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五十四 一个队长的话
那天晚上，我们再次去五队参加了会议，人们辛辛苦苦种了一天小麦后，十分劳累，晚上九点钟以后才集合起人来。这也就是太阳落山人们从地里回来，吃完晚饭后的时间。天花板上两根电线的下端，吊着一盏电灯，照亮了空荡荡的五队办公室。
按照习惯，在进行自我批评时，最主要的干部要带头，郭真宽站了起来。他发言时表情十分严肃，显然他对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的思考，句句话都发自内心深处。当然有些话象例行公事一般，他用了许多中国人在发表政治讲话时自然重复的陈词滥调。但是真宽显然不只是重复套话，而是诚心诚意地设法表达自己对过去的感想，暴露自己的缺点，表示将来要决心更加积极工作。
真宽在正式场合讲话时，总要首先引用几段毛主席语录，此次他吞吞吐吐地背诵了“红书”中第一页第一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以及“农业学大寨”。
真宽因为不识字，只得把毛语录记在心中。五十年代，大队曾送他上过扫盲班。但是，尽管他在学习班住了两年半，甚至没有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当他回来后，朋友邻居问他学了多少字，他的回答是：“一个也没记住，国家给我白花钱了。”
“用那么多小米，至少也该买一个字”，他们嘲弄地说。
“忘掉它”，真宽红着脸说，“统统忘掉吧。”
现在他开始用多年来长期咳嗽形成的沙哑的声音讲话了。一开始他慢条斯理、吞吞吐吐，但是随着他思潮涌出，说得越来越流利了。
“我要说说自己对整党和学大寨的看法，今年我是第二次去大寨参观，我和一位老农住在一起，和他聊了天，我深深感到，我们越来越落后了，因此我要表个决心。”
“我是贫农，老党员，老干部。我当干部已经二十年了，最近我真想退休，可是由于我过去的工作，我确实在毛主席和贫农群众面前抬不起头来。”
“过去五队干部团结没搞好，我没有起到一个党员、指导员本应起的作用，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从来也没有好好学过读书识字，所以我没学好。在这次运动中，我学到了路线斗争知识，我对过去的工作感到羞愧。”
“我决心打消退休想法，继续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自从那时起，我就带领全队学习，让识字的人给大家念。”
“今年春上，我们干部团结一心，开展积肥运动，决心提高五队产量。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圊粪上。过去一亩地上八十担肥（每英亩二十七吨）报成一百担，一百一十担，那是浮夸，是不符合党员标准的，最后只能自己骗自己。粪是庄稼宝，我们得想办法看怎么才能积更多的肥，我们把所有的肥施完后，觉得肥还不够，于是我们就大割青草，打扫院子，在附近地区搜寻，又积了不少肥，最后每亩上到一百二十担。这次运动中，我们领导群众苦干实干，因为不抓肥料，就抓不住粮食。”
他又从肥料转到灌溉上。
“我们年年谈灌溉，年年不成功，因为我们没有平整土地。今年我们终于想法平整了土地，修了水渠，进行灌溉有希望了。前年我们修了水渠，但由于大雨淹没了主干渠，我们的水渠给冲垮了。因此今年不论雨量大小，我们决心要让水渠发挥作用，这样我们的辛勤劳动不会象过去那样被白白浪费掉。”
“由于新的灌溉系统在公路西边，我们修整了西边的一百八十亩地，大部分地都能用水浇。如果不进行浇水，就不能抵御旱灾。”
“至于东面的地，我们用二天时间浇了水。但是由于地没平整好，有的地方水淹了；有的地方仍然受旱。我们把这些地也修整了，因为干部带了头。首先干部自己必须好好干，才能批评那些落后的人。我唯一的目标就是提高产量，为什么对批评社员缺点，表扬优点犹豫不决呢？”
“我们锄地时每锄完一行，在返回来时我都要看看是不是都锄好了，这时候很容易看清谁在好好锄，谁在应付差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是我查看过后，就可以发言了。如果自己不检查，只听别人汇报，就可能犯大错误。”
“整个春播期间，我带头在地里批判刘少奇。我们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抓阶级斗争，也抓生产，从种到锄我们都抓。但是后来我思想上产生了坏想法，我要把它谈出来，请大家帮助，因为别人更能看清我的缺点。”
“我想我们的庄稼比去年长得好，所有的苗都出齐了，缺苗的地方进行了移栽，玉米谷子都长得好。不象去年，整个谷地里空荡荡的没苗。今年的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用宽垄种植法种的和浇过水的谷子，长得很好，我骄傲了，我们还要什么呢？”
“但是，骄傲就会失败，我们千万不能骄傲。我想庄稼长得非常好，当宣传队队长问我能不能收四百斤时，我说‘差不了几斤’我太不虚心了。”
“在学习上，我也放松了。我发现认个字问问这个，问问那个，太麻烦了。所以我有时只是坐着休息，我不识字只能熬时间，因此感到很为难。有时就象这样，二、三天都不学习，后来突然想起我们还没学上一会儿，我该赶快组织学习学习了。”
“如果我们不领导群众学毛主席路线，必定会减产。而且我们仍然存在这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我觉得，一开始学习就得灭了烟斗，真讨厌！还是舒舒服服坐着好。可是学习全靠领导，领导号召学习，大家就会学习，但是我决心不大，努力不够，因此不能好好领导群众。另外，我觉得庄稼长得不错，也是部分原因。”
真宽边想边说，好象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社员们在半明半暗的屋子里，围坐在墙四周，没有吵闹声，甚至连咳嗽声也没有。有的在门对面三三两两，东一团西一伙地坐着。队长的大寨之行确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又谈起大寨来了。
“现在我刚从大寨回来，去年我也去了，今年他们的玉米比去年长得更好。去年我们从东面上去西面下来；今年我们从西面上去东面下来。这样我们又把大寨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我们在虎头山上集合，当地人把每条沟都给我们进行了介绍，告诉我们是如何治理的。看庄稼的长势，他们说亩产一千斤总没问题。玉米穗儿一般大小，谷穗一样长短。回来看看咱们的庄稼，显然没有人家一半好，庄稼七高八低，有的玉米秆上穗儿也没有，至于谷子是长穗儿的少，短穗儿的多。可是大寨每根谷穗都有一尺多长。他们说亩产一千斤，不是神话，确实没错’。”
真宽停了一停，让别人理解他的想法，然后又接着设法进行解释。
“那里的干部带头，一天有二顿饭在地里吃，人们都是早出晚归。昔阳一位老农民告诉我，过去他自己的自留地亩产不到二百斤，全家人辛辛苦苦干上一年，仍然得挨饿。后来他们参观了大寨，人们团结起来，三年内亩产达到七百斤，甚至更高。这位老头个人分了六百斤，另外还分了土豆，这说明了什么呢？ 一旦干部使了劲儿，生产就上去了。他们早上四点上地，早饭、午饭在地里吃。他们计划得好，三个人的活儿就派三个人，并且要跟踪检查质量，活儿干不好，谁都别想挣一分工。”
“听了这老农的话，我觉得我们领导应该责怪我们自己，而不应责怪群众。今年我们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那是因为干部要在家里吃，干部要呆在家里，群众就会呆在家。学大寨挂在我们嘴上，可就是不见行动。”
“至于我，自己年龄大了，我觉得需要好好休息休息。回家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再好好干。可是，这是种懒汉思想。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害怕吃苦受累了呢？ 这样怎么能干革命呢？怎么能赶上大寨呢？”
“我们去参观西口壁，一个一千二百人的村子，开山挖渠，修了二百米长的大坝，造了五十亩地，亩产达到一千斤。他们怎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呢？他们毛泽东思想学得好，为什么我们办不到呢？我们干部怕吃苦？还是保守呢？”
真宽再次停了停，让别人理解自己的话，同时决定如何收场。王文则点燃了烟斗，申顺达咳嗽了几声。外面一些孩子们仍然清醒着，一边在黑暗中玩儿，一边欢笑。
“根据这次参观大寨，”队长接着说，“我要告诉大家我的决心。我决心拿下两块高产麦田，每亩集中施二百担杂肥，四十担青肥，为了保证浇水，要用宽垄法下种。山上的薄地肥料不够，我们必须再增加一些，今天晚上我和李玉喜已讨论过了。”
“秋收要保证颗粒归仓，不能象去年那样，路上、地里到处都是粮食。谁违犯了规章制度，谁就要受到批评，而且我们还得保证在地里吃饭，要立即行动起来，这样在收割季节才能抓紧时间。我们应该把百分之八十的玉米秆切碎，然后象大寨一样用大粪和化肥混和起来沤肥。秋收后，必须深翻或深耕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学习方面也必须抓紧，绝不能当懒汉，学习上当懒汉，就是不革命，消磨时间当懒汉就是消磨革命的时间。”
“参观大寨花费很大，全由国家支付。如果没有学到东西，就对不起毛主席。大寨为毛主席增了光，为世界人民增了光。要是没有粮食，谈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纯粹是空话。”
真宽说完后，高法官问是不是有人在后墙跟睡着了。
“没有，没人睡觉”，黑暗中传来了答话声。
有几个人溜出了门外，在凉爽的晚风中点着了烟斗。
“外面人最好进来”，高法官说，“谁偷跑出去，就把谁叫回来作自我批评。现在咱们分组讨论真宽的问题，他对自己的优缺点估计适合吗？”
有些人从院子里摇摇摆摆走进了屋子里，而屋子里的人们犹豫了半天才分开小组，一开始讨论进展缓慢，人们只是小声嘀咕。
一个嘴唇厚大而突出的男子在屋子的另一端对周围的人说：“干部们都是一个比一个说得好，可就是没人说到做到。要是你们自己都做不好，其他人怎么能干好呢？”
“你是指真宽吗？”一个青年民兵问。
“对，他反复无常没有主心骨，老是喊学大寨学大寨，可只是口头上学，大家都是空话太多，实干太少。”
“我大伤脑筋的是一阵冷一阵热”，杨贵林说，“你不能为了通过检查，只记住合格一天，第二天就忘记，就放松了。”
“光是批评老实人，不管难对付的人也不行”，一个厚嘴唇的男子说，“老实巴交的人不论做什么都是错的，都得挨批评，可是难对付的人却从来不受批评，因为他们能顶嘴，难对付。”
大部分社员都不同意这一点。秦平贵说：“真宽在运动中有进步，尽管不识字，可是学习还是用功的。他敢于批评，而且和偷懒的人作斗争，劳动也是处处带头。”
王文则表示同意，“真宽学习好，能唤起工作热情，敢于批评。无论干什么事，都是有头有尾。他有耐心，修水渠时他坚持到底，直到能浇地才罢休。”
显然农民们对真宽评价高，一个反复提到的问题就是真宽有时学习松散，但是总的来说他带头学习好。
当其他人谈论真宽时，兴发就定任务、定工分问题简短地发了言。“如果不明确具体分工，人们就不可能干好”他说，“任务或指标不明确，人们只是磨洋工熬时间，有手表的看手表，没手表的看太阳。我们太懒了，这样好的自然条件，可是没人想种地。大寨人得用扁担挑庄稼，可我们不论什么东西都能用车拉回家。我们不仅车拉东西，而且车把式还自由自在地坐在车上。”
由于没人对真宽提出什么严肃的批评，高法官进行了总结，然后叫副队长李玉喜发言。玉喜发言时心情和真宽差不多，他说他放松了带头学习政治，计划不周到，往往回避问题，不愿批评人。他发誓要干得好些，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并发誓要达到预定目标。
有几个人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最严重的是玉喜对人缺乏耐心。一有什么事情要纠正或批评就粗暴无礼。
“他应该做耐心的思想工作。”
“只有通过耐心讨论，才可能干好。”
“他批评人完全是出于好心，可是应该注意自己的态度。”尽管如此，总的来说人们还是同意玉喜的发言，而且觉得，对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干得就不错了。时间已经很晚了，肯定过了十一点，因此，高法官决定散会，以防人们就地睡着。主要问题是人们还没真正积极大胆地进行发言，部分原因是时间晚了，部分还是因为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拿不准最后结果会怎样。
高法官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结束讲话时没法正视这个问题。
“我们队有九名党员”他说，“今天我们只进行了两位，我们必须加快速度，明天晚上请早点儿来，咱们八点半开始。”
“大家讨论的不太热烈，大胆发言是个政治问题；不发言也是政治问题，是自由主义。有些组讨论的热烈，有些组就不怎么好，有些人说没意见，谁相信呢？你们住在一起，干活儿在一起，怎么能说没意见呢？那样想是错误的，有那样的想法张庄怎么能变化呢？”
散会时，玉喜大略谈了一下第二天的种小麦安排的问题。他要求七辆马车，并点名要了车把式。但是怀疑有多少人听清了他的话，他们三三两两地在黑暗中慢慢地回家了。夜已深了，周围一片漆黑。
我们选择了五队，是因为我们和郭真宽关系密切，每当吃饭时，他端着碗到街上和我们一起吃，下地时我们和他一起干活儿，因此，我们自然要参加五队整党了。在卡玛和我参加五队整风时，陪同我们的林东参加了二队的会议。她体验生活回来了，带回了许多有关尖锐斗争的故事，并且详细地作了汇报。
二队也是队长首先发言，但是二队队长是以沉默寡言而著称的，因此他作了可能是张庄有史以来最简短的自我批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裴良顺说，“我象个敲掉壶嘴儿的茶壶一样，我不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因为我不会大胆说话，所以我不是队里的火车头。至于我的优点、缺点，你们和我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还讨论干什么，只要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好了。”
他的优点大家都清楚，种庄稼技术高，对工作认真负责，一心一意。他总是第一个起床，第一个开始干活儿。每天早上他打铃集合全队上工，在地里带头干活儿。通常他总是第一个完成锄地任务，第一个完成翻堆，或挖渠任务。他还善于提出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尽管二队的庄稼从来都不是出类拔萃的，但是，一般人都承认，当队长没人会比裴更有资格。他的主要弱点是老好人态度，缺乏斗争精神，不愿批评坏人坏事，甚至好人好事也不表扬。
正常情况下，作为队长这是严重的错误。一九七一年对二队来说几乎是个灾难，因为秦贵宝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他爱挖苦人的性格往往影响着二队。他能在自己周围纠合一帮亲信，如八字脚郑和李守平，无论在什么地方，想积极干什么事情，他都可以使你一败涂地。二队指导员张庄民兵队长陆何仁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激进运动，他是接替秦贵宝的职务的，因此决定了他是秦的冤家对头。陆何仁热情激切，勤劳勇敢，但是缺乏社会经验和技术，在政治上往往简单化，主观武断。考虑到二队的情况，最糟的是他常常睡过头觉，上工迟到。这些毛病显然使他成了批评的对象，从而消弱了他所从事的动员和说服别人的崇高的革命工作。最近他作为指导员，大队民兵队长，参加了许多会议，少睡了许多觉，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上工迟到的充分理由。事实上，正因为他这样引人注目，因此不管他付出多大代价，大家都期望他能为别人作出榜样。
当裴良顺队长请求批评时，秦贵宝带领他的小组赞扬了他。但是，当陆何仁发完言后，秦在小组里带头对年青的指导员进行了严厉的、连珠炮似的攻击。他们批评他懒惰、无知，没资格当指导员，简直快把他逼得痛哭流涕了。何仁告诉宣传队，从那以后，他晚上睡不着觉，结果得了严重的持续不止的头痛病。
社员们都认为，秦集团的攻击是片面的，不公正的，因为陆自从春天担任干部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春播高潮时期，他组织了号称山西抗日英雄刘胡兰“刘姑娘”突击队和“硬骨头”中年突击队。他不仅帮助制定了夺取当年丰收的科学计划，而且还搞起了试验田，田里标明种田方法，种子名称，数量以及化肥种类等；他领导全队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组织地头学习。正因为如此，宣传队曾表彰二队为模范生产队。
只是到后来锄完庄稼时才松了劲儿，和其他队干部碰头也少了，和队长良顺吵了一架，从此开始担心批评人会惹人，因此才变得优柔寡断、主观起来。所以挨批是应该的，但是不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来抹杀他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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