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　处理小申

　　有人说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我看不是那么酷爱吧！中国人还是好斗的。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八月

八十　处理小申

　　一九六八年一月，冬天的一个傍晚，太阳落山时分，武装小分队在张庄中心的潞安中学操场集合。安阳和五阳的青年民兵，铁路机务段的工人以及张庄村的农民，静静地从人行便道上穿过，他们肩上乱七八糟地背着步枪，佩带装满子弹的子弹袋，以及一袋袋手榴弹。心甘情愿的人们把一挺挺机枪和一箱箱弹药抬上了卡车，有些卡车上已经装上了能作三百六十度旋转的机枪。天一大黑，至少三十辆车发动了起来，把负载沉重的汽车开到通往南方的公路上。半个小时后，长治边缘地带一阵断断续续的枪声突然响起来了。接着是一阵散乱的回击，一阵不连贯的枪声，接着又是一阵时间更长的回击声。霎时，战斗的声音汇集成了轰鸣声，只有当地水泥厂的巨型粉碎机才能和它相比，时而又在喧嚣中传来了手榴弹的爆炸声。
　　在张庄南头牢固的房子里，几个男人静静地坐着，倾听远方传来的不愉快的声音。互相很少讲话。突然，门被步枪托砸开了。三个男子手持上刺刀的步枪，猛地冲进了屋子，后面还紧跟着五个人，另外全副武装的十二个人，在外面黑暗的院子里转来转去。
　　“谁是申晋财？”一个对张庄不熟悉的头儿问。
　　“我”，小申说着站起来。他站起身时，认出两位张庄干部李快腿和秦贵宝，以及大队民兵营的几位其他成员。
　　“把你的手放下”，头头命令道。
　　小申放下了手。
　　民兵们用铁丝把他的双手倒绑了起来。
　　他的同伴们也放下双手时，这些闯入者用铁丝把他们一一捆了起来，然后把他们当作俘虏押往小学，分别关在几个房子里。当小分队的中心人物出去吃饭的时候，有两个站着岗。这些人回来后，用毛巾蒙住他们的眼睛，然后把他们从村街上拖到了中学操场，再把他们蒙上布的眼睛，加上纱布和胶布。几个人把小申带到一个隔离的屋子，开始用卡车的三角带毒打他，直到把他打得晕过去，然后才把他半拖半推，押到院子西侧的一间冰冷的屋子里，由两个陌生人一直看守到凌晨。
　　第二天，几位中学学生，来带被打坏了的副业队干部。他们用纱布和胶布加固了蒙眼布，然后，揪住头发把他拖进了一个大门廊，许多手持步枪的男子团团围着。他们用枪托把他打过来打过去，直到他晕过去为止。当他苏醒过来时，他们让他站起来，用几股八号铁丝扎起来做成的鞭子，从上往下抽打他。铁丝把他薄薄的棉上衣撕成了碎条，深深地陷进了他的脖子和肩膀里。尽管他听到唯一声音是学生们的声音，但是，从四周粗鲁的喘息声中，他知道在场的还有其他人。
　　拘捕他的人要求他把手枪交出来。
　　“什么手枪！？我从来没有手枪，怎么能交出我从来没有的东西？”小申呻吟着。
　　他越否认他有枪，他们就越毒打他。那天晚上他三次失去知觉，凌晨两点钟，他们把他又拖回原来的那个冰冷的小房间，把他留给看守，让他睡一会儿，如果他可以睡着的话。
　　张庄这起自相残杀的对抗事件，是一月十六日长治伏击事件激发起来的。当“红字号”武装人员绑架了劳动模范李顺达和他的同事以及数十名其他干部，并把他们当作囚犯押往淮海兵工厂时，“联字号”对长治市发动了全面袭击以示报复。当“联字号”头头们动员起来采取行动时，他们决定，必须采取措施保证他们司令部的安全。他们命令公社和大队干部拘捕和审问任何过去忠于“红字号”，或与“红字号”有联系的人。他们在张庄村有力地执行了这个命令，因为潞安中学早就并入位于长北机务段的“联字号”司令指挥部了。
　　一月二十四日，尽管采取了进一步的安全措施，中学还是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进一步证实了人人最担心的渗透和破坏活动。下午时分，一枚手榴弹从北面的高大围墙上飞了进来，落在食堂附近。对里面的人来说，幸运的是这枚手榴弹是一枚哑弹，没有爆炸，没有人伤亡，甚至没有人受伤，然而这异常的大手榴弹把大家吓得魂飞魄散。“红字号”就住在“联字号”司令部的旁边吗？如果是真的话，这可是清除他们的时候了。
　　“联字号”头头把张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快腿和民兵队长秦快嘴召集到一起。
　　“张庄有‘红字号’吗？”
　　“有”。
　　“谁”？
　　“海燕”和“上甘岭”的成员。
　　“最好把他们抓起来带到这儿，我们要审问他们。”
　　“你们不能派人和我一起去吗？”李快腿问。
　　“我们派八个人。最好赶快行动，以免发生更糟的事。”
　　“联字号”司令部迅速组织了一个武装小队，由“联字号”八个男子和张庄“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十二个人左右组成。后者小分队包括李快腿、秦贵宝、臭名昭著的流氓申大胡子、街痞子郑八字脚，和其他当地民兵中的忠实支持者。
　　这个小分队直接去了小申家，并把那儿发现的人都抓起来了：小申本人、“海燕”头头郭民恩、“上甘岭”头头周来富，以及两组织的普通成员怀登可、杨玉才、陈万田、申奇昌和纪玉兴、长治市内武斗的难民李红年。他们还把屋子从上到下搜了个遍，发现了八枚手榴弹。
　　“联字号”司令部工作人员把所有这些张庄囚犯关押在中学院内，一连拷问毒打了三天三夜。往南走六十华里，“红字号”斗士们在淮海兵工厂一个隐蔽的大楼的地下室里，毒打李顺达和他的地区革委会的同志们，千方百计地逼迫他们说几句支持程首创的话。“联字号”斗士在张庄毒打申晋财和他的“海燕”、“上甘岭”的同伴们，想方设法逼迫他们承认他们是危险的“红字号”，死心踏地支持程首创和他在晋东南进行反革命复辟的活动。
　　最后，一月二十七日。三位认识小申的人——一位长治运输公司干部和两位铁路机务段的工人来找他，并把他带出了中学。他们是“联字号”的成员，以此他们使拘押小申的人相信，他们的囚犯确实没有什么危险。于是“联字号”司令部放他走了。“这是一个误会。”姓朱的负责人说：“是大队的人们把你带到这儿的。你现在最好回家吧；想办法找个医生看看。你打得不轻，如果再有什么麻烦，来找我。”
　　小申几乎无法走路了。他跌跌撞撞地往家去，一次才能走几步远。当他回到家时才知道，被捕的九个人中，只有他一个人被释放了。他立即叫了两个年轻朋友，一个人挽一只胳膊回到中学抗议。但是那天他四处找都找不到朱队长，无奈他又回到家中。
　　第二天，朱队长派人找小申，当这位遭毒打的村干部在另一个人的帮助下一瘸一拐走到中学时，朱传话说，他太忙，没时间谈话，当小申和同伴们要走时，他们发现门已被锁住了。
　　几个小时后新守卫才放了他们。但是当他们往外走的时候，张庄民兵拦住了他们。小申大声抗议，经民兵们和司令部人员协商后，最后才放走他们。条件是解散他们的组织。如果“海燕”和“上甘岭”继续进行任何活动，小心你的狗命。”他们警告说。当小申那天最后走进家门时，他终于倒下了。他疼痛难忍倒在了炕上，甚至不能起来去小便，他在家里病了两周时间。
　　大约五天以后，“联字号”司令部释放了和小申同时被抓的人，但是之前都遭到了守卫的毒打。同时设法张贴大字报，抗议拘押他们同志的“海燕”和“上甘岭”成员也遭到了其他“联字号”活跃分子毒打。
　　正当小申开始觉得身体恢复，可以下炕时，怀登可、周来富和申奇昌忐忑不安地来找他，李快腿和秦快嘴命令他们去小学参加会议。他们确信他们又要挨打了。
　　小申劝告他们去水泥厂找他的一位朋友李先庆，让他帮助把他们的案子呈送著名劳动英雄李顺达。他现在是地区的“联字号”头头，有权也有声望来处理张庄的问题。“红字号”依从了北京的最后通谍，刚刚从淮海兵工厂地下室释放了他，现在正在水泥厂“联字号”办公室休息。
　　那天下午，三位“海燕”成员偷偷地溜出村外，穿过公路和铁路去了水泥厂。由于他们没有按照命令去张庄小学参加会议，张庄民兵背着步枪去追赶他们；那天晚上带领这个民兵小队的是“郑八字脚”。
　　好几个月以前，郑八字脚和十二个左右张庄农民曾在水泥厂当过合同工，并在那儿参加了后来和“红字号”有联系的一个群众组织。水泥厂守卫不知道张庄人收到水泥厂解雇通知后，他们已改变了派别，和“联字号”挂上了钩，并且继续在秦快嘴手下当忠实支持者。
　　当“郑八字脚”端着步枪走上去要求把那三个人交给他时，守卫说“你是谁？”
　　“我是张庄民兵的指挥。有些‘红字号’跑进了水泥厂，我们要他们回去。”
　　“我们这儿是‘联字号’，”卫兵说：“你一定是‘红字号’。”
　　说罢，他让水泥厂内负责安全的突击队保持警戒。一队武装人员冲了出来，缴了张庄民兵的枪，然后，告诉他们赶快逃命。
　　为了使张庄民兵一直奔跑，水泥厂卫兵用机枪开了火。他们把机枪瞄准高空以免击中人，但是逃跑的人不知道。机枪的火力把被解除武器的民兵吓得魂不附体，同时也使他们恼火万分。他们一边跑，“郑八字脚”一边发火说：“咱们拿些炸药把那个地方炸掉”！他们一到达安全地带，就直接赶到马厂公社司令部，找到武装部长杨秀山和公社副主任张长福。他们说服这两位官员立即去水泥厂和那儿的领导谈谈。他们要取回武器并要把张庄的三位逃亡者带回去。
　　经过长时间协商，公社领导反复保证避难者的安全后，水泥厂的人才把夺走的步枪交给张庄民兵，并把三位“海燕”积极分子也交给了他们。然而当“郑八字脚”把囚犯押回村后，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把他们放走，而是把他们带到了小学校。等杨、张，两位公社干部一掉头动身回马厂，张庄民兵民就残忍地毒打起怀登科，周来富和申奇昌来。他们打断了登科的胳膊。民兵们为他们自己在水泥厂门口所受的羞辱，不光彩的逃跑，以及可怕的机枪扫射而指责这三个人。“因为你们我们差点吃了子弹，”他们咆哮着说。他们还要求他们承认小申事实上曾企图“翻土改的案。”最后，三个“海燕”成员由于无法忍受痛苦，只好答应他们的要求。抓他们的人要求什么，就承认什么。
　　这三个少数派成员在小学惨遭毒打后，决定最好逃出张庄。小申、郭民恩和齐玉兴决定和他们一起逃走。小申从水泥厂李先庆和机务段陈泽文那里给他们所有的人搞到了介绍信。他把这些人介绍给住在公路沿线的一些铁路工人们。他们拉上平板车去张庄，把这些毒打致残的人拉出村子，带到他们铁路医院治疗。那儿的几位医生给登科接好胳膊，并打上了石膏。他让周来富和申奇昌卧床观察。铁路工人把小申和他的两位其他同伴带到他们家里。因此，这六个人都在离张庄仅有三华里远的马厂附近，待了六个月。在此期间，张庄没人敢去搜寻或袭击他们，因为曹中南的六十九军司令部就设在隔壁。部队还成立了接待站，平民可以诉苦，可以请求帮助。小申经常去汇报张庄的情况。六十九军干部面对争夺长治市控制权而引起的派性之战，乡村的争端无论多么激烈也无可奈何。但是他们向小申保证，一旦主要武斗结束，任何犯有暴力罪行的人都会因破坏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而受批评。
　　六十九军二月份制止武斗后，部队司令部南迁到离城市较近的一个地方，于是秦快嘴带领一个民兵分队去了马厂，希望抓住那里的“海燕”和“上甘岭”头头。
　　“你们最好跟我们回去，”秦说。
　　“我们怎能回去呢？你们会把我们送上西天的。”
　　“当然我们要揍你的们，”秦说，“揍坏人没有错。”
　　一位铁路工人的妻子看见民兵们去了，跑去通知仍待在附近的一个部队政委。他来的正是时候。
　　“我是六十九军的董政委，我的职责就是阻止一切暴力行动。既然休战协定已经生效，如果任何人继续在张庄武斗，那就是违背毛泽东的明确指示。”、
　　“可是这个人是我们村的反革命分子，”秦快嘴抗议道，“他应该挨揍。”
　　“怎么可能到处有这么多反革命分子呢？”董问：“我们认为他根本不是这种人。”
　　“好吧，如果你们要保护他，”秦说，“你们就最好保护到底。”
　　说完这位民兵营长就走了。董政委也走了。
　　“如果你们要揍了他们，你们要负全部责任。”他一边走一边喊。
　　对抗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小申和“海燕”头头仍然不敢回家，于是他们派人去征求董的意见。董告诉他们最好一起离开那个地区。如果他们待在张庄附近，没人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他们决定一旦武斗停止，就去参加外逃长治的难民人流，这股人流几天内吸收了六千多人。
　　一天晚上，天黑后，这些张庄人一个接一个悄悄地溜下楼梯，以免惊动他人，动身朝长治方向出发了。由于他们都不能独立行走，铁路工人给他们找上棍子或拐杖让他们柱上。他们蹒蹒跚跚地消失在黑暗之中，结果发现长治附近又爆发了战斗。他们不愿冒生命危险待在武斗区，又害怕他们一旦在张庄附近逗留，被张庄民兵抓住，只好在地里找了一个废弃的砖窑钻进去睡觉。次日早晨他们决定去怀登科的老家平顺。因为周来富疼痛难忍，第二天他们只步行了10里地。他们最终摇摇晃晃走进杏树凹，小申的一位老朋友招待他们住了一夜。因为周来富病得厉害，不能继续行走，第四天，他们总算去了王村，才开始放了心。第五天他们往东石灰走去。这条路他们要路过郭民恩姨家杜街，把郭留在那儿后，他们一瘸一拐往平顺县的马家山走去。结果发现怀登科的母亲又结了婚搬到西坡了。登科就到了西坡，找到母亲，然后派人找到他的同伴们。他们都聚集在他家里打算呆下去。
　　然而，他们刚到，当地公社武装部就派人去盘问他们了。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张庄。”
　　“你们来这里来干什么？”
　　“张庄那里有武斗，反动分子打断了他的胳膊，因此我们把他送回家来。”
　　“你们是‘红字号’吗？”
　　“不是，是‘联字号’。”
　　这些民兵们不相信他们。申不得不点出“联字号”著名的头头名字，如：水泥厂李先庆和机务段陈泽文司令，并坚持他们派人核实情况，最后才相信他们的话。
　　一旦他们相信了他们的话，就马上说：“好呢，如果你们是‘联字号’，你们最好马上就回去，在家抓革命，促生产。”
　　显然，他们不能和怀登科呆在西坡。小申和同来富就去了潞城县乡庆村，供销社有小申的一位老朋友杨富山，富山同意去张庄一趟，了解一下形势，当他去了那儿时，小申弟弟奇才告诉他群众情绪仍然激烈，让他们设法别回家去。奇才给了富山二十元钱以及一些粮票让他带回去。小申带着这些钱和粮票，动身前往300华里之外的河北石家庄。申的姨姨和一位老红军结了婚，另外一个叔叔在解放军的一支建筑队工作，住在石家庄。由于他们两人一起行动，似乎总容易引起怀疑，所以周来福动身前往方向不明的林县，他的姥姥在那儿，可以指望在那儿躲避几天。
　　小申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达石家庄。他和他姨在一起住了50天，然后又同他叔叔住了三十多天。六月中旬他的钱和粮票都用完了，他没有其它选择，只得回家去。他借了足够买去长治北的火车票钱，买了一张回家的车票。一上火车，他想：“如果我下午四点正当人们下地干活儿时下车。他们一旦看见我沿公路回家，甚至不等我进门就会把我再抓起来”。于是他在火车通过大岗山隧道前上坡时就提前跳下车。藏在地里，然后，晚上十点一切安静后才走回家。
　　他回到家就派人找到他弟弟起财，起财说：“还不安全。他们毒打了其他所有的人，设法让大家指责你，你最好出去，在外面待着躲过这一阵子。”
　　“如果只是打几顿，我倒是可以待在家里。”申说：“我能忍受过去。”
　　“并不是吃一两次打的问题，”起财说：“有生命危险呀。”
　　于是小申再次走上了路。凌晨两点钟，他找到了两个朋友，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工人，他们帮他逃到他姥姥家屯留。他们还年幼时，他姥姥曾抚养过他们。现在小申又再次请求她怜悯。时间已是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号。
　　八月二十六日，起财和他叔叔骑车去屯留找小申。起财报告说，四七三三部队一支新的分队，来到马厂地区，正在宣传中央“七·三”和“七·二四”的布告，号召人们停止武斗。并号召所有外逃人员返回家园。据起财讲形势确有了转机，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最后小申总算可以安全回家了。他们用自行车带着小申，当天就返回张庄。
　　小申患了重感冒，他一回到家就在炕上睡着了。
　　晚上十点钟，他又听到拳头和枪托砰砰敲院门的声音，是申胡子带着一群全副武装的民兵。
　　“开门！”他们喊着。
　　“干什么？”
　　“干什么，”“我们来带你参加群众大会。”
　　还没等小申下了炕，他们就破门而入。他刚刚有时间告诉在院里租房的一位铁路工人记好谁抓了他。接着申大胡子抓住他把他硬推到大会议室。
　　他发现自己站在台子中央，脖子上用绳子挂着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大纸牌。
　　李快腿和秦快嘴严厉审问他：“晋财，你好长时间不在家，上哪儿去了？你在太原参加武斗了吗？”
　　“我根本没去太原，怎么能参加太原的武斗呢！”
　　“你去哪啦？”
　　“屯留、石家庄。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可以自己核实去。”
　　“你是‘红字号’” ？
　　“不是，我是‘联字号’。”
　　“可是你和‘红岩’的张连英有联系。”
　　“对，因为武装杨部长反对我们时，张支持了我们，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红字号’组织。”
　　据小申讲，李快腿开始大喊：“你他妈的，你这个反革命！为什么你从来不讲实话？”但是喊叫毫无用处。一个部队观察员和被派往张庄做政治工作的四中一位教师参加了会议。这位战士和老师都反对高压手段，他们认为他违反了毛泽东的指示，他们禁止毒打或“坐飞机”。张庄干部都感到灰心丧气，暂时散了会。
　　然而那并不是那天晚上议程的结束。据小申讲，当他步行回家路过大队办公室时，申大胡子和张宽心抓住了他，把他推了进去。他们把他扣在那儿一直审问到天亮。李快腿和秦快嘴以及十位民兵，用十二号铁丝在他脖子上挂上一块沉重的木板，并在上面压上了从长治城墙上弄来的两块大砖。铁丝勒进他脖子里时，申开始冒汗了。他感到越来越疼痛难忍。他们要求他在一封声明上签字，说他企图“翻土改的案”，并举行了会议掩饰自己的罪行。
　　当小申实在疼痛难忍时，说：“我来告诉你们一切。”
　　审问者立即从木板上取掉砖，减轻了压力。
　　然而，申反悔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他们又在木板上放了砖头。
　　这次对抗一直进行了好几个小时，但是由于申拒绝讲话，拒绝签字，李快腿在清晨五点放了他。
　　第二天，他找到中学的那位干部，报告了所发生的事情。那天晚上民兵们再次把他带到大队办公室参加会议。这次，审问者在木板上先加上了砖头又加上了石头。他们揪住他的头发迫使他低头，并用步枪托不时地打他。
　　他们要他讲出新东西，并要他在指控杨起旺和靳天水对“翻案”事件负责和隐蔽真相的纸上签字。
　　“你如果不签这个字，你就活不到明天。”他们说。
　　看见没办法，小申最后只好签了名。他们放了他，他浑身疼痛不止。当他躺在炕上时，就起不来了。
　　九月一日工作队撤走了。小申亲自去长治请求市革委另派工作队。几天后，市医院一组干部去当新工作队。那时对小申的指控纷至踏来。他在故驿偷过枪，炸桥赚了五百元钱，并威胁要抓住公社武装部长杨秀山和他算帐。
　　新工作队调查了这些指控，发现与小申毫无牵连，于是九月十三日就又撤走了。十四号张庄大队社员成立了新的革委会，确定李快腿和秦快嘴继续任职。二十四日党支部开始了整风运动。把小申这斗争对象定为敌人，并重新指责了他以前所犯的种种罪行。九天后，支部成员就投票开除了他党籍。
　　小申去市委抗议了这一行动。市委领导告诉了他，地区整党还没有开始，他的党籍问题应由公社处理。但是当他回了家，大队支部不仅批准开除了他的党籍，而且还命令他和大队受监督的“分子”们一起上街打扫卫生。当他拒绝监督劳动时，民兵们又把他带到了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第三次大会上，当他仍然拒绝监视劳动时，举行群众大会批判了他。他们猛地把他的头按下去，以致于一束束头发都掉了下来。他们把他双臂使劲勒到背后，致使他的双臂一度失去了知觉。他几乎神智不清了。开过这样一次会议后，他家人不得不把他送往医院治疗。
　　由于长北火车站医院没有空床位，那儿的医生把他转到长治人民医院。他在长治呆了一周。
　　最后，当他仍然拒绝作为人民的敌人接受监督劳动时，张庄干部把他送到专门为批评对象举办的学习班，大约总共有七十余人。在学习班他继续挨批斗。那时已是一九六九年一月。公社党委不仅没有撤消开除小申决定，反而最后批准了。当地支部开始拒绝他交纳党费。在一次万人大会上，马厂公社党委书记史昭盛宣布，他为“反革命分子”并开除出党。
　　前面几段概括地叙述了小申的经历。他所讲叙的经历要更加冗长详细得多。有些细节似乎有些离题，但是甚至不相干的材料也有它的用图。它看来使小申似乎通情达理——一位勤劳甚至勇于承认错误的、关心他人的干部，渴望和一切愿意同他一起工作的人一道工作。
　　轮到自我批评时，小申至少承认二个严重错误。
　　在公社办公室抢写大字报的白纸是一个错误。这是违反省里和中央反对打、砸、抢的“六·六”通令精神的。但是我们长期受到压制、封锁，而且得不到公社的帮助，我们的年青造反者非常气愤，拿走了我们看到的一些纸。我没有让他们这样做，这是他们自己要拿的。我也没有阻止他们这样做。他们去拿纸时，我本来是应该做些什么来阻止他们，因为我年龄比他们大，我是党员。
　　我还拿了一些钱。这是我的第二个错误。一九六七年四月，新的革委会停止了我副业队长的职务。他们来通知我必须停止工作。我停止了，但是我停止工作的那一天，我拿了副业队的一些钱把它交给了“上甘岭”。没有多少钱——一共137.58元，但是我把它交给了我的组织，因为我们经济情况很糟。我们把一些钱花在向市委告状上，买纸和笔大约花了二、三十元。他们打我后，我们其余也花了，我们把它用作医药费，和躲避他们抓住再打我逃跑时的车费。我每笔都记了帐。并问工作队长作了汇报，我写了检查，并详细汇报了所有的情况。
　　我想方设法通过其它来源，进一步证实他的叙述。一九七一年李快腿，以及更晚些时的一九七七年，郑八字脚否认张庄民兵曾在肉体上虐待过小申。有人在中学毒打过他——是真的，但是，那是“联字号”学生头头干的；他们担心，说他可能是堡垒内部最危险的“红字号”。
　　张庄民兵把他当作斗争对象时，只是给他脖子上挂上一块木牌子，逼他低头认罪，把他双手勒在背后，但是，根本没人毒打过他，没有人揪下他的头发来，也没有人扭过他的双臂。
　　这是干部们讲述的情况，但是他的一些忠实的支持者在街上闲聊时，讲得却是另外一种情况。一位老头告诉我，至少在一次大会上，民兵在申的脖子上挂上木牌子，然后使劲把他的头压到木牌子上，他的门牙在木牌上碰得砰砰直响。讲故事的人重新给我模仿那种动作和声音。
　　我自己的结论是：尽管小申有夸大其词，但事实上，他的确受到了非常粗暴的对待。不是外人，正是张庄同村人，敲掉了他的门牙，连根拔掉几绺头发（他头皮还有伤疤），扭他的双臂扭得脱了臼，而且他们至少粗暴对待过“海燕”和“上甘岭”十名或更多的活跃分子。当我和郭民恩谈话时，他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他们对我们干了绝不应该干的事，”他说，“现在，我们像弟兄一般一起干活，但是他们所干的事本来是不应该的。”
　　周来富的遭遇甚至更加悲惨。他逃跑后，妻子和他离婚，他们两个孩子死去。由于害怕生命难保，他在河南躲藏了整整一年。
　　李快腿尽管否认他本人曾毒打或虐待过任何人，仍然说：“当我们现在回想起过去，我们真感到害怕。尽管没有人员死亡，大家都幸存下来了，但是我们本来是可能轻而易举杀害一些人的，而且可轻易犯下无法纠正的错误。我们不愿去想这件事了。一想到这些事我就害怕。这都是搞派性的结果。”
　　小申避而不谈他一派所犯的暴力事件。一开始，一九六七年冬春时节，“海燕”和“上甘岭”所依赖的成员还不算少，他们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正义的，并对他们一派发动的夺权运动的逆转极为忿恨。在大辩论大字报战斗中，当两派在大街上为此而武斗时，“海燕”“上甘岭”成员经常处于攻势，而且有也能获胜。晚上他们派出小组搜查李快腿和秦快嘴，并威胁如果他们找到他们，要毒打他们。正因为这种原因，据郑八字脚说，李和秦有时不敢在自己家睡觉。
　　开始时，两派实力相对来说十分接近。各派都把对方看作是反革命，或至少是反动的，而且各派都感到毒打对方的成员是正义的。只是后来，“毛泽东思想”派提出有关“翻土改的案”的指控，其成员开始把周来福，郭民恩以及其他人叫做“地主和国民党分子”，公社委员会把“海燕”和“上甘岭”开除出夺权司令部之后，只是那时许多人才被迫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才决定他们既不想当作这种辱骂对象，也不想中途退出或改变派别。于是“毛泽东思想”派孤立了“海燕”和“上甘岭”，缩小它的规模，把他们当作少数派来迫害，使他们处于绝境。后来当全地区和长治市“红、联字号”成立，部队指责“红字号”为反革命，而确认“联字号”正确时，大多数人才开始把“海燕”、“上甘岭”看作是“红字号”。于是人人开始把他们谴责为地富反坏阵线，并当众蔑视他们。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无论“海燕”还是“上甘岭”都很难抬起头来。
　　当我问李快腿他是否认为小申和“海燕”是反革命时，他说：“现在我们不相信，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相信。我们定了案，似乎一切都有可能。想到或许会发生的后果我就感到害怕。”
　　其它人并不那么开明。一九七七年，即事件发生几乎十年后，郑八字脚说：“小申发动地富反坏翻土改的案。我们从来没有打过他，但是他该打，坏人是该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