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八十三 沃土丰收
大寨确实取得了值得学习的成就。有一个月，韩琼和我曾看到了农业特大丰收——每亩玉米产1270多斤，高粱1700多斤，他们推土山造梯田，大寨农民利用丰富的黄土，用优质土壤填沟造地，然后修筑石堰，把这种土壤固定在适当的地方。所有的石堰都呈弓形，象马掌一样都弯向山的方向。弓形石堰有足够的强度，经得起七月暴雨造成的洪水冲击。修筑这种梯田需要大量的劳力，每亩高达三、四百个劳动日，结果充分证明，这种尝试是合算的，特别是冬闲季节，人们没有事可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氮肥厂把大气中的氮和一氧化碳气混合，能帮助保证新造的土地夺高产，这是大寨人民自力更生开山造地，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后，县政府利用中央的拨款，修建了这座化肥厂。充分显示了现代技术一旦和强大的集体力量相结合，所发挥的作用。如周恩来总理告诉我们的一样，大寨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力生的典型，而是自力更生为主的典型。
昔阳县各大队和公社，在改造完集体大面积土地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规模更加宏大，尚未开发的全县五条河谷和荒山荒地上。
我们看到了绵延数公里的拦河大坝，把一条大河拦到河滩南侧，而用人力运土，填平北侧乱石滚滚的河滩。这样造出的大面积平坦的土地，可以用河水灌溉，种植玉米、谷子、高粱甚至大量水稻。
我们看到一条隧道穿过悬崖绝壁，使河流从原来整整半英里长的环形河道改道，大队的农民用炸药开通了数百米长的石山，建造拦河大坝，然后把土运到环形河床上，另造新地。仅这一项工程，就可使他们大队的可耕地面积扩大一倍多。
我们看到昔日贫脊的山顶上种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为了确保树木生长，大队严格控制牧区和造林区域。石灰刷白了砾石，标出了牧区和林区，数里以外都清晰可见。
除了大寨大队修筑梯田外，大部分工作，是一九六七年陈永贵担任昔阳县革委主任后开始的。
陈认真听从周恩来总理的劝告，避免在困扰山西的派性冲突中选择派别，集中力量发动全县学大寨。他帮助一个又一个大队成立核心领导组，象大寨已经开始做的那样，相信政治挂帅，先公后私。那样，通过自力更生，大搞基本建设，充分发挥集体的潜力。这种重新组建的领导班子，促使全县的生产显著提高。
农民把注意力转移到改造山河后，工程的规模很快超出了个别大队完成工程的能力。这些工程需要集中几个大队，全公社或几个公社共同协力合作。因此，陈建议组织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由这些专业队在公社和县所创造的生产力和财富，展示了向更高一级的通力合作，更高一级的核算和分配单位过渡的可能性。
把全公社组织成有效的生产合作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的服务中心，突然变得切实可行了。甚至把所有生产单位合并成一个大型县农场，最终跨入国营农业的问题成了令人注目的中心，这是这一代以及在不远的子孙后代，可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当陈永贵谈到他的希望和打算时，洋溢着一般具有感染力的激情。参观的人们，通过短暂亲眼目睹这些情形，可以看见在富有创造精神的农民手中，中国农村具有的强大的潜在力量。
他兴奋地憧憬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将释放出尚未发掘的生产力，而新的生产力反过来必定产生新的生产关系。这样不断地螺旋式上升扩大，把生产力推向前进。
“这些年来我确实感受到的”，陈说，“是乐观主义。”
我们在倾听他谈话时，发现很容易和他共享乐观主义精神，而且把乐观主义看作中国农村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力量。
一九六六年前，全县的粮食产量从未超过七、八千万斤，无论哪一年的年产量都没有超过这个数字。我们二十万人民耕种着四十万亩土地，亩产二百斤，人均四百斤。这些粮食还得提供种子、饲料和食品，销售给国家和粮食以及积累资金。如果一个人除去所有必需的粮食，每年就只剩下二百斤了。由于粮食产量低，卖给国家的粮食很少。一九六六年仅达到七百万斤。实际上我们那年卖了一千四百万斤，但是为了帮助人们过到第二年收获季节，不得不向国家返还要回七百万斤。一九六七年，情况开始改变了。一九六七年，我们成立了新的革委会，制定了改变全县落后面貌的计划，开始了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工作。一九六七年以后，生产逐年上升，而且是直线上升。从一九六六年的全县亩产二百斤到一九七一年亩产六百五十斤。你一作比较，就能看到这说明了什么。
到一九七零年，全县粮食产量达到二亿斤，即人均千斤。所有这一切变化都是在短短四年中发生的。我们可向国家交售5200万斤粮食。每年卖的粮食都在增加，人均口粮也随之上升，现在每人消费五百三十斤。一九六六年只有大寨大队给国家制作粉条，现在全县有三百多家粉坊，消耗1200多万斤粮食。我们把所有的粉条卖给国家，支援城市发展工业。这是按标准交给国家粮食以外，额外的东西。一九六六年前，我们总是扣留粮食定额的百分之五，来加工这些粉条，但是现在我们不扣留一斤一两，我们用各大队的额外粮食制粉条。这个数字比我们过去卖给国家的粮食多得多，多好几倍。这一切都有助于说明我们的盈余粮食在增加，我们的消费也在增加，都是由于我们的产量增加了。只有产量增加了，我们才能说，我们确实支援了城市，支援了新兴工业，支援了国防和世界革命。
今年如果没有严重灾害的话，我们应该收26 000万斤，人均1 300斤。我们将把大约三分之一的粮食卖给国家，人均400斤，总计8 000万斤，相当于一九六六年我们县的总产量。即使卖这么多粮，每人仍剩余九百斤。就是他们吃六百斤，还有三百斤粮食。我们能命令每个农民吃六百斤吗？无论如何要把六百斤吃完吗？几乎不可能。说实在的，没人能吃六百斤，甚至五百斤也吃不了。只是因为他们家庭有剩余粮食，就应该让人们去自由市场出卖吗？不行，我们应该教育人民积存粮食，我们粮食很多，就应该多积存一点。我们会命令大家把六百斤拿回家去。他们吃不完，就必须积存起来，把粮食保存在自己家里。我们大寨这里不太会背毛主席语录，但粮食实实在在的在人们家里积存着。
在斗争过程中，人们已经改变了他们自私自利的个人观念。如果你只是空谈毛主席路线那么好，但是农民没粮存，没钱花，你什么事情也证明不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非常尖锐，路线斗争到处都很尖锐。凡是那些信口开河，高喊无限忠于而不肯苦干的人，其实并不那么忠诚。
矛盾总会产生的，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县先进单位和落后单位之间的矛盾。先进单位往往变得更先进，而一些一般单位却遇到困难找不到出路。
一个解决办法是把小集体合并成大集体。但是干得不好的落后单位觉得他们应该走相反的路：试试搞小型组织。他们灰心丧气，觉得自己太落后了，差距太大，发展太不平衡。他们想前进，但是又有忧虑，害怕其他人走得太快，他们落后的太远了。
所以我们必须提出新想法，制定新计划。我们在考虑利用高级组织机构解决问题；我们还考虑如何帮助落后单位赶上先进单位，让全县平衡发展。我们也在考虑把增加集体储备作为基本投资的手段，但是有人说：集体储备过多，违背《六十条》。
我们正在县、公社和大队试验成为专业队，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这种专业队非常流行。现在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专业队，因此有人说，我们在刮共产风。这种谣言在山西流传很广，但是这的确不能叫做共产风。我们已经经历过那种东西了，除了虚报浮夸外，共产风还包括把个人财产无偿转给集体，或从低级形式的集体单位无偿转给高级形式的集体单位。正如养猪的情况一样。首先把猪转移给公社，然后转调饲料，首先要求大队劳力修公社猪圈，然后占用大队土地修猪圈。
由于我们成立了专业队，人们就说共产风又刮起来了，但是我们不同这种说法。
专业队集中劳力是为了搞土地基本建设，修水坝、建水库。各地大队提供一些东西，当年就可马上见效。他们创造了以前不存在的生产力，根本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一平二调。这些专业队不是转调财富，而是在创造新的财富。这并不是不合理的。他们是从基层单位派到大队、公社甚至县属工程的人员组成的。现在在河边县农场干活的专业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人都参加了。
一九七六年，我试着把某些大队百分之十的劳力分配给集体工程。我们不知道这种分配会对大队本身的生产产生什么影响。我们不敢大规模的这样做，只是动用了几个大队的人力，效果不仅不坏，而且大队的产量也提高了。他们减少了百分之十的劳力，却干得更加好了。
我们为什么要把人力转调入专业队呢？我们具有各种各样的山沟、河流。怎么能在短时间内安排好呢？如果你真正想把它们安排好，就必须找到一种可以作为样板的可行的办法。当我们抽调大队劳力时，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热情，剩下的百分之九十的劳力比以前更加苦干实干，工作做得更好了。大队劳力多时，他们认为劳力没问题，时间充分，劳力充足，但是我们一调出一些劳力，大队领导就警惕起来了，他们不再感到信心十足了。劳力缺乏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尽管百分之十没有多大意思，但是这一抽调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们一减少劳力，大家就都警觉起来了！大家都开始问：“我们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怎么才能动员普通群众呢？怎么才能发展新技术呢？”干部积极起来了，他们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了。人们每年出勤天数也增多了。
首先，我选定两个可以淤滩造地的点，一个点在风竹，是个公社工程；一个在界都河，是个县级项目。这两个试点工程立竿见影成功了。人们看到用这样短的时间集中劳力完成了这样大的工程，他们承认了专业队的优点，我们抽调的劳力越多，他们在家干的越欢，产量也就越高了，从而推动了全年的生产。因此这两个工程为全县树立了榜样。
我们在界都河修了一座很长的拦河坝，造地三千亩。我们在风竹淤滩造地一千亩。一年时间内，我们在修筑拦洪坝、水坝、垫土，并收割庄稼，在全县分配的劳力的帮助下，界都河收了四十多万斤粮食。风竹动用全公社劳力，收了十四万斤。
我们总结了经验，并组织参观学习了这些地方，然后，我们要大队讨论劳力短缺的问题。于是，这两个样板的经验传开了。全县人民开始了重新安排河山的工程。如果人们仅数数河滩的水坝、拦洪坝，就知道我们修了200万立方米的石方工程，填土造地五万亩。单从这些新造的地上，今年我们就能收大约三千万斤粮食。我只计算了已经种上庄稼的土地，还有更多的土地正在修造，还没有填造好或没有下种。
但是，象这样的工程，堵住批评者的嘴了吗？
没有。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零年，一些人仍然设法诽谤我们又刮起了共产风。从许多地方来参观的人都说，他们听到了这种说法。就我们而言，我们下定决心坚持我们的计划，顶住这种诽谤，但是，尽管我们站稳了立场，我们也确实不能放松警惕。迟早这些说法一定会传到中央的。我觉得，如果中央领导同志能来这儿看看就更好了。如果我们做错了，可以纠正；如果我们做对了，可以进一步得到肯定。去年，几位中央委员终于来了。他们对看到的事情很高兴。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组织的是“专业队”。
中央委员们说：“你们有了‘专业队’。没有它，大建设项目是搞不成的。”
我们感到有中央的全力支持，于是站稳了立场。我们不相信那种共产风的说法，如果分不清什么是共产风，什么是一平二调，什么是稳步发展生产力，人们就不能搞这样的大工程。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事，是县从公社，公社反过来又从大队无偿调拨物资。他们把资力雄厚地方的财产，调拨去填补资力贫乏的地方，这是把繁荣地方的财产转移给贫穷落后的地方，这决不能增加任何财富，而只是重新分配已经存在的东西。
如果你只看到这个坏典型，不敢从下面调拨劳力，你就无法大干任何大型工程。那些指责我们刮“共产风”的人是不现实的。如果那是我们干的事情，我们的产量怎么能提高得这样快，而且更快呢？那些不敢集中劳力的人，只是把人力压了起来，他们害怕解放生产力。
大寨人生活得非常好，为什么呢？随着思想转变，土地改良了，产量也就变了。如果你要增产，你就得解放思想，改造土地，提高产量，你不能只坐在那儿吃老本。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如果集体不敢搞任何工程，不敢改造山河，改造土地，怎么能谈到集体的力量呢？这就正好象大集体单位搞单干—样，去搞小农经济。我们必须批判这种吃老本，搞单干的个人主义的观点，必须树立起体现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典型来。
当这种做法受到攻击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想干的事我们就是要干。后来，压力很大，我们心烦意乱了。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干我们想干的事。他们越是攻击，我们就越批判。我们批判谁呢？刘少奇。我们把这一切叫作“刘少奇的流毒”。这使那些人非常气恼，所以我们到底还是取胜了。我们赢得了新阵线，制止了错误的东西。
现在我们打算修建八百个水库。以前我们打算由县和公社干大部分工程，现在大队就能完成。四百个大队每个大队修两座水库，还包大、中、小型水库，但是甚至大型水库，也没河流上的重点水库大。至于大寨村山上的蓄水池，那不是水库，只是一个池塘，即水坑。我们叫它蓄水池。
我们开始搞这些开发工程时，我们就从那儿着手发生了争吵。应该选在河滩上造地，还是应先修水库蓄水呢？
我们根据一切行动首先要符合老百姓心愿的老原则，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必须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成绩来，这就意味着首先必须造地。我们在每个河滩上都造一些新地，当庄稼长出来时，大家看见都感到心满意足，只有一个忧虑，洪水会把一切冲跑吗？他们不得不为此而担忧。人人都开始谈论洪水问题了，这是县领导激起的话题。他们宣传开了这样的看法，新造地迟早是一定会被河水冲掉的。结果，建水库的要求从下面提出来了。所以现在到处都在修水库，而且修得又快又好。
当群众的热情激起来时，我们帮助制定了修水库计划。起初，大部分都是县级或公社一级的工程，我们要求各大队都出人出力，但是很快大队就把工程接管过来了。现在他们在自己修水库。如果人们看不到河滩上的好地，他们是不会懂得修水库的重要性的。
这一切都有助于证明：要解决次要矛盾就必须抓住主要矛盾。一造地人们就开始担心洪水了，如果没有地要保护，你叫人们去堵水建工程，他们就没有这样做的动机，你就无法动员他们。
怎样给专业队报酬呢？他们主要靠自己在大队挣工分，因此大队就为工程提供了资金。我们给各大队分派改造工程的劳力时，附近大队多出人力，而远的大队少出人力，如果离的更远的大队则不在本队挣工分，而从县里挣工分，从公共税收资金中付给他们报酬。
实际上，我们用这种办法为界都河工程筹集了资金。那些离家在这项工程参加劳动的人，第一年在自己所在大队挣工分，当这项工程开始产生效益时，就由县里偿还大队的支出。
直到现在，县农场的工人仍然算各自所在的大队的社员，在家里挣工分。但是当农场得到巩固后，可以把他们转调到农场当工人，切断他们和所在大队的联系。然后，他们会根据相互评议来确定各自的工分。他们的工资从农场收入中支付。但是数目不能按通常大队分配方法，根据收入的比例来分配。但是，他们会得到比全县平均工资高的收入。如果按农场收入比例分成，他们的工资就会过高。
通过搞公社一级的工程，解决了公社积累资金的问题，尽管经常要求大队提留百分之二到三的收入，归入公社积累资金，但是从来没有人上交过。大队从来都不愿意把钱交给公社。另一方面，他们倒是愿意分派些劳力。他们派出劳力，就不再有欠款了。有了劳力，公社就可以发展生产力，淤滩造地，开办牧场等等，因此公社就开发了收入来源。
尽管公社是很久以前成立的，但是只要没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公社所发挥的作用就不明显。现在公社发挥着重要作用，公社饲养家畜，种庄稼，既有粪肥，又有收入，就可以帮助贫穷大队了。这不能叫做“共产风”，贫穷和受灾的大队可以享用公社财富，这的确是一种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形式。即使这样，穷队也不是享用其它大队辛苦劳动的财富，而是公社自己的集体财富，是他们自己帮助创造的财富。
这些事情必须进行恰当分析，不能把所有的共同分享与共产风混为一谈，现在无论这些贫穷大队需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需要钱，他们就可得到钱，需要粮食，他们就能得到粮食，需要耕畜，就可得到耕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援助和国家救济非常相似，但是这样做不需要国家负担。当一个公社能这样救济它的成员时，所有社员都会感到公社好。
当然，公社帮助一个穷队时，要设法利用生产资料，而不仅仅靠救济。这样，公社可以帮助大队把生产搞起来，而不是只给大队社员吃的、穿的。
我在这一点的想法是抓公社一级。当一个公社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时，就能帮助落后生产队缩小他们和先进队之间的差距。在某个时候所有的大队可以在公社一级合并起来，而不把较富裕的生产队拖垮。通过帮助穷队前进，公社为向公社所有制和公社核算过渡铺平了道路。如果我们都这样在公社一级进行合并，富裕大队是不会反对的。
可是如果你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该何时和如何实行公社所有制，人们会开始抱怨你刮共产风，要穷队分享富队的财富。因此即使你脑子里有个好计划，还是别说为好。
我们大寨公社（大寨所在地）已经有钱买机器了。我们不需要国家和大队的钱，我们已经创造了这种物质基础。但是核算仍然是按大队进行，甚至保持大队核算，我们都受到很大压力，因为全国都在学大寨。当人们知道，我们以大队核算单位时，他们也会有类似的做法。但是如果一个集体不创造适当条件，就过渡到大队核算，最终会搞得一团糟。有些地方甚至还没有进行小队的合作生产，更不用提生产队核算了。因此当我们采取这样的步骤时，不得不偷偷干。
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我们山区大队规模小的事实，大部分大队还不到一百户。如果这些大队分成生产队，是不可能搞我们现在搞的工程的。我们大队的规模确实只有河北平原一个生产队的规模大。
我们还为自留地和个人开小块地问题展开了争论。
我们大寨不需要自留地。维持生活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在集体地里种植。我们可以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所有的人，所以取消自留地是毫无疑问的。
一九六三年，洪水冲走了集体的大块土地，更不用提自留地了。为了恢复生产，我们必须先修好集体用地，先修自留地是会犯错误的。在克服了重重困难，恢复集体生产后，一切就开始好转了。所以我们说：“咱们修自留地吧。”可是那时社员们说：“这是错误的。我们渡过了灾难，克服了这样的艰难困苦和饥荒，全凭的是集体力量。如果依赖个人自私自利思想，我们怎么能经受得住考验呢？”
人们把自留地等同于自私自利思想、个人主义，既然山地沟地、大块小块地的庄稼都长得好，我们就决定取消自留地，如果你现在在这儿分自留地，人是不会要的。
当参观的人们看到我们所有土地的庄稼都长得一样好时，感到吃惊。“在我们家里，”他们说，“自留地里的庄稼看上去长得好。”有些人回去后就收了自留地，想用这种办法让所有的地长出最好的庄稼来，但是他们这样做，结果集体地里的庄稼比以前还要糟。阶级敌人立即大肆散布：
“我不学大寨，学大寨是灾难，越学越糟！”
问题是这些参观的人只看到了我们大队的表面，没有看到实质。因此自己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我们是物质条件成熟后，人们不愿意要了。才放弃了自留地。可是当人们仍然需要自留地，甚至还想要大块的地时，他们却把自留地没收了。因为条件不成熟，人们政治觉悟不够高，集体生产也就搞不好。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取消自留地，人们还觉得自留地还不够大哩。
因此，现在我们不谈进行大队核算，或取消自留地。谈这个问题没有好处，只能挨批。我们只是说，我们大队和其它地方的小队大小差不多，我们不能再分成更小的单位了，因为那样做行不通。
昔阳普遍进行大队核算吗？我们只说有好多单位是这样做的。重要的事情是集体意识传播开了。大河有水小河满，大集体富裕了，大队、小队、家庭和个人就都富裕了。
实际上我们碰到了新的问题。我们的生产发展得很快，劳力缺乏了。我们把山地和羊群交给了公社。我们无法自己把一切都管理起来。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我们需要机械化，由于公社已经积蓄资金，与其等大队的机器还不如让公社先走一步购买机器。一台大型拖拉机，一台大型脱粒机就可以干好几个大队的活儿。
水涨船高。由于生产逐年提高，收入也年年增加。现在全公社每个劳动日值一块钱，等一个工达到三块钱，消费品可能就要短缺了。人们会排队一直排到太原。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收入分给社员们，却和不太先进的单位搞平均，那不又是搞一平二调了吗？那不又是共产风了吗？那不是我们自己刮起共产风来了吗？
大寨大队已经连续三年保持每个劳动日一块五毛钱的水平。人们没有发牢骚抱怨这个固定工分值，因为我们的积累资金剧增了。他们知道我们在筹集资金，积累经验，向公社核算单位过渡，等所有的劳动日都值一块五，而不是五毛或甚至一块时，就可以实际公社核算了。
我们可以一个劳动日给大寨社员分三块钱，但是那样我们就不能过渡到公社核算单位，因为我们领先的太远了。在公社的帮助下，落后大队现在平均一块钱。等他们达到我们的水平，平均一块五，进行公社核算的条件就成熟了。
一旦我们实行了公社核算，我们就能重新制定整个生产计划了。我们就可以在该种树的地方种树，在最适于种庄稼的地里种庄稼。我们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块地上，充分利用机器，那么一切事情都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了。
现在公社已沿河滩造地三百亩，总数可达到三千亩，可以全部连成一片，你这一块新地就等于三个大寨大队。公社能应付得了吗？可能我们大寨人得拨出几个人去那儿种树，其他人下河滩去平原种。光靠我们大队无法管理所有的新造地，公社也照管不好。我们可能得和其它大队联合起来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共同管理一切东西。如果有人说这样做错了，应该重新分开，让他们解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怕共享繁荣，我们的财产太多了，必须共同享用，这和共同受穷不一样。
这一切产生了种种问题。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我们必须跨入更高级的组织，我们被迫通过发展生产来这样做，但是社会上就全国的形势而言，条件还不成熟。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实行县级所有制（一种全民所有制的形式——承认为全体人民的财产）。把昔阳建成大寨县就蕴含这种想法的萌芽。当这种想法实现后，我就成了包含全县的大农场的头头了。
到那时山上长满了树木，沟沟长满了粮食，通过开山修建水库，为造平原准备条件，通过人造平原为实现机械化准备条件。
几年后你回来，我们不仅让你看庄稼，而且要看水库。昔阳会看起来象江南一样。我们不仅不必南粮北调，而且我们还要在北方造出南方式的良田来。南方气候可以一年二、三熟。加起来每亩达到八百斤。当然那儿也有大队亩产一千多斤的，但是不多，甚至达到八百斤标准的产量也不多，就象北方一样达到四百斤的也不太多。
如果修整好土地，提高了肥力，我们一季收成就可以收他们三季的收成。他们那儿劳力缺乏，一年收三季人手非常紧张。他们得挤时间下种、锄草。我们只收一季，节省一半劳力还多，所以我们有人力搞新的基本建设。他们能种水稻，我们也能种；他们有地下水、水池、水井。我们可以在所有的山上修水池；南方山上长满树木，我们也能种树，伐木、收果子。如果我们不发展林业，就无法赶上去。
文革前，我总想去南方亲自看看。我们的产量跨进了长江（亩产八百斤），但是我们自己从没有过长江，看看那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文革期间我仍然无法去。今年我终于去一趟。我看了南方，有了新的想法。我还得知南方有它自己的缺点。我是冬天去那儿的。白天不是大雾就是阴天，阳光很少，他们说夏天情况更糟。我心中暗想，至少我们那儿有阳光。一旦我们修整好土地，提高了肥力，我们生产的粮食比他们不会少，因为我们这儿阳光充足。我回想起毛主席和他的改变南粮北运的号召：使北方不再依靠南方的粮食。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干革命。不搞革命什么也干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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