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五十三 收集意见
九月十日，十位贫农代表一起去治安主任老申办公室参加会议。尽管他们在会上提出的意见象漫无目标乱放的鹿弹一样，只揭露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很难加以总结，但是，会议还是开得热烈活泼而富于成果。
生产队长大部分是党员，愿意不愿意处理问题并批评他人，这是人们不断提到的话题。社员们批评那些回避这种斗争的人，而赞扬那些参与解决问题，甚至不怕惹人的人。
六队的二名种菜社员在给生产队收菜时，把最好菜留给他们自己，结果引起争吵，只好去找队长刘生。他安排了一次会，专门讨论分菜问题，他批评了那两个惹事者，才解决了问题，其他社员感到高兴，因为他们都不愿提意见，担心被打成捣乱分子，以后被迫接受下等菜，谁敢冒险呢？然而，如果队长采取行动，就会赢得人们的尊重，没有人能叫他闹事者。
六队的一位长脸老头儿李林光详细说明了这一点。“队长在场时，人们是一种干法，队长一走又是一种干法。有些人只是学懒了，不想好好干。我总是想说些什么，即使没人听我也想说明白，我总是爱找干活儿马马虎虎人的岔子，可是没人听，他们只听队长的或指导员的。”
“当然，也有些人同意我的说法，但是，一些年轻放肆的怪人就是吊儿郎当，大吵大闹。秦二贵就是个领头人，这是个坏家伙，什么事都不在乎。去年炎新批评他锄玉米锄掉苗留下草，当场被二贵打倒在地；选记工员时，二贵连参加都不参加。本来我们应该选最合适的人选，可是二贵却说：‘选上谁，谁当’。年轻人都仿效他，谁也不说谁合适。”
“我们评定工分时，人们觉得只要自己的工分定得不错就最好别吭声，不管别人定得高低。
即使有人不该记高工分，也没人提意见，害怕以后遭受报复，或许他们自己的工分也会减少，因此，还是不说为好。”
“所有这些情况，使得青年人干活儿马马虎虎。年青姑娘对我说：‘看，你锄一行，我也锄一行’，可是，质量如何她们不管。有些人一次锄三行，苗与苗之间不锄，草依然挺立如故，或者在玉米周围堆土，把草埋住。往玉米苗周围堆土是对的，可是应该先把草除掉。”
“这些年轻人都说，‘一次锄三行效率高’。在他们看来，只有老保守才在地里来回一行一行地锄。如果队长在场，年轻人不会那样干。如果当天有定额，他们就会干得好些。可是如果没有定额，他们就只是慢吞吞地走，什么也不完成。”
“各个生产队都一样，学大寨不那么容易。如果不破除老好人思想，永远也学不好大寨。至于我嘛，我已说过了，我愿意说实话，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年青人看见我时，就说：‘看这个老家伙又在这儿’！”
“你看今年人们干活儿有什么变化吗？”高法官问。
“没有，没有变化。”李长脸悲叹地说。
“可是你仍然得说比往年好些”，一队陆水长不服气地说，“不能说毫无变化，以前队长批评时，人们直接顶嘴，照样我行我素。现在如果说其他人的话不听可以，至少队长的话还是听的，这就是为什么大队得支持队长的工作。如果队长批评人，惹了人，而大队不予支持，那么他在队里就失去了威信，就再也站不住脚了。”
“以前就是这样，你在队里提到问题找大队，他们只是说‘好，好’，可是从来不采取任何措施，只是坐在那儿整天‘和稀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永远丢不掉老好人思想。”
“只有丢掉怕惹人思想，才能干成一些事情。无论谁犯了错误，我们必须敢于批评。”
“说得好，”六队的齐关胜插嘴说，“只有得到大队支持，生产队干部才敢于斗争。即使队长不怕惹人，如果大队干部不给撑腰，也支撑不了多久，最终必定听之任之。”
“我同意，”高法官代表工作队说，“大队和小队应该团结一致，互相支持。大队干部应该支持小队干部，当然绝对不能支持干坏事的队长，只能支持执行毛泽东路线的人，我们决不能象过去那样，大队支持小队队长干坏事。”
长脸李林光还是不相信一九七一年有那么大变化。“孙进富和齐成思在地头，人们就好好干，可是炎新一个人在，人们根本就不理会他，不听他的，他没有威信。自从去年他挨了打，大队没人支持，以后人人都随意欺负他。”
“可是，”高法官说，“可能人们不听某些小队队长领导，是因为他们工作方法有问题。”
“是啊”李林光说，“炎新也许没有好好干，他家事情多，下地经常迟到，结果别人迟到了他也没法严肃批评。早上人们坐在地里说‘队长还没有来，我们怎么开始干呢？’这种情况实在太多了。”
“我们队的国良有问题，”一队的水长说“他干活往往拈轻怕重。他拉大粪上坡时，不把车后面堵好，一边上坡，大粪一边四处飞溅，等上了坡顶就只剩下一半了。拉粪时，他把炉灰放进桶底，猪粪放在上面，这样车的份量就轻了，他还说，那样做是为了关心牲口。”
“六队党员倒是起了较好的作用”，齐关胜插话说，“以齐胡兰为例，过去除了她自己家的家，什么也不关心。她曾挨过一次打，以后再也不负责了。可是现在正好相反，无论什么时候看到错事，她就大胆说。”
“我也是直来直去，”二队的王贵保说，“有一天我们锄地时，队长锄得坑坑洼洼的，我只得用耙子把地平整好，我告诉了队长此事。有几个人问我，怎么敢给队长提这样的意见，我说‘如果他没错儿，我什么也不会说，可是如果他做错了事，提提意见并不犯错误’。”
参加会议的人都同意，尽管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好了，许多人敢于讲实话了，队干部敢于领导了，但是仍然有很大的改进余地。他们说大队领导班子仍然太软弱，会上作出很好的决定，往往得不到贯彻执行，或者至少是不能在所有的生产队贯彻执行。大队作了决定，有些队执行，有些队就不执行，而大队也不坚持到底。因此，尽管种小麦时大队领导决定必须把所有的肥料都施完，但是村里到处仍然堆放着许多粪肥，而且三队和六队甚至还为已经施用了的肥料而大吵大闹。
开完贫农代表会后，党员们就聚集在一起，听领导简要介绍在即将进行的开门整风会上，他们应该抱什么态度，采取什么行动。
治安主任申解释说，整风运动不仅要求进行自我批评，而且要求对过去工作中表现出的优点、弱点，以及自从整风运动以来的进展情况进行长远的、全面的估价。他们还应该表决心。
处境好的党员和暂停党籍的人都应参加这次评议会，身份好的党员应着重进行全面评价，而靠边站的应集中进行自我批评。主要是因为他们至今都未能认识自己的严重错误，至今仍不能恢复职务。
关于党员自评的标准，申首先强调了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所引用的毛泽东五十字语录，“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关于什么人才是先进分子，申鼓励大家学习一九六九年党章所规定的党员五条标准。
1、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思想；
2、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
3、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自己的人；
4、有事同群众商量；
5、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关于党支部的工作，申说宣传队将根据支部完成新党章所规定的党支部五项任务的具体情况来进行评价。
1、领导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2、对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经常进行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领导他们向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3、宣传和落实党的政策；
4、密切联系群众；
5、发展新党员，吐故纳新。
党员们对治安主任申讲到的公开评议的问题只好表示同意。他们说应该在适当时间经常开展公开评价工作，以使党员能避免犯错误。
听到这一点，仍未过“关”的秦快嘴又作了一番评论，而立即就成为全大队争论的焦点。
“学大寨就是要苦干，我就是要苦干，行吗？”他问。
九月十一日清晨，工作队干部开会总结工作，他们对每个党员都逐个作了颇有趣味的评价。
李玉喜（五队队长）：
立场非常坚定，诚恳老实，吃苦耐劳，不喜欢自吹自擂。
李满旺（一队）：
事事同意，总是和上级领导看法一致。回去后依然我行我素。
秦二贵（六队）：
确实难对付，就象木板上的节疤一样，难以刨光。
孙晋满（六队队长）：
能干，说到做到，敢于斗争，没有老好人思想，一挨批评就火冒三丈。自己本身苦干实干，然后说，“这是我干的，如果你干不成我这个样，就及不了格。”这种做法使一些人不高兴，方法太粗鲁。
刘孙（六队）：
同样相当有能力。
李来全：
仍然总是最后一个到会。当他去了时，人们都到全了。但是最近有进步，尽管脚肿得厉害，仍能苦干实干。他带领一个突击队修水渠，一直干到凌晨一点钟，然后当天早上又早早去上工。
万满：
自离婚以来，表现一般，离婚使他心烦意乱，这是个思想问题。他已放弃二队的队长职务。
陆河仁（二队）：
和队长裴良顺有矛盾，四月份干活吃苦，但现在变懒了。为什么？谣言太多吗？不是，是对立面太多，拥护者太少。他无法扭转这般逆流。
说起逆流，当二队公开批评秦快嘴的情妇师桂香时，人们要求仍被停止党籍的八字脚郑也站起来，但是他拒绝了。“我不和她站在一起，她是个什么东西？”所有的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乌鸦笑猪黑。作为一名党员，八字脚郑的问题比林经新娘子师桂香严重的多。
“这就是二宝集团的特征。”高法官说“他们总是顶嘴，总是有话可说，无视群众要求。他们应该听从群众批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总是当场顶撞。
会议一结束，生产队就召开支部扩大会，帮助党员准备预定当天晚上的开门整风。
高法官用一段简短的话开始了会议：“我们应该谈谈自整风运动开始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用大寨来判断张庄，找出我们的弱点。为了表决心，我们应作出具体计划，应找出我们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不是仅仅挑剔别人，因为用那种办法，最后得出结论是群众落后，没出路。
干部党员都一一发了言，他们都拿春播时期的满腔热情和九月份的满不关心情况作对比。
“今年春天”，二队指导员陆何仁说，“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抓了阶级斗争，群众发动起来了，很快就干完了去年冬天留下的所有活儿。我们及时表扬好人好事，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但是，现在一切都放松了。对工作只作指示，不作检查，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春天我们的工作进展的很顺利，为什么现在不行呢？”
“说实话，尽管我们许下诺言，要深翻土地，可是我们根本没有深翻过，因为地太湿。我们只用锄头翻地，也许比平常翻得深点儿，但是深不了多少。另一方面，我们的确挖了好多肥。”
李来全的发言也一样。“和过去相比，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今年春天，错误思想一出现，我们就批判。我们往地里送粪，修渠，组织突击队。我们黑夜甚至义务往地里送粪，我们大家都很卖力，大家都高兴，心情舒畅。”他说这番话时充满了真挚的感情，而且越想说得越快。“那时，我们热情确实很高，出勤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老年人也参加了。有些年轻人对一个老头说：‘别搬，太重了，你搬不动’，可是，这位老头拒绝放下，‘我要尽我的一份力’，他说。”
“起初，我的突击队只是些年青人，可是很快就出现大量的老年人。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竞赛，人们早出晚归，一切都很顺利。”
“因为我们几个人刚从大寨回来，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再次激发这种精神。我们的人和大寨人一样，我们的自然条件比他们好得多，如果我们干不好是可耻的。”
范机灵在这次会上只是静坐旁听，在听完所有的人发言后，最后才讲了几句劝告人的话。
“你们是否能鼓励群众对你们进行批评，取决于你们的态度如何，如果你们的态度诚恳，确实欢迎批评，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你们讲成绩时，稍稍留点儿余地，有十分成绩就讲八、九分，不要把十分都讲出来。如果你们那样做，人们是不会欢迎的；但是谈到缺点时，就要和盘托出，毫不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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