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七　从袖手旁观到赤膊上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六十七　从袖手旁观到赤膊上阵

　　一开始，这场四分五裂的学生运动对张庄农民来说似乎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件。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仅仅是他们袖手旁观潞安中学学生种种稀奇古怪的活动。这个学校会位于张庄村正中心，旧天主教堂院内。晚上农民下地辛勤劳动归来后，不得不倾听两派在高音喇叭上进行的无休无止的辨论。对许多农民来说，这种连续不断的广播，只不过是令人讨厌和侮辱中伤而已。在没完没了的喧闹的相互攻击中，人们怎能安安静静地聊天，考虑问题或休息休息呢？睡觉就更不用提了。他们得出结论：文化革命既然是有文化人的事，为什么不能文明点，不要打扰没文化的农民呢？在毛关于包括农民在内人人都应关心国家大事声明的鼓舞下，其他一些人对学校进行的斗争也发生了兴趣，千方百计想从辩论中学习一些东西。
　　关心一下事态发展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双方的大喇叭经常同时广播，每一方都试图用超高音量压过对方，结果双方的喇叭声都相互抵消了。这一派或那一派的广播设备一旦出了毛病，这样对方就可趁机进行独家广播，他们十分重视这个机会。
　　大队支部副支书，农协主席郭真宽就是对此感兴趣的农民之一。如果他对文革不感兴趣的话，那他的处境可就糟了，因为他家正好紧挨学校，每个日日夜夜，他和他家人几乎无法充耳不闻从土墙之上不断传来的广播声，真宽谈论过那时的事：由于我家离学校很近，我不得不听他们的互相指责。有一次我甚至卷入他们之间的冲突。这是因为一个名叫高太升的中学理化教师带领“红卫兵”去阻拦一些开往（部队）水泥厂的军用卡车。我们一些农民和几个工人看见了他们，看不惯他们的做法。学校的另一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不喜欢。于是我们联合起来去找高老师。他正在学校操场，由他忠实的支持者包围着，但是我们人多势众，一涌而上冲了过去，抓住了他。后来战士们批评了我们。他们说，动用武力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进行辩论，所以我们就立即展开了辩论，整整进行了一个下午。我们决定要当场确定谁是谁非。我们批评“红卫兵”拦截军车，而他们没有什么好反驳的，最后解放军战士说他们想带走高和他们谈话，答应第二天把他送回来。但是高的支持者不干，有的抱他的腿，有的抓他的身子。军人们说，“别担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帮助他把事情考虑清楚，是我们的责任。”但是还不能说服高的一派学生，于是军人们就让他走了。
　　后来辩论进行得确实紧张激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员高喊：“打倒高、王”！（两个理化教师），而“红卫兵”反喊道：“打倒范秀奇！”（中学校长）　那时人们常常谈论夺权，我们认字的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们的文盲却不知道“夺权”。你看见权站在那儿就夺过来？说不通啊。
　　中学生也同样非常重视夺权。“红卫兵”组织威胁要夺权。学校会计和看大门的人把学校图章看作就是权力，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俩各自把一枚学校公章随身装在衣袋里。看门人的妻子住在水泥厂，一天当她丈夫去看她时，“红卫兵”派人在途中伏击了他。他们夺走了公章，然后跑回学校广播说，他们从学校的走资派手中夺取了权力。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伙人立即在大喇叭中咒骂他们，指责她们的行动是完全非法的——不是夺权，而是抢权。对我自己来说，我搞不清楚人们怎么凭抢走公章而夺取政权呢？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他们正在相互辱骂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伙说他们的对手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要求他们放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红卫兵”派回敬说，他们仅仅做了不得不做的事，这样他们吵闹着，两派都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而指责对方。
　　在“红卫兵”组织夺取中学权力后，撤退到长治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的一些人，从市里来寻找借口。他们发现在一位教师的桌子抽屉里发现了一幅刘少奇的画像。凭借这一条他们遣责“红卫兵”组织保护刘少奇。“我们在忙着准备打倒刘少奇，你们却在支持他！” 他们乘大约二十辆配备有几个大喇叭大卡车而来。他们一发现这幅画像，大喇叭就全部启动宣布了这条新闻。为了防止“红卫兵”组织反击，他们夺取了“红卫兵”组织在中学所使用的大喇叭，而且还去村里夺走了“红卫兵”送给张庄一个农民组织的一只喇叭。原来，一个敌对组织的年轻成员，已把这个消息泄露给了他们（长治的红卫兵）。
　　整个下午学校操场一片混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要重新夺回了政权，他们到处搜寻公章。他们抓住一个姑娘，痛打了几个人，但是“红卫兵”手倒手地传递公章。有一百多双手传递，长治人无法找到。最后他们带着夺取的两只喇叭和刘少奇画像撤走了。
　　长治人一走，各个学生派别开始互相指责开了。一派指责说：“你们保护象高一样的坏人？”另一派反指责说：“你们支持范地主！”晚饭后又发生了严重对抗。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进行辨论，其他人聚集一起只是旁听。根据毛泽东观点，任何人都不应咒骂他人，或动用武力，但是在这次辨论中两派都在咒骂对方庇护坏人。人们都不理解是怎么回事，但是至少他们没有相互动起武来。
　　每天晚上，这些辨论一直进行到半夜三更。我们农民吃完饭无事可干就去中学操场，坐在场外听他们辨论。
　　郭真宽讲述的这些事件，尖刻、刺耳、荒唐、可笑，同时又令人可畏，一直持续到党中央作出决定，全国农民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才结束。不管你是否愿意，几乎一夜之间，中央政府的决定，就把张庄村民从袖手旁观者，转变为深陷其中的积极参与者。
　　促使这种转变的文件叫《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在这个大标题下，小标题是“供讨论和试行用”。中央是在全国大部分秋收工作结束后，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发布这项指示的。这就意味着严重背离了先前发布的官方文件，如：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央的一个指示强调，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是即将到来的秋收工作，并警告红卫兵活跃分子不要把他们的革命活动扩散到农村中去，或者深入到农村去（特殊情况除外）。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十二月十五日指示，开始用一段话激励执行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 的号召，并且告诫农民，“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并且“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根据规定，不派任何工作组。”该指示说，群众应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应根据《十六条》结合社教运动期间所发布的《十条》和《二十三条》所确定的原则精神。实际上他们应该把社教运动中的“四清”，转移到文化革命的“轨道”上来，把所有遗留问题当作这场新的伟大运动的一部分。运动的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不幸的是这个文件强调并点出最后列举的“五类坏分子”好象人人都知道这些人构成了一九六六年中国农村的主要矛盾——这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主张，它为以后几年间出现的种种过度行为，诬陷，以及政治上走弯路，奠定了基础。
　　下一句话令人心情振奋，早期曾使北京和其他城市青年人兴奋不已，它鼓励人们砸碎纪念物、私闯民宅、损坏档案、焚烧书籍，并要求把“红色”作为交通灯指示“通行”的颜色——摧毁剥削阶级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和新习惯。这个具有极其重要作用的，彻底改造的革命要求，变成了活跃分子攻击任何他们所厌恶事物的借口，经常导致以无产阶级化的名义，给一切事物强加上传统的封建主义标志。
　　在十二月十条指示中的第三条，劝告农民纠正干部中间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执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这对保证合作生产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谁来纠正呢？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并逐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利用什么组织形式呢？用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民主选出的贫下中农文革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通过群众讨论，带头重新组织，精简并选举生产领导组。即：农民应民主地重新评价和改造生产队。
　　另外，青年人应成立红卫兵组织。领导干部子女不应担任这些组织的领导，居住在外地的地富子女，也不应回老家建立革命联系，这一条禁令非常必要，因为下一条则允许城市的革命学生组成小组到农村去，进行“革命串联”，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只要他们不垄断运动或包办代替，就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
　　第七点强调“大民主”即“广泛的民主”，规定为“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指示要求开展最广泛公开的，无清规戒律的，人人都可参加的民主的非暴力的群众运动。“斗争必须是摆事实讲道理。”这个口号的另一种说法是“坚持说理斗争，不搞武斗。”整个文件都反复不断地强调了这点。第七条还允许队与队、社与社之间进行革命的“串联”，同时警告反对“由坏人挑拨”的派性斗争。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文件中的所有条款在今天看来都带有一种幻想的，乌托邦式的风味，是革命初期带有天真无邪的理想主义东西。
　　为了能充分利用大字报、大辩论形式，文件要求公社，负责免费向所有参加文革的人分发纸张、墨水、毛笔和浆糊。
　　第八条，绝对禁止对表达过不同观点的普通百姓进行打击报告，特别是指出大队和社干部以克扣工分作为打击报复的常见手段。因为表达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或“破坏分子” 的人应该受到保护。同时文件也指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群众专政的明确对象，禁止他们以文革的名义，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反，实际上这两条互相抵消了，因为在实践中，当一个不同政见者想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压制他的唯一手段就是把他或她列为“五类分子”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就根本没有人人要尊敬的权利，显然没权免费得到纸张、墨水、毛笔来反驳自己贴上的标签，来为他自己辨护了。
　　第五条是有关教育问题。文件宣布学校立即放假一直到次年夏天。要求半工半读大中学校制定出自己的适当办法“抓革命、促生产”。第九条要求公社大队领导小学干革命。和著名的八月八日《十六条》最后一条一样，第十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号召结了尾。这种主张成为农村大力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死记硬背被一些地方当作著名的“红宝书”中的毛泽东语录设置了舞台，后来倘若没有“活学活用” 常常显得引人注目。死记硬背孔家教义的方法运用搬到了学习新文集——毛主席语录上。
　　张庄领导十分重视“12.15决定”，立即进行了贯彻执行，成立了一个叫做“文革委员会”新的领导班子和一个叫做“革命造反兵团”的群众组织，这个“文革委员会”由七名当选的代表组成，六个生产队一个副业队各选出一名。从理论上讲，每个代表都符合毛主席一九六四年驳斥赫鲁晓夫时，所确定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标准。但是因为党支部严格坚持《十条》决定的原则，警惕包办代替，极力避免干扰农民的自由选择，结果选出了一些令人沮丧的代表。最引人注目的是申大胡子。事实上，人人都把他看作是臭名昭著的流氓。他是第一生产队选出的。　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主任周成乐（党员）、副主任林令奇（小学教员）、齐关胜、魏志光、怀腾鸽和李林丰为一般成员。
　　在这个新选出的小组领导下，七个队分别开会选择能加入群众组织——“革命造反兵团”的人选。委员会最后通过了普通群众赞同的所有名单，凡是不受监督的公民不分男女都可成为该委员会成员。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填表说明自己的出身、职务，委员会只允许历史上没有污点的贫下中农及其子女加入组织，甚至即使这些人也并不是都受欢迎，因为文化革命显然是审查领导干部的又一道“关口”。委员会取消了干部、干部家属及其子女参加组织的资格，委员会还取消了“公安六条”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中的任何一类人，参加群众组织的资格。这些人包括自一九四五年以来革命政权监禁过的人及其直系亲属、包括子女，也包括一九四五年以来政权判处死刑人的直系亲属及其子女。
　　实行这些严格的标准，把大批的人排除在“革命造反兵团”之外，相当于承认曾鼓舞北京许多早期红卫兵组织的传统理论：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

　　或更简明扼要是：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在张庄进行文化革命的最初尝试，选出了一个仓促选择的，文革委员会批准的农民核心小组，反过来又得了党支部的支持和信任。那些主要赞成维持现状的人，可以在已经大权在握者的监督下进行伟大的“造反”了。
　　对比之下，整个组织工作中的言词处处闪耀着革命的光芒。群众要奋起反对那些“走资派” 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要根除一切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残余势力。根据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精神，工厂、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坚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任何人都不应自己包办代替。”此外，运动必须“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意味着，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动亿万人民向社会主义的敌人发动全面进攻，同时批评和监督各级领导机构和干部。”当然如此大规模的民主必须由军队、民兵和警察来保证。“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必须坚决地，始终不渝地保证人民民主权利，保证以正常的方式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及大规模的交流革命经验。”
　　张庄党支部领导曾设想在学习了八月八日中央发布的《十六条》和十二月十六日发布的农村进行文化革命《十条》后，“革命造反兵团”成员就掌握了“四大民主”，就会迅速完成文化革命。
　　“我们原以为”，那时的党支部副书记李快腿说，“一个组织就够了，就可以解决四清遗留下来的问题和所有的干部问题了。”说得婉转一点，他纯粹是幻想。
　　张庄外界发生的事件已反映出，乡村的有条不紊的党领导的整风运动已不合时宜了。从八月八日中央最初确定文化革命，到年底，农民开始根据十二月十六日《决定》行动起来的数月期间，富于战斗性的造反已从学校扩展到各级政府，和工厂、矿山、铁路、运输公司，以及其他企业。大中学生一成立起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就开始串联。由于所有的积极分子都可免费旅行，北京的学生向边远省区扩散，而外地学生则云集北京，参加声势浩大的集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其他领导人一次就接见一、二百万学生。这些集会所产生的激情和伴随他们的宣传运动，很快摧毁了许多团体为反对红卫兵渗透而制造的种种障碍。学生和青年工人联合了起来，青年工人又与老工人和工作人员建立了联系，很快中国的工厂、矿山、铁路、汽车站就象校园持续的情况一样，各种活动迭起，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喇叭上辩论之声震耳欲聋。当文化革命波及到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工人阶级时（中国唯一大量的人，本身就是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在工人居住的城市，与从农村进行招工的不同了），政治运动很快冲破了只进行广泛宣传煽动、辩论、批评，以及进行揭露的束缚，从而转向了夺权。
　　张庄农民坐下来，按照五条标准讨论入选文革委员会资格问题的那一周，号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派上海工人和学生实际上已罢免了上海市长曹荻秋，华东地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以及上海市和华东地区党委其他官员的职务。报刊电台把这次夺权宣布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上海党政领导长期复杂斗争的高潮，是工人阶级的起义，人民对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胜利。为了适应情况的需要，官方宣传掩盖了：至少一半上海工人阶级和学生联盟不赞同这种行动，并且很早就组织起来设法阻挡夺权。在这令人怀疑的例子鼓舞下，群众夺权成了当时的日常议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激动人心的言辞于一月六日接管上海市。一月十一日山西太原一群高级干部从他们上级手中接管了山西省。不久，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动事件。电台、报刊对每次夺权都进行支持性的宣传，把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到下级推翻上司的可能性上，但实际上夺权的举动，非常类似一群上层人物反对另一群上层人物的政变，而不象自上而下的革命。
　　在这种气氛下，张庄开展文革所采取单调的按步就班的步骤失败了。通过一系列井然有序的选举和吸收新成员而成立了“文革委员会”和“革命造反兵团”，十天后，两个组织都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七个群众组织。每个都由不同生产队组成。这些组织比政治上纯洁的“造反兵团”更忠实地代表了普通队员，而且队员们还确立了每个组织要攻击的具体目标，即：大队具体领导干部。七个组织在谁是真正斗争对象上意见分歧，不可能联合成一个团体，但是他们象全国无数竞争的组织一样，合并入两个司令部。
　　这七个组织是：第一队的“保卫毛主席思想战斗队”、第二队的“保卫毛主席兵团”、第三队的“真理卫士”、五队的“卫东”、六队的“揭阴谋战斗团”、四队“风暴海燕”和副业队“上甘岭战斗队”。头五个组织选择的名称和全国群众组织一样，而后两个“组织”却选择了更新颖的名称。“风暴海燕”是根据高尔基诗，暴风雨中著名的《海燕》而命名的。诗人观望着海燕，欢迎着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就象革命者一定欢迎即将来临的俄国革命一样。“上甘岭战斗队”是根据北朝鲜一座著名山岗而命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支部队，以悬殊的兵力在朝鲜中部山脉与美军进行拉据战，在此坚守了几个月。
　　随着几个互为冲突的组织成立，张庄混乱而激动人心的时期开始了。在激情萌发之时，所有七个组织用大字报向不同的对象发起了进攻，一开始，是在本队范围内。比如说，四队“海燕”抨击他们的队长王文则的高压手段。副业队的申大胡子总是把自己还看作是一队队员，他要攻击一队队长朱喜进和政治指导员齐寿喜。一队内部的反对派已经把申大胡子选入革委会。文革委员会垮台后，他以副业队成员身份参加了“上甘岭战斗队”。但是当“上甘岭”九个成员拒绝向队领导朱、齐发动进攻时，他退出了“上甘岭”，在一队内部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并在一队造反。“上甘岭”尽管不受副业队长小申的正式领导，但是受其影响很深。
　　他们首先攻击了万无一失的斗争对象——受监督的四个“坏分子”闫来生、林河牛、杨光红和秦保川，理由是，他们四人表现不佳。然而几天后，他们发动去反对更危险的复杂对象，他们参加了“海燕”组织的会议，帮助他们对付王文则，然后又召开群众大会对付党支部书记陆进军。
　　当他们攻击有威信的大队干部老王和老陆时，这些造反者使全村发生了分裂。由于大四清运动中免除了张兴发的职务，陆进军成了名副其实的张庄干部。多年来王文则不仅是四队队长，而且还是大队治保主任。“上甘岭”战斗队一开始攻击陆、王，其他组织便起来保护他们。很快七个组织分成了两派，“上甘岭”、“海燕”站在一边坚持要打倒陆进军和王文则，而以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为首的其他五个组织都坚持要保留他们的职务。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召开了一次批判王文则大会，这是由“海燕”和“副业队”、“上甘岭”主持的一次联合批判会。一开始他们只是指责王文则傲慢自大，多次拒绝批评以及惯用高压手段。但是一旦其他队的社员们决定打倒他，他们就提出了其他潜藏的更严重的指控。有些人说他和反革命分子拉拉扯扯，因为他盖新房时，向受监督的坏分子林河生借过粮食，接受过同样受监督的阎来生送去的一盒饼干。有些青年人指责他态度有问题，对毛主席不尊重。就在几天前张庄上映了一部描写毛泽东在北京群众集会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的电影，这部电影使人们群情振奋，尤其是青年“在电影上看到毛主席就象我们自己亲眼看见他一样。”他们说，“如果我们能去北京亲眼见到他本人该多好啊！”
　　“那又怎么样呢？”文则说。他对青年人不好好干活，一直谈什么革命，革命，大为不满。“就是你们见到他又怎么样呢？看一眼既不顶吃又不顶穿，你们还得在这儿受苦。”
　　青年们说：“这决不是一个贫农该说的话！”
　　文则在大会上傲慢自大依然如故，拒绝接受社员们的任何批评，青年非常愤怒，气氛十分紧张。“海燕”的队长，郭真宽的前妻所生儿子郭民恩主持了会议，人们统统写纸条提问题，一交上主席台，郭民恩就大声朗读。
　　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影响了张庄文化革命的整个进程。一九七一年就这次事件我就听到几种不同说法。有些人说写在纸条上的问题被郭民恩扯掉了，而其他人则说这个问题是从会场上传来的，是由臭名昭著的投机商、单干分子秦生义的儿子秦云深讲的，究竟问题具体是怎么问的，人们众说纷纭，但是大家都相信肯定涉及到王小南的命运一事。为了搞清楚他为自己的地主姐夫隐藏一窖金币，是不是不止一窖子的问题，这位中农于一九四六年被打死了。有人说，“问题是王小南是如何被打死的？”有人还有第二个问题，“你王文则在土改中打死多少人？”其他人说，问题是“造反派批评你时，你怎能说他们想为王小南翻案呢？”不管问题具体是怎么问的，不管是出自谁之口，确实把搁置二十年，本来在一九四八年整风运动就应该解决的丑闻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
　　有些人立即对此问题提出异议。他们说这个问题应排除在议程之外，而其他人则催逼回答，于是他们开始互相对喊起来了。郭民恩发现难以恢复秩序就散会了。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断言在问题提出后，王文则就象拒绝其它问题一样，拒绝回答这一问题。于是会议继续正常进行直到散会。不管真情如何，在一点上人人是同意的，向王文则提出质疑的会议最后是不分胜负而散，暂时只使双方态度僵硬起来了。但是至少一个问题，对土改运动中的大裁决方法提出挑战，这个事实仍然使人们心中愤愤不平。几个月后，各派开始了互相攻击，这个问题变成了一派手中特殊的武器。
　　第二天，又召开第二次群众大会来对付张庄支部书记陆进军，因为大多数忠实的村民都觉到他是个好干部，这次会议同样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陆在四清运动中经受了严格的审查，受到广大群众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并被再次确认为支部书记，他怎么能突然变成走资派呢？
　　反对陆的人坚持认为，陆是走资派，因为他犯有一系列错误，而且有些错误他们在四清运动中就已提出来了。在四清运动中，一些人认为，张兴发应对在铁路院里偷工具被抓获而投井自杀的年轻人裴小四的死负责，现在他们突然指控进军对此事负责，因为那时他是支部书记。他们还指控陆要对王天平母亲之死负责（死于一般小病），一些人指责大队领导没有重视她的疾病。第三起死人事件是，关于一个做箩筐的游商，意外碰上掉到街上的高压线不幸触电而死的事。
　　似乎对三起死人事件负责还不够起诉，反对派还指控进军利用职权多吃、多占，享受种种特权。一九六五年张庄粮食大丰收，足可使大家多分些粮食，然而大队却向国家粮站多卖了粮。长治市政府为了表扬他取得的成绩，奖给大队一辆自行车，有些人说，陆进军却把这辆自行车据为已有。
　　还是一九六五年，市要求大队领导推荐一人去另一个村参加四清工作，张庄领导推荐了在长治当小学教师的陆进军的妹妹陆月琴。为什么张庄支部书记该推荐自己的妹妹呢？为什么陆进军该帮助伪警察郑存喜，在土改时期分给李来全的土地上盖棚屋呢？这不是翻土改的案吗？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特殊人是支部书记的岳父吗？为什么陆进军推荐西山的富农杨成保在张庄落户呢？为什么让他当副业队的采购员呢？为什么允许他侵吞数百元，而还把九千元公款丢得一干二净呢？还不是因为杨成保是陆进军的姨夫吗？这不是说明对亲戚进行特殊照顾吗？
　　最糟的是陆成海案件。他和郑存喜一样是日本占领时期的伪警察，土改时逃往洪洞结了婚，生了个儿子现在已十几岁了，一九六零年又返回张庄，陆进军允许他外出给另一单位制砖，只要他向张庄大队交钱。四清期间大队选他当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他到处讲用，好象他真是模范一样，实际上他是个叛徒。
　　反对派指控陆进军八条罪状的大字报贴满整个张庄。尽管陆本人无法躲避“上甘岭”和“海燕”两组织召开的群众大会，但是他支持申大胡子向一队领导朱喜庆和齐寿喜发起声东击西的攻击，从而卓有成效地挫伤了这次大会的锐气。申大胡子的“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集中火力对准退役军人、党员，当时一队指导员齐寿喜，街上称他为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与抨击进军的大字报竟相媲美。与此同时，一队的会计，另一名臭名昭著的流氓杨四和，也钻出来攻击中农成分的齐寿喜，说齐在四清期间，强迫查他的帐，压迫他这个贫农。最后，他指控四清运动非法强迫他交出五间房子，来偿还他贪污的公款。申大胡子和杨四和都声称他们深受齐的迫害，不是他们俩，而正是齐寿喜偷了人们议论的钱和物，他们要求把齐开除出党，陆进军站起来发言支持这个要求。
　　随着指控与反指控越来越激烈，张庄的文化革命逐渐使张庄人发生了两极分化，每个人或迟或早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支持“海燕”、“上甘岭”打倒陆进军的呼吁；或者加入“保皇派”的行列，支持“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及其联盟保护陆进军。
　　我在使用“造反派”和“保皇派”这些术语时是有些犹豫不决的，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把它们放入引号中。任何人都不该设想这两派之间存在任何重大的思想或政治分歧。向陆进军支书提出挑战的农民，比起陆的革命性来既不强也不弱。他们的挑战，并不表示他们在纲领上有什么重大分歧，因此，当然不是什么阶级矛盾。这是“在野派”对“在朝派”的表现表示不满的事例，部分是因为“在朝派”的表现欠佳，但是主要还是因为这种表现给了“在野派”一个从政的机会。　必须强调这一区别，因为西方有一种普遍流行的看法，毛鼓励政治激进分子起来反叛，然后出卖并镇压了他们。如果“造反派”和“保皇派”两个术语使你相信这种神话的话，那可就太不幸了。我使用了这些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基本政治观点相同，为争夺权力而争吵不休的两派积极分子时，方便起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