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五十九 南征北战
交易会的最后一天，一股寒流横扫上党高原，气温下降至摄氏一度左右。宣传队员治安主任老申和王腊肉在炕上睡觉，这是一种内设烟道能加热的泥制平台。我们颤颤抖抖在猪市场渡过白天的最后几个小时后，都聚集在他们（申、王）的屋子里，坐在炕上，吸取炕上的一些温暖。
天气一冷，老八路王受伤的左臂就要疼痛。他一边按摩一边开始以无限留恋的心情回顾了他在部队的生活。对那些在三、四十岁曾驰骋疆场的人来说怀旧似乎是普遍的。那是全国上下空前团结一致的时期，各阶级成员走到一起，首先抵抗外国的侵略，然后，接着抵抗国民党的统治。
老八路王一经打开解放战争的话匣子，就能滔滔不绝讲叙几个小时：
天津战役是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当然我们大家都是很害怕。但是在那些年代里，没人问“你害怕吗？”唯一的问题是“你能完成任务吗？”如果你不能完成任务，指挥员就必须找别人去完成，那么就把你转移到其它地方。
指挥员，政治指导员必须带头。别人可以隐避起来，而我们必须站着，我就是站着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时，突然一颗子弹把我的帽子从头上打掉的，接着我感到鲜血从头上流了下来，至今仍有一小片子弹留在我的脑袋里，就在头顶上，有时伤口还疼痛。
后来，我的胳膊被从背后打来的一排子弹击中，有些弹片仍留在里面；我的腿和背也被子弹击中。天一下雨或变冷，所有的伤口都要疼痛，我觉得半个身子都在痛。
我是怎样脱险的呢？我不知道，当时我神志不清，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是如何幸存下来的。全国解放后，我仍躺在天津医院。
那时，我们麻醉药不多，即使我们有也要节省下来挽救重伤员，医生从我胳膊里取子弹时，只往伤口倒点盐水，然后就开始找子弹。
在那个手术室里有个“小鬼”（通讯员），臀部有颗子弹，医生去了就把伤口割开了。
“疼吗？”他问。
“疼。”男孩说。
“你是说一名解放军战士，毛泽东的追随者能感到疼吗？”
“当然不能。”男孩说。
因此医生把子弹取掉，而这个男孩再没有说过一个疼字。
在那场天津战役中，我们的一名战士把炸弹扔进一个地下掩体，里面一个敌人正好又把炸弹扔了出来。这位战士非常沉着镇定，捡起炸弹又扔回地下掩体。那颗炸弹把墙炸得见鬼去了，敌人防线打开一个洞，于是我们的部队冲了过去。那位战士获得了三级勋章。
“你为什么那样勇敢？”我问他。
“我只是千方百计执行我的任务，”那个人说，“过去我不是好人，抽洋烟，追女人，浪费了我的年华。现在解放军给了我机会，如果我不能完成任务，象话吗？”
“当炸弹飞出来时，为什么你把它捡起来呢？”
“如果我不捡起来扔进去，炸弹一爆炸我就被炸死了。”
“所以，你就又把炸弹扔回去？”
“是的。”
这就是英雄们的壮举行为。
我喜欢电影《南征北战》中战士们的样子，我们确实就和那个样子一样，后来的一些电影没有这部好。当我看那部电影时，我觉得似乎看到了那些年代我的亲身经历的事情。后来的电影从来也没有能领悟我们的风格，我们生活的精华。
那个一直不干好事的战士，突然成了英雄，使我深受感动，如果我是个作家，我是会把他写出来的，但是我不会写。发生的事情很多，没有记者能把他们都写出来。
参加战斗前，我们总要发誓无论生死团结一致，确实是团结一致。那些年代政治工作好做，你只简短讲几句就行，没有额外的话，大家个个都是竭尽全力。我记得有一次战斗之前，政治指导员把大家召集到一起。
“你们想活，还是想死？”
“我们想活。”
“那么跟我走！”他大声喊着向前冲进枪林弹雨之中。
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我们还写简单的报告。
“武器、弹药、人马收到。侦察员派出……。”
但是在那种年代当干部就那么容易吗？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必须独立作出各种决定，还必须解决自己的供给问题，既没有文件学习，又没有表格填写，那么，我们怎样得到供给呢？
我们袭击地主家，每天每人一元半现金，我们有句顺口溜：
我们的战士也莽撞，不考虑顶嘴，记得有一次，我们路过驻扎在路边的宣传队，他们设法为部队鼓舞士气，让他们走得更快。
“累了吗？”他们朝我们的战士喊道。
“不累。”我们喊着回答。
“反正骑马的一个也不累。”一个自作聪明的少年说。
但是尽管青年人话是那样说，参加战斗都是非常勇敢的，打起仗来个个象猛虎，因此没人挑他们的毛病。
我们的文化水平确实很低，我仅上过四年小学。尽管如此，在我们分队还算是孔夫子呢。我们的理论水平也很低，只是服从命令、叫干啥就干啥，不注意战略问题，只是看如何才能取得战斗胜利的战术。但是，石家庄战役以后，领导决定在部队实行民主，和部队讨论所有的战斗计划。这样使得一些指挥员心烦意乱，他们不能想象事无巨细都与步兵战士讨论，他们认为我们的水平太低，如果将来就用这种办法”他们说，“我再也不带兵打仗了！”
真好笑，在那些年月里，我们的想法是如何改变过来的。抗日战争中我们这样想：赶走日本鬼子，然后回家好好睡一觉。
日本投降后，刘少奇谈论和平时代。我们许多人都打着如意算盘，随声附和着。重庆协议号召裁减武装力量，我们把八路军精简到九个师，把一些部队转入地方武装，并彻底解散了其它部队。许多战士对此不满，但是有人告诉他们穿平民衣服，即“老百姓”的衣服时候已经到了。
当报纸公布了十月重庆停战协定后，我们高兴的跳了起来。我们放松了警惕，我们想，我们总算黑夜能脱衣服好好睡觉了。但是协定的墨迹未干，进攻就开始了。在第一次冲突高潮以后，战斗减少了，但是新军阀又开战了。当国民党来进攻时，我们仍在相互拜年时，我们的侦察员报告了进攻的消息，但是没有人在意，因为我们不想参加战斗。毕竟我们是签定了停战协定。对不对？但是国民党还是发动了进攻，在接到简短的通知后，我们不得不拉出去，没准备好的被留在后面。
那是美国、国民党、八路军官员组成三方停战队时期，但战斗仍在全线猛烈进行。
有一次我们趁黑夜越过铁路进行攻击。尽管我们把袖章藏了起来，悄悄行动，但是我们没有国民党部队的皮鞋；有个家伙拍摄到了我们草鞋的脚印，一次会议上他拿出照片作为我们违反停战协定的证据。
当国民党包围了我们，停战队从来不露面；但我们一包围了国民党，停战队就来帮助他们脱离包围。
解放战争中，我们的思想又改变了。我们开始考虑生存的问题“我们能活到抓住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那一天吗？”那时我们都是见过大城市和风景优美地区的，我们问“我能活着继承这一切吗？”“我还能见到家乡吗？”
这些问题意味着革命即将结束。为了实际的目的，将革命进行到更高一级阶段的问题已经被丢在脑后了。
老八路的故事激起他人的回忆，钢铁工人黄家欢告诉我们，他曾在西藏打过仗。
“当我们进入西藏时，我们面对的是一活佛指挥的西藏兵。我们听说他们不怕死，因为子弹挨不了他们的身。但是大炮一开火，活佛就逃跑了，躲在一个水沟里。我们都跑上去看一下这位大名鼎鼎的神，原来他只是一个小男孩儿，无知，不识字，畏缩在深水沟里，怕得要死。”
佛像使张贵才书记想起农民红枪会成员过去做的小佛像。“抗日战争开始时，我们在黄纸上写上白字，然后把纸烧掉并在水中溶化。如果你喝了那种水，就会刀枪不入。人们是那样说的；但是实际上子弹就从身体穿过，也确实很快！”
“日本兵习惯在脖子周围用绳子挂一个雕刻的如来佛像。老八路王说：“参加战斗前，把佛像拿出来鞠躬。有一次我们包围了一个日本兵，他取出小佛像，鞠躬，然后拉出了手榴弹导火线，一声爆炸结束了他的牲命。”
“日本人对待伤员残酷无情，”王继续说，“一个重伤的士兵是他同事们的负担，因此他们往他身上倒汽油，然后点着，把他活活地烧死了。”
“对”，常书记说“有一次我为日本人当劳工，一个卫兵把膝盖给炸飞了。他们把这个兵仰面朝天放在一条木凳上，浑身倒上汽油。这个卫兵流泪了，他的同事们也哭了，然后他取出佛像，低下头，此时熊熊火焰四处烧起。火灭后，我们不得不去拿他的骨头，然后压成粉末，他的同事们用纸包住送回日本。”
黄家欢的话使我们大家十分惊讶，他说他不仅在西藏战斗过，而且还在中印边界参加过战斗。他曾一直行军到喜玛拉雅山脚下阿萨姆茶叶种植园：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接到进攻命令。在我们出发时，每个人带了足够七天食用的配额粮食，但是，指挥员告诉我们这些配额粮必须食用二周。因此，我们减少到一日二餐，第二顿饭吃得很晚，有时是在半夜三更吃。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包围了一个大雾笼罩的地区，深谷对面的敌人从据点里用机枪向我们开了火。我们想法扼制他们，但是，我们有几个人被击中了，因此指挥员命令使用炮兵部队。大炮炸碎了机枪点，我们占领了整个地方。但是，印度指挥官不知道，他们原以为这个地区仍属于他们，飞机来了在低空盘旋，我们隐蔽起来，心想他们会轰炸我们。但是他们却用降落伞投下给养品，我们打下两架飞机，第三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弄错了，设法赶快升高，但是，下面防线的另一个连把它击中了。飞机装载着为他们自己人准备的给养品、大米、煤油、棉衣等，但他们不知道我们已占领了该地区，以后我们有了充足的食物和燃料，我们从空投中得到我们所需的一切。
我们在各处抓获了许多战俘，我们大队就抓获九百人，另一支部队包围了三个整队，除了考尔将军外，我们抓获了所有军官。考尔逃跑了。
他们的人都是大个儿，比我们高得多。他们从来没想到我们会那样轻而易举地击败他们。在中国人中我是个大个子，但我看他们时还得仰头看。他们是长胡子的锡克教徒，我们包围了整个锡克部队，他们抛弃武器，分散在山坡上，于是我们只好去把他们召集起来。我们发现有的人把头埋进洞里，缩着身子，屁股朝上，双臂在外，在空中等着被擒，有时还手中拿着手表，意思说“别杀我，拿表走吧。”
我们拿了他们的手表，让他们站起来，然后又把表给他们带上。我们把他们带到后方，给他们找上棉衣和食物。供给部队把他们从前线运到供给更充足的营地。在冰冻严寒的山脉上，他们许多人只穿着夏季制服。他们的脚冻了，发紫而不能走路。我们四个人抬着一个瘸子上一个陡急的山间小路，就是不带任何东西要爬上去也是够艰难的。我们四个人勉勉强强把他抬了上去。我们把战俘带到安全地带，就给他们换上最好的棉衣、棉鞋和棉帽子。
我们一直猛攻到山脚下，后来我们接到撤退的命令。我们必须撤退，归还一切战利品，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领导坚持说这是政策，我们打的是一场政治战，必须撤退，正如在电影《南征北战》中我们必须进行战略转移一样。我们把缴获的所有武器集中到一起，包括奇特的苏联火箭，把它们都捆好，甚至擦洗干净，然后，我们邀请红十字会来核查清楚。我们撤退后，印度人来接收了这些武器。
至于战俘，我们也把他们遣返回国去。他们走的时候，有些人不愿离去，他们哭喊着，要和我们呆在一起。他们担心会因投降而遭受惩罚，担心他们回去性命难保。他们是刚入伍的新兵，因此，我们劝告他们，让他们放心，我们必须使他们相信，他们不会发生意外。
“我倒是从来没有南征或北战过”张书记说，“但是，尽管如此，我看见过许多军事行动。张庄是个复杂的地方，清晨天刚亮，日本人来要粮食，他们把麻袋扔到地上，要我们装满。
然后下午国民党匪兵来找粮、找衣服和钱。就是从身上脱下的衣服他们也不在乎。有一次我母亲给我做了一双新鞋，他们脱下我的鞋，用鞋抽打我的脸，然后拿着鞋大摇大摆地走了。
如果他们找到村长，就把他的手捆起来，双踝关节捆在一起，在脖子上套上绳子威胁，如果不提供粮食和钱就把他扔到井里。”
“人们确实痛恨那些国民党匪徒，日本人投降后，我们抓住了一名中级伪军指挥官温福全将军。他杀害了张庄十二个人，包括一个妇女仅有的两个儿子，当我们把他带到这儿时，妇女们用剪刀扎他，割他的耳朵、鼻子和嘴唇，然后剪下他的舌头，他们用纳鞋底用的锥子戳他，然后用石头把他的脑瓜子给砸碎。
“韩绍文在日本部下指挥一个伪军排，在战争期间，他杀害了三百多人，他过去常说：‘如果三天不杀人，我的手掌就痒痒’，我们派十五个民兵去找他，最终在邯郸把他抓获，然后用二把刺刀刺他，一把刺在左臂，另一把刺在右臂，把他钉在墙上，但是饶了他的命，以便他们能把他带回来进行严惩。就在群众大会上，他们把他捆在桌子上，在他周围堆上玉米秆点着，韩绍文被烧死了。”
“至于潞城伪军驻军指挥官温纪云，地方武装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我们派民兵去逮捕他。我们把他带到马厂万人群众大会上，群众要去喝他的血，要杀死他。我就站在离他几尺远的台阶上，他怒目而视的样子，使我十分恼火，我从他后面跳上去，抓起我的枪，使尽全身力气把刺刀刺进他的后背，刀刃正好穿透他，他四肢一伸，砰的一声倒在地上，其他人蜂涌而上，用刀子、刺刀戳了他几百刀，最后结果了他。”
“我有一个粗鲁家伙的名声，张庄‘地主还乡团’传出话来，‘第一抓住满喜，然后抓住贵才’。他们给满喜出了最高悬赏，因为他揍过许多人，而我是党的领导干部。必要时我也参加了行动。”
这些故事讲得热情生动，揭示了今昔鲜明对比的方方面面。讲话者区分敌我，不会有什么麻烦。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是为正义的事业而战，并且取得了胜利。在印度边界，中国士兵把普通战俘当作阶级兄弟，就象他们对待从蒋介石部队抓获的应征新兵一样。后方的地主、“走狗”汉奸和叛徒作为敌对势力，和大家所能团结的人是泾渭分明的。没有人谈论有关揭开阶级斗争盖子的问题，压迫者本身做了一件大好事，促使人们注意这个问题。
七十年代，敌友并不再是泾渭分明了，由于没有外国侵略、恶霸土豪，或者欺骗租子的绅士可反对，于是，党领导提出了潜心搞破坏的暗藏分子的隐患。每当出现了问题，发生了矛盾冲突，每当有人进行可疑的活动，他们就号召对带着假面具的阶级敌人、暴露出来的阶级斗争保持革命警惕。但是，这些号召非常奇怪，似乎和我们面前的现实毫无关系。
在张庄交易会结束时，大队领导向宣传队作了汇报，宣传队领导要他们总结一下他们注意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在这个标题下，他们总括了大大小小所有的消极现象，和损害集体或违反风俗习惯的一切行为。
偷窃事件构成最大的一类案件。那年秋天偷窃被打成破坏秋收的行为，主要是作为政治的，而不是作为经济行为。但是，似乎小偷和盗窃事件不断发生，每个队都报告了许多此类事件。
一个叫做朱久长的农民，在自己院子里种了两根南瓜，每一株都结了二十斤重的大南瓜。但是，还不等他去摘，南瓜就不见了。人人都说在张庄偷南瓜百分之八十是络腮胡子申流氓干的，人们曾看见申前一周几次偷看过两个庞然大物，因此，他是第一号怀疑对象。
郑生年丢了五穗玉米，有人把他前院玉米穗从秆上砍下来，这可能是谁呢？
老武万田在院子里种着一些枣树，有一天睡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被锁在家里。当他设法出了屋门，几十个成熟的枣儿不见了，无论如何老武是这样说的，但是，其他人说，是他自己把枣儿吃了，然后再散布谣言说是小偷干的。至于说到老武被反锁在家的事，却没人提出质疑。
之后不久，寡妇陆贤惠发现她自己被锁在家里，当她最后把门打开时，她想肯定会发现院子里有什么东西丢了，但是，一切都安然无恙。她想那是因为隔壁院子里演戏一直到深夜，由于这么多灯火，这么多人进进出出，小偷才不敢轻举妄动。
申胡成家树上丢了几个桃子。
第三生产队在村边菜园附近种植的玉米，丢了七十穗，都是用刀砍的，一整行玉米全不见了。
五队也报告，一整行玉米不见了，他们怀疑是在大路上行走的某个陌生人，或住在铁路边的铁路工人干的。每个铁路边的农民常常发现他们的玉米只有秆儿，没有玉米穗。一个人报告说，他看到一个下班的火车乘务员，在火上烧新鲜玉米，这些玉米穗从那儿来的呢？
每当给铁三局提出这些问题时，总是引起反指控，说张庄农民自己偷的。黑夜院子里的煤不是经常丢吗？陆元海不是偷去两桶煤吗？戴、韩和闫家的五个孩子不是从三局仓库拿走五把铁锨吗？据谣传说另一个叫申海的孩子，偷了一根链条到漳沂市场卖掉了，更严重的是从三局通讯大院偷走两根电线杆。
由于发生了这么多的小偷小摸事件，人人都得小心谨慎。邻居树上的一根树枝掉进了齐玉兴家院子，树枝擦在电线上，但是，玉兴等看见王腊肉才敢把树枝砍下来，他担心被人指控偷人东西。
袭击村干部，使得事情更加困难，发展成为二类“阶级斗争”。
四队干部对齐承前有意见，他在大街上骂过来骂过去，放羊工每天本应挣八分工，可是队里只给他儿子记七分半，队干部分救济粮时，齐家只分到高粱而没有玉米。齐在四队果园劳动好几天后，队长的兄弟骗了他的工分。
“杨齐旺，你们全家和我过不去”齐大声嚷着，在他的前院上跳来跳去。
“给我的儿子记低工分，给我是不记工分，我们只能吃高粱！”
“可能杨家兄弟只是忘了给你记工分”一个邻居暗示说。
“不是，他们和我过不去，我要到公社告他们。”
杨齐旺兄弟听说后，说：“好吧，你要告了我，将来你挣得工分会更少。”
同一周内，齐承前老婆和齐万昌老婆都朝队长杨齐旺老婆发火儿。承前老婆号称“小飞机”，因为她说起话来口若悬河，走起路来快步如飞；万昌的老婆号称“土豆儿”，因为她个儿矮小呈圆形。按照人人有份的原则，小飞机和土豆儿被强迫去摘蓖麻籽，但是，队长老婆可从来连照面也不打。
“我们知道她不会来”土豆儿说，“她太忙了，监督别人给自己盖宽大的新房，好租给工人，给他们照看孩子赚钱。”
于是，她骂骂咧咧，诅咒不止，本来她就是以这种诅咒而闻名全村的。
为什么这一切都列为“阶级斗争”呢？
正如他父亲在那之前受监督一样，土豆儿的丈夫是受人监督的右派分子。人们知道他的父亲齐安心是“三面红”，就是他在三个不同的政权都干得不错。阎锡山统治山西时，他是替地主收租子；日本人来了他挥霍家产抽大烟；八路军解放晋东南时，他的财产已挥霍殆尽，土改时还分到土地，多么幸运呀！
齐安心老婆号称“大黑豆”，尽管由于他的祖先和他本人历史受人攻击，她逼迫儿子万冒和土豆八结婚。他曾是阎锡山的医生，被俘后参加了八路军，但是，复员回家时，仍戴有右派分子的帽子。文革中，他和一群叫“海燕”的人联合起来，他们掌权后，他跳得很高，但是 “海燕”组织掌权时间不太长，垂头丧气的万昌抱怨到：“你们把我们夺取的权力掌握了。”没有和他共事，他不喜欢某人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他的脸总是朝天看，因为他比别人矮小的多。
六队因为秦二贵痛打过队长炎新，落了个臭名昭著的名声。秦老是批评队干部，他告诉所有肯听话的人说，大小队干部再也没有一个人肯讲实话了。
问题是为什么六队普通老百姓这样消极懒散？是坏分子幕后操纵吗？共产党员秦二贵这个闹事者，把事情搞得纠缠不清了。
六队还包括十八岁的孤儿申守生，他独居在父母遗留下的房子里，经常通宵熬夜，每当他已婚的二十一岁的姐姐回来时，他家经常是一群一伙，粗暴无理的铁路工人出入和通宵聚会的地方，这是什么行为呢？
如果某些小队领导遭受侮辱，那么，大队干部也难以幸免。有些工作队员在路边岗地上种玉米，为了防止被偷去，不等玉米成熟就收割，在大队四方院里剥去皮，然后把皮扔到大队厕所里。
二队一些社员来拉大粪时，发现厕所里满是半腐烂的玉米皮。
“怎么这么多玉米皮呀？”一个社员问。
“显然这是从大队办公室扔下来的。”另一个说。
“原来玉米跑这儿来了。”第三个人说。
“为什么这种大粪这样臭气冲气？”第四个人问。
“因为这不是干红薯片造的。”有人回答说。这话暗指不象张庄普通人家一样靠河南的红薯干为生，大队干部晚上享用营养丰富的新鲜玉米。
轮到秦贵宝讲话时，不仅大队领导，而且公社革委会领导都变成嘲弄的靶子。
在张书记从公社下来查看小麦下种准备工作时，告诉秦一定要把肥料撒均匀，以使小麦能均匀地出芽生长，秦的反应是把头一扭，呸！朝地下唾唾沫。
后来秦和郭队长一起种小麦，秦每亩地用了约十五斤种子，郭队长问种子是否充足，“根据公社的指示，宽垄种植法需要二十斤。”
“如果你只把手松开一些就能用六十斤。”秦回答道。
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有些宣传队队员认为这是反革命言论，公社党委决定种二十斤，可秦快嘴却怀疑他们的指示。他想干什么呢？另立中央吗？他是想千方百计破坏秋播秋种，破坏大队，破坏社会主义吗？
就在次日晚上，更加惊人的事发生了。那天晚上，八字脚郑有点喝醉，摇摇晃晃在大街上，从北一直走到南，放声高唱“骂殿”，利用这出戏，对大队领导进行了攻击，而且对公社以及市委进行了攻击。难道他们不是选举并同意了张庄新领导班子吗？
林东说，这次八字脚太出圈了，是该揭开当地阶级斗争的盖子，和一切阶级敌人算帐的时候了。她建议和“二宝”他们的同伙，以及所有志同道合的坏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范机灵、治安主任申和钢铁工人黄家欢热情支持她的建议，高法官表示异议，但是，得到王腊肉支持的老八路王认为时机不成熟，反对采取行动。老王不愿把如此众多的、形形色色的现象贴上一个单一标签，他要抽时间进行调查研究。
老八路王觉得生产队干部把所有的事件都看作“阶级斗争”，歪曲了阶级斗争概念的本意。
大部分矛盾冲突看起来更象“人民内部矛盾”——即个人恩怨、家庭磨擦、牢骚不满而形成的对抗状态。小偷小摸固然不道德，但是，那主要是穷人家孩子干的，铁路工人家的孩子们出去图个快活，或是少数几个众所周知的恶棍无赖干的。自解放以来，他们就没好好干过一天。至于唱“骂殿”，可能是八字脚有些牢骚不满，这是正常的。
为什么要把这些都叫作“阶级斗争”呢？
实事求是是非常重要的，王争辨道。如果干部不能实事求是，怎么能理解面临的问题？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怎么能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呢？怎么能利用整风纠正错误呢？
农民对整个整风过程缺乏热情，是有其根源的，他们反对领导随随便便给人加上危险的罪名。人们也有可能对无休无止的运动，没完没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反复复的整风运动感到厌倦。但是，他们真正反对的也许是过份渲染的花言巧语，把坏事说成罪行，不同意见变成反革命；老朋友、老伙伴变成敌人，把一切消极现象，不管是致命的，还是善意的，统统混成一堆，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
难道这些歪曲是无意的过失，是正在进行的革命的浩大江河中令人烦恼的涟漪，还是能使整个革命停止前进的错误政治路线的突然反映？
那时，我们在张庄逗留了一半时间，几乎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概括的说明，更不用说得出答案了。我们所感觉到的是，对运动的方向忧虑不安，数周之后，这种不安又演化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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