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八十二 集体利益见鬼去吧



  武斗结束后,要在笼罩着奇特政治气氛的晋东南,进行名符其实的整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个人或是团体,都没有权威可言了。一九六六年前,共产党总能确定大政方针;无论怎么样辱骂,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偏差,党中央迟早会产生一种纯净之风。尽管庐山会议的行为奇异古怪,毛试图摧毁彭德怀,但是基层人民对党的事业仍然充满信心,致力可使一些了解现实的人,大胆作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确信真理终究要得到支持,社会主义终究胜利。但是,现在整个党组织已经瘫痪,一半党员在忙于证明另一半党员是反革命。无论在任何重要的意义上,党仍然未触动的唯一的地方,党的权威仍然有影响力的唯一地方,就是部队,他们也正忙于拉一派打一派。这是种不讲道德,善恶颠倒,并使整风显得不合时宜的一种做法。高级官员的虚伪使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由于人们依靠的中心不复存在,他们只能依赖自己的才智,千方百计利用一切规章制度已经废弃的形势,任何人对行动的后果都没有把握。
  一位记者对可能发生无休止夺权反夺权,搞得不知所措,他用诗的形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基本内容大致翻译如下:

  转呀转,
  摇纺车,
  恶魔猖狂,
  百姓遭殃。

  造反派奋起,
  打倒一切。
  工作队来到,
  造反派完蛋。

  造反派重振旗鼓,
  工作队垮台。
  造反派强大了,
  打倒一切。

  部队支左,
  受害者起来,
  奋起反击,
  受害者迫害造反派。

  造反派奋起,
  受害者倒台。
  士兵奋起,
  控制了一切。

  转呀转
  转纺车。
  恶魔猖狂,
  百姓遭殃。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政治动荡期间,张庄以及周围乡村单位的许多人,不仅在个人道德, 而且在谋生方面都别无它选,只得各行其事。当政治风潮减弱后,物质刺激惹人注目。这种倾向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大队招待费用之类预算项目剧增。去大队服务的人如果款待不周——主要是指没有受到盛情款待,不强劝他们饮酒、抽烟,他们就会消极怠工。
  一九六八年,张庄大队还没有自己的拖拉机。马厂公社有两部七十五马力大型履带式拖拉机,每小时能深翻十亩,深度达到30公分,是马拉犁或用锄头翻地的三倍深。拖拉机耕地犁得快、翻得深,对大队有利,尽管要花费现金,大队领导还是邀请拖拉机进了村。然而,大队很快就发现,公开索价仅仅是拖拉机花费的一部分,还有招待拖拉机手的问题。如果给司机吃普通农家饭菜,他们就草率粗心,耕出的地凹凸不平。如果款待比较好,耕地的质量就有所提高。如果用大队最好饭菜招待司机,司机犁地就仔细认真,深度达到最大限度,犁沟覆盖的均匀平整,并把地头地尾犁遍,甚至,难以耕种的边头角落也要设法耕过。
  好客程度与工作质量之间形成的这种关系,已成为臭名远扬而又普遍存在的事实,从而流传开一首具有讽刺意义的顺口溜:

  吃稀粥,耕的是稀粥地,
  吃面条,耕的是面条地;
  吃烙饼,耕的是烙饼地。


  所谓“稀粥地”,有凸有凹,起伏不平。“面条地”,看上去好,但是机手没有控制犁地深度,忽略边角地带。“烙饼地”符合所有的要求,麦饼是在非常旺的火上炙烤的一种大而扁平的饼,厨师用油烙麦饼,并经常掺和上碎肉片和各种蔬菜。给司机们吃这种饼,他会就会竭尽全力地干,当然庄稼就会长好了。
  要求好饭菜、专门厨师和高级烟酒的,不仅仅是机耕手,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有同样的要求。尤其是电工和卡车司机,他们的要求太苛刻。农民们把他们和拖拉机手一道划为“三害”。为了让他们去做靠普通工资就该做的事,人们不得不对他们进行贿赂,他们就是这样的害虫。技术工人架子大,要求特殊。因此,农民们创出一种新术语叫“工人架子”,“工人架子”指习惯高傲自大,自认高人一等的架势。六十年代后期,当有人粗暴对待或轻视大队社员时,他们就说:“他对我摆‘工人架子’。”
  当然技术工人并不是要求特殊款待的唯一特权人士。大队领导不得不欢迎和慷慨大方地招待采购人员。如果大队干部不这样做,他们就不会代表大队作有利可图的生意。地市干部偶而到了乡村逗留时,也是如此。由于他们都执掌权力——既可以帮助大队也可以损害大队,所以大队干部不得不热情款待他们。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李快腿和秦快嘴主管张庄事务时,招待费用猛增了,由过去的几十元增到一九七零年的八百元。干部们把这些钱花在了购买白面、鸡蛋、豆腐、猪肉和烟酒上了。
  人们说为了应酬外面行政和商务要员,很有必要准备一枝二十响手枪(一包好烟),一枚手榴弹(一瓶酒)和一个炸药包(一包蛋糕)。
  大队干部把作交易,即解决问题称作“研究”、“研究”。字面意思是研究解决问题,而且也意味烟和酒,因为,除非交易的主要受益人能提供名牌烟和酒,否则是研究不出任何结果来的。主持任何协商会议的负责人,为了解决具体细节问题,都要长时间讨论,都要消耗大量的高级烟酒。
  据说,大队干部必须把两个衣袋里都装上香烟,左衣袋装上普通牌号的烟,供自己抽,右衣袋里装着一包北京“大前门”,供来访的干部和采购货员抽。
  招待费用从烟酒之类小恩小惠,到彻头彻尾的贪污挪用,并没有太大的距离。在“两宝”领导张庄期间,至少有两个人各自挪用一千多元公款,而其他十多人,各自拿走一百元至五百元不等。最严重的指控涉及到二队会计申中福,据说他挪用1641元,副业队会计陆河海挪用了1193元,所有被指责贪污的人,不是会计、进货员,就是仓库保管等人,他们都和物资或现金打交道,大队干部自己的帐目上,从未有过严重违法乱纪行为。但是,据说秦快嘴曾警告过申中福,提防对他的帐目进行调查,因此被人怀疑是同谋。
  一九七一年整党期间,被认为是李快腿最严重的违反财务制度的行为,是用大队的钱购买了一斤二两鸡蛋,给集体拉饲草的卡车司机在路上食用。有些证人说,李快腿自己把鸡蛋吃了,但李说都是卡车司机吃了。因此,应该作为正常“招待费”给予报销。
  由于缺乏意义重大的贪污指控,宣传队指责李快腿接管大队时,有20 000元,五年期间因为管理不善,致使大队负债17 000元。这也是假的,李一九六七年当了党支部书记时,张庄欠银行17 000元,一九七一年债务仍是如此。大队没有还过债,但是也没有再借过款,从经营管理观点看,事情本来可能会更加糟糕。
  对李快腿最严重的指控,是在他的领导下,粮食生产连年下降。即使这是真实情况,数字似乎与此不相符,人们也不得不问,他对这个指责应负多大责任。为了取得控制别人的某种专横和理所当然的权力,以及无情地陷入随之而来的贿赂,腐败的现金交易关系,数年的分裂、斗争、迫害、逃跑、返回、进一步迫害,似乎对保持六十年代相对不足的生产水平,并没有提供什么有利的条件,更不用说发展生产了。但是尽管派性斗争十分严重,毕竟只是涉及到大队全体社员中的少数。此外,大部分的对抗,全地区的武斗是在冬季发生的。在整个下种季节,大部分人照常耕地、下种、除草、收割、晒粮食,奇怪的是,生产甚至有所提高。
  一九六五年,文革开始前,粮食产量自一九六零年以来首次降到每亩180斤以下。一九六六年,中学的冲突漫延到大队之前,生产再次提高到每亩180斤以上。一九六七年是张庄政治运动最激烈的一年,夺权反夺权,南北分裂,大街上拳打脚踢,晚上斗争会接连不断,生产有史以来首次提高到亩产270斤左右。尽管,在一九六八年,由于气候恶劣,粮食产量剧减,但是,一九六九年粮食产量创下了空前的纪录,亩产近300斤。
  粮食产量的波动都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一九六三年,张庄农民的产量每亩仅在270斤以下,八年后的一九七一年,他们几乎收了270斤。在此期间,产量曾三次剧减,但是其余年份都是徘徊在270斤左右。加起来计算,产量稳定在相当于解放前平均产量三倍的水平。这也意味着停滞不前,因为大寨在山地的不利条件下,粮食产量每亩已达到900斤的水平,马厂公社最好的大队已超过550斤,而张庄的产量仍然停留在五十年代270斤的水平上。大队每年都响应上级的号召,召开无休止的生产会议,提出一连串鼓舞人心的豪言壮语,但是最后核实产量时,结果却和前几年相差无几。
  这些令人沮丧的粮食产量数字,作为政治上的炮弹,在一九六七年的派性斗争中猛烈爆发, 并在以后的几年期间慢慢燃烧。一九六七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攻击四队忽视生产,从事反革命活动。他们以诡辩的方式,提出了具有毁灭性效果的指控:反革命分子破坏生产。因此,生产搞得不好,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必然结果。既然是这样,反革命分子就是小申,他曾被停止了副业队长的职务,因为社员们拒绝王文则的领导,他后来接管了四队,取代了王。
  然而,当四队最终收割完后,粮食数字并没有证实指控正确。社员们每亩收了300多斤,创大队最高纪录,完成了国家粮食定额,并且每个社员分到三百七十斤口粮。此外,他们上交给国家的粮食质量高,脱粒干净。事实上,国家粮站要求公社对四队进行表彰,但是,当权者固执地继续诽谤四队“海燕”。他们是无法扭转大方向的。李快腿和秦快嘴所宣扬的反革命破坏的指控,继续在全公社流传。被人们称为“两宝”的李和秦,反复指控四队废弃土地,忽视生产,全力以赴搞反革命活动。面对四队按定额交给国家的粮食,“两宝”说,交给国家的粮食质量差,加工又不干净。
  “让他们说吧!”小申说,“关键问题是看我们打下粮食了没有。”
  “我们的人的确辛苦,甚至中午都不回家吃饭,他们随身把饭带到地里,所以我们成功地完成了抢收任务。接着我们边打谷子边扬场,我们获得了大丰收。但是,我们的打谷场在村子的隐蔽处,风力不足,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我们在粮站借了扇车。我们用电力把谷粒吹得干干净净的。当我们把粮食交给国家时,他们说我们是马厂公社交送粮食的第一家。其它生产队交去的粮食,得用扇车重新加工,但是我们的不需要。”
  “因此,”小申说,“一九六七年四队执行了毛泽东的政策。我们很辛苦,从落后变为先进,这应归功于共产党、毛泽东思想和革命群众。四队人很高兴,他们除了交公粮,还分到了足够的口粮。”
  四队的形势是否真的那样好,值得怀疑;面对与指控相反的许多证据,似乎可以肯定,对四队的诽谤继续流传。“‘小台湾’上什么能搞好呢?”(王文则这样称呼四队)。他是由于四队拒绝他的领导,出于恶意这样说的,但是许多大队社员从他身上得到暗示,事实上也开始用同样的观点来看问题了。
  又一年过去了,全大队的生产仍旧停滞不前,人们开始认为李快腿应该对此负责,于是对四队的政治压力减轻了。尽管,李快腿仍然不时地把小申当作抨击的对象,但是,因村里的事态而指责他却越来越难了,因为他在村里不掌任何权力,好长时间内,他甚至连村里都不敢回,毫无疑问“两宝”在张庄全面负责,如果事情进展顺利,他们理应获得赞扬;如果事情进展不利,不责怪他们责怪谁呢?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当局千方百计地依靠扶植大寨的样板来推动生产。他们强调大寨最典型的东西是大寨精神——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相信集体的力量。以集体自力更生为自豪,对人们艰苦奋斗改造大自然的能力充满信心。
  党的领导人说,一旦人们掌握了大寨精神,确立了大寨世界观,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巨大变化。每当一个村成功地改变了自己,首先就是因为思想改变了。于是不是客观现实,而是精神决定了未来。
  他们用富有诗意的比较反反复复地向张庄农民这样指示过:

  大寨山高石头多,
  出门就爬坡。
  大寨人,
  亩产高达一千多。
  张庄,地平水又浅,
  出门,五里平展展;
  张庄人,
  亩产仅达二百多。


  据说,大寨人下地干活儿时象一堵墙,然后分散成一群蜂。而张庄人下地是一群蜂,然后扩展成一堵墙。
   “上地一堵墙”描述大寨人如何准时,并且有序地一起下地干活儿。“分散开一群蜂”,描述他们如何在地里各行其事,人人都按自己的速度干活儿,个个竭尽全力,不管别人干多干少。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大寨是根据个人劳动的数量,按照大家共同遵守的标准而记工分的。
  另一方面,张庄人下地劳动是按他们的意愿,有些人准时,而大部分人则迟到。他们干活时,构成了横穿田地的一条坚固的作业线,这条线适合于干活速度最慢的人。由于他们的工分并不充分反映个人劳动量的差异,没有人想超到前面,也没有人想落到后面。难怪收成不好,工分值仍然低下。
  描写张庄人在地里干活的另一种方式是说,他们活像一条龙,把所有的人全都集中在一起。由于张庄人对他们工分值大为不满,如果没人监督,他们就敷衍于事。因此,领导们回避合理分工。他们不是把人们按小组或个人派出去完成明确的任务,但是互相补充做工作,领导把一群人集中在一起,以便领导能比较容易地监督他们,但是这几乎算不了什么良策。
  由上所述,产生了张庄人学大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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