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　种小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第五部整社

　　资产阶级社会嘲笑我们说：“你们共产主义者只讲公，好像不存在私似的。”其实这并非事实。我们认为没有个人就没有集体。我们所提倡的是——集体第一，公众第一，个人第二。

——周恩来　　1971

五十一　种小麦

　　一个难得的下午，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远处的山脉尽收眼底。在一块五英亩大的地里，五十名社员分成若干小组，各自干自己的活儿。一组妇女分散在地里，走在其它组的前面，负责用木槌把拖拉机耕耙过后留下的土圪垃打碎，这最后一分钟的苗床加工甚至可以确保小麦的发芽生长。
　　妇女们的东面，赶马车的人来来回回，不断地从第四生产队肥料堆拉肥。十来辆平车不停地把运送的肥料一堆一堆地倒在地里，排成一条条直线。由于一些人推肥倒肥，另一些人装车，所以，在地里穿行的总是只有一、二辆车。运肥车之间点缀着拉大粪的车，这种车比运肥车少，车上装有一个木桶样的容器。他们有自己的时间表，他们把大粪倒进临时装厕所里宝贵“黑色金子”的土池里，专门有一组人把尿素从塑料袋中倒入土池里，每池里倒二、三袋，以增强肥效。
　　赶大车的人和倒化肥的人设法适应种小麦的人的需要，正好走在他们的前面。一大群妇女分成四个小组，第一组是开沟者：用一队马和一个特制的犁，几分钟便可开出足可使别人忙半个小时的犁沟。他们之后是十来个施肥的人，他们全力以赴用扁担挑着桶从化粪池舀上大粪，均匀地倒在开好的犁沟里。第二组十来个人不是用桶，而是挑着筐子把适量的干粪肥撒在地里，再混和起来。最后一个步骤是，一对技术精湛的播种者把种子均匀地撒在犁沟里肥沃的土壤上。他们后面跟着几位农民，在种子上盖上一英寸厚的表土。
　　在这种复杂的作业过程中，每项任务都是从其准备工作中产生的，因为每项任务都为下一项任务做了准备工作。干活儿的人就象某种乡村的芭蕾舞蹈演员一样，随着他们前进的步伐，编出一组各种各样的动作，而又毫不费力地组成了一个和谐的节奏。一道又一道的犁沟横穿整个田野，几十个人各自都按不同的速度劳动，但是作为一个整体都在由西向东前进。他们身后刚刚新播种过的土地成为来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张庄通往张公庄土路不远的田野里，第四队的红旗在粗壮的旗杆上迎风飘扬，十分壮观。此时此刻，显示了张庄村集体生活的潜在力量。这儿不是在可怜的小块地上为勉强维持生活而挣扎的，无组织的单干户的阵容，而是组织井然有序的突击队。他们采用新的大面积播种小麦的方法，施上预定数量的肥料，甚至加上化肥使土地更加肥沃，播上本地区试验培育的优良品种。一旦麦苗长出来，就从水库抽水进行大面积灌溉，而水库本身就是成千上万邻近百姓集体的创造物。无论在哪方面都是今非昔比的。
　　休息时人们都坐了下来。生产队干部，一、二名大队负责人以及市宣传队的一些干部立即召集了一次临时会议，讨论解决问题：犁沟的宽度、深度行吗？播种进度行吗？肥料够用吗？施用多少尿素小麦不会被烧死？如何减少田间踩踏？如果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话，那么这一群认真的协商者是应该能够超过那位古代英雄，并且叫他“孙子”了。
　　显然，这种协商似乎大大扩大了集体力量的范围，它不仅包括负责这些土地的当地农民，而且还包括全大队、公社领导，以及市政府的代表。生产第一线的四队社员背后有村、公社以及市政府做后盾，反过来，这些机构后面又有省以及国家做后盾。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不会被人忽视、忘却，忽略或搁置不管。似乎人人都把它作为改造中国总体战中的一部分，整个指挥系统上下，显然都有人民关心着。
　　那年秋天我们所感受到的运用于麦田里的集体力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种力量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它是自市政府最高指挥机关，下至各级领导，最后至各生产队，乃至每个家庭共同辛勤组织的结果。
　　幸好，七月以来天气转好，使秋天的组织工作卓有成效。九月初降雨量减少了。尽管天气仍旧比通常雨水多，山上的洪水还是减退了。由于流量减少，长治水库的水位也不再上涨了。裂缝严重的主坝仍然威严地挺立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自从八月十五日降暴雨以来，开始不断加高并加固的围堰亦安然无恙。过了好些时候天气才转好。洪水包围了围堰和大坝，尽管围堰很高，但是如果水位再高出一英寸，所有的临时土方工程就会被彻底冲垮。
　　水库的水位稳定后，大家紧张的心情就开始放松了。人们的话题也从洪水控制转向了日常事务，如：为什么有些人让猪到处乱跑？为什么赶车的人经常压坏正在生长的庄稼？秋收大忙季节，谁能去不能种植其它庄稼的地里收蓖麻？
　　有关猪的问题最为尖锐。当人们关不好自己家的猪时，猪就会跑出来，迟早会找到庄稼地里大饱口福的。猪用鼻子掘地寻找还没刨过的红薯，撞倒玉米秆吃玉米穗儿，甚至袭击人们精心管理的菜园子，吃茄子、吃西红柿。猪主人不知他们的猪哪里去了，但是他们似乎根本不为此担忧，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让他们的猪四处游荡，免费在集体地里养肥自己猪，还有什么行为能比这种做法更加庸俗呢？大队发出通知要求必须把猪关好，以后一经发现私人的猪跑到庄稼地里，大队领导就要采取果断措施，甚至会进行没收。
　　马车压庄稼的问题更加普遍，更加棘手。社员们种庄稼真是见缝插针，大路小路边道旁都不放过，以免浪费土地。但是天一下雨有两种情况总是威胁着庄稼的生长：土壤松软，玉米、高粱之类高茎庄稼往往就会倒伏，甚至一阵和风也会把玉米吹倒在路上。车夫们总是匆匆忙忙想多挣点工分，往往从倒伏的庄稼上压过去，把庄稼压入泥泞之中。当他们看到倒伏的庄稼时，本应误一会功夫扶正，必要时还应捆扎好，以便庄稼能正常生长。但是大部分车夫只图自己赶路，指望别人来挽救庄稼。
　　其二：不论何时何地道路松，车马陷入泥泞，庄稼就要遭殃了。在阴雨天气车轮会深沉压进泥泞，无论是毛驴、骡马还是牛，想把车拉出，实在是难上加难。一旦原来的路不能通行，车夫们就向左或向右拐弯，直接进入庄稼地里，把庄稼压倒开出一条临时小道。这样损坏的庄稼要比由于倒伏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尽管领导三番五次严厉谴责这种绕道法，但是他们的话从来也没起过作用。在旧社会，土地所有者通常在路旁挖防护沟，防止人们进入地里。
　　这样就在人们之间造成了互相矛盾和冲突，车夫和土地所有者都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道路通行权而斗争。现在土地归集体所有，没有人太注意修筑防护沟渠来特别保护某一块地，结果破坏的范围一年比一年大。今年因为雨季比常年都长，问题更加严重，所以张书记提醒全大队注意这个问题。尽管大多数社员想方设法避免破坏自己工分的源泉，但是其它大队以及邻近工厂和单位的车辆也使用共同的马路，当地发出的任何呼吁都触及不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所以问题仍然存在。
　　至于蓖麻，一九七一年社员们就想方设法在马路边、水渠旁以及其它任何不能正常耕种的边角地带种上了这种作物，此时蓖麻正在成熟，一株株果实累累的蓖麻都裂开了，蓖麻子撒落在地上或沟渠里，一下雨就都被水冲走了。由于当时正是下种小麦的大忙季节，生产队怎么能收回蓖麻呢？　于是张书记决定号召老年妇女、有孩子拖累的母亲，以及学校的儿童，有计划地去收蓖麻，搞一定数量的蓖麻籽可挣得一定的工分。张书记的号召起了作用，几乎白天任何时候都可看到妇女儿童手提蓝子或用围巾，或用其它临时用具收蓖麻，这样可以补充全村的收入。乡村常常缺乏食用油，想方设法种植亚麻籽和菜籽也不能弥补不足，仍满足不了需要，农民们把蓖麻压成油可以说真是宝贵的资源。
　　生猪管理，车辆以及蓖麻之类问题加起来也只不过是一种分散人们注意力的小事而已，张庄农民所面临的重大任务仍然是“三秋”工作（指秋收、秋种、秋耕）。最后一项工作包括：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水渠维修以及秋耕。
　　由于这三大任务相互交差，相互紧逼，而且又必须在立冬以前完成，因此秋收是一年之中最繁忙的季节，需要投入大多数的人力畜力，大多数的设备以及各种物质。
　　首先，播种小麦就造成了紧张局面，因为必须在九月底以前完成下种任务。关于这一点，我是从来就不大清楚的。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冬小麦播种时间可以延续到十月中旬，甚至十一月份，而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为了获得好收成，至少必须提前一个月完成下种任务。
　　提前下种小麦的需要向人们提出了挑战，而首先接受挑战的是全省的党组织和政府，尤其是负责农业的各级部门。省委发动各个地区，地区发动各市县，市县又发动各个公社。
　　上级领导干部召集会议，作指示，而且还以“三秋”前线战报的形式在报刊上报导逐日进展情况。
　　张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贵才和副书记申起财在马厂公社参加了会议，这样动员令就传达到了张庄。公社领导在会上要求张庄播种八百亩小麦，其中三分之二采用新的宽垄种植法在水浇地上播种，三分之一用群众熟悉的老办法在旱地上下种。每亩水浇地要施用一百三十担有机肥，三十担人粪尿，每亩应产345斤粮食；每亩旱地施用一百六十担混合有机肥，每亩应产粮254斤。
　　粮食产量似乎定得不高，但是当我听说了一九七一年的产量，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没人愿意把产量定的高一些。前一年小麦一开始下种就遇上了干旱，影响了小麦发芽生长；一冬无雪，严重的霜冻把许多未出土的幼芽都给冻死了；一春无雨又阻碍了零零落落的麦苗的生长，所以到六月底张庄每亩收成还不到91斤。
　　当然，今年小麦下种期间没有人预料会再遭旱灾，而是担心涝灾。但是万一来年干旱，一切生产计划也是围绕灌溉而制定的。关于小麦的问题倒是件新鲜事儿，农民们总是把小麦看作低产作物，收多少算多少。传统的耕种方法是有什么肥就上什么肥，把地犁过后，以行距约十四英寸的宽度把小麦种下去，至于长好长不好就不管了。他们从未尝试过对小麦大量施用化肥，进行精耕细作或灌溉，因为他们觉得花费这样多的人力物力，生产那么一点粮食得不偿失。
　　现在，上级传下话来，如果进行精耕细作，小麦可以变成高产作物。大寨、西沟、南呈以及其它一些先进大队，通过采用新的精耕细作方法，每亩小麦量达到四、五百，甚至九百斤。
　　有关当局说张庄也可达到这个标准，这确实是个态度问题。如果人们肯定小麦可以与其它任何作物相匹敌，并采取必要步骤确保丰收，本地所有粮食纪录都可轻而易举地打破，仅小麦一项张庄大队粮食产量就可跨过长江（每亩八百斤）。这是一个满吸引人的想法，农民们是不愿轻易放弃的。
　　公社领导提出的方法叫“宽垄种植法”。不像过去那样行距很窄，一行紧挨一行，稀稀落落地种些小麦，而是鼓励农民把犁沟开到至少四英寸的宽度，施上化肥，还要把有机肥、人粪尿以及尿素混合起来施入土壤下面，然后每一垄沟下面全部都要种上小麦，就像一条宽宽的带子一样，然后轻轻盖上土。如果小麦带行距至少达到二英尺宽，那么就能浸地浇水，而且来年春天也可以在此空间种上玉米。这样庄稼增加了一倍，加强了土地利用率。即使每亩小麦产360斤，玉米产510斤，那么每亩产量也可达到九百斤。——这是张庄开天辟地前所未闻的纪录。
　　公社干部不满足于灌溉和宽垄种植，还建议尽可能多深翻一些地。这种方法是用以昔阳县大寨大队命名的“大寨铁锨”，把土地深翻一尺左右。首先把除去表土后暴露出的土适当翻过来，这样下一条沟的一锨宽的表层土就可上下颠倒放入刚开出的壕沟内，并把壕沟填满，亚层土又暴露了出来，又开出了与旧壕沟相毗连的新壕沟。整个过程和犁地差不多，在犁过地后，拖拉机手用某种动力工具把下面的底土搅动起来。这种精耕细作的方法基于这样的想法：
　　松土、翻土，给土壤通风透气可以提高产量，地翻得越深，收成就越好。经试验证明，一个壮劳力从早到晚苦干一天，可以深翻三分之一亩地。
　　张贵才和申起财全身贯注地听取了公社干部所讲的一切。即使有异议，他们也不表露出来。
　　尽管新的宽垄种植法没有在张庄土地上试验过，但是听起来似乎不错。他们愿意在水浇地里采用这种方法。他们知道可以收积大量的混合肥和人粪尿，可以派人外出购买尿素，而且还可以发动社员深翻土地。大队干部唯一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是种植面积问题。张庄能种小麦的地不到800亩，无论如何计算他们只能提供650亩，其中水浇地450亩，旱地200亩。当张和申提出650亩时却遭到公社干部的反对，但是最终还是同意了。他们没有选择余地，因为没有人能再找到土地。
　　贵才和起财回到张庄后，召集各生产队干部讨论小麦下种问题，劝说社员们用新办法试一试。为了便于讨论，他们准备了油印材料，把计划种植总面积按生产队一一具体分开，水浇麦田多少，旱地麦田多少，宽垄小麦多少，深翻土地多少。各队代表热烈地交换了意见，然后向大会报告他们的建议。
　　第二生产队民兵队长，政治指导员陆何仁首先发言。由于整党运动即将开始，他肯定会受到批评，近几周来他士气低落，但是小麦下种似乎鼓舞了他，他满腔热情地报告了他生产队的反映。
　　“我们要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发动全体社员抓紧灌溉和积肥送肥。我们要突出政治，表扬好人好事，批判坏人坏事，修筑必要的水渠，总共需要八条水渠，现在我们已有了四条，所以一刨完红薯空下地就再修四条渠。要把地平整成正方形方格地，每小块十分之一亩，以便能均匀地浇水。我们要把所有的水浇地深翻一尺。我们有三十五把“大寨铁锨”，如果三十五人每天每人深翻三分之一亩，七天就可完成全部任务。一组人负责深翻，一组人负责平整，然后再耙地。我们有二十把耙，干十天就可以把一切准备就绪，包括水渠在内。但是我们混合肥料不足，我们将立即开始割野草沤菁肥。如果这样干，保证每亩上八吨混合肥，二吨人粪尿，春天我们还将每亩再增加三吨肥料，20斤尿素，天下雨不下雨无关紧要，如果不下雨我们将给小麦浇五、六次水，如果下雨就只浇二次。”
　　何仁滔滔不绝说完了这番话，几乎没有停下来喘口气。突然他停住了口，让别人完全理解他的建议，然后补充说：“我们保证每亩产350斤。”
　　眼神忧伤的郭真宽代表五队发了言，他没有表现出何仁那种热情，这倒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宽垄种植法，或是不相信深翻，而是因为五队有五十亩最好的水浇地被太行锯条厂占用了。为了完成计划中提出的一百亩小麦下种任务，他们不得不把七十亩小麦种在干旱的梯田里，当然也就没人保证产量了。
　　第六队也被太锯占用了土地，不过只有三十亩，他们感到可以在其它地里进行补偿，因此保证水浇地面积超过八十亩。第一、三生产队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计划份额。第四队发现他们在积肥方面落了后，但是队长杨四旺认为，开展割草沤绿肥运动，清扫所有的羊圈、猪圈是能够弥补不足的。只要全队社员深翻所有的水浇地，并进行精心的平整，他也保证每亩产350斤。
　　副业队也不服输，保证晚上派出人力帮助落后队，白天在砖窑劳动，或在火车站装御货物的社员晚上割草，往地里运肥，或是深翻土地。
　　高法官对这次会议非常满意，赞扬各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然后简短地讲了几句有关“政治挂帅”的话就散会了。他指示各队每天留出一点时间进行政治学习，并建议人们特别注意毛主席有关语录“只争朝夕”、“粪是庄稼宝”、“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土地深翻好”，以及“关于正确思想的来源”等。
　　小麦宽垄种植法的建议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每两行小麦之间留下空间种玉米，每两行玉米之间留出空间种小麦的做法。卡玛和我与五队社员一起在玉米地里修整麦田，发现这种间作法比起单一种植法难度大了好几倍。有一天我们预知下午有空余时间，吃早饭时找到真宽要他下午四点去找我们。于是，我们就和五队大多数社员一起下地去了。九月份我们几乎总能完成间作任务。第一步是把玉米行与行之间的空地深刨六英寸，然后把刨起的土块打碎。当我们刨完地时，其他人已把一大堆一大堆的肥料倒在地头。由于运肥车不能顺着玉米行进入地里，我们不得不用扁担挑着筐子把肥料挑到各个角落，这样来回挑运肥料又把地踩实了，我们不得不撒完肥后进行第二次深翻。
　　然后我们得修筑横向灌溉渠，我们同样小心谨慎地使用锄头修渠，以免伤害玉米。由于水渠是横向直角通往玉米行里，有些玉米正好在水渠线上，我们不得不把这些玉米铲起，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边，希望玉米穗在秆儿干枯时还能成熟。在修渠过程中，又把地踩实了，我们不得不进行第三次翻地了。
　　最后，我们匆匆忙忙用宽垄种植法种小麦时，先上混合肥料，再用人粪尿加大土壤湿度，结果又把不少地踩板结了。这样我们不得不进行松土，然后再离开地里。这是不到十天内进行了四次松土。
　　翻地、挑运肥料、修水渠和下种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大约十五人用好几天时间才种了18亩地。卡玛和我在一块地上至少翻了三次地，完全是因为我们不得不挽救一些一亩连170斤也收不上的玉米。要不是间作玉米，我们就可以用骡子或拖拉机犁地，用马车运肥，用牲畜或机器开垄沟，用车辆把种子运送到需要的地方。但是由于一些玉米尚未成熟，我们投入了无数的人力。真宽和他的社员们一早就起床，早饭午饭都在地里吃，从天亮前一直干到天黑以后，希望能够夺取小麦丰产。
　　显然人人都清楚他们所干的这一切额外活儿是不合算的。但是他们顽强不屈、坚持不懈，他们决定春天进行间播的尝试，而且下定决心不管出现多大困难，都要把试验进行到底。
　　起早贪黑的苦干几乎把真宽的身体给搞垮了。折磨他多年的慢性气管炎现在更加重了。他家和我们教堂院子仅一墙之隔，他通夜咳嗽不止，搞得我们大家都不能入睡。
　　“你怎么不休息一、二天？”我问。
　　“我年纪大了，倒是很愿意在家吃顿热饭，晚上早些回家多休息休息，而且干些轻活儿，可是这样怎么能学大寨呢？如果队长不带头，怎么能让别人干呢？”
　　这种逻辑迫使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带领全队社员在地里整整干一天。天黑后放下锄头才吃晚饭，晚饭后还得主持召开队委会议。如果他一周能多睡几个小时是多么幸运啊！这样就证明他既有一个人的特征，也具有一位革命者的品质。由于他经常过度劳累，通常总是发冷，他病倒了。他是个文盲，无法读书看报，不能决定在田间休息时该读什么报，或该对社员说些什么，这一缺陷使他当政治领导更加困难，但是他从来没有打过退堂鼓。
　　看着真宽一天又一天地带头苦干，我们对他的钦佩之心油然而生。象他这样的农民，只要能站起来，就不愿坐下休息，就不知道“失败”这个词。他们相信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并且要把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
　　我们在其它生产队也看了间播情况，他们的许诺比五队还多。真宽的错误是玉米种得太稀少，反过来说可能他们种得也不稀，只是成活的微乎其微。无论如何，苗情确实很糟，如果麦苗间种的玉米长势良好，加班加点苦干似乎也不会是徒劳无益的。尽管如此，我对这种种植法还是有疑问的。到了收割玉米的时候，社员们不得不像我们一样，用扁担往地里挑运肥料，把所有的玉米和杆儿挑到地外边。在肩挑人扛的过程中，人们第五次把地踩实了。即使每亩产上500多斤玉米，这么加班加点的干，这样的糟踏土地值得吗？由于一块地单一种植玉米，每亩就能收800多斤，要是水浇地就可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因此，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把低产作物变成高产作物，夺取小麦大丰收的计划是乐观的，足可以发动全大队社员同心协力大干一番。各生产队都完成了预定的种植计划，至少是基本上完成了计划。
　　他们未能完成的任务是深翻。生产队干部以及社员们所作的深翻土地的保证是设想遇上好天气，即老天干燥不下雨。平整水浇地，深翻、撒施大量的肥料，最后混合肥与人粪尿混合发酵后作底肥，然后用宽垄法播种小麦。全部的工作要在两周内完成，至少需要十天好天气，但是，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八月的天气大雨滂沱，正象干旱产生了旱灾一样，雨天也引起了涝灾。由于倾盆大雨一场接一场，整个上党地区潮湿不堪。每次太阳一出来，大量的水蒸气就升上天空，结果又形成了云团，再次下起倾盆大雨来。农民们能在地里干活儿的时候很少，因此，他们不得不取消他们的部分计划。绝大部分是忽略了深翻土地，但是因为下种期逼近，结果连一些平整土地计划都取消了。大队干部决定，那儿的土地准备就绪就在那儿下种，甚至准备好一半也可以。以后如果天气允许的话，再修整另外的一片片麦地，如果没有时间修筑水渠，那么他们就只好用老办法播种剩余的麦田了。
　　当下种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党支部书记张贵才去另一个县了解小麦新品种的情况。他研究了二百多个不同品种的小麦，最后选定三种：东方红一号、长治五一五号，以及南福农泰号。他带回足够的优良品种供全大队播种，并建议各队选择自己最喜欢的种子。当社员们问到他们在长治市内以及周围地区看到的另一种优种小麦时，张书记持反对态度。理由是：那种小麦需要极其肥沃的土地和只有城市人口密集地区才能提供大量的充足的人粪尿。他说张庄无法达到这种要求。张书记进一步介绍说，所有的新品种都必须采用化学方法进行处理，以预防果穗病以及种子本身带的其它病。他派人到外地购买了适量的药品。
　　当田间的工作取得进展时，其种种情景时时鼓舞我们。我们每天参加劳动重新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困扰全村的派性、争吵、对抗、以及种种不满情绪消失了。牢固的集体主义觉悟基础已经奠定了，人们尊重集体，依靠集体行动。不论新时代会出现什么麻烦，他们都不会旧伎重演，抵制过去那段历史几乎是绝对的，甚至象被指控为“走资派”的“二宝”之类的人也没有人指控他们否定村的集体组织机构。他们把这种机构的优越性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愿破坏这种组织机构，只是计划在此机构内繁荣富强。个人某种形式的富裕可能是对集体制度的威胁。这一点他们是不太清楚的。他们把互相合作的生活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似乎并不充分理解这种生活每天每时都需要巩固和改善。
　　一天晚上正值收割高潮之时，我们外出摘茄子，并把茄子运送到二队打谷场，准备分给社员。我们对集体的力量也有同感，对互相合作生活感到轻松而满意。生产队各家的代表挤在马车周围分茄子，小孩子们紧紧靠在大点孩子们的背后；带着小孩的母亲们手提篮子、布袋，以及难以名状的各种容器，和汗迹斑斑的车夫，以及臭气冲天的掏粪工排成一行。队干部给每人分配多少斤茄子作为一种“免费供应”，不管是老少，不论是病人还是好人，勤快人还是懒汉都是一视同仁。这种做法对众人来讲是十分吸引人的，但是从总体上讲又是有争议的。人们的高昂的兴致，富于感染力的笑声，和共同的集体责任感使我们十分感动。
　　我们从打谷场回到大队部，那天晚上的所有感想又重新得到再现和扩展。院子的一边，参加几个会议的干部挤满了几间屋子；另一边理发员正在给一个农民理发；南面会议厅里，几十个年青人正在排练新的舞蹈节目和滑稽剧；东面的药房里，药剂师王玉梅在配药。她的长发过腰十分诱人。村办公室后面，院墙的另一边，大队的粮食加工厂在轰鸣、震颤，三位女值班员个个忙得话也顾不上说。男男女女和高低不同、身材各异的孩子们在等候磨面。他们互相开玩笑，互相挑逗，玩得真开心，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健康、诚实之感，院墙内外充满着深情厚谊。平凡的人们怎样能把这样的村子组织的更加井然有序，更好地面对未来？
　　我们感受到了那年秋天互相协作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和市级领导所发挥的积极影响，但是却低估了上级干涉过多带来的消极后果。在复杂的粮食生产过程中，经常有来自上级种种的主观武断的干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意识到许多令人痛心的事件就是由于“上级插手”而造成的。多年来，“上级插手”不断增加，种种清规戒律束缚了农民的手脚，但是，这种干涉到目前为止只不过是张庄地平线上的一片云彩，不能抵消合理引导，上下一体所产生的强烈的竞争意识和未来的潜在力量。
　　在修整麦田的过程中，四队似乎走在了前面。部分是因为四队负责的年青人发现了一种方法，在犁上加上一块木头就可以开出一道宽垄沟，不需要再挖了。这样就节省了时间，许多忙于松土挖沟的人就可以集中力量施肥了。由于肥料堆放合理，化粪池选位恰当，下种工作进展迅速。
　　在灌溉渠另一边干活儿的三队似乎落了后，三队社员在杰出的妇女杨莲英的领导下，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平整土地，所以尽管他们的粪堆比别的大队大一些，但是播种方法十分落后。他们用锄头挖出的垄沟和四队犁开出的垄沟相比，显得弯弯曲曲凹凸不平，婉如一位老太太用颤抖的手在地里画了一个梳子。在广阔无限的田地里，他们每天的进展似乎微不足道。由于他们远远落在后面，我们就不计划注重他们了，因此也没有再走出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或如何做。
　　然而当麦苗长出来的时候，三队的麦苗长得绿油油的十分茁壮，而四队的小麦却显得稀稀疏疏微黄无力。由于当初种小麦时仓促行事，四队在垄沟里施用设沤好的肥料，从化粪池拉得粪肥尽管数量充足，但是由于八月雨水过多灌入了化粪池内，结果肥效不高。尽管又倒进了化肥弥补不足，也无济于事。
　　四队干部年青，富于创造力，又发动了有组织的运动，其实他们是华而不实，所以没有尽管迟钝但勤恳不屈的三队干得好。当然最后结果如何，还未见分晓。四队仍有时间给小麦追肥除草，确保肥力不足的麦田的肥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来年春天的灌溉，但是三队似乎还是占有优势，因为他们为了平整土地更是煞费了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