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七十八 部队强制 实现和平
二月十七日，中央发布命令，号召晋东南对立派系实行停火，进行和谈。中央对两派都不抱任何幻想，认为他们不会讲理服理，就进一步命令六十九军曹中南和肖宣劲将军强迫实行停火，安排和谈，并在本地区实行大联合。为了确保这些将军有足够的兵力和支持他们的要求，中央军委安排，从附近三个省调动若干补充部队。几天后他们又增派三个师，一共命令有七个番号的部队进入上党地区。
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是曹中南将军。他于下午三点到达长治机场，并立即着手协调新派部队的行动，不管他们是乘火车还是卡车，都预定下午六点前到位。因此，有效地阻止了“联字号”民兵大军，他们集结在长治市北郊，信心十足、整装待命，准备进行全面反击。
部队指挥员们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整个军事调动的。按照中央的指示，山西省核心领导组任何人，都不得知道有关要发生情况，也得不到任何暗示。刘未老和张日清两人，都没有得到任何预先警告，结果，双方都无法命令该地区各自的兵力处于警戒状态，采取任何行动、阻止或牵制中央的行动。
曹将军下达命令，成立长治司令部，但是因为那里的战斗已非常激烈，数百门大炮在不断地轰鸣，而且还因为怀有敌意的平民百姓，可能反对部队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所以他在张庄以北三华里的马厂，成立了临时司令部。他在那里把每支新到的部队部署好，把整个城市围了个水泄不通。把部队部署好后，他开始了一个宣传攻势，公布了中央二月十七日命令。
曹的部队把命令印成成千上万份传单，分发到市郊各地，并用直升飞机把传单空投到市中心。他们还通过数十辆宣传车沿路游行，大声宣读传单，尽可能深入到市内。考虑到战斗的激烈程度，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工作，当天，步枪、手榴弹的攻击就使几位战士负了伤。
他们广泛宣传的一条，是号召两派头头去机场候机室进行和谈。第一天“联字”号代表团去等候，但“红字号”代表团没有到场。最后，曹政委派人进市内直接找“红字号”头头谈话。第二天，“红字号”也派去一个谈判组。
中央的传单有三点要求：一、停火。二、上交所有武器。三、交换所有俘虏。但双方都不肯首先执行任何一点要求。
市内的“红字号”争辩说，他们已被重重包围，是大反攻的目标，而且他们已完全处于自卫状态，因此另一方应该停止火力进攻，交出武器以表示诚意。“联字号”则反击说，首先开火的是“红字号”，他们应该首先停火放下武器，由于双方都不肯屈服让步。会谈紧张地拖了两天。
部队坚持要求停火，由于集结了足够的兵力，迫使群众服从，冲突双方别无选择，最后只好同意。在曹中南的坚持下，他们口头达成八条协定，呼吁同时停火，双方交出武器，并且任何违反协定的人都要承担全部责任。即：违反协定者理亏。
然而，轮到签署这个协议时，又产生了另一个绊脚石，“红字号”谈判者不接受一月二十五日夺权总司令徐士鱼为联署人。徐来自河南铁路局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组织——铁路机务段。他在当地是一个没有政治权力的人。“红字号”拒绝和任何河南人进行谈判。“联字号”代表团谴责这种立场是荒谬的。徐士鱼是他们的司令。怎么可能禁止他参加谈判呢？在整个斗争期间，他发挥领导作用，而且“红字号”把徐士鱼卷入地方冲突之中，他们怎么能拒绝和他解决问题呢？
可是，“红字号”仍然坚持不屈服，他们拒绝承认河南人，并从机场撤走他们的五人代表团。两派继续开火，在全市进行攻击和反攻击。伤亡人数不断上升，不仅互相竞争的派里队伍里有人伤亡，而且来阻止武斗的战士也有伤亡。
最后，曹分别和双方进行了谈判，劝说“联字号”从他们代表队中取消一个人（徐士鱼），条件是“红字号”从他们代表队中也减少一人。代表各派的人数减少到四人，重新谈妥八条协议，并最后签了字。
双方签定协议后，战斗或多或少停止了，但是仍然没有人上交武器。一整天过去了，机场的部队司令部仍没有一支枪、一发子弹、或一枚手榴弹。
曹政委和肖军长在马厂“联字号”的司令部成立了办公室，依靠“联字号”提供食品和其它供给，事实上，他们把“联字号”队伍当作可靠的联盟对待。曹建议“联字号”领导，在武器问题上采取主动。他们应该首先采取行动，放弃一些武器，并开始采取和解步骤。
经过一段认真劝说，“联字号”把几门大炮，二百支步枪，数千发子弹交给控制机场的部队。他们交武器时，敲锣打鼓，手持红旗，列队浩浩荡荡游行到接管点，大力渲染了一番。
接着曹转向“红字号”头头，要求他们做出类似的友好姿态。既然“联字号”已采取了行动，你们也应该采取相应的行动，为你们争点气。这时“红字号”几乎无法拒绝，他们也敲锣打鼓，大肆炫耀一番，把一些武器送给机场部队。
实际上，这种解除武装与其说是真心诚意，倒不如说是搞表面文章，双方上交的都是破损的武器、废枪支和有毛病的弹药，凡是发现能用的，他们都精心保存，双方都不敢易相信对方，都不想一旦战事再发，处于不利地位。
然而，不管上交武器是装门面也好，还是象征性也好，战斗骤然减弱了。事实上的停火也逐渐扩展到全市。随着战斗的停止，战士们逐步渐渐深入市内，和群众面对面，鼓励他们交出剩余的武器，恢复必要的供应和服务。那时，由于生活用品供应严重短缺，整个长治苦不堪言。市内除了本地水井外，停水、停电、食品也微不足道。由于好几月没有理发员，大部分男人是长发过耳、胡须满腮。
部队把粮食和蔬菜运进市内，开放了公共集市。部队派出小组恢复水电供应，而且还派出理发小分队给人们理发，但是尽管如此，许多人们仍不欢迎部队。“红字号”一开始曾反对过军分区领导，“红字号”把部队现在的干预，看作是一种镇压行动。他们散布消息说，战士们来要对全市居民执行军事管制。所以许多偏僻街道、院落、战士们一出现，人们就不见了。战士们挑水扫院，千方百计争取朋友，但是进展非常缓慢。
他们发现“红字号”控制的校园非常难进。尽管战士们进市内没有带枪，但是，校门口群众组织的步枪、机枪严阵以待。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协商劝说，学生们放下武器，才让战士们进去。
几周之内，部队在学校、工厂、街道、甚至家户组织数以千计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但是许多人拒绝参加。有些人派他们的妻子坐那儿，有些人派儿媳妇汇报情况，如果部队指导员能赢得年青人的信任，这一家的其他成员就渐渐到场参加了。
经过持久耐心的说服，上交的武器逐渐增多了。一开始，各处只交出几支枪。于是一个人和另一个谈论，这消息就传开了。有些人带领战士走门串户，“我交出我的枪，你交出手榴弹吗？”于是，这场运动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几周之内，大部分人都交出手中的武器。部队大略估计一下所收的武器总数，因此能计算出什么时候大批武器能上交。尽管如此，大批武器还未有着落，一千多名“红字号”的积极分子。没有交出武器，而是撤退到高平县，进入大山之中，准备进行游击战。部队让他们走，暂时把武器转移出市内，他们也就满意了，游击队可在以后处理。曹司令没有分散兵力，使部队过于分散。而是集中兵力抚慰市内——全地区武斗的中心。
曹将军一旦确信人们手中的大部分武器已上交或带走，就坚决努力让双方释放俘虏。双方抓了许多俘虏，只有互相交换俘虏后，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红字号承认拘押着七十名“联字号”俘虏，而“联字号”他们拘押了五十名“红字号”。实际上，双方开始时扣押被俘人员要比这些数字多得多，但是，由于杀害俘虏，由于受了致命伤和晚期病症未经治疗，所以拘押的实际人数减少了。
协商囚犯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各方都声称对方至少拘押了他们一百人。因此不能接受对方承认拘押的大为减少的数字，经部队代表彻底核查后，显示双方交出的有争议的人数，确实大致和仍生存的囚犯数一致。由于对已死亡的人无法处理，曹司令坚持两方释放一切仍扣押的俘虏。
最后，二月二十六日在市革委办公室前互相交换了俘虏。双方都是用卡车把囚犯用来，并在大街上相距一百米处的两条线上停车，根据一定的信号，囚犯们应爬下汽车。走过两条线隔开的空地，再爬上对方的卡车。当信号一发出，“红字号”扣押的“联字号”俘虏下了车，开始步行，但是“联字号“扣押的”红字号”俘虏拒绝走动，他们声称他们遭受了毒打无法行走，要求部队用担架把他们抬过去。因为这个问题他们延误了交换，直到下午五点钟才交换完毕。
队伍派出一个排的战士去监督交换战俘行动。这些部队拒绝运送任何人，指挥员说：“我们是服从命令来这儿的，你们也都应该服从命令。这次交换行动必须在下午五点前完成。凡是呆着超过这个时间的人，后果自负。过了那时以后，我们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概不负责。”
四点五十分时，指挥员说：“我们十分钟后就要离开这儿了。”当他们听到这个警告，“联字号”扣押的“红字号”囚犯最后屈服了，从车上爬下来，慌慌乱乱拼命地爬过空地。最后，由于他们大部分人主动行动起来，旁观者开始笑起来，“红字号”甚至在自己支持者中间也有失身份。
在交换完囚犯后，气氛有所缓和了，部队加强举办学习班，加强搜查武器，战士们在“红字号”保垒——长治宾馆房梁之间找到了一个大秘密点。他们还在地下室和院子下的隧道里又发现一些秘藏处，从沙发和软椅子里搜出手榴弹。当部队把长治及其收缴的武器合计起来，总数是三百门大炮，六千支步枪，四百至五百枚手榴弹，三十二部收音机（有的是从政府部门搞到的，有的是自制的）以及四百多万发子弹。
在平定和解除长治的武装后，曹将军派出一个团去高平县，围攻逃往东山的逃跑者。战士们出奇不意地包围了这座山后，就要求对话。在高山上的上千名自称的游击队员，不知道实际去了多少士兵，也不知道在炫耀武器的战士们根本没有带弹药。他们得出结论，他们已被包围，陷入绝境，因此同意和平投降，他们投降后又交了一千支步枪。
部队阻止了武斗，但是并没有终止了派性。“联字号”成员以征服者的姿势返回市内。中央还没有宣布“红字号”头头程首创是坏人，是否国党分子？部队还没有逮捕淮海兵工厂副司令赵干远，指控他是否犯有杀头之罪。部队还没有指控任跃新和高可共，以及其它著名的“红字号”指挥员犯有严重罪行吗，部队还没有公开说“联字号”执行了支持“1﹒25”夺权和支持军队的正确方针。
所有这一切，都为以为自己所作所为，几乎完全正确的“联字号”成员，严厉镇压“红字号”奠定了基础。
“联字号”返回自己曾是少数派所在的工厂和单位，想到他们曾被拒之门外，拒发工资，拒发如棉衣、安全镜之类劳保福利，以致最后市内都无权进入，他们便千方百计伸冤复仇。“联字号”联合队伍，抓住“红字号”活跃分子，毒打他们，好几次他们把“红字号”打死。自行车厂联字号工人杀死一名属于“红字号”的工友，然后设法掩盖事实说，这个人从窗户跳下去自杀了。自行车厂另一群联字号的一个工人，把一个在壶关隐藏的“红字号”工友带回去，然后毒打，他内脏受伤死去。公安局的“联字号”成员，闯进他们的侦察员同事，著名的“红字号”成员家中把他打死。
部队曾企图逮捕那些犯了严重暴力罪行，调查所有此类事件，试图阻止这种报复性打人杀人行动。但是，大部分军人对他们原来“联字号”的同盟都有偏心，随便草率了结了这次运动。为在五阳煤矿确立“联字号”出人头地的地位，勇敢奋斗的张庄煤矿工人申仲堂，叙述了停战协定生效后，他们进到市内的情况：
武斗一结束，我们就进城贴大字报，庆祝程首创的垮台——“推翻程首创”“打倒程首创”“联字号必胜”“红字号必败”。
市内“红字号”人很多，但是他们已被解除了武装，不再有大炮、机枪、步枪、手榴弹了，甚至连根棍子都没啦。而且部队在各处维持秩序，因此我们在街上没有看见武斗，但是在偏僻街道上以及小胡同里，殴斗仍在继续。如果你参加辩论，“红字号”会抓住你，把你抓进胡同毒打。我们参加一次被“红字号”骚扰的庆祝会，当我们看到战士开只眼闭只眼时，我们就把捣乱分子拖进胡同猛揍一顿。
大家都说部队要逮捕闹事者进行监禁，但是通常他们只是把我们拉到一旁，耐心教导一番。部队平定长治所使用的方法，从一开始就疏远了“红字号”及其支持者，军官们不仅对“联字号”闹事者宽大，对“红字号”严惩，而且他们还宣传一系列官方对“红字号”主要领导的指控，他们每天指控程首创犯有严重罪行，直到他成为全区闻名的叛徒、卖国贼、现行反革命——全省最大的“要案”，由于程逃跑了，他们进行了大力搜查，同时逮捕他的主要帮凶。他们围捕了去机场参加会谈的代表，前“红字号”战地司令曹成远，司令部高可共，前市委干部霍小更。三个人立即被因为谋杀而受审。
一点也不奇怪，许多“红字号”决定逃跑，如果可能的话，携带武器逃到河北石家庄，山西中部的太原或阳泉，或去其他和他们派系有联系，仍然存在的并愿意接受他们的群众组织。
在部队干预阻止了晋东南的武斗后，曹司令把注意力转向成立两派大联盟，一方面，他们在基层组织各种学习班和培训班，另一方面，派主要领导到北京参加学习和协商会议。北京会议倒象一次马拉松会议。因为这次会议五月份开始，到九月份才结束。
北京会谈构成了解决山西问题的第四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在刘未老、张日清各自领导的力量之间公开爆发冲突之后不久，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召开的，周恩来把这两位主要领导和一些重要的助手叫到北京，经过几周的学习讨论之后，他们同意合作。但是他们一回到山西就又更加起劲地重新对抗起来。七月份周总理还是把这些人召进北京，进行教育和协商，这一次，中央把大部分指责集中到张日清身上。周恩来让他呆在北京，让刘未老一个人回到太原。但是尽管张日清不能返晋，派性斗争仍是高潮迭起。前几章描述的发生在长治、阳泉的武斗是在刘未老访问之后发生的。于是十二月周恩来谴责了刘未老，并把他召回北京，接受继续教育。以前，张日清审查是主要对象，但是， 这一次主要集中批评刘。到年底刘第三次和张言归与好，两个人都返回山西“执行毛主席的团结和大联合政策。”但是，他们的归来，对缓和山西的冲突无济于事，相反，双方都集中力量进行自我武装。张日清匆匆忙忙给支持他们的工人农民单位下发民兵的武器，而刘未老的人却攻击民兵单位，哪里能找到武器就去哪里抢夺。在这次由竞争引起的拉锯战中，许多人遭到毒打，负伤甚至死亡。武斗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山西中部，西南部的一些县用尽了粮食，部队呼吁中央政府支援四十万吨粮食，帮助人们渡过严冬。由于派性斗争和公开交战，动用了省内大部分卡车，部队还要求调拨一百辆卡车，把这么多吨粮运送到需要的地方。政府发出了粮食和卡车。但车辆都未能到达目的地。各派抢走了靠近他们路障的满载粮食的卡车，太原工大学生一次行动就抢夺了四十辆卡车，把汽车和货物用来搞派性斗争。
如我们所见，山西局势最严重的是晋东南。只有在大批部队强制干预后，才恢复了长治市及整个地区的和平。由于高达八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中央寻求一种政治解决途径。周恩来把山西省和地区领导再次召回北京参加学习班。
周要求各派首先作严肃的自我批评，可以说进行组织整顿，然后与另一方团结起来，继续革命。
但是，各派头头们没把这种精神带到北京，根据他们的观点，学习班是揭露对方为自己辩护的地方。对“联字号”头头来说更是这样，他们由于得到部队的支持，认为自己是一贯正确，他们以为会议的目的，是让“红字号”承认错误，允诺改正错误，许多派去参加会议的军官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晋东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田怀保，这是一位信心十足，能言善辩勇敢而仪表堂堂的青年人，一九七一年他给我们讲了这些情况，他参加了二月在长治机场谈判的全过程。“表面上我是部队主要干部，设法议和，实际上我是‘联字号’参加会谈的顾问。”他自豪地说。
长治市委秘书长范机灵同样自豪地说到他的作用：当我们“联字号”领导发现“红字号”选定的一位代表曾在我办公室工作过时，我被选定赴北京参加全国会议。我去首都不是去检查我自己的错误，或作自我批评，而是去对付这个人。我去那儿的目的是，一旦开始摆事实，就开始反击他歪曲事实，并加以纠正。我们估计他不会抓住我什么，因为我的工龄才十年，而且我也没有犯过什么非常严重的错误。文化革命中我没有犯过任何罪，所以我可以有效地对付他。
田怀保是这样描述这次会议的：
我们的伙食费每天一元，“红字号”们没有吃胖的，因为他们的思想负担很重。尽管他们不愿承认，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犯了错误，而且有的因犯了严重错误，感到内疚。
“联字号”个个都膘肥体壮，特别是毛培春，他吃得那么胖，人们都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赫鲁晓夫——他的眼睛、鼻子看上去很像赫鲁晓夫，过去他一直很消瘦，但是在北京他的体重增至一百九十斤。
毕竟会议和一天一元的伙食补助费延续了六个月，罗有文胖得无法忍受盛夏酷热了。
范文的体重也增加了好多，主要是腰围部分。他原是一位工人，人年轻，过去习惯运动，突然静坐上半年，又一直吃每天一元的伙食。
由于“红字号”不愿承认错误，“联字号”成员避免设法刺激他们，他们每天吃了睡觉、打扑克、游览北京，然后回家再吃一些，作息表要求学习到十点，休息到午饭时分，然后都出去散步、游泳，六点回来吃晚饭。
至于我，我吃不好，我承担的责任重大，我必须搭座桥把人们团结起来。晚上很难入睡，所以许多人吃胖了，而我的体重却减了四斤。
没有人在我的脖子上挂什么牌子，没有人逼我们坐飞机，但是会议仍然触及到了我们的灵魂。
第四次会议可能触及一些人的灵魂，但是触及不够深，“红字号”或“联字号”都没有人承认错误。
同时，返回长治后，“联字号”开始着手教育“红字号”了。“联字号”领导在五阳煤矿组织了一个学习班，叫五名“红字号”头头去接受再教育，市领导逮捕了五位“红字号”头头，捆绑起来用卡车运到五阳，参加学习班。
当他们被拉到学习班时，“联字号”对他们进行了毒打。
范机灵北京监视的那个“红字号”，一天找到他们：“你们计划抓我们办公室多少人？”
为了显示他的强硬，范回答说：“只要有坏人，有多少就逮捕多少。”
“好吧，王安徽是坏人吗？曹雪中怎么样呢？有强呢？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听到这些话，范机灵知道市里一定发生了什么情况。次日清晨，他乘第一班公共汽车去市里，打了个长途电话，在电话中找到一位“联字号”的同志。
“有人抓住了‘红字号’吗？”他问。
“我们把五个‘红字号’送到了五阳矿学习班了。”
“怎么样送去的。”
“用卡车。”
“你们打他们了吗？”
“如果群众动了怒，可能对待他们粗暴了点，我们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送到了学习班。”
“你们不能那样做，”范机灵抗议说，“那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是违背党的政策的。这会给在北京代表你们的所有人带来好多麻烦，我们难于开口讲话了。如果你们继续我行我素，你们最好自己来这儿，我不能再代表你们了。”
“那么，他们已经在矿上，我现在怎么办呢？”
“保证再不发生这类事情。”范机灵说。
保证很难实施。在一九六八年二月武斗结束后，“联字号”支持者三番五次毒打“红字号”成员。当他们有机会报复时，“红字号”反过来毒打“联字号”的人。于是暴力冲突继续发生，但是不象十二月，一月那样公开进行，而是秘密在黑暗偏僻的胡同小巷里进行。军人们很难维持局势，因为部队本身曾给成千上万的人贴上反革命的标记，每次出现新问题，“联字号”胜利者总是把这些人指责为阶级敌人，把他们拖去审问，要他们承认，如果他们拒绝就毒打他们。
一九六八年二月以后，在晋东南地区，很少能发现有人敢于承认自己是“红字号”的成员。他们也否认曾参加过“红字号”，或声称他们事实上一直就是站在“联字号”一边的，因为那么多组织发生了分裂，转变立场，或一次、二次改换组织，所以回避和否认是容易得到承认的。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人可以不顾实际履历如何，总是声称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如果能显示始终如一的话。
考虑到长治的这种气氛和北京形成的僵局，似乎在学习班上双方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然而六月之后，他们最终的确同意了。这是因为达成妥协对大家都是利害攸关的。北京当局告诉他们任何人都不能回家，除非他们签定一封互相同意的文件。这可确实是一种威协。他们离家在外的时间越长，得到的支持就越少，这种情况对“红字号”来讲，更是如此。所有的高级领导人几乎一开始就认为“红字号”理亏。如果“红字号”领导不能迅速返回长治，重振旗鼓，他们的组织是会土崩瓦解的。各方的压力很大，当传来消息说，山西忻县地区两派达成了协议，已经离开北京了，山西晋东南代表，决心作出最后努力，以便赶上忻县。
八月二十一日，双方各自三位代表，在主任田怀保的主持下举行会议。田怀保这位“公正”的调停人，认为“联字号”是正确的革命群众组织，而“红字号”是国民党分子领导的阴谋集团。
田怀保描述协商情况如下：
我们一边谈一边把同意的条目写出来。与会者就每句话都进行激烈斗争，由于我们只能写下大家都同意的内容，所以我们一句一句地写，进展非常缓慢。武惠丰为“红字号”的写，韩海成为“联字号”的写，我的办公室王秘书为部队写。
首先我们必须找到总结本地区全局和估价两大组织的原则。我建议这样一句话，“程首创钻进革委会，纠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阻挠执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破坏晋东南地区的大好形势”。
“一小撮”这个词引起了麻烦。“联字号”同意使用这个词，但“红字号”不同意。
“一小撮”这个词包括我们大家，尤其是在这儿的人？”红字号问道。
我们就这一点辩论了好长时间。
“它的意思，只有几个人。”我说。
可是他们觉得“无论如何，我们是包括在内的。”
因此我建议用这样的句子开头：“诸如程首创以及其他的坏人。”
“你们又把我们包括进去了。”武惠丰说。
我们就这句话争辩了两个小时，我们不休息、不吃饭。
最后，我建议写成“坏人，程首创等人”但是他们不肯同意。
我们说“等等”意思是，并不仅仅是程一个人，“有薛良、有高可共、裴奇伦和任跃新，只提最重要的坏头头就行了。”
“那么，你们得把他们都点出来。”他们说。
“这样的名单太长。”我们回敬道。
我们三番三次解释，这只是指程和其他坏人，但是他们说：“在我们看来，里面也指我们。”
“联字号”代表说，在这一点他们不再作任何让步。我们只得休会。我们分别找“联字号”谈了话，阳泉县政委郭厚良和“红字号”谈话。我们最后说服“联字号”代表，写“坏分子程首创”就行了，不用其它任何词。（由于中央已点名程为“坏分子”和“国民党分子”，没有人能直接反驳中央，导致结果对抗“老天爷”）来反对这个解决方案。“红字号”接受了，于是我们接着讨论了下一句。
我建议，“双方都应支持军队，军队在晋东南地区支左工作中，基本上是正确的，反对军队就是反对我们的‘钢铁长城’”。
但是“红字号”不肯同意“基本正确” ，他们否认我们部队的伟大成就，反对这个关键性的句子。
武惠丰站起来讲述了他的家史。他原来是从沈阳来的。因为他父亲不能容忍日本人的压迫，带着全家去了黑龙江当雇工，他妻子当佣人。后来，毛泽东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并解放了武家人，武才有了上学机会。在此之前他过着苦难的生活，吃野菜和南瓜。“我小时候，吃过很多野菜和南瓜，现在，我再看一眼就无法忍受，因此，我怎么能反军呢？从我内心上我不反军。”
“那么，你们怎么能夺部队的武器呢？你们派别的人怎么能杀害，打伤五十八名战士呢？”我们问。
“那些人是无用的废物——豆腐士兵。”他说。
“当我们夺军人武器时，我们眼睛里含着泪水。”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意思是说，由于我们不支持他们一派，我们错了。如果我们支持他们，我们是会正确的。否则我们就错了。
接着又是一番长时间的争论，最后，当种种事实不可否认时，“红字号”就勉强同意了。
我们一直坚持到写完协定为止，一份三千字的协定写了二十个小时，最后结束时，只有三五个人没有睡着——我、武和韩。我和他们谈话、争吵着。
胖子毛培春在我床上睡着了，鼾声如雷，使我们十分烦恼。李松年斜靠在椅子上坐着，就睡着了。裴东林起来走了，孟怀壁睡着了，嘴唇大张，下巴上口水直流。他不时地突然惊醒，脑袋连连撞在墙上。
“联字号”代表整整一个通宵感到很厌烦。他们一直希望尽快达成协议，他们已经给返回家园的人们写好了祝贺信，并为庆祝活动购买了鞭炮。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凌晨七点，我们最终签定了协议，我们跳舞、燃放鞭炮，十分喧闹，来庆祝协议的签订。
在北京当局的巨大压力下，红、联字号双方代表于八月二十二日签定了协定，但是返回晋东南十天后，才举行了庆祝和平大会。在此文件公开宣布之前，省革委主任刘未老必须进行研究并签字，但是好几天人们都找不到他，最后，九月一日他才在京西宾馆露了面，九月二日他批准了。然后，代表们胜利地回到了长治，所有地市领导，率领一万人的队伍，到长治火车站热烈欢迎他们的归来。他们带去足够的小汽车，供三十名谈判人员乘坐，让他们驱车通过市内，欢迎他们的凯旋归来。但是讲完话后，官员们开始上车时，结果除了一名“红字号”代表外，其余的都无影无踪。他们已经爬进淮海兵工厂的汽车，开往“红字号”司令部。他们害怕受到武力伤害，当然并非毫无道理。他们作为武斗分子和派性分子的“罪行”，已经进行了广泛宣传，因此只在同伙当中他们才有安全感。
汽车的行列应该在进行群众集会的体育场停车，但是因为大部“红字号”代表已经逃走，负责接待的组织者，把集会推迟到第二天。九月三日，一万人在体育场出席了大会，但是，整个事件不得不进行低调处理，因为大部分“红字号”代表和头头还不露面，尽管“联字号”官员逐一邀请了他们。他们仍担心遭到肉体攻击，成群结队离家出走。
部队坚持指定“红字号”头头和“联字号”相应的人物，一起参加“执行联合协议委员会”；但是，两天后，“红字号”主要代表孟怀壁逃之夭夭。而且半年多杳无音信。
新的“大联合”一开始就是摇摇欲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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