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六　文化革命《十六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六十六　文化革命《十六条》

　　正当这些地区学生组织不断成立，组织之间分歧明朗化时，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发布了一个最重要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这个特别文件，聊聊数语规定了文化革命的框架，指出了文革的动力、目的、组织形式和方法，特别强调了已经出现的种种过度行为，并提出了一些特殊问题，如：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军队、学校的作用问题，最后号召普遍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主要段落用各种方式反复重申中心问题，伟大的中国人民应该站起来，向一切阻碍改造社会的事物挑战，参加激烈的斗争和认真的辨论，在实践中学习，不仅要使自己摆脱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犯有命令主义错误的干部的控制，而且要破除剥削阶级的一切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以便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风俗、文化和习惯。而且，根据这个问题推断，党的领导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自己被赶下台，被免除职务，都不能阻碍运动，而应该欢迎它、帮助它，并把它推向前进。
　　第一条的第三段强调的阶级斗争，值得全文引述：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决定》接着赞扬已行动起来的年轻人，为他们过度行为和错误作辩护，认为这是在复杂的革命形势下，经验缺乏的青年人不可避免的缺点，并进一步确定了斗争主要推动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混进党内的走资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在斗争过程中和曲折中会被冲垮，而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会从中取得经验教训。
　　《决定》谴责了那些利用各种手段阻碍运动发展的党的领导人。有些人是因为对所有的新的挑战感到不知所措；有些人是因为他们自己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便怕人批评；有些人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害怕群众揭露打倒他们。相对之下，《决定》高度赞扬了站在运动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批判和揭露的领导干部。“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第四条强调中国人民群众需要自己解放自己。“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会使人民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第五条确定运动的重点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五条也规定斗争对象是“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革命派应该善于发现和发动左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孤立这些敌人，以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革命派还应该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和做过一些错事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把“学阀”或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同具有一般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革命派也应注意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决定》认为人民之间的不同意见为正常现象。意见分歧应该通过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来解决问题。革命派也应该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且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要允许他们申辨，允许他们保留自己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因为当局几乎都普遍把初期造反的学生攻击为反革命分子，把造反派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作为攻击他们的借口，第七条特别警告随便使用这种伎俩的当权者，称贯用这种伎俩的人为“扒手”。
　　第七条指出，许多当权者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的领导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类口号是路线错误，并且严厉批评了这种态度。
　　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罪行外，当权者一律不准动用法律手段惩治学生。此文件宣称持有不同意见决不能划为犯罪行为。
　　第八条再次明确了运动对象，该条把干部划分为四种：好的，比较好的，犯有错误但不是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大多数干部为前两种人。革命派只应该揭露、批判、斗倒最后的一种右派分子。即使如此也应该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第九条确定许多学校、许多单位已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为文化革命的组织形式。该条称这些组织为“革命的权力机构”。学校中成立的这些组织以学生为主，也应有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因为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需要经历很长的时期，因此，这些委员会组织应是常设的群众组织，不应当是临时性组织，而且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定期的全面的选举制。
　　第十条把教育改革看作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并且列举了几个明确的目标：“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决定的最后几条号召通过批判典型的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进行思想教育。但是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批准，有时要报上级党委批准。另一条要求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不反党反社会主义，都应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革命派应该帮助他们改造世界观和作风。另一条宣布大中城市的党政机关是文化革命的重点。农村应该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在适当时候逐渐与文化革命结合起来。《决定》规定文化革命的总目标是通过思想革命化，使各条战线尤其是生产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另一条明确规定部队不参加群众运动。陆、海、空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按照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最后一条，第十六条，号召在工农兵，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各级党委，要遵守毛泽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辨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
　　尽管自从那时以来，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已有所了解，再回顾一下这个文件，你必须承认此文件仍然是史无前例的令人惊奇的事物。哪里曾有过一个执政党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批判揭露一切似乎阻碍他们前进的东西，号召人民清除自己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呢？很清楚文化革命开始是一次广泛的、决定性的整党运动，一次发动亿万普通人民，摆脱一切现存当局束缚，允许人民用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去改造他们党的领导，他们的政府，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生活的运动。
　　至少在表面上，作为这个号召的基本前提是相信中国人民，相信他们要真心诚意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相信他们一旦发动起来，会千方百计揭露批判一切干扰这个目标的东西，千方百计重新组织教育他们自己学习，以便实现这个目标。
　　而且，表面上，毛所采取这种非凡步骤的决定是因为为了解决基本路线和方向问题，以前开展的所有的有限的群众运动，整党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据报导，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所说过的一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一九六六年由于学生运动的伟大高涨，由于从学校到政府机关和工厂，革命群众组织的普及，由于《十六条》在全国各地的广泛宣传，党和人民似乎已经最终找到了这种方法。全国人民怀着深深的兴奋和乐观的情感。他们意识到一个历史转折点就在眼前，而且只要亿万积极分子起来反抗，只要他们坚持斗争，未来的中国保证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中国人民确实能把那著名《决定》的十六条付诸实践，如果他们能通过辩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解决各种争端，如果党的积极分子能够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孤立、揭露、开除一小撮被叫作“走资派”，官僚主义者和趋炎附势的人的职务，那么中国人至少是会取得部分胜利，会清除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些障碍。一方面，庞大、日趋无能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不断扩大威胁着每个人；另方面，对于毛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言，身居高位的反对派，在暗中破坏巩固社会主义道路的种种努力。由于几乎不可能期望那些当权派进行自我改造，为什么不把此事交到普通人民手中，帮助他们整顿党和国家呢？　在现实生活中，重建中国决非轻而易举之事。由于文革一开始，没有人提出一个划分“走资派”的客观标准，人民对斗争对象发生尖锐分歧，于是很快就开始了相互攻击。
　　第七条强烈反对“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不允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或学生互相斗争，” 而事实上这正是在发展过程中自由泛滥的事。哪里一爆发了造反，那里普通群众一推翻了当权派，那里的群众运动就一律发生分裂，造反者就开始互相争斗起来，并不是因为未来新政权的形式，而是为实际上谁执掌大权。
　　《十六条》所警告的消极现象，除了极少数几种外，几乎都激剧增加了。第六条清楚地指明“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构成敌我矛盾，”第五条明确指出“不应该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却都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相混淆”，以及“不要把资产阶级学阀与有一些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普通学者混淆起来。”
　　但是这些混淆现象几乎一哄而起。在野心勃勃的活跃分子的花言巧语中，轻微的人民内部矛盾迅速升级为敌我矛盾；他们把成千上万犯有若干错误的干部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者，把数以千计的教师、专家，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政府在全国各地广深入宣传《十六条》，鼓励亿万人民学习《十六条》。值得怀疑的是人民群众对其他文件是否也象文化革命“宪章”一样进行了如此深入细致的学习研究，但是对于这个纲领，人们在各取所需。他们利用文件中的各段不同的内容来证明他们所作所为的合法性，特别是毛泽东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之后，这种局势更加剧了。根据这个定义，一派的人很容易认为另一派实际上并不代表一部分人民，不代表另一部分民众意见，而是代表可憎的国民党，因此他们应该利用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彻底把他们击败，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显而易见，不同团体的革命人民之间的矛盾，此时被误认为或蓄意宣传为敌我矛盾。
　　文化革命一旦开始，自发的和精心策划的敌对行动，就几乎席卷全国，但是，这些敌对行动即使也有极少反映什么原则问题。不论是北京还是外省，最初的分裂，主要都是由于各团体根据各组织成立日期先后，争议其革命合法性而引发的。首先造现存状态反的人和后来同样造反的人发生分裂。当然，这些似乎是事关重大的问题。由于一开始造反时的人危险性更大，因此率先奋起造反的人认为这是他们最有力的凭证。由于他们希望优先夺取一切权力，所以他们不愿和那些文革开始持中立，甚至一度仍效忠旧有体制的人来往。一旦后者决定参加革命就别无他法，只有成立自己的组织，而这些组织一旦成立，往往在对立中，对那些领先于他们的人持强硬的态度。
　　毛首次南方巡视回京后，号召所有的群众组织与好的或比较好的教职员工和干部团结起来（根据毛的估计，大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但是他的号召只是加深并扩大已经存在的分裂。因为这些竞争的人，对打倒的教师和干部的估计无法达成一致。一派认为是优秀革命家的人，而另一派则看作是无用的修正主义者；一派认为犯有错误但可以改造的人，另一派可能被谴责为反革命分子。随着分裂的加深，仅仅依附于任何一派就可引起对立一方的谴责。如果某个教师响应——比方说潞安中学红卫兵的建议，同意和哪一团体合作，另一司令部的学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会自动地反对那个教师，并深入调查，可以设法找到任何反面材料，与其说使个人名誉扫地，倒不如说使个人所参加的集体组织的名誉扫地。查寻反面材料制造反面材料，仅仅是一个很短的阶段。在后来竞争合法性的过程中，捏造和反捏造充塞了议事日程。学生不同派别之间的对抗行动的激化，经常导致最终只能以武斗结束冲突。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争端，陷入一片暴力与反暴力的泥沼之中。基层单位，市、地区、省以及全国都投入一片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每一派都为夺取并掌握大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确保另一派永无翻身之日。
　　毛把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谴责为资产阶级派性——说是资产阶级的，因为斗争不讲原则立场，因为这种斗争就象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控制市场，为争权夺利，各种商业利益所进行的斗争一样。在推翻原有当局后，各派都感到他们，只有他们才有权上台掌权。而且，每派都使自己的追随者相信，如果他们团体失败，毛泽东就不能指望在北京保住自己的位置，从而将威胁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命运。这种貌似坚定的革命理由，实际上是用似是而非的花言巧语，来掩盖自己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因为那时要只用一两个人登上权力顶层，机会渺茫，而顶层又暂现权力真空。
　　上述描述暗示，宗派主义倾向自下而上不可避免地产生，是基于当时群众的觉悟。宗派主义确实在草根阶层爆发，大部分是因旧家族、小团体，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竞争对抗的死灰复燃，但是也有理由认为，要不是北京中央内部对立集团自己为争夺最高领导权，企图获取巩固自己反对别人的权力而必须具有哪种群众支持，派性这种现象是绝不会象那样泛滥成灾的。
　　只有那些天真无知的人，才会相信聂元梓的大字报是自下而上自然而然产生的。她和北大哲学系的同事写那张大字报，是得到毛泽东的直接支持的，或者至少得到了和毛关系十分密切的几个人的支持，包括当时他宠信的将军林彪，他的终身私人秘书陈伯达，以及其夫人江青。
　　在北京人所共知，早在聂“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之前，聂就罗列种种不满，反对陆平，而且为此她也吃过苦头。北京市长彭真领导下的一个工作队，把她和她的同事们召集到国际饭店参加整风会议，并于一九六五年把他们在那儿关了好几个月。但是工作队所有企图改变或压制她的可憎观点和做法却失败了，因为这些观点得到了中央第二大权力集团的支持，而这是与毛主席本人意愿相违背的。当蒯大富作为学生造反者在清华脱颖而出，坚定不移地谴责刘少奇派出的工作队镇压学生运动时，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一位投身革命理想主义，勇敢无畏的青年学生，而是与中央大权在握的人物有种种联系，这些人支持他、鼓动他，并为他提供作为斗争炮弹的消息。
　　当因为某种原因害怕动乱的高级干部，看到毛及其支持者有效利用学生运动和红卫兵时，他们迅速成立了自己的学生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以便他们也有争权夺权的群众基础。有些人走得甚至更远，现在似乎真相大白了。那些最终成为“四人帮”的人，早就看清了诸如此类的派别斗争对他们是多么有利可图啊。他们的兴趣不仅仅在于只建立各种派别，作为支持达到自己特殊目的的群众基础，而是把无休无止、愈演愈烈的派别对抗，看作是阻止瓦解人民革命政权的理想环境，而他们鼓励把所有的大权转移到他们自己手中。因此，他们竭尽全力，愚弄一派去反对另一派，为各派提供相互争斗的武器弹药，对各派进行阿谀奉承，断言没有他们一派的胜利，革命绝不能到底，并源源不断地为各派提供诬陷对方成员的材料，一旦使用，就可使另一派名誉扫地。
　　《十六条》妙不可言的言词，终于掩盖了可追溯到帝王时代自相残杀、利令昏智的斗争。普通当权者很快就掌握了文化革命放纵的这种新鲜的或陈旧形式的混战，迅速领悟到利害攸关的首要问题。这就是也只能是：政权问题，并且领悟到这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毫不相干。中国整个官僚机器，开始不遗余力地玩弄历史悠久的把戏，一方面对上层卑言屈膝，看风使舵；另一方面为窃取一切地方权力或地位，对下面残酷无情、狡猾欺诈。毛攻击彭德怀时不讲原则性，在他镇压刘、邓时又故伎重演，这种品质为这场自由参加的闹剧，确定了战略战术的标准。因为《十六条》在人民当中享有某种声望，人人都谨慎小心地使用《十六条》的言词，而内行阴谋家则以不折不扣、达官贵人的方式，开始着手把一切阻碍他们自己飞黄腾达的人统统打倒。
　　尽管毛的纲领对建立新型的农村人民民主政治激起一阵激情和希望，但是，了解内幕者很快就发现，夺权掌权仍然是问题的核心，只要有利于实现那穷凶极恶的目的，任何事情都可通行无阻。正如北京一位干部坦率所说的那样：“文化革命很快就演变为一场看谁能把谁送到干校的竞赛。”
　　毛准备“五七干校”，声称要对长期沉浸于城市官场，长期脱离现实生活的官员，进行政治教育。在干校，他们要和人民重新建立联系，进行体力劳动，种庄稼养猪，学习政治，批判修正主义，参加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将来社会主义建设，承担重任，锻炼自己。然而，那些被有幸选中的干部往往发现，他们只是被送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过艰苦朴素的生活，进行繁重的劳动，毫无希望把握自己的力量，以向把他们下放到干校的敌手发动反击。
　　只要发布的《十六条》所引发的无原则的混战局面存在，任何阶层搞好团结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北京能有个联合一致的学生运动，各地学校或许也会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学生运动。但是，由于宗派主义者在共产党核心内部争夺最高利益，分裂了首都的学生运动，使得全国其它地区的学生运动也注定要走向类似的分裂。反过来，这场分裂的学生运动又注定在其影响和鼓动下发展起来的伟大的工农群众运动，必然同样导致四分五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