部书记（他家里的其它成员也被证明有贪污行为），在长时间的审问中，他承认自己靠投机倒把挣过10元钱。要具体点？他说出了他买的东西、买的价格、卖的价格和搞这笔交易的供销社。
经过与那家供销社店员的反复核对，没有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最后，在重压下，那位店员写了一张纸条，证明事情确实象那位支书讲的一样。后来，这位支书说他那样做是为了摆脱工作队，那位店员说他打证明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你不交待出一点“罪行”，他们是不肯罢休的。）
张庄的工作队把大个子民兵、1961年以后一直担任大队保管的申天喜树成了主要的靶子。在“背对背”会上，吴树林说他和天喜从仓库拿过8袋麦子，在天喜家的院子里放了三天，王文则和陆三贵说他俩看见过这些粮食被搬进了天喜家的大门。天喜也承认这些麦子是搬进了他家院子，不过只放了一晚上，那是因为白天装袋装得晚了，不能往其它地方放了，他坚持说第二天早晨就到了粮食局，陆玉生可以作证，因为是他把粮食拉走的。但由于好几桩别的事情，人们认为陆玉生不诚实，所以，没人相信他的话，没有相信仓库帐目的记录和事实是相符的。因为看见粮食拉进了天喜的大门的是三个人，而说粮食被交到粮食局的只有天喜和不可信赖的陆玉生，所以工作队的干部坚持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他没有贪污了这些粮食。”因此，他们要天喜至少赔6袋粮食。他们本来计划要他赔8袋的，但由于当时天喜喂养的两头大队的骡子长得又肥又壮，他们认为这些骡子吃了偷来的粮食，因为骡子是大队的，所以让他少赔两袋。
天喜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并把工作队的决定上诉到了公社，但公社的领导仍坚持原判。这个事情一直拖到1965年“大四清”运动开始。
“小四清”运动的一个似乎不太重要的成果是老农民申启明的大儿子申进财被遣返回张庄。
因为申进财的名字与一个远方亲戚的名字一模一样，人们叫那个人“大申”所以叫他“小申”。1964年清查运动开始时，小申已经在马厂的社办供销社当了好几年干部了。人们对供销社帐目的彻底清理发现了一些糊涂的帐目，小申被指控盗用了公款，因此被开除了公职，遣返回乡，对一个共产党员、公社干部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小申不仅个子高、结实、英俊，而且有文化、有能力，所以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家乡，被安排在副业队当工人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坚信自己是一块干大事业的料，他的祖先就很有名气，不仅在张庄，而且在整个潞城县都很有名，所以他下决心要象自己的祖辈一样干一番事业。小申虽然出身贫寒，但他不会忘记他的爷爷是秀才，曾在县城的一所高小当国文教师，有30亩地，在上党地区属上等阶层。小申的父亲申启明的财产继承权被爷爷后来找的老婆给剥夺了，所以全家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小申从小头上就顶着艰苦的乌云，但由于他在学校学习成绩很突出，并且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大队干部对他印象很好，所以被吸收为共产党员，最后又被推荐到公社当了干部，可现在，他又无辜被打到了最底层。他没有深刻检查自己，作自我批评的习惯，也许他在一两次交易中得到过好处，但在他看来这些交易是合法的，社里帐目的混乱不是他的错，他觉得自己当了那些盗用公款人的“替罪羊”。
他的经历与他常常用来激励自己的秀才爷爷的经历很相似，他爷爷就是因为太老实，才没有在老潞城县的贪污环境中兴盛起来。申爷爷发现自己每次都和一个也是从张庄来的姓李的秀才合不来，李秀才的孙子李光宗也住在张庄。过去，申爷爷和李秀才都有为县里收租的权力，可李秀才收租时总要收政府要求数目的两倍的粮食，然后把多收的那一半收入自家的粮仓，而申秀才为李秀才欺骗农民感到羞耻，就告了李秀才的状。但警察局的头头和李秀才是一气，站在李一边，所以争执了好长时间也没结果，申秀才被激怒了就躺在路上喊冤，警察局的头头就打了他，结果这事儿闹到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两位秀才都作了最大的努力争取一个使自己满意的裁决。因为在潞城相持不下，后来又送到了省城太原，到太原后，李秀才做了许多工作，使了很大神通，结果申秀才被判输，以后不久就死了，是伤心而死还是鞭打致死，到今仍是个谜。
申秀才死的时候，他的孙子小进财只有1岁，这孩子不久就知道了他是秀才爷爷第一个老婆的孙子，发现自己生错了枝。他的亲奶奶生过一个儿子，即申启明，两个女儿，但在她死后，丈夫又结了婚。这次娶的是一个很富有的兽医的女儿，这个女人因为很有钱，结婚以后马上就掌管了家里的一切，她对待丈夫前妻留下的孩子就象外人一样。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没有奶，就强迫儿媳喂养，这样就剥夺了小申的奶水。申秀才在太原死后，她和她父亲共谋分了丈夫的财产，她和她的两个亲生孩子得了大头，而丈夫前妻留下的儿子申启明一家只分得了9亩薄地，三间房和一大笔老人欠下的债。启明不得不卖了房子卖了地去还债，他把老婆和儿子送回了屯留，在屯留小申的姥姥有20亩地。然后，他自己到太原去拉人力车，辛苦一年后他攒了一点钱让人捎回家，可这捎钱的人把他的钱全偷去了，所以他不得不又辛苦一年，这次他多攒了些钱，亲自回家来送。后来，他又出门给一家地主扛活。小申13岁的时候就在农忙时上地帮父亲干活，农闲时推上一辆独轮车到路上替人家拉瓦罐棉花等东西，等上啥拉啥。到那时，弟弟申继才也长大了。能和他一起劳动了，父亲和两个儿子辛辛苦苦的劳动终于攒够了钱，能把在张庄曾属于他们的那九亩地和三间房买回来了，于是他们又回到了张庄，积极参加了张庄的土改运动。土改中，他们又分得了29亩土地，并有了半头骡子，这样，他们的生活改善了许多。两个儿子学习成绩都很好，都达到了农村干部的读写水平，都入了党，都当了干部。小申到公社信用社当正式干部时，弟弟继才先当了第四生产队的会计，后又当了大队会计。
小申满怀信心地憧憬着未来，他发现事业上和爱情上的成功对他都来得那么容易。他的翩翩风度和办事能力使他所负责的交易一个接一个地成功，他英俊的外表和出息的经历倍受女人的青睐。追女人不止一次地使他遇到麻烦，最严重的一次是1960年，有人说他和黄碾的一个漂亮女人勾勾搭搭，女人的丈夫对他俩的事儿义愤填膺，要与他决一雌雄。小申，这位身高1.8米还要多的小伙子轻易地就征服了那位可怜的男人，打得他住进了医院。黄碾有许多这位丈夫的亲戚朋友，他们把这事儿报告了派出所，小申被抓了起来，关了两个月，不过没有对他起诉。县里的领导从来没有想过把他关进监狱，最后，他被释放了。虽然他与女人勾勾搭搭很可恨，很不对，但考虑到他的工作态度和经历，是够不着关进监狱的。
很快小申又和张庄村另一头的一个年轻妇女相好了，她是民兵队长秦贵宝的哥哥秦财宝的寡妇，她自己长相好，家里收拾整齐而出名，干家务活也是张庄最好的把式之一，饭做得最香，衣服缝得最好。她丈夫死后，许多人想跟她好，最积极的一个就是他的小叔子秦贵宝。表面上她对秦最好，她要让那些想跟她相好的人相信，她要和贵宝结婚，但同时，她又悄悄地让小申到她的屋里去，偷偷与他相爱，然后，突然宣布要和他结婚了。秦大吃一惊，非常懊恼，他不朝抛弃了他的嫂子发脾气，而是朝小申大发脾气，因为小申戏弄了他。从此，他就对申进财有了深深的怨恨。在他看来，他的新娘被敌人偷了去，就好象罗密欧征服了朱丽叶。
小申由于财务问题被遣回张庄为以后矛盾的发生提供了一个舞台。不管事实如何，大队很重视他的商业技术，不久就让他负责起了副业队的工作。但他却认为这个工作没意思，他曾经是公社的干部。他的文化水平和社会经验比村里哪一位干部都强，但没有被选为大队干部，却被派到了这个小小的副业队，他觉得自己失掉了一直在努力追求的名誉和地位。他不把公社信用社对他的指控当回事儿，20多年前，他的爷爷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今天为什么又轮到了他？他和他的全家都认为原先的诬陷有些事情是说不清的，每个人都得把自己往好处想，在中国官场生活的洪流中，如果自己不为自己和自己的祖先辩护，那还会有谁？
降到了一个队干部的地步就够倒霉的了，小申又把自己摆在了民民队长秦贵宝的对立面那就更倒霉了。秦名义上是为大队主任陆进军的人效力，实际上却狐假虎威。秦之所以恨小申是因为他抢了他的新娘，但新娘给小申并没有带来别的，只有麻烦。
徘徊了一个时期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来到张庄时，小申看准了机会，他要翻上去夺权，他要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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