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七十六 刘未老出访
如果1967年夏秋两季，昔阳县仍旧保持相对平静的话，长治市周围郊区，以及诸如潞城、黎城、平顺、高平、沁县等附近县，可不能说同样是平静的。由于陆军支持“联字号”，海军支持“红字号”，整个地区都在进行激烈论战，指控与反指控频频发生，武斗事件几乎日日爆发。全面蔓延的骚乱使工业生产接近停顿，农业生产也无法幸免。在秋播、秋收和秋耕季节，推迟行动就会对当年的粮食生产造成严重损失，来年的收成就更不用提了。成千上万的农民不顾他们的农活，去持枪操练，参加抗议游行，与对立面发生冲突。
晋东南的对抗，迫使太原的省革命委员会不得不考虑省府本身混乱以外的问题，因此，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长治。8月29日，刘未老在北京进行了长期和谈返回太原的当天，就召集了省核心领导组扩大会议，并起草了针对晋东南的七条方案。李英奎司令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七条包含的内容是什么。他对第三条和第七条十分恼火。第三条批评他的部队在“红字号”失败后支持“联字号”进行突然袭击。第七条鼓励人们团结一致，支持地区革委主任程首创。据李司令讲，所有的七条归结起来就是这最后一条“支持程”，这是他忍无可忍的一个建议。
“红字号”的支持者把这个省革委方案叫做“红七条”，他们把七条印成上千万份，到处慷慨陈词，“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省革委支持我们。”当群众组织打着“坚持执行七条”的标语游行时，海军派人保护他们。宣传队到处演出有关七条的节目。“红字号”司令部把“七条”印在大幅传单上，就象双方开初印刷毛的《二十三条》一样，他们在农村各地散发《七条》，就象通常宣传毛的指示一样告诫人们，“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忠实执行《七条》。”“红字号”怀着这种兴奋的心情，组织了有关《七条》的学习班，号召尚未表态的工厂、公社、政府部门所有干部参加学习班。那些劲头十足的与会者得知《七条》绝对正确，部队支持的“联字号”错了，因此，一切优秀革命者都应照办不误。
由于这种攻势受到半官方的支持，有些加入“联字号”的领导干部受到威胁，退出“联字号”转入“红字号”。有些坚决反对《七条》的人，则发现到处有大字报点名攻击他们。“红字号”指责他们反对毛的好学生刘未老，反对《七条》就是反对刘未老，既然刘是党中央主席的忠实学生，反对刘未老，就是反对毛泽东。显然，任何反对刘未老的人都罪该万死。
宣传《七条》运动，恰好正逢刘未老声望最高之时，并且也加强了这个时期。1967年秋天，新的省革委主任达到他生涯的顶峰，八、九两月，太原及其周围的激战，杨老敢领导的可怕的新型敢死队的节节胜利，广泛宣传刘语录的运动，创造了他的“黄金时代”。他的支持者希望用十月份出版的两本书，来巩固并使他的“黄金时代”永盛不衰。第一本书是在他夫人丁蕾的指导下，由一个小组在他自己家里撰写的刘的传记，主题“证明”刘一生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第二本是颂词，书名叫《剥去玉宫千里雾》，“玉宫”原来是那位德高望重的干部——刘未老自己，“横扫迷雾”是以正视听的委婉之词，为现在领导山西文革斗争，但不断受到反动分子攻击和诽谤的“伟大天才”澄清问题。
六十年代，林彪在大部分地方刮起的毛泽东崇拜之风，变成了省和地区设法搞当地领导个人崇拜的楷模。他们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搞个人崇拜，可能部分是由于传统观念残余，在人民头脑中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在长期的轰击之下，人们放弃了自己的推理、见解……，而听任别人对天才问题所作的先验的判断，尤其是对级别高的人更是这样。汉语中“天才”这个词，字面意思是“天上的人才”、“上天派来人才”或“来自天间的人才”。他们相信按照上帝的意志，根据出生时辰的星象，或根据祖坟风水宝地而赋于被选定的少数人的天才，可以满足许多人的需要，可使他们在动乱变迁时代，对他们效忠的对象胸有成竹，确信无疑。
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而加强宣传“天才”，得到北京中央批准的省主任是合法行动。他的支持者把“合法性”作为他们的第二大主题来渲染，最后用似乎可疑的毛泽东语录进行补充论证：“山西69军的立场非常重要。告诉69军的同志们，他们必须和刘格平保持一致，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自1967年7月到12月，“红字号”在全省各地广泛宣传了这条“语录”。群众组织聚会时，都要学习，反复学习，甚至逐字背诵这条语录。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干部站在了刘未老一边，当各组织召开会议，听刘的讲话时，他们在墙上到处张贴这条“语录”。当刘格平讲话时，他甚至大声朗读它。“联字号”指责说，这条毛语录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毛从未说过这样的话。然而，这并不能减弱那些愿意相信这条语录人的热情，尤其是对自己的事业有利可图的人来说，更是这样。
“联字号”的支持者，把刘宣传的省方案叫做“黑七条”。他们以强烈的诽谤和嘲弄来回敬“红字号”，他们希望会把七条连同程首创一起加以否定。《七条》变成了地区斗争围绕的中心。随着一周周过去，对抗程度日趋尖锐，省决议远远没有解决晋东南地区问题，而是把大部分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10月中旬，刘未老决定巡视晋中和晋东南部分地区。省报刊电台把他的巡视宣传为和平使命，为使敌对派系聚集一起进行谈判，促成太原和北京所有会议，以及上级机关颁布的所有指示都不能实现的难以捉摸的大联合。
由于所有军区、军分区都表态支持他们的司令张日清，大部分村级民兵组织也同样支持张日清（因为他们的武装部顾问是张日清部下的军官），因此，刘未老召集一个军人护卫队都有问题。到外地巡视，他需要的不是一、两个警卫员，而是一支足以维护省革委主任的声望和独立自主的武装护卫队。只要他呆在太原，刘没有问题，可以使战斗员涌满大街，一经通知，敢死队可能集中并开赴到太原的任何地方，但是，他一旦离开太原，兵力比较变得对他非常不利，尤其是在乡村。没有自己的枪和部队，实际上他会成为当地任何掌权人的人质。
作为省革委主任，省一切武装力量的政委，按照惯例，两个职位合二为一，刘有权要求省军区的一个分队护卫他，但是，由于他们的忠诚程度是他最不能信赖的，所以他向太原的军区仓库要了500支步枪。他用这些枪的一部分武装了空军学院的200名军官学员，其余的保存下来，在最需要的地方分发。他把军官学员组成精锐的私人护卫队。他们是军校学生，不是正规部队的战士，不必服从教室以外任何部队的指挥官命令。他们有权使用“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大串联），还有权力成立群众组织、参加联合、造反、夺权，一句话，可以象中国其它任何学校的学生一样自由行动。自刘未老和张日清闹翻的那一刻开始，学校的多数派都站在刘的一边，并控制了校园。当他决定巡视时，他们欣然组成了忠实的护卫队。张日清和69军谢振华对此都无可奈何。
刘出访的第一站是山西中部的煤城阳泉，这座城市有5万人口，其中1万人在煤矿工作，1967年秋，经过玩弄了一段复杂的派性花招之后，根据各煤矿、车间达成的一些脆弱的联合协定，正式解散了工业系统和市范围内的敌对派系，匆匆拼凑了一个“大联盟”。这种进展是根据贵州省工人的经验取得的。贵州按照这种方式形成大联合，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并在全国广泛宣传。事实上，阳泉的大联合进一步确立了张日清对这个市的控制。刘未老和他的武装军官学员一到达阳泉，另一派就壮起胆来。由矿工梁宝奎领导的四矿一群工人，联系前军官安科领导的一群化工工人，向令人忧虑的现状发起挑战。大联盟垮台了，少数派从刘剩余的备用库里获得40支步枪，把多数派共数千人统统赶出市外。被赶出家园的人残存在山沟里，尽最大努力，依靠他们随身携带的粮食和当地农民的施舍渡日。不必说，煤矿的生产急剧下降，阳泉呈现了一派武装军营的景象。
刘未老一从阳泉归来，就立即动身前往晋东南地委所在地长治。和以前一样仍由他的“宫庭护卫队”——武装的军校学员，几个象征性的战士护卫，以及一卡车备用步枪。全市停止生产，中断办公和学习，去欢迎这位从省府来的史无前例的代表团。十万人涌上街头，他们的欢迎，打乱了派别界线，双方都去欢迎刘主任，许多人争辩说，这位“大人物”亲自出马，就会很快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就可使大多数人团结一致，把革命推向前进。
然而，两派的期望大相径庭。每派都希望刘能支持自己的观点，而使另一派回心转意，即使他不能把所有的领导争取过来，也一定能争取过大多数群众来，从而解决问题。“红字号”已经得到他的公开支持，指望刘能创造一种使他们欢心鼓舞的舆论高潮。忙于准备程首创档案材料的“联字号”，原来以为刘一旦了解了案件的真相，认识到程确实是个国民党分子，就会改弦易辙，谴责这位“红字号”领导，并使群众转向“联字号”一方。
包括范机灵在内的“联字号”研究小组，希望刘一下榻驻地，就召集他们汇报。然而，刘却分别从双方召集了30人，给他们发表了长篇演说号召他们执行《七条》，在程首创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会后，一位灰心丧气的“联字号”成员说：“刘格平不需要我们汇报，他认为他已了解了情况。一个派去直接向刘呈送材料的二人代表团，只不过见了他的秘书。”他们把书面报告交在秘书手里，期望刘阅读并立即作出反应。刘是否曾阅读过这个报告，人们不清楚。他所做的不是邀请30人，而是邀请两派500人到地区礼堂开会。
程首创本人出现在主席台上，向与会者介绍刘。他一出现，所有到会的“联字号”成员，就开始大喊“打倒程首创”，而“红字号”却回敬道“支持程首创、支持刘未老”。
在二楼后面的范机灵，积极提议并带领“联字号”呼喊反程口号。空军学院的学员负责会场秩序，当有人通知他们范机灵在指挥怀有敌意的喊口号者，负责二楼的学员说“抓住他”。这正符合范的心意，他认为“如果你们抓我，我们会更有理由反对你们，我们的不满就更有根据。”
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喊“我叫范文，来抓我吧。”
整个会场一片混乱。
“联字号”的支持者喊“去把他抓起来，你们为什么不去呢？”
“红字号”站起来呼喊：“你们扰乱大会，应该抓起来。”
刘未老看到大会一片混乱，就走到主席台中央说：“同志们，请坐下，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开会，请看我，请看我的脸……”
他三番五次重复这些话，只是用略有不同的说法，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一直到人们平静下来为止。
接着，程首创又一次走向前说：“欢迎刘政委作报告，”然而，程刚出现，“联字号”就又开始第二次指责他，整个下午都是这样，刘未老开始作报告了，但是，不断被口号声、呼喊声和楼上楼下的混乱声所打断。
刘慢条斯理、吞吞吐吐地讲话了。
“你们要打倒程……这是错误的……，他没有问题。如果他有问题，我是不会为他做主的……。你们必须执行《七条》……。有些人说我们应该执行六条半，打倒程……。同志们，这不好……。我们必须执行《七条》而不是六条半……。这是我的立场……。程是你们的革委主任，你们怎么能随随便便打倒他呢？……，‘红字号’一派很好，他们首先在一月夺权……。你们‘联字号’的人们一开始反对夺权，但是，现在你们贴出这么多大字报，要打倒程……。你们甚至把大字报贴到太原……，然而，一个人不会只用大字报或口号就能打倒的。如果大字报能打倒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纸糊的。”
“有人说程夫人有问题……，我本人就认识她，她以前有个丈夫，是个特务……，我们镇压了他。这就是你们用来说明程有问题的根据吗？同志们，正好相反…。如果他是个坏分子，即使我们不把他打倒，他也会自己垮台的。”
这位老人整整讲了一下午，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样的内容。据‘联字号’的支持者说，他所有的内容，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支持程。
“红字号”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大部分都是刘的不同姿态的照片。当程首创看到拍照时，小心地站在旁边。后来，报社在全市布告栏上贴出60公分高，45公分宽的放大照片，程首创和刘肩并肩，沐浴着刘的荣耀，非常神气。
“红字号”的宣传人员，还把刘的讲话录了音，后来，在市内无休无止地向人们进行广播。他们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他的一部分讲话内容，并从中为后来泛滥全区的《刘主任语录》选了一部分。这些语录甚至包括刘未老和李顺达两人上厕所时发表的评论。
有关李顺达利用自己的崇高声望，支持“联字号”部分，引用刘未老的话说：“他是个农民，他知道什么？他一窍不通。”
刘对军分区司令员武天明说：“你们应该支持程首创，如果你们不支持程，就是路线问题”。
关于他的对手张日清，刘说：“有人说张日清政治觉悟水平高，实际上他犯错误水平高。另一方面，人们说我的政治水平低，但是，我象支持程首创一样支持革命干部。”
“红字号”支持刘未老最后一项举动，是派宣传人员制作了数以千计的刘格平小像章。在山西，他们的确在毛泽东的崇拜上，又增添了对刘未老的崇拜。
“联字号”的头头，有点被纷至沓来的刘的材料所淹没，他们加倍努力，奋起反击。由于无法把程的材料从刘的秘书手中取回，他们开始继续着手整理刘未老本人的档案材料，共30万字，他们收集了刘的所有25次讲话内容，语录、数张刘的照片，以及一套刘的像章，寄到北京中央，设想这些材料本身即可使这个人彻底名誉扫地。一切都经过精心考虑，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王牌是程首创的档案材料。他们派劳动模范李顺达去刘司令部将其取回，然后，李英奎参谋长亲自送到北京，供中央领导阅读。
从客观上讲，刘未老的来访，给晋东南带来的是灾难，他的讲话非但没有使两派团结起来，反而使这个地区的分裂更加严重，以致引起最后摊牌。刘来访之前，双方阵营都各自有自己内部分歧。“联字号”队伍中，包括要打倒程首创的团体和仅仅要严厉批评他的团体；“红字号”包括要打倒武天明的团体和只想“炮轰”，即要批评他的团体。除了这些“大”分歧外，许多小分歧也使两个联盟的许多单位发生分裂。许多人尚未看出泾渭分明的两派本身，已经开始走向分裂的轨道。但是，刘一经加入到程的行列中，提出“红”“联”字号名称，他便很快使局势两极分化。他使两派中那些只想炮轰和想要打倒的人团结了起来，因此，两个敌对阵营内部，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变得更加巩固了。
公平合理地讲，必须说，刘未老并没有制造任何分裂，大小分裂都没有。他们的法规汇编，也没有促进相反的过程。整个文化革命期间，范围最广泛的大小的组织，往往趋向于合并成两个（不是三个、不是四个、只是两个）对抗司令部。如合并这样有规律地持续地发生的事物，不得不被认为是某种政治定律，就像波义耳化学定律或牛顿物理定律那样，具有普遍性。一旦造反摧毁了原权力结构，摧毁政权结构的联盟，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裂。首先分裂为许多小团体，但是，以后这些小团体合并，改变地点。分裂、重新组合，往往最后合并为二。如果某种外部力量不阻止他们，他们会一决雌雄，直到一方当家作主，而另一方失败。尽管刘未老的来访，当了晋东南两个对立中心支柱的催化剂。但是，全中国各地都显示出了这种相同的基本过程，并且具有同样的结果。
现实地讲，军分区所持立场：程首创是国民党特务，“联字号”支持的正确的革命路线，“红字号”支持错误的反革命路线；比起刘未老所采取的立场来，要起着大的多的刺激两极分化作用。部队指挥员往往耍两面派，一方面他们极力装作是从外面派进去解决问题，促成团结的公正仲裁人；另一方面，他们又完全玩弄派性政治，拉一派打一派，充当一派反对另一派的事实上的领导人。李英奎不但没有充当斗争局外的公正仲裁人，反而充当了晋东南地区“联字号”一派的首要挑动者。然而，他参与派性斗争，并不是简单作为另一个表演者，而是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作为拥有崇高声望和荣耀的一名解放军干部。他总是不失时机地强调林彪后来在九大所表达的观点，文化革命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毛泽东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存在。在他看来，部队是无可批评的，程帮助该地区制造批评部队领导，就是反革命的气氛。批评部队、反对部队领导，事实上就是反对革命。1971年，在和李英奎和曹中南谈话时，他们都承认部队犯了错误。即他们原则上承认这一点，实际上他们都不承认“联字号”方面有什么实际的、具体的错误，他们也不承认“联字号”有什么重大错误。在他们看来，所有的问题都是由“红字号”的活动所引起的，是“红字号”要摧毁革委会，是“红字号”对部队不满，是“红字号”到处打、砸，并夺取武器，引起暴力冲突，使冲突不断升级，是“红字号”选择国民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当头头，是“红字号”在被召往北京接受为期数月的教育和学习期间，利用各种手段在家乡煽起派性。
当“联字号”反对革委会，包括其主任在内的重要成员并要求驱逐他们时，部队领导人不把这叫做反对，说只是要求进行合理调整；当“联字号”动用枪支时，他们把这叫做并非不正当的升级，而仅仅是为了自卫；当“联字号”调动民兵，投入战斗时，他们叫做并非凭借武装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群众；当“联字号”头头千里迢迢，去北京接受教育和学习，他们争辩说，不能指责他们在家里搞派性，因为他们远离家园，阻断了他们对事件施加影响的路。
似乎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很清楚，他们在这里使用着双重标准看两派：“联字号”绝不错误，“红字号”绝不正确。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