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四十六 私访桃园
从陈永贵对昔阳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运动没有打击、分裂和挖出任何真正的政治错误或真正的敌人，也没能真正地重新教育人民，重新组织农村的革命阶级的力量，也没能把干部改造成新人。
这场运动没有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洗手、洗澡”，放下背在他们身上的包袱，相反地，背在干部们身上的包袱被绑得更紧了，更牢了。不分清红皂白地把所有的错误和缺点看成犯罪，因为这些“罪行”把干部们搁在一边，即使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也不让他们站出来，不恢复他们的工作。这场运动不是一场团结95%干部和群众的运动，而是一场分裂干部和群众，打击干部，使干部相互对立的运动。“四清”工作队打击了所有的公社及大队干部，因为他们都曾经或多或少的有过一点越规行为，吃过一顿半顿公家的饭，从集体的地里往家拿过一穗玉米或一截绳子，吃过集体树上的一只苹果，工作队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这些微不足道的“越规”行为上，而对这些干部们所做出的积极的贡献就视而不见了。
1971年，人们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以中央的名义制定了一套农村工作的补充条例，歪曲了毛泽东本来的意思，使运动偏离了方向。这个条例被称为“后十条”，是对“前十条”的补充。
我一直没能找到“后十条”的原文，但批评家们说它主要是关于经济问题的。不是起来清除大的经济犯罪，使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与那些腐败势力作斗争，补充条例却把不正当的行为当成了主要靶子。他们认为农村的主要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是发展方向的问题，而是“四清”、“四不清”干部之间的矛盾，是贪污干部和不贪污干部之间的矛盾，他们还把党内和党外的矛盾混为一谈，说党员、非党员干部都不清，党内党外都有贪污分子，都应该清理，对掌握主要权力的党员干部和掌握次要权力或根本不掌权的非党干部一样对待，这样就解脱了党和党员。这样，一场解决当时“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要问题的运动变成了一挺打击各地经济犯罪和贪污分子的机关枪，如果工作队找不到大的贪污犯他们不仅会认为那个地方不清，而且会认为这场运动失败了。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曹中南司令员说，“这种里外不分的政策没有瞄准毛主席确定的主要目标。主要目标应该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不把他们打倒，不管解决了多少问题，也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因此，不允许扩大打击面，不能说只要是贪污犯，党内党外一样对待，否则，就会把目标移向群众，移向基层和农村干部，因为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犯过一些小错误，尤其是在灾荒年。”
“例如，根据规定，给干部的补贴工分不能超过生产队或大队总劳动日的2%，为了生存，干部们就得参加集体劳动，大部分时间他们要和其它社员一起下地参加劳动，所以，如果干部迟到了一次，吃了公家一碗饭，多分了点东西，或装了一、两次病，就成了经济犯罪。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罪行”上，不看他的政治路线、政治立场，他怎样领导群众，只看到了他的错误和缺点，并用这些错误缺点来证明他和群众有矛盾，和所有正直的人有矛盾。”
“不相信95%的干部和群众，我们终究会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各类矛盾搞得一团糟，结果我们打击了所有的贫下中农干部，因而就会得出农村形势一片漆黑的结论，我们就会认为农村只有解不开、扯不断的犯罪团伙。所以，结论只能是我们失败了。如果大多数干部确实是坏人，那我们就失败了，所以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打一场歼灭战。”
基于大多数干部都是坏人的设想，共产党使用了“人海”战术，强调外地领导的重要性。党中央派非山西籍的领导干部到山西来指挥全面工作。这些外地干部在省内几个尚未开展运动的中心城市招选了一些干部，把他们派到了第一批被选中的8个问题较严重的县去开展工作，这几个被选中的县包括晋东南的长子，还有阳高、洪洞和昔阳。干部们6月份进行集中培训，10月份分赴各个“靶子”县区，按各县的人口平均每20户派一个工作队员，7000干部到长子，5000干部到昔阳，到昔阳的5000干部中有3000不是昔阳籍。
工作队一到，就避开当地的党员和干部，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搜集整他们的材料。他们认为外地干部可以不用暴露真实姓名，毫无顾忌地去发现问题，可以对互相包庇和掩盖阴谋的情况采取应激措施。
工作队的战略都来源于“桃园经验”。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曾隐匿姓名、身份和一个“四清”工作队一起到过河北东部的一个村子——桃园。她认为毛泽东1927年使用的民主调查办法已经过时了，所以她绕开村里的党支部和群众进行了秘密的一对一的调查。山西的消息灵通人士说，她在村里找了一个特别爱发表不同意见的人，相信他，依靠他，并让他掌了权，撤了其它党员干部的职。然后，为了帮助桃园在生产上超过大寨，她要求上面给予大量的资金、物资和技术帮助。被她扶持为大队主任的人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他在自己的周围发展起了一个与他志趣相投、好拍马屁的人组成的小集团，他不搞“先公后私”，不搞以农业作为基础，以粮食为纲，也不能团结全村人大规模地改造自然条件。他不是依靠桃园的广大群众，发挥他们极大的热情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是依靠国家帮助，依靠贷款、补助和外地的专家，结果，国家提供的物资帮助没有得到很好的充分的利用，群众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去获得多快好省的经济效益，而是躺着等别人来解决问题。群众说，这就是所谓的“桃园经验”，然而，王光美却为她在桃园的“经验”感到骄傲，为她和她的工作队在桃园发现的大小“罪犯”感到了不起，所以写了一份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成了全国“四清”运动的指导纲领，当时她的报告作为学习材料分发给了各地的工作队，各村的党支部和老百姓。
在我看来，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和1948年驻张庄的土改检查工作队执行的政策是非常相似的。当时，由于张庄许多贫农并没有真正翻身，所以就说土改失败了。他们认为土改没有成功就应该责备村里的共产党员，他们中的大多数肯定是坏人，不是阶级敌人、贪污、腐化分子，就是和这些坏分子一气的“老好人”。土改失败了，大多数干部是坏人，那村里的情况就是一片漆黑，农村的形势就很危急，所以党必须展开一场决战。工作队员们被告知，要么象老黄牛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么被送进屠宰场，这可不是说说而已，是要动真的。
工作队一进村，就把党员和非党干部搁在一边，他们只相信与干部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不管这些意见的来源和倾向，所以认为村干部都很坏。结果，许多机会主义分子和不正直的人趁机捞了一把，而正直的群众、党员和干部却摔了跟头。至少有一段时间，运动在调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圈圈内徘徊不前，迷失了前进的方向。确实，如果撤换所有的干部，那换上来的干部当权时就更缺乏奉献精神、更没有经验，更不正直。
在土改和“四清”两个运动中，从上面传下来的指示可以被认为是形“左”实右的。形“左”是说，他们对对抗性矛盾实行严厉打击，由于他们认为形势一片漆黑，到处都是坏干部，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大的运动审查，撤掉所有的干部，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实右是因为他们不做判断、不寻根问底，把一般的矛盾视为对抗性矛盾，但实际上情况并非他们说的那样。
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打击所有的干部，人为地造成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他们不是坏人却硬说他们是坏人，这样打击了干部，分裂了群众，却鼓舞了机会主义分子，使真正的敌人抬起了头。不管“左”还是右，都是革命的逆流，如果不加以纠正，就会导致革命的失败。
这种叫做“打击大多数，保护一小撮”的战术在中国革命的残酷斗争中被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着，每一次它都牵制着运动的发展，每一次都扩大批判的范围，把教育运动变成打击广大干部，乃至广大人民的运动，每一次却都保护了一小撮，因此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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