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六十三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2、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3、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

——引自《九大报告》

　　4、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6页《关于正确处理……》

　　这些毛泽东语录为大会定了基调，大会似乎正朝着老八路王担心和告诫人们提防的方向进行。
　　大队革委副主席申齐才宣布会议议程，号召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
　　“相反，”申用他那严厉呆板的语调说：“张庄村的阶级斗争从未停止过，自从整风运动开始以来，阶级敌人隐藏起来用尽各种诡计阻止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疯狂地攻击和反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
　　他为此引证了什么证据呢？从地里偷玉米，从电灌站偷电线，从李家偷箱子，破坏小麦下种和破坏猪圈合用的言论。
　　“对这些阶级敌人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我们必须和他们斗争到底。杀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当申齐才离开舞台中央时，潇洒的新大队会计，党委委员申许文起立声明，张庄人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理论，积肥促生产，修渠，买猪，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但是我们中间有人不执行毛主席路线。”申会计喊叫着。
　　“秦快嘴站起来，”他命令着，把观众以及他所谓的敌人都冷不防吓了一跳。
　　当秦贵宝在会场中央小心翼翼地站起时，老申竭尽严厉之词对他进行攻击。
　　“秦贵宝谈论‘黑帮’和“红帮’，他破坏我们的辛勤劳动。对这些妖魔鬼怪如果不和他们斗争，他们就会压倒我们。革命是主流，而反革命是可怜的小支流。你们这种人的唯一出路是改造世界观。我们会把那些破坏秋收的人揭露出来打倒。如果你坚持你的腐败习气，你将会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秦快嘴仍然站在会厅中央，他的周围坐着张庄的农民。申从地上站起身来呼喊口号。
　　“打倒刘少奇反革命路线！”
　　“千万不忘阶级斗争！”
　　“横扫一切毒草，一切牛鬼蛇神！”
　　当申许文高声呼喊口号时，大厅深处传回了断断续续的回声。年青妇女、老太太、无经验的青少年，饱经风霜的老农民都聚集在那儿，尽义务地重复喊着年青会计的口号，但是声调呆板单一，既没有热情感又缺乏信心。他们对于如何对待群众批判会了如指掌。他们毫无反抗地参加着熟悉的活动，但是他们又没有产生任何批判的情感和义愤。我觉得对人们来说，他们在勉强默认一种仪式，因为他们无法回避，因为那是宣传队和大队安排的，他们似乎感到这是与已无关的一种仪式。
　　一个名叫杨振平的青年农民接着申许文上了会台。杨从衣袋掏出讲稿，就象小学校齐声朗读纸上或黑板上汉字一样，不是用通顺流畅正常讲话时活泼的语调读，而是独特地断断续续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
　　杨振平坚持让秦贵宝站着，一件又一件地重复前前民兵队长贵宝所说的各种破坏性言论，最后大声威胁说：“秦贵宝你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失败了！如果你坚持到底必将被革命的车轮轧得粉碎。”
　　当每一个发言者离开讲坛时，另一个青年人立即在舞台上取而代之，每人都带有充满口号、套语、警告、威胁之类言词的讲稿。很快就明白了这些讲演并非青年人一时冲动所为，张庄共青团员们事先并头开了会，分了工，每一个人事先都写了抨击1971年秋敢于抬狗头的万恶的阶级敌人内容的讲稿。
　　发言的重点各自有别，说明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进行了讨论计划。杨振平重点集中在学大寨和贵宝的言论上，“只要我们能打下粮食、大寨路、张庄路，有什么关系？”
　　罗翰华重点集中在张庄可怜的养猪状况上，并把它归咎于秦断言的“群众落后”论。
　　齐玉根的目标对准了10000斤救济粮和贵宝的言论，“我们黑帮连一颗救济粮也得不上，可是你们的红帮是人人有份。”
　　秦福田再次强调了养猪问题，申红章批判“二宝”煽阴风，点鬼火，宣扬“张庄阶级斗争熄灭论”，但是他并没有举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种指控。
　　第六个发言者申洪福把抨击的矛头转向小偷齐忠纪。申让贵宝坐下，然后命令齐忠纪站起来，指控他就是搞阶级斗争。
　　“齐忠纪，”申读着自己的讲稿，“我们要告诉你，不管你如何狡猾，你也跑不掉！”然后他给齐指出了出路，“只有老老实实自我批评，你才能重新做人，现在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李康兴继续向齐贼发动攻势。他把齐说成典型的受刘少奇黑线影响的年青人。
　　申明旺接着登上了讲台，一道新的命令又把观众大惊一场。
　　“八字脚郑站起来！”
　　八字脚站起来后，齐忠纪坐在地上，明旺喊道：“贱民八字脚郑，你这个刘少奇的残忍的黑爪牙，你怎能这样错误判断我们的未来呢？你的目的怎么能达到呢？”
　　一位年青的妇女申秀英继续进行抨击，直到秦成元把注意力集中在林耀龙身上才尚罢干休，林耀龙因为在长治钢铁厂搞副业牟取暴利而臭名昭著。
　　在此期间另一个年青妇女——兴发的女儿常仙花抨击了刘少奇的妇女观。她没有冒昧断言张庄任何人支持刘的这一观点，但是要他睁开狗眼看看妇女也是有力量的。“男人能做事，妇女也能做。”小常充满激情地说：“我们将证明我们能顶半边天。”
　　这些连篇累续的发言惊人之处是所有这些年青人个个都能写会讲。每个人只承担共同任务的一个方面，并且每个人都写出了自己的批判稿，这和1948年土改时期的情况大相径庭。那时，贫农积极分子常常为不识字表示歉意。在我看来在1971年，似乎学习文件已太过分了。
　　青年人个个能写会说“红书”或“人民日报”中的套语，“如果我们不执行毛泽东路线，就会执行资产阶级路线。”“形势大好，新高潮已经到来，波涛汹涌，红旗招展，斗志冲天，发生巨变。”“阶级敌人煽阴风，点鬼火。”我发现我自己急切希望一个，只一个，发言者会扔掉讲稿，说几句发自内心的张庄人平常说的话。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仪式仍照计划继续进行，人们象尽义务似地听完发言者讲话，偶而心不在焉地跟着喊几句口号，就象他们对申起财那样。
　　突然，讲话中间，李来全主任手拿一通知迈步向前打断会议进程。又出现了新的危机了吗？又发生了盗窃事件了吗？窃窃私语停止了，整个大厅顿时一片寂静，听众在迫不及待地恭候着意外的消息。
　　“人群里有一个小孩丢了一只鞋，”来全说：“谁发现鞋请送上台来。”
　　听了这一新危机，人们如释负重地松了口气，并发出一阵轻快的笑声。不等当时发言者继续讲话，一只色彩鲜红，刺绣精美的小小布鞋从人群中飞驰而来，噗哧一声掉在讲台中央。来全悄悄地走向前取回了这位“游客”，而发言者继续发言没有停止。这仅仅是归还鞋子的“农民”方法，还是反映了对大会内容的不满情绪呢？这事很难说，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发言让我感到越来越不安了，给我当翻译的女儿韩琼也是如此。
　　她经常发现很难翻译那些华丽的文词，那天晚上简直把她难倒了。全凭极其坚强的意志她才能倾听并用英语翻译。
　　最后一个发言者管道工黄，穿着耀眼的军装，声音高吭，激情迸发，超过前面所有的发言者。他对人们慷慨陈词，声音高昂刺耳，命令主义的声调如同那十恶不赦的恶棍刘少奇自己就在我们中间。在讲话中间他常停一停，嗓子眼里发出“啊，”或“啊，啊，”声音来强调。
　　这些“啊，啊”之声仿佛象池塘里青蛙哇哇的叫声。如果你停止听他的话而集中注意那些“啊，啊，”每一次啊声都比先前一次更象青蛙叫声而且更加吓人。他扭着脸，举止夸张，声音过高，他的观点一清二楚，“阶级敌人靠边站，否则就被消灭。”
　　“千万不忘阶级斗争”，黄喊着。“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啊，但是那个思想反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秦贵宝在干什么呢？啊！他坐在哪？学习“小红书”，啊，学习毛主席的语录以便对抗我们，啊。难道这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例证吗！啊！啊！这不是他的贯用掩盖手法，而事实上图谋……啊……将来报复？”
　　管道工黄然后又重新回顾了最近秦贵宝，李快腿，林耀龙，郑八字脚，大胡子申和小偷齐忠纪的罪行。他号召人们对他们都要进行批判。赞扬晚上的会是生气勃勃的会议，普遍提高了大家的斗志。他赞扬大队社员小麦下种，购买小猪方面所取得的成绩（600亩小麦已种400亩，两天买了190头猪），并以呼喊六个口号而结束了他出色的表演：

　　打倒刘少奇！
　　打倒刘少奇反革命路线！
　　支持毛主席革命路线！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如果有任何区别的话，群众的反映只是比以前更微弱了，因为大多数农民早已溜之大吉了。仍留在会场的只有几十个人，在此夜半三更之时他们对喊口号的热情已降到最低点。
　　一回到我房间我就在笔记本上写了如下的话：
　　“我对这次会议感到迷惑不解，如此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敌我）界线不清。贵宝是阶级敌人，还是人民的一员？抨击的政治内容是什么？他应该和盗贼同属一类？盗窃行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吗？为什么他们不要贵宝作自我批评？他真是在破坏秋收工作吗？客观吗？有意的吗？”
　　其后好几天韩琼和我与林东、范文就整党方式进行了一些激烈的讨论。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和老八路王的看法趋于一致：把所有这些事件一起进行批判处理是错误的。不仅整个做法似乎是错误的，而且在我看来其后果似乎是灾难性的。人们成群结队远而避之，参加了生产队会议的人寥寥无几，而且无话可说。如果思想问题用这种方式处理那就没人敢大胆讲话了。人们在现实中正迅速认识到了王的这一预言。的确，我争辩说“二宝”的案件必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二宝”可能与某种反革命地下组织有联系的问题应该彻底调查。除非，并只有揭发出有力的证据，否则大家必须把他们当作人民中的两位干部――由于被免除职务并贴上“黑帮”的标签，他们气愤并且有抵触情绪，但他们显然不是有意破坏者，不是要推翻社会主义的走资派，不是反革命。
　　“治病救人不是毛泽东的政策吗？”我问。但是群众大会上没有显示出这种精神。相反几乎每个发言者都把“二宝”叫作“阶级敌人”，这样堵塞了他们的出路，并且几乎肯定，内部矛盾早晚会转变为敌我矛盾。
　　作为回答范机灵强调了“二宝”所犯的各种严重错误，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重复轻农向钱看路线，文化革命中他们砸、抢。现阶段他们的态度和言论客观上起着破坏作用。范机灵宣称叫他们阶级敌人是不困难的。
　　林东竭力支持他。
　　Carona和我却说我们不明白无论如何谴责能走那么远，仅仅因为“两宝”犯了严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并不能说他们是走资派。如果他们追随了错误的反革命路线，只能说他们犯了那种错误，并不能说他们就是反革命分子。如果他们事实上在暗中破坏村领导，腐蚀新的负责干部的权威，难道不能归咎于严重的个人主义，对被打倒的愤慨，归咎于个人野心，以及类似的自私自利动机而不是归咎于有意破坏社会主义吗？如果他们承认错误，改变态度，不叫他们阶级敌人，而把他们称为犯有严重错误、个人主义倾向严重，仍然可以争取过来的干部，不是更加实际吗？
　　我们指出李快腿到少有一种受人欢迎的长处。他不仅在家里养着猪，而且还照顾母猪下了四个小猪，实际上在执行毛泽东养猪路线。他把村里98%的人远远抛在后面。至少在这方面大家必须赞扬他。
　　讨论进行的越来越热烈而严肃，但是却不能解决问题。每次吃完饭时都有失败之感，那就是说，感到范机灵已下定决心把“二宝”当作阶级敌人来抨击。由于这种决定在我看来似乎是过于激进和极左，我看不见张庄能摆脱现在僵局的途径。什么时候这种“打倒”之怪圈才能结束呢？我们好象在一条看不见一线光明的隧道里行走。在一个情况已一团糟的村子里，甚至最高领导还在犯那种只能使局势恶化的错误。我的士气异常低落。张庄的政治工作怎么能陷入这种困境呢？
　　范机灵不断攻击我们的论点是：普通老百姓永远也不会领悟我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和一个反革命分子所作的细微区别。当前首要大事是揭露嫌疑犯，唤起人民反对他们。当轮到判别案件时，干部们可以做出必要的仔细区别。
　　韩琼和我反驳时清楚地说明，我们并不期待所有的农民都能清楚地区分“阶级敌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倾向严重的人”。但是我们觉得领导区分这点，搞清楚党的“治病救人”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以便我们能给“二宝”以出路，也可能把他们当作干部和革命者来挽救。为什么市委干部和宣传队竟然跟在群众后面呢？
　　当然从真正的意义上讲，并不是市委领导跟随在群众后面。人民意识到宣传队所采取的整风政策是极左的教条主义的，他们用脚投票，人们远而避之以示反对。就象1948年那样他们拒绝参加会议。那时极端主义的贫雇农路线主宰着张庄的一切活动。当干部们千方百计制造实质上反动，概念上空想的绝对平等时，普通老百姓拒绝参加会议，就是出席会议的人也拒绝发表意见，用睡大觉来熬过冗长的空洞无物的报告，或者一有机会便溜之大吉。以此来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当领导使群众面对脱离现实的不成熟的牵强附会的政策时，人民往往似乎是落后的，只有当领导提供正确的革命政策时，才能热情团结激励他们向前。
　　这一点我们也辨论过，因为几乎没有人能说上次群众大会所提供的讲稿表达了人们的普通看法，这些讲稿对宣传队来说显示了一次有组织的尝试，由宣传队领导通过大队党支部和青年团的努力，对指定的“阶级敌人”发出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尽管青年团员们所表达的思想并非他们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是一旦上级组织作出决定，他们就乐于参加这种运动，究竟有多少发言者真正相信他们所讲的话，是无法确定的。由于领导煽起批判之风，大部分忠实的党团员便不多问几个为什么，并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而随声附和，只有老八路王这样的真正经验丰富的老兵才有成熟的思想，才有反潮流的政治勇气，而且即使这样他也不得不经常道歉。他把自己的观点描述为“可能是右倾的”或者甚至“修正主义的”，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
　　就范机灵而言，他继续用强有力的论据而反驳我们的观点，以证明“批判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二宝”的历史记录使群众失望，他说。因此他们大胆讲话，方向是正确的。“领导干部除了表示支持还能有何作为呢？”他问。
　　“但是即使批判会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回答说，进行抨击的性质和形式是错误的。人们对要处理的问题的性质尚未真正理解。如果领导在那种情况下只给于“全力支持”，人们怎么能避免犯严重错误呢？领导干部需要更加深入了解实情，正确区分错误，错误思想和犯罪，敌人分裂破坏等等，并恰当地估价所发生事情的性质。”
　　在某种程度上范机灵被这些论点所说服，开始有点动摇了。有一阵子他同意批判会是粗鲁的、不成熟的，又过了一阵子却又断言这些人实际上是阶级敌人，应该受到粗野的批判。他这样动摇不定，一会儿与我们有某种程度的一致，一会儿又断言我们的看法完全推翻了整个批判会。
　　我越来越强烈的地意识到，如果这些领导干部不改变态度，张庄就会招来麻烦。林东不时地提醒所有的人，她是从中央来的，有某些未明说的理由，要利用一切手段粉碎“二宝”。可能范机灵希望给林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赢得中央的好感，总是附和她的意见，采取极端的立场。其他宣传队员因为这个问题分裂，治安主任申，管道工黄选择严厉的阶级敌人政策，而老八路王、高法官和王腊肉则提倡“治病救人”方针，即与落后思想作斗争的方针。其他成员并不象领导干部那样畅所欲言，许多仍然在思考如何拿定主意。
　　宣传队员们从未就此问题彻底辨论过，至少我们在场时没有。谁能说清楚最后宣传队会提出什么建议呢？要对林东代表的“中央”施加影响是不容易的，因为那时北京和中央的威望仍然很高。没人能轻易反对自称代表中央的高级别干部，而且该干部坚持说中央决定就是客观真理。
　　关于客观真理这个问题，林东和我曾多次在吃饭时候进行了激烈的言论。每次争论的都是由于对某个有名的干部或著名的群众组织的评价的改变而引起的，以山西省原革委主任刘格平为例。1967年元月中央把刘当作卓越的革命干部，全国各地学习的楷模，而公开进行支持，而1969年中央却突然免去他的职务，把他清除出山西省委，并调到外地去做无名的工作。我们的良师益友，李英奎司令员争辨说刘格平涉嫌参与了一个反革命组织的被称为“五一六阴谋事件”，并暗示这是北京中央所持的观点。
　　在评价刘格平问题上转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时，问题出现了，应该把哪一个评价看作是正确的，先前的肯定性评价，还是后来的否定性评价？
　　根据林东的观点，两种评价都是正确的。这倒不是因为好人变成了坏人，由于刘结果不好，所以他一定向来就不好，而是因为中央的决定永远都是反映了客观现实。如果就某个问题所作的新决定显然和旧决定完全相反，只要每个决定都是决策者根据当时所能获得的所有有关资料作出的，她坚持说，新旧决定都是正确的。根据新的更加全面的资料，旧的决定可以修改，甚至可以翻案，但是不管是修改还是翻案，在其决定作出之前都不能改变原决定的效力。
　　不考虑有关个人和组织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所有问题，也不考虑有关情况变化可能引起作用变化的所有问题，对于有关人们或组织的材料总是近似的看法我确实没有异议。新材料可以加深对各种结论理解，引起修改甚至完全改变各种结论。在我看来这是进一步证实了一切知识的相对性、主观性，以及收集足够的有效资料来得出接近客观真理的结论的困难性。但是根据林东的近似材料观点，如这种材料是某一时期中央所掌握的最佳材料那就意味着客观真理。根据新得材料所做的新决定，即使完全推翻了旧决定，也同样意味着客观真理。
　　我所看作是对人的意识之外的现实所作的两种主观评价，随着材料积累而不断改进；而她却认为是由时间所分隔的两种客观真理，每种客观真理在作出评价的时间之内是正确的，在她看来，似乎中央根据所获得的最佳材料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是绝对正确的，这对于任何党中央决定几乎都具有同等效力是完全适用的。正如处处可见的口号所歌颂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我们从来也未能跨越这条鸿沟，无论是思想上的探讨还是实践。林东觉得我不懂得真理的辨证关系——真理如何发展和变化，而我却感到她不懂哲学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则——世界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或人对他的认识之处。我们俩都认为现实是发展变化的，但是我感到她所说的话根本不是变化中的现实而只是人们对它的认识在改变。她混淆了真理与人脑对真理反映的关系。
　　如果这仅仅是一场哲学辨论那倒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林东把她的真理观，她的“现今绝对正确论”，应用于张庄政治工作中。她对客观形势的错误估计对张庄潜藏着极大的危害，比如说：如果实际上这样的阶级敌人不存在，或并非乡村生活中的重要因素，那么发动全体群众揭露阶级敌人有什么益处呢？
　　反复考虑这种形势时，我不禁惊奇地感到现在的形势是1948年4月形势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早期的工作队干部就如何处理张庄四位老大难干部问题发生分歧，有些人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砸碎“烂苹果”而其它人却强调挽救他们的必要性。1948年从大学来的知识分子戚云和谢虹主张用对抗手段，而《翻身》里沉默寡言的沙市村的侯宝贝却主张通过教育进行挽救。那时地区党领导王谦同志强烈站在农民侯宝贝一边。他主张通过耐心说服教育来挽救四面受敌的四位干部。
　　我问自己，今天的王谦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昨天的王谦在哪里呢？据谣传，那位耐心而富有同情心的干部已在山西省身居要职，只是1967年才被作为修正主义分子赶下台。据说，他被下放到某个乡村亲自种庄稼去了。又一个文化革命的受害者，在当地的历史背景下，文化革命就象险恶的乌云阴影一样，把整个地平线笼罩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