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五十八 猪的问题
商贩们在张庄大街做了一天生意后在清点现款，整理货物，卷起垫子。这时候，五队会议室的电灯突然亮起来了，几十个疲惫不堪的农民在昏暗的灯光下讨论一个新奇的要求：每户至少买一头猪。
会议刚开始，老二驴起身就要走。
“去哪儿？”队长郭真宽问。
“站住。”
“上哪儿去？”
“我们刚刚开会。”
老头周围传来不断的抗议声。
“我要回家喝晚饭”，二驴愤愤地说，他用“喝”这个字，因为他们晚饭是稀糊糊。
“猪怎么办？你不打算买吗？”
“哼，从中午到现在我还没有吃过东西呢！”
“你应该少弄几只狗，买头猪来支持毛主席”，黑暗的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
但二驴不理睬。由于他胃口有毛病，他总是养狗，因为狗肉性“热”，所以他能消化得了，猪肉却是另外一会事儿。
他不顾同伴们的劝告，走出会场，进入黑暗中，嘴里嘀咕着“连一个喝晚饭的机会都不给，饿着肚子买猪！”
“这个二驴”，真宽说，“太顽固了，那么大的院子，养的都是狗，就是没有一头猪！”
市委办公厅主任范机灵，手指被烟熏的黑黄黑黄，是他要大队对其令人悲观的养猪成绩保持警惕。九月交易会的第一天，边远地方如工农公社大星大队的猪崽买主就来买猪了。当范机灵问他们大队养了多少猪时，原来到国庆节大星大队将增加到户均二口猪，张庄交易会提供了优良的猪崽，他们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这与张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范机灵很清楚四百多户的张庄大队，现下仅有一百六十五头猪，而且其中五十三头是属于兴发指导下集体繁殖小猪工程，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张庄农户养了猪，按照一户一猪的国家目标，考虑到山西一些更先进的大队已经人均一头猪，这确实是个可悲的数字。
范机灵立即把大队领导和宣传队召集在一起，鼓励他们发动全村开展一场买猪运动，使张庄即使不超过，起码也能达到国家目标。由于庄稼丰收在望，国家粮站允诺提供额外的粮食，来自整个晋东南地区的猪仔，就在他们门口，让张庄人再装腔作势地继续零零散散地养猪是愚蠢之举，既没有大队目标，也没有大队性运动，因为他投合一些个人户主的心意。
那天晚上各生产队在不同的会议室召开会议，不象八月长治市召开干部会以来那样，中心议题不是整风，而是养猪。
解放军坦克停车场后面昏暗的屋子里，五队正在开会。参加会议的人还不到家庭人数的一半。在派副队长李玉喜去召集拖三拉四的人以后，宣传队长高法官打开了话题。他滔滔不绝地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大力发展养猪事业，这是个原则问题”，他提高嗓门强调重点，“忠不忠于毛主席，从养不养猪就可表现出。现在猪仔从远方到了咱家门口，其它大队的买主远路迢迢来买猪，而我们却犹豫不决，今天晚上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明天我们怎么买猪的问题。大小队干部，党员必须带头，其他人也应该表个态。由于这么多人缺席，明天下地前我们要为今晚所有没来的人专门开一次会议，我们要求凡是没有养猪的人，明天都要在交易会上买一头猪！”
“当然有些实际问题，有些人没地方圈猪，我们建议在修好自己的猪圈之前，先把猪圈在大队圈里；有些人钱不够买猪，我们建议从大队借钱以后再还。大队会计申起财和曹东民明天要上街解决没现金人的筹集资金问题，今晚我们每家都要保证明天买猪，今年秋天养着，谁先发言？”
一位嘴唇极厚的老头儿陆光汉首先发言。他是位养猪热心者，“买猪太好了”他说，“怎么会受损失呢？对自己有利，对国家也有利，为什么还有人犹豫不决呢？”
另一方面，队长真宽作了自我批评。“身为队长，我本来应该带头养猪，但是，过去我从来没有重视过这件事，今天下午我到公社开会时，市委范同志问我交易会是不是开始了，当我告诉他开始了时，他问我张庄人们买了多少头猪，我根本回答不上来。但是，我确实知道我们队七十一户分明只有八户有猪，在他们所养的十二头猪中，有五头猪属于李快腿一个人，他有一头母猪，刚刚下了四只小猪崽。我们所做的只是给每家发了一份中央关于养猪的指示，嗯，是”——他停了停，略加思索——“这件事我们已讨论过好多次了，但是，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主要问题是我们领导没有起到带头作用。”
“咱们现在列个名单，谁要买猪？我第一个买，给我计上一个。”
“我买一只”六英尺高的申顺达说，大家叫他申小个儿。
“给我记上两只。”
“一只。”
“记上我的名字。”
片刻功夫似乎买猪运动会滚雪球似地迅速发展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是后来在后墙那儿有人悲观失望地说：“老早以前我就想养猪，可是我没地方圈猪。”
回报他话的是一片寂静，对面墙角传来一阵嘟嘟囔囔的嘀咕声，然后又是一片寂静。
高法官打破了这种沉静，宣读已记下的在座的，已经有猪或在队里允诺养猪的名单。
“李快腿五口；史春喜三口；秦大红一口；李绍祖二口；陆光汉一口；张兴发二口；李新瑞一口；武存弟二口；即使算上今晚的自愿报名者，列入名单的还不到总户数的三分之一，谁还参加？”
李雪真老婆沮丧地说：“就是买一口猪，拿什么喂呢？”
“我们计划供应饲料。”高法官说。
“喔，我连猪圈也没有。”她说。
“你不应该发愁没猪圈，你家那么大的院子。”真宽说。
“好吧，那么写上我买一只”，这位妇女犹犹豫豫地说。
“我也根本没有喂的地方”，秦喜生说。
“大队会给你找个地方”，高法官说。
“可是那些人会发疯的”，秦垂头丧气地说。
他为挖一个厕所的地方，刚刚吵完架，不想期待另一场争斗了。由于他院子里没地方挖厕所，大队在街外边给了他一块公地，但是，他修的厕所实际上占用的地方比答应的要大一些，因此，邻居们生气了，狠狠地把他臭骂了一顿。
“那样的话，他们又会骂我的”，他说。
“让他们骂吧”，高法官说，“即使他们有点不高兴，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他们可能生气，明天也可能还生气，但是，过一阵子他们会习惯的，就不会再生气了。”
“也许是吧”，秦怀疑地说。
“凡是没有猪圈的人，都可以暂时把猪圈在邻居家，或交给大队管理，”真宽提出一个建设性解决办法，“大队还要制定一套分配猪饲料的制度，收割季节会提供谷糠、秸秆，大队将建立一座发酵站，发酵过的饲料要按需分配。”
在停了一阵让大家理解他的话后，真宽接着提出一个更加重要的有关猪粪的建议。
“我们要根据三队试验的方法，解决猪粪的报酬问题。他们过去根据猪粪数量来决定猪粪报酬，但是，大家得花时间把猪粪挖出来，结果占用了下地干活的时间。由于每筐猪粪价格定的非常低，得不偿失，因此，没人愿意积极参加造粪交粪。现在，三队给猪粪记劳动日，每五担一等肥，十担二等肥相当于一个劳动日。申志昌和郭太山光交猪粪今年已挣了一百多个劳动日了。”
“养猪好处多，为什么不能户户养猪呢？猪可卖钱，可以吃肉，交了猪粪可以挣工分，猪粪可以提高粮食产量，人们口粮可以增多。这一切都是一清二楚的，因此，现在我需要做的是解决饲料，猪圈之类的实际问题。其它事容易，而真正的问题就在我们脑子里，象我一样，你们可能会认为养猪这种买卖太麻烦，过去两年我没有养过猪，可是现在我想通了，你们也会想通的。一旦下了决心，其它事情很好办。还有谁明天买猪？”
又有几个人立即报了名。
于是，一米八高的申小个，提出了一个没人想到过的问题。“如果我们就那样全体出动去买猪，明天的猪价会涨得天一样高。猪是个人卖的，每人只有几只猪，买猪的人少了，价格就会下跌，但是，如果突击买猪，价格就会高的不得了！”
“噢，我们为什么不能派一、二个人买猪，避免一涌而上提高市价呢？”
“你是说让一个人为我们大家挑选猪崽？”
“对，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何乐而不为呢？”
“好主意！”
“计划是这样的，”真宽说，“凡是要买的猪，就都买下来，每只猪带上价格标签，运到这儿，然后你们就选择你想要的猪崽。”
“我有一个办法，”李快腿说，“为什么不把猪的重量加起来，然后平均一下，再按斤卖猪？”
“那太麻烦了。”
“还是头一个办法好。”
于是，事情决定了，五队选出由郭真宽、李济生、李平庭组成的代表团去买猪，正如李玉喜指出的一样，这样还有另外的好处，其他劳力可以照常种小麦，秋季的主要工作也不会耽误。
高法官总结之后就散会了。
“原来有猪户，加上现在报名买猪的二十五户，一共三十二户，连一半都不到，我们必须通知所有没有开会的人，千方百计实现我们的目标：一主一猪！”
临走之前，社员们齐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就散会了，他们消失在夜幕之中。
张庄大队所有七个生产队（六个生产队、一个副业队），十八日晚上都召开了类似的会议。大部分小队都选出几个买主去挑选社员们的猪娃。由于全大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买猪运动，猪市场第二天从早到晚成了交易会最活跃的场所，单是张庄买主就买走一百五十头猪，几乎把那天市场上的小猪都买光了。这对市场形成了很大压力，同样的猪，头一天每斤卖一元，第二天就提高到市场管理员的最高限价，每斤一元两角。如果不是有最高限价，价格可能会比这高得多，由于最高限价，卖上等猪的人受了损失，因为连最次的猪每斤也卖一元两角，而最好的猪也限制在同样的价格上。总而言之，尽管这样，买主和卖主皆大欢喜，卖主找到市场按高于头一天的价格，把他们运来的所有猪都出售完了，而买主通过讨价还价，用比较公平的价格买到了猪。有些情况，如果考虑到猪的质量，也算是廉价买下的。
那天晚上各队再次召开会议，买猪运动仍是首要议题，首先对那些尚未答应买猪的人施加了长时间的压力。
在五队会上玉喜宣读了尚未买猪的人名，然后接着说：“如果还没有买上猪，你们还有时间去买，但是，我们不能老是说好话，满足于做思想工作，如果你们不买，队里给你们买上送到你家门口，因此，不要把光彩的事变成为难的事，现在买头猪为自己增点光彩。”
甚至买上猪的人家也成了进一步规劝的对象，真宽向他们强调买二只猪，“如果猪长到三、四十斤，喂不起两头时，可以给大队交一头，养成一头猪就行了。”
第二天晚上和第一晚上一样，动员工作都取得了相同的结果，五队买主第二天出发，带有至少五十头猪的订单。
九月二十日早晨，宣传队召集学习时，就象前二天生产队会议一样，买猪、养猪成了主要话题。治安主任申编了一段顺口溜，描述了旧的思维习惯。这种想法认为粮食生产达不到一定的目标，空谈增加猪头数是无用的。
猪是活物天天长，每天都要喂它粮，
粮食丰收是关键，没粮养猪不兴旺。
“这儿所缺少的”，申说，“是认识养猪能促进生产，我们必须懂得两者之间的关系，当然，猪要吃一些粮食，但是，也能吃许多野菜，吃残汤剩饭。”
“如果人们收集这些东西喂他们，猪是吃的”，王说，“这就意味着要做许多额外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单身汉，更不用说寡妇了，不情愿承担这项任务，”申说，“他们没时间。”
“另外还有国家政策问题，”老八路王说，“我们已经经历过这种情况了，生猪生产一旦达到某种水平，地方收购站就突然降低等级，把一切搞得一团糟。每斤一等猪肉国家应该付给四角捌分；二等四角陆分；三等四角参分；四等四角。如果他们不履行其诺言，人们得不到所许诺的东西，那么养猪就会陷入乱状态，猪就没人养了。”
“对，他们应该象别人一样严格执行政策，”高法官说，“风险太大了，额外赊上粮食，贷上款买猪，大队动员供应发酵饲料，动员修猪圈，如果收购站不信守诺言，保持价格稳定，所有这些优待政策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应该务必请他们这样做。”王腊肉说。
“用什么办法呢？”
“无论如何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老王说。
宣传队个个为家畜战线突然活跃起来得意洋洋。几天前养猪甚至还未列入议事日程，突然，由于范机灵的鼓动和九月交易会，张庄养猪开始了一场革命，可能大队再也不会这样了。但是，老八路王全面地观察了问题的各个方面，这是他的习惯。
“象这样开始容易，但是，坚持下去就难了。最后，没人会说养猪事业在张庄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除非人们繁殖母猪，实现小猪自给自足。这次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把猪从一个大队转移到另一个大队，我们还没有为中国增加一头猪呢。”
“而且，要养好我们买回的猪并不容易，人们借钱买猪，并允许每养一头猪可买六十斤公粮，这些物质鼓励是非常诱人的，但是，粮食一到手，有些人可能会转身把猪卖掉，我们就又回到老地方了。”
“说得对”，王腊肉说，“二队一个社员昨天上午买了一头猪，晚上就卖了。他老婆拒绝帮忙，不愿在屋外，甚至自己院子里干活儿，她带着婴儿坐在炕上整整消磨了一天，因此，他已经把猪卖了！”
申川德之子申田玉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好象要强调这一点——巩固养猪事业的难处。
“我家的猪跑了。”他沮丧地说。
和他死去的父亲能干傲慢的态度相比，小申似乎总是半醒半睡的。他穿着一件没有袖子的棉上衣，胸前半开半扣，在寒冷的晨风中胳膊上布满鸡皮疙瘩，但是，他似乎忘记了一切，只记得他的损失，他双肩遢拉着，上下颚松驰着，斜靠在门柱上。
“你倒把猪给丢了？”
“嗯，它跳过墙，跑进地里去了。我知道猪在那儿，可就是抓不住，它跑得可快哩。”
“那是那一天买的最好的猪。”高法官怀疑地说。
“是，我出的钱最多—十七块。如果有人去马厂找那只捉猪的狗，我就回去看住猪。”
马厂似乎有只狗能把猪抓住而不伤一根毫毛，直到两条腿的追猪者赶到现场。但是，治安主任老申不相信猪周围的任何一只狗。
“别管狗不狗的”他说，“你只是回去注意看住它，会一结束，我们就去帮忙抓猪。”
听了此话，小申高兴了，缓缓地走了，双肩比平常要直挺多了。
小申刚走，另一个农民就来了，提出了同样严重的问题。他是大队领导答应给他找圈猪的地方后，才买了头猪，大队领导在附近选择一个较大的院子，尽管院子主人竭力反对，贵财还是制服了他。
“如果你在这儿修，我就当场躺在这儿。”义愤填鹰的农民说。
“继续干”，贵才说，“你躺在这儿，我们就在你周围垒一道墙，把猪和你一起圈进去。”
这话暂时把他说得哑口无言了，但是，贵才一走他又大吵大闹起来，猪圈仍然无法修。
治安主任申答应调查此事。
“老周成福也有猪圈问题”王腊肉说，“我没猪圈，怎么能养猪？”他喊道，“我想知道的是，这个新领导班子要我这个平民百姓吗？如果他们要，让他们给我找修猪圈的地方，我听你们干部的话，我听共产党的话，但是，从来没人听过我的话，从来没人解决我的问题。”
“你在喊什么呀！”郑八字脚说，“我不只养一头猪，我要养两头。我是单身汉，我加班加点干活儿，仍然能养两头猪！”那是郑八字脚敷衍我们批评的方法，在这条战线上，他突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老成福把会议搅得一团糟，他就是这样胡闹。最后，我问他是不是靠他哥家院子南墙修一个猪圈，“如果领导这样说，我会的”，他说，“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可决不会养猪。”他真正想做的就是在他哥厨房外面修猪圈，欺负他哥。厨房争吵尚未解决，成福又准备开另一架。
“贵才说‘周成福家没好人’”治安主任申笑着说。
“他应该知道，他娶上了这个人的妹妹。”王腊肉说。
“这些猪确实把这个村震动了。”老八路王说。
学习一完，我们都等待着去追猪，这正是我们振奋精神所需要的。但是，正当我们要出发时，申田玉跑回来告诉我们，他和二队的弟兄们已把猪捉住了。
至少一个问题解决了。
一方面，由于一些农民头天买上猪，第二天就卖掉，一些猪跳出墙外跑走；另一方面有些家户为修猪圈吵得不可开交，我倒是开始想知道范机灵的莫明计划是否具有冒险性。九月二十一日交易会的最后一天，那些显然不想真要买猪的家户，买了另外五十头猪，他们会遇到多少麻烦呢？修理牢固的猪圈，找野菜草根，以及残汤剩饭补充粮食不足，即使抱有世界上最好的愿望，张庄人怎么能找到足够的粮食，粮食副产品以及剩饭残汤来喂养以前多出的二百一十二头猪呢？我不知道，如果制定一个较适当的目标，不是会好些吗？比方说，约定每增加一百头猪，其中至少要把十几口养成母猪。
但是，结果情况比我预想的要好。
突然买猪，猪逃跑之类的事，随着地产界线纠分平息下去了。轰轰烈烈的买猪运动三周之后，只死了四只小猪，一只被卡车压死在马路上；一只死于嘴溃疡；其它两只跑进地里被狼吃了，只剩下几根咬断的骨头，成为那两个不安分守已呆在圈里的小猪无声的证据。
事情进展的如此顺利，原因之一是国家采取了一套刺激养猪的政策。假使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没有任何政策涉及到物质刺激，而是依靠合理的奖励。
首先，国家粮站为养猪运动拨出相当数量的粮食，每养一头种猪或母猪，可向国家买一百二十斤粮，每养一头肥猪，买六十斤，从大队买六十斤粮。此外，每养一头猪可领到额外的布票、油票。最后，每卖给国家一头猪，可自留十斤猪肉供家庭食用。
作为养猪的报偿，允许农民购买粮食，布匹、食油，以及吃一些肉。表面上这些措施好象并不十分诱人，事实上，这是极其重要的特许权，因为农民没有粮食供应本，他们不能市场上买到平价粮食，而且布匹和食油的配给有非常严格的限制，除了救济、养猪为农民外出多买点粮食提供了唯一的途径，而且比在合作社用工分挣的粮、配给的布匹、食油还多。
根据这种制度，国家售出的粮食不一定非喂猪不可，家庭成员也可以食用，而用其它东西喂猪。但是，如果猪长不好，达不到市场需要的标准，就不能继续有买粮权。仅仅为了这一原因，大家都千方百计把猪养活、养好。一个家庭也许不会把所购买的粮食喂了猪，或许喂一些，或全喂掉。但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吃了粮，而用其它东西喂猪。
使张庄养猪打下牢固基础的是一位解放军战士，他发明了一种新型酵母菌。把酵母加进磨细的玉米秆、棒子芯、谷粮，或其它饲料，会以这样的方式转变成猪能消化吸收，赖于生长发育的东西。在陶制缸里发酵饲料的过程，就相当于在没有反刍胃的动物之处，放置了牛羊之类的反刍胃，预先消化粗猪饲料。粗饲料它们一般是不能食用的，或者即使吃了也收效甚微。在中国仍然是以粮食为主的经济情况下，所有的粮食都是为人所消费，肉食动物通常以荒地为生（家畜、羊、山羊）或以废物为主（猪、鸡），任何剩余食物、大粪、垃圾，以及猪、鸡在村子各地能找到的其它废物，再加上酿酒糟，或做粉条剩下的粉渣，这些都是主要饲料。
从废物中获得的物质，做粉条以及酿酒的副产品，数量总是有限的，因此，养猪养鸡也是有限的，随着粮食生产的增加，当然粮食副产品也要增加。由于地方粮食有余，某些地方甚至专门分粮喂猪，但是，这些数量增加有限，因为按照人口比例，整个粮食形势仍然十分紧。
新的发酵过程的发现，为大规模养猪开辟了途径，使中国把传统的粮食经济转变为粮食、饲料、牧业为一体的新型经济成为可能。
负责主办大队养猪工程的张兴发，让我们参观了玉米棒芯、高粱和玉米秆如何能磨好装缸，再与酵母一起加工产生宝贵的猪饲料的过程。此外，他管理一个粉条加工厂，这两种产品都是由精心加工过的玉米和豆子做成的。当放到水缸里后，较沉的粉条沉入水中，而较轻的浮在水面的副产品撇去喂猪。因为漂浮的废物，猪吃了容易消化。因此，中国到处都是粉坊和猪圈。
除了饲料之外，肠道寄生虫是中国养猪者最大的难题。张庄的肥猪，以及大队的配种家畜，深受寄生虫之害。如果家畜发育生长的话，也是很缓慢的。在华北，我们每到一处，包括大寨，都发现同样的问题，膘肥体壮的猪是聊若晨星，大部分猪是骨瘦嶙峋，大腹便便，深受虫害之苦，我们发现这条常规中，只有一条例外——长治南呈大队猪场。那里的猪个个膘肥体壮，不同寻常，部分是因为南呈养猪者采取了特殊措施，确保了猪饲料配方的平衡，而且他们还用某种方法控制了寄生虫，遗憾的是我并不调查此事。
在农户的猪圈，一次养一、二口猪，似乎可减少寄生虫，因为猪被相互隔离，只有一年或一年半才引进新一代猪，许多排泄的传染物，随时间的推移已不再有害。每次养一、二口猪，每次在没有寄生虫的猪圈开始养，也是可能的，也许因为这种原因，家户养的猪往往比集体养的猪好，因此，领导更加极力推行“一户一猪”的口号。
事实上，猪可作为化肥厂，这种看法是值得怀疑的，那时，这是中国农村的一种信仰，而且这正是由毛泽东本人在全国上下广泛深入提倡的。一只发育生长的猪，对它所食用的物质是不会增加任何东西的，猪不会使这些食物产生比它本身更多的肥效。事实上，消化排泄的过程本身就毫无疑问地损害了某些物质中的营养物，要不是被猪消耗的话，饲料或许就会成为植物的肥料。不言而喻的是，如果农民直接把废物混合造肥，它就可以植物养料的形式，生产出比把废物喂了猪，然后造作猪粪所产生的粮食要多。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相信“养猪积肥”的口号呢？为什么他们坚持养猪会增加粮食生产呢？
在我看来，似乎唯一可信的答案是：他们养猪时不辞辛劳收集废物，并把废物放进猪圈，即使这些东西没有被消化加工，也被踩烂和猪粪尿混在一起，而成为有用的混合肥料，而如何没有猪，是没有人耗费精力去积这些肥料的。
这种方案的益处，显然有限，尤其是假如猪损害了它们所加工的一些物质本身的营养价值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首先把生猪头数增加到一户一猪，然后一人一猪，然后更多的数字，而一旦大部分废物被收集完毕，必然不可避免地产生报酬递减的情况。毕竟中国只能产生一定数量的废物饲料和副产品。把生猪增加到中国所能维持的极限以外，最终会减少粮食供应本身，因为猪不得不开始全部食用粮食而不是废物。自始至终整个过程中，猪不会新产生一磅氮、磷、钾。因此，粮食生产无法依靠养猪，只能靠大规模发展化肥工业，大规模普及使氮固定的豆类植物。
为了对负责农业生产的中国领导所作的计划，做到公平合理，我应该说，他们用两条腿走路方法，也在尽快建设化肥工业——即：既利用小规模的土办法，也采用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方法，中国不仅仅依靠养猪增加粮食产量，而且还发展各种所有可能的植物营养资源，从精心收集加工处理猪圈内废物，到用煤、汽、电力生产氮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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