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八十一 天降新娘
1968年，迫害和毒打带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他们粉碎了“造反派”政权，并使李快腿和秦快嘴取得了对张庄村毫无竞争的控制权。那时他们所效忠的派别——“联字号”同样已经获得了对全市、全地区的无人竞争的控制权。无可非议的权力，再加上他们深信自己一贯正确，是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胜利已冲昏了头脑。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英雄，并开始认为人们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他们渐渐开始滥用他们的声望和职权，至少，后来有许多爱挑剔的人提出了这种指控。
滥用权力的领头人是秦快嘴，他比李快腿年龄大，更谙于人情世故，更擅长投机取巧为已谋利，更喜欢享乐，尤其是他当民兵还是光棍时，曾热烈追求肉欲享乐。然而，1968年，秦快嘴已不是光棍了。在向他寡妇嫂子求婚竞争中的失利，与其说伤了他的心，还不如说伤了他的自尊心，当小申与秦快嘴倾心爱慕的妇女结婚后，被任意抛弃了的秦快嘴就参了军。
在他远离家乡服役期间，他商定和一位临汾姑娘结为夫妇，他似乎很不情愿这位新娘。把她娶到张庄后，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而他却在外见缝插针，乱追女人，或是在隔壁院子里，在长治小客栈里，或是在乡下遥远的路上。如人们早就注意到的，与他私通者，是臭名昭著的所谓“马厂百灵”，“张庄的村花”——20岁的歌剧明星师桂香。
作为一位戴了三顶帽子的复员军人（大队革委副主任、大队支部委员、民兵营长），秦感到自己在政治上根深叶茂，敢于向师求爱。尽管她父亲是圣母军成员，接受监督改造，作为臭名远扬的天主教反革命，她的神父叔叔被终身监禁，但是他不仅不掩饰这种关系，似乎故意进行炫耀。当他去长治出差时，带上师桂香一起同行，请她在饭店吃饭，俩人同去看戏，并和他在客栈同居。
当秦快嘴的老朋友晚上随便来访时，师桂香就过来招待客人，就好象他自己是屋子的主人。
尽管她打扮得花枝招展，仿佛在舞台上扮演角色一样，但是她却亲手为主人烧菜、上菜、斟酒。据传，秦十分喜欢她做的饭菜，其他任何人做的饭菜，他都不乐意吃。
当师不在秦家招待客人时，她就把自己的住宅当成大队部，或至少可作为秦的心腹们的接待中心。这些人包括李快腿、治保主任王文则、郑八字脚、林跃龙和齐永福，都是民兵，最后，但并非是最重要的一个，是郊区臭不可闻的流氓申大胡子。师的丈夫水泥厂工人裴齐发不上夜班时，也参加聚会活动。
几年后，当宣传队指责李快腿在师桂香家大吃二喝时，他否认说他根本没有那种习惯。
“我在那儿喝过一次酒。”
“但是大家都说，你和秦快嘴经常吃师做的饭菜，喝她亲手倒的酒。”
“在秦家是喝过多次酒，但是在师家没有，我只去过那儿一次。”
师桂香盼子心切，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怀过孕。她向公社申请要收养一个女儿，同时也喜欢照看秦家的小儿子。有一天她把他带到地里挖了一些土豆，点着玉米杆烧烤。结果挨了一顿批评，但是秦快嘴不愿让人诋毁师。“这不是她的错，如果你们一定要批评人，就批评我好了。”说完他出去，找了几个土豆切开，埋在地里说，“好了，我还土豆了。”
秦快嘴和师桂香私通，对秦的好处，人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对她有什么益处呢？第一是保护作用，因为她是“反革命”的侄女，受监督改造的人的女儿，她在社会上的地位显然是不稳固的。谁能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一次反“四类分子”运动，可能突然会责骂并确定她为运动对象呢？她和民兵营长以及通过他和大队支书的关系搞得越好，在风暴中她就会越安全。即使秦快嘴丑陋难看、笨拙、年龄又大、而不俊俏、漂亮、年青，但自卫本能会驱使她，对他的求爱作出积极反应。此外，师的丈夫几乎无法反对，在这反复无常的年代，这对夫妻在这个乡镇的生活权利，会随着这种非法私通的命运而沉浮。队长裴良顺也和这种后果利害攸关。毕竟他和师的堂妹师桂贞结了婚，如果这种事情败露出来，当局可能利用他的联姻关系而沾污他的名声。
秦快嘴和师桂香的风流韵事，使人联想起1948年土改时，支书兴发和富农寡妇被宠坏的女儿补巧的私通。那时，补巧尽管已嫁给了一个贫农，并划为贫农，但还是害怕当作最后运动的对象，没收分配给她的财产。她不得不迎合大队最重要干部们的关心，这一个人有保持他贫农成份的权利，也有完全推翻所有以前作出的决定，再叫他富农的权利。兴发既漂亮又富有魅力，只能使她更乐于同他私通，这是她个人利益促使她接受的。
秦快嘴的恋爱成功，对李快腿的影响很深，这是他的工作和玩耍的永恒伙伴。尽管李是恋爱结婚的，而且已经骄傲地做了几个可爱孩子的父亲，但他一当了支书，他对妇女们的兴趣，就开始超过了他妻子。很快就传开了村里主要公民私通的谣言。尽管谣言震动了一些人，但是也使另一些人摇头不相信。毕竟李快腿既不十分漂亮也不怎么英俊。他几乎不能指望象秦快嘴那样，惯于促使乡村美女们仓促行事。由于他身体稍显驼背，双眉隆起，头笨拙地伸向前方，和妇女们在一起，他常常显得腼腆而略感不自在。一个妇女的一句话，瞥一眼，或一个姿势，常会使他面红耳赤，无法控制。然而富有魅力的妇女们，大半多是已婚妇女，突然开始争先恐后引起他的注意。谣传说，他曾一次至少与八个妇女进行私通。人们是如何掌握了这些线索就很难说了。但是人们设想，有火必有烟，无风不起浪，由于一次与八个女朋友玩可谓并不少，尤其是对一个不善于女人交往，又不怎么漂亮的、社会活动频繁、体力活动繁重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有些人开始叫他“昏王”——这是为最腐败的皇帝，对一千位妻子也不满足的统治者保留的一个绰号。
李快腿所以能突然对妇女们产生吸引力的秘密，当然是主宰他们日常生活的权力。常言道“厨房有人好吃饭，朝里有人好做官”。他一旦当了支书，凡是乐于得到特殊照顾优待，凡是需要偏袒的人都开始奉承他，利用他年青容易受人影响的特征，以及秦快嘴开创的沉湎于寻欢作乐的生活作风。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张庄，青年妇女们会要求或需要什么特殊待遇，什么恩惠呢？
首先，当然有象师桂香这样的，由于其亲戚声名狼藉，或历史不清白，而在政治上身处困境的人。尽管桂香的臭名远扬的亲戚住在马厂，但是张庄给分配粮食。作为阶级敌人，接受监督名声最坏者之一是被划为反革命，曾当过土匪的武国凡。他那美貌的女儿住在家里照顾他。究竟是她挑逗李快腿，还是李选择追求她，并不清楚，但许多人开始注意到的是，李去她家里和她在一起花费那么长时间。如果你在村里其它地方到处找不到李快腿，你去姓武的家，很可能，你不会失望的。那些日子里街谈巷议的就是这些事情，显而易见这样的约会对武老头有利，他怎么能不慎重对待大队支书呢？
不过，并不是只有阶级敌人才能从“朝里”的朋友身上获得好处。如果一个姑娘想上地区中学，参加训练班，或委派去市里开会，大队支书的推荐是必不可少的。有些甚至靠他的话来吃饭。村里有许多年青妇女的丈夫在外地生活工作，一月才赚三、四十元，这些妇女既不自己参加劳动，也不为挣得基本口粮而多干些活儿。他们从大队分得平均口粮，但是在轮到挣工分付口粮款时，象齐忠纪这样的人总是拖欠负债。如果他们家里确实有困难，大队也许会给他分配救济款，但是由于象齐小偷一样，他们自己具有劳动能力，而且由于她们的丈夫确实身强力壮，最后，大队希望他们自己支付口粮款。如果他不肯，负责供应的干部应该停止供应口粮，然而，如果大队支书说“给这个妇女分上口粮，让她以后交款”，那么毫不费力，粮食立即就会继续源源不断而来。利用什么更大的刺激，来对这位负责人表示热情呢？
非法私通的流言蛮语使李快腿的妻子关秀英好生烦恼。她不知道有多少是真的，毕竟与她丈夫争夺大队领导职位的有很多对手，尤其是他帮助镇压的那些派头头（其一般成员就不必提了），自然而然会把他当作用形形色色流言蜚语诽谤的对象，还有什么锦囊妙计来损害一个男人的声望呢？然而不吉祥的谣言不绝于耳。李快腿在家待的时间很少。经常在外面过夜，一、二天不归。一九六七年他的借口是“海燕”和“上甘岭”的忠实支持者在搜寻他，如果他们发现他一个人，就会毒打他，因此他每天晚上都在不同的家户里睡觉，正好象日本人占领期间，伪村长尚石头得知八路军要找他算帐时的情况一样。那时地下积极分子用尚放纵女色的故事来烦扰他的妻子，她丈夫不得不回家安慰她。他一回家就被八路军抓住给杀了。
一九六八年，为安全起见在外度夜似乎是正当的，但是有关李快腿的谣言仍然不断，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一天，一个邻居的妇女告诉秀英，她看见她丈夫和一个年青妇女单独在一个附近的房子里。秀英偷偷走近那个屋子，从外面把门锁上，然后去叫邻居帮忙。但是她的努力没有什么效果，因为李快腿说他和那位年青妇女只是在谈论村卫生的工作情况。
那时的村副主任张贵才，有一次找遍全村各家，结果发现他在黑暗的工房中躲在炕上。当张打开电灯时，李快腿和一个年青妇女面红耳赤地坐了起来。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张问。
“谈谈青年团的工作。”两个人马上说。
谁能证明不是这样呢？
最后，有关李快腿的事件和谣言，使秀英对她丈夫的信任降低到绝望的地步。她决定进行无声的抗议。她爬上她家的阁楼，躺在那儿好几天不作声。李快腿不知道去那儿找她。他把每个角落都找遍了，甚至探测了村里的水井，担心她的尸体可能会在一个水井里漂着。当搜寻无结果时，他派人去关家院子里核实一下，想到他可能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但还是徒劳无益。
他还请求她母亲（不是养母，而是亲身母亲）帮忙。他确信秀英已经死去，害怕他自己可能得对此负责。“你知道，下一件事就是把我拖上法院。”
最后，他派人去找他妻子的姨姨，秀英最爱戴的老太婆。这位姨姨在李快腿家痛苦难忍，不禁哭了起来。秀英在阁楼上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听见哭声，也开始哭了。她爬过楼口，顺着楼梯滚了下来，她姨姨把她扶起来，她们互相抱着哭了好久。
于是，“天降新娘”在张庄流传开了。一九七一年我们听到的故事所说，秀英在阁楼上八天，既没吃饭也没喝水。
一方面由于“马厂百灵”给干部斟酒，一方面由于“天降新娘”，张庄的道德风气不断下降。由于领导干部未能为自己制定严格的标准，他人发现很容易找到拉干部下水的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秦快嘴指挥下的越来越骄傲自大的某些民兵来说，更是如此。作为被宣称为“正确”的伟大“联字号”运动成员，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坚持毛泽东路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勇士。
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站岗放哨，搜查可疑分子，维持会场秩序。给大队领导跑腿办事，提高射击和投掷手榴弹技术，作为对他们服务的报偿，他们看不到有求必应地给烟抽，给酒喝，在大队免费吃饭，在城里免费理发算什么错误，由于在他们看来，至少他们显得勇敢无畏，他们也希望赢得妇女们的欢心，因此，大胆地追求妇女。
张宽心和一位21岁的妇女交往甚密，弄得满城风雨。这位年轻的妇女的丈夫在铁路上工作，大部分时间离家在外。宽心年已四十，好几年身体一直不佳，很难理解，一位二十一岁的妇女竟对他感了兴趣。但是随着一周周过去，宽心的身体明显恢复，体重增加了，气色红润了，显然恢复了他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才知道负责管理大队库房的宽心，私拿大量干人参，定期酿制饮用大量的人参茶。由于人参的滋补功能众所周知，宽心追求少女的成功秘决就不言而喻了，所以大家都为此而捧腹大笑。他是否给大队补交了他所消耗的这些昂贵的草药的费用，尚不清楚。
然而谈到诈骗，宽心可不是内行。他无法与象申大胡子那样的职业流氓相比。四年之久的夸夸其谈，没有给申胡子留下任何印象；恰恰相反，秦快嘴授于他管理反对派，惩罚“坏人”的自由权力，只使他更加鲁莽。更加肆无忌惮。文化革命史无前例的动乱和“左”“右”摇摆，有益于他精心调整进行政治操纵的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即玩弄普通老百姓幻想和偏见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以致于这些平民百姓发现：他们自己不知不觉在免费分发自己的东西——通常他们会索高价，否则是决不会出卖的东西。
申大胡子找了一件耀眼的军装，每当进城，他都要穿上。他穿着整洁，扮成执行紧急任务的战士，站在村口向长治开的公共汽车招手，当汽车嘎地一声刹住，他就热情自信地爬上车，可司机从未问过这位不速之客是否是真正的战士，对军装信以为真，从未要申买过票。
一旦在市里活动，申的神通更加广大，选择余地很广，但首要任务总是找东西吃。春节集市期间，他走近一位从其它城市来的漂亮少女，邀请她去来自远方公社腊肉小贩开的摊上去共享美餐。他们俩一吃饱后，大胡子申说声“请原谅”就要走开，说他会马上带钱回来。当然他没有再露过面，于是这位少女不得不为两人自掏腰包了。
大胡子不能完全脱产时，他参加了平车运输队。只要有人同意付钱，他就赶毛驴去任何地方。有一次全队被雇去给马厂合作社拉饼干，在经过张庄途中，大胡子设法在他自己家卸下几箱饼干，然后换上几块砖头以保持原来重量。当合作社发现砖头时，申假装大吃一惊，并暗示可能是罗水长干的。申的诬陷和以后的调查，在好长时间内使运输队中的关系十分紧张。
仅几天以后，申大胡子偷了铜，给1971年宣传队带来很多麻烦。他偷的是用旧的黄铜轴承。但是在调查过程中，宣传队一位干部去卖轴承的合作社，说服那里的店员开了一个证明，说申大胡子拿去一个新牌号轴承从未付过钱。这个证明，永远也无法为解决案子提供炮弹，因为一开始它就是建立在诬告的基础上的。
仅次于流氓和饭桶申大胡子的，是光棍民兵郑八字脚。在文化革命高潮期间，郑八字脚为民兵班长，领取口粮，但是部队镇压派性斗争，在地区强行稳定实现和平后，所有的民兵都要承担一些普通活儿。然而普通工作不太适应八字脚的性格，他却选择了学做买卖。1968年，干红薯片最赚钱，做红薯片投机生意，意味着要跳上单行的，几乎是满载运往河南的工业用煤货车；进入河南北部，用一角伍分就能买到一斤干红薯干，再用往返空车装上红薯干片，然后在张庄以一斤红薯片换一斤玉米。一斤玉米在自由市场可卖到四角钱，几乎是原价的四倍。
红薯片在河南是粮食的代替品，不用粮票就可以自由买卖。红薯片属于新鲜蔬菜之列，农民可以在城镇搭棚公开出售，或带着麻袋从当地市场到其它地方出卖，外地人整批购买红薯片是非法的，但是没有人反对任何个人在各地零买。八字脚在河南习惯四处漫游，在哪里碰上就在哪里稍买一些，直到至少收集200斤为上。然后，他把红薯片装进两个盛一佰斤的麻袋里，晚上运到火车站。北行货车通常要在这儿停车十分钟，八字脚使尽平生力气，把这些一百斤重的麻袋扔上空煤车里，随后跳上去。火车司机很少能抓住干这种事的人，因为每列火车上只有四个人，两位火车司机，一位司炉工，守在车里了望。他们几乎无法有效地监视长长的运煤车，即使他想这样做，也似乎不可能的，有漫游癖好的农民几乎想带什么，就随身带什么，随心所欲周游中国。
这个地区象八字脚那样狡诈、灵活、走路快的人极为罕见。如果有人确实碰上了他，他总能弃去麻袋，飞速逃之夭夭。当我问他是否有许多人乘火车时，他说“没有，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极少数人需要干这种事，人数很少很少。我就是极少数人中的一员，还没有爬乘货车的‘群众运动’”。
由于没有多少人爬车，每当八字脚去一趟河南，李快腿就听说了。他找到这位浪荡者批评他：“为什么要干这种非法活动呢？”李问，“为什么要往粪堆里钻呢？回来在大队老实做些工作不好吗？”
李快腿朗读毛泽东选集，提醒八字脚，他父母曾是饥荒的受害者，他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用一斗粮就卖给别人了。他不是在趁其他贫农之危吗？他不是可耻地背叛了他过去和组织了吗？听收音机时，八字脚也听到过受苦受难的故事，收音机说，过去的贫困户现在辛勤劳动改造社会。他决心要为大队做些事情，作一些贡献，承担一些工作，并放弃投机冒险活动；当他81岁的继母去世后，他要求大队给他分配工作。
“我要干活，”他说，“可是我不要任何人当我的上司。我不要别人对我指手画脚，我要自己做主，我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这个要求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李快腿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他分配八字脚去副业队去赶马车，负责长途运输。从第一天开始，这个工作就确实适应这位爱吵架的农民。
“我负责一辆大车三匹好骡子，我喜欢这个工作。很不容易；不管是什么天气，你天天得上路，可是你可以走南闯北，去各地漫游。这个工作适合我干，我是说我确实喜欢这个工作，我拉煤、拉水泥和许多别的货物，因此我一年能挣四百多块钱，除了挣工分，一天一块，我还拿路途补助六角，这比一个城市工人挣得多得多”。这是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而且八字脚又说这工作确实吸引他的方面：“我能四处漫游，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可惜，这工作并不久长！
八字脚赶马车赶了将近三年时间，当他需要钱买货或往来时，只去找到大队会计就能提出五、六佰元，沿途需要多少钱就给多少。当他返回来后，他交上他的收入和花费单据。然而由于没有监督，他对帐目漫不经心。有一次他给一个人拉煤，人家给了他钱，但是没有向他要收据，八字脚就把十四元三角的运费塞进自己腰包。当大队会计给他结帐时，暴露了这笔“收入”，结果大队取消了郑八字脚的赶车资格。就为微不足道的十四元，他失去了自己选择的职业。
从此以后他又重操旧业，又开始去河南找红薯片了。
尽管郑八字脚是臭名远扬的贪污犯、投机分子、多才多艺的无赖，但是至少还有一个人的名声比他更坏。这个人就是贫农出身的社员李玉根，在日常生活中他和一首老顺口溜很相称：
吃、喝、嫖、赌、抽，
捎带当小偷。
他因为当头一掌将他妻子打死，蹲了四年监狱，刚出狱回到家，他的女儿掉进他院内厕所被淹死。他的名声很坏。许多人相信这一次他杀害了他女儿。李玉根伺机想谋害张贵才书记，因为是张敦促指控他杀人，而把他送进监狱。
张庄其它声名狼籍的人，包括李玉根的儿子李锁平和陈良田。后者的臭名远扬，部分是因为他母亲和妻子装饰过分艳丽的而引起的。
当陈良田父亲死后，他母亲再没有嫁过人，封建礼教规定一旦结婚，寡妇应该守寡并且永远保持贞洁，以便为儿子的大门前，获得一块为他歌功颂德的匾。在这种情况下，这块匾从来也没有被挂起来。陈良田母亲接待过许多男人，尽管孩子对她没用，她还是时常怀孕。有一次她用一条布裹好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扔到厕所，陈良田在黑暗中发现了这个包裹，并挖了出来，结果挨了一顿臭骂，说他干涉与他无关的事。人们叫他妈是“坏碾上累坏的毛驴。”
陈良田的妻子，以美貌而著称，却玩弄着一套与众截然不同的把戏。她开创了一种的确获利的“转门”婚姻。在他最后和陈成家以前，她已连嫁了三个男人。每次她都用索要大量现金的办法来答应成婚，并信守婚约一、二个月，然后诉讼离婚，去寻找出价更高的求婚者。
当我问到她玩弄这一连串花招后，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娶她时，人们告诉我，即使你在长治四个城门上都贴上标志，指明她是怎样的一个“烂苹果”，也仍然有人会娶她的，因为他没有看见标志。在这种婚姻自由竞争之下隐藏着严酷的事实，晋东南地区男人自然比女人多，诱人的年青新娘总能得到奖励金的。
党领导整风运动、再教育运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压力总会有可能使一切恶棍流氓改邪归正，但是，长远观点几乎无法解决在过渡阶段如何制止这些分子的问题，尤其是许多不守规矩的男人就是秦快嘴领导的民兵，他们晚上站岗、抓人、维持大会秩序，当大队领导说服教育失败后，他们聚集在师桂香家吃、喝、唱，而且在与人交往时不按照传统礼仪，甚至连头都不点一下，不法之徒怎么能维持法律秩序呢？这些自我放纵的人怎么能“先公后私”，带头建设社会主义呢？
这些问题如果不是人们公开提出的话，至少也是私下提出的。回答当然是他们不可能。阻碍深入调查这一问题的总是派性。李快腿和秦快嘴和他们所有的支持者及其随从，只能说他们站在了文革运动的正确路线一边。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还要自我批评呢？为什么他们应该严肃认真对待自己的缺点呢？尤其是当反对派尽管被击败，但是尚未彻底粉碎，仍然继续存在并在张庄和地区进行挑战的情况下要这样做呢？据说，给“红字号”一个最小的机会，他们也肯定会充分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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