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五十 曲折的路
试图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大量的假设、推测、问题及回忆进行总结，我要求每个人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场运动是否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 是否贯彻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方式、方法？ 是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晋东南军分区的司令员李英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在今天，他的这些观点肯定会被认为是“四人帮”的观点。他彻彻底底地谴责运动的初期阶段所执行的政策，照他的观点，实际上是“坏人”——反革命分子领导了这场运动。
李司令员称负责长治市和城郊农村社教运动的大型工作队的队长王尚治是叛徒，说这个工作队的政治主任程首创和武乡县工作队的政治主任张行夫是国民党分子。张行夫当晋东南地委常委和省委联络组主任已经8年了，可李说，解放前他在黎城县领导过一个国民党组织并且现在仍在秘密活动。
李司令员还谴责这个黎城县大地主的儿子领导的7000人的长子县工作队，他称他“老爹” 是“一个在抗日战争中袭击共产党的国民党官员。”
李英奎认为共产党是按照刘少奇“吸收向共产党投降的，背叛了国民党的人”的政策，吸收了这些坏人，叛徒和卖国贼。照李英奎看来，这些人虽然加入了革命队伍，但并没有与国民党彻底断绝关系，他们是革命的定时炸弹在晋东南地委和行署内起着特务的作用。
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接收了一大批爱国学生，其中有许多是国民党官员的儿子或女儿（那时候，除了他们，谁还能上得起大学？），李英奎轻易地就可以拿出证明他们阶级成份和从前与他们有联系的其它干部的罪恶材料。在他的眼里，那些在战争年代按照共产党的团结一致抗战的政策与共产党搞统一战线的国民党积极分子也成了阿基里斯的脚后跟，他们是用“无产阶级”的挡箭牌来抵挡一切对他们的攻击。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李英奎自己也是作为一个大学生参加了革命的，他的阶级背景也难免引起人们的怀疑，这也许是他对他们有深仇大恨的原因。
也许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李散布着这样的观点，刘少奇的“十条”一提出，地区的“官员”们就组织了一个7000人的工作队派到了长子县，去贯彻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负责干部们隐姓埋名，使用秘密的工作办法，拉开“人海”去扎根串联，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打击大多数正直的干部，保护一小撮叛徒。只是在毛泽东提出了“二十三条”以后，真正的共产党员才把运动转向了正确的方向，即使这样，他们也只纠正了一少部分运动初期的错误。
1971年已经当了昔阳县县长、山西省副省长的陈永贵，虽然从来没有说过是国民党分子领导了“四清”运动，但他却也象李英奎一样强烈谴责工作队的工作方法和政策。
“‘二十三条’提出以前”，陈说，“工作队执行的方针和政策是错误的。毛主席干涉以后，工作队纠正了一些错误，但只是在表面上。如果工作队再进一步深入了解问题，他们就会打自己的脸，所以实际上，他们还是没有真正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曹中南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指责刘少奇错误的同时，也强调了积极的一面。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发表后，他说，“运动有了正确的方向，但仍有一些流毒存在。比如工作队仍很庞大，虽然他们放弃了王光美“扎根串联”的办法，但仍使用着一些非常复杂的工作方法，他们经常用刘少奇的观点来歪曲毛主席的路线，仍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问题上。”
“我们认为，运动的主要方向是对的。刘少奇企图阻止、破坏这场运动，但每次毛主席都及时地指出了问题，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觉悟，每次路线斗争，毛主席的路线总获得胜利，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企图完全抹杀‘四清’运动的成绩，为被打倒的人翻案，但中央基本上肯定了‘四清’运动。必须看到当时农村的具体情况，那些犯错误的干部和群众主要是不清楚毛主席的路线，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犯了错误的好人，只要认识了错误，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就可以继续工作。”
“但不管下面的问题解决得多好，他们也不能挖掉上面刘少奇的根子，就是说，在下面的县里也还有没有被揪出来的人，因为上面有高级干部保护着。你在村上干你的，可上面有人操纵着一切，因此，问题还是得不到真正的解决。这就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这一点与周恩来的看法大致相同。周恩来1971年总结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党内两个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激烈斗争。那一年党中央是这个看法，后来也一直是，直到1980年邓小平才对这个看法提出了异议。
周恩来说：1963年，毛主席提出了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条’，刘少奇就提出了另一个‘十条’来进行反攻，全是些毫无意义的复杂的东西，是繁琐哲学。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抓党内走资派，他坚持要划清“四清”、“四不清”的界限。所有的干部，不管你掌大权还是小权，党员还是非党员，只要你有一个不清，就要被撤职。
有了这样的政策，不禁要扩大打击面。在农村干部中，自私自利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常有拿一点公家的东西据为已有的现象。如果因为这点小事就被说成是坏分子，那几乎所有的农村干部（极少数除外）都得被撤职。假设一个干部把掉在地里的东西，一只筐、一条麻袋、一根绳子拿回了自己家，他算不算贪污犯？如果把这个也叫做严重的贪污，那贪污犯究竟有多少就很难估计了，那数字可不得了。
刘少奇把所有的党员和干部都看成坏人，腐化分子，他打击了许多人，他和他的小组到农村蹲点时搞秘密调查，他们说这是“扎根串连”。共和国成立都十五年了，他们仍在搞秘密工作，这有什么好处？
“扎根、串连、搞秘密调查”都是违背群众路线的。刘少奇从不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看成两条路线的斗争，他把这场运动看成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好人和坏人的斗争，他根本不提阶级路线，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全背离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
用刘少奇的这种办法撤掉了大批干部，提拔了大批的新干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了一场谁来掌权的毫无原则的斗争，还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了道路，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最后就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给我提出了一些劝告；“如果你到桃园去搞调查，就应该在那儿呆上一段时间，把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大寨、张庄、桃园这三个村是值得注意的三个点、大寨走的是毛泽东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桃园走的是刘少奇、王光美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不知道张庄现在的情况怎样，张庄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这些观点没有一点抓住了今天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严重的分歧。
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发动下面的群众，他要求人民判断、批评、监督党和国家机构，因此要求恢复贫下中农协会，而刘少奇则好象把这样一场群众性的运动看成了对政府和资产阶级权威的威胁，他竭力用从上到下整顿基层干部的办法取代动员乡村一级的群众，正象莫里斯·迈斯纳（美国作家）指出的“毛泽东强调第一步是发动群众，让群众发动起来，而刘少奇则坚持开展社教运动要从上面派工作队，整个运动应该由工作队领导。”
主要依靠工作队开展起来的运动就不会以高级领导阶层的“走资派”为靶子，而这个正是毛泽东认为的最重要的靶子。这两种态度说明了观点上的根本分歧——毛泽东总是把人民看成聪明智慧的贮藏所，是胜利的主宰者，总是依靠人民去克服党内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不纯，相反地，刘少奇把党的领导看成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他认为通过整风就可以克服所有的缺点和错误。在刘看来，党，至少党中央的形象是绝对完美的，而在毛看来，唯一绝对的是人民和人民的利益，当然是按他的理解，他认为党走错了，就越过共产党的领导人直接面向人民，这样，他越过了所有的革命机构，直接发动起了人民。
所有的评论家都同意一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叫“四清”运动），根本没有结束，1966年它又被一场最古怪的、最复杂的史无前例的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吞没了。在争夺政府权力和职位的派系斗争中，1963年提出的看法一直没有找到结论，对领导权究竟属于人民还是属于党没有一致的看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一致的看法。至于农村，没有人能详细制定衡量公与私、个人与集体、劳动所得与免费供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标准的尺度，所以只能对大队社员各种不同的兴趣进行调查和调和，这样他们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
“文化大革命”使几千万人登上了政治舞台，又掀起了一股新的“共产风”，强调公共、集体免费供应和共产主义新风，把广大农民又带回到了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中。这也是一场政治灾难。
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干部自我改造的整风运动，它没有“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而是把干部和群众搞成了对立面，为了夺权相互武斗。
看看这些结果，我们开始担心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否正确。我们不仅需要知道“四清”运动是不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而且需要知道毛泽东的指示对60年代纠正党风和中国的建设是否起了正确的作用。
要回答这些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了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外的一些情况，我们必须研究“文化大革命”，并尽力搞清楚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场运动不象现代历史上的任何革命运动，更象封建时期大规模的起义，如法国的百年战争，日本的倒幕运动。但在找到机会去向老百姓们了解这场运动之前，我们参加了张庄农民的种麦动员，参加了宣传队放在一切工作首位的新的党的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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