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　“六六六”污染稀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八十五　“六六六”污染稀饭

　　尽管，和平解决晋东南地区争端方法片面而不完美，但一旦部队强制实现和平，各级政府部门都迅速恢复了运转。史昭盛一恢复了马厂公社书记的职务，就决定集中精力，解决由于文革冲突遗留下来的严重问题。这一尝试，立即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张庄村，这个自1948年土改以来就是著名的“老、大、难”单位。只要详细查阅粮食产量一项，就不难知道张庄处于困境之中，因为那时，马厂亩产近400多斤，已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华北地区标准，而张庄亩产只有300斤，甚至更少。史昭盛得出结论，张庄大队需要特殊帮助。为了推进张庄的工作，他拼凑一个以他为首的四人工作组，于1970年6月8日动身前往张庄村。
　　马厂公社党委书记还带去公社革委副主任张长福、公社武装部长陈小关，以及治安主任申安怀，即我们1971年在张庄见到的那位治安主任。这四人煞费苦心解决张庄问题，最终还是令人扫兴地失败了。他们无法理解村里的问题，更无从解决问题。史昭盛要考虑全公社问题，很快就撤走了。几天以后，他叫回了张长福。9月，陈小关离开张庄，带领公社代表团去大寨参观。治安主任老申，也没有心思独自呆在那儿，也与代表团一道去大寨参观了。
　　申从昔阳县返回来时，长治市农工部已组成了另一个张庄工作组。小组领导要求申参加。在一起研究两周后，这个称为宣传队的小组，10月突然来到这个村里。为首的称作政委，是潞安矿务局局长张广胜，13级干部（在晋东南认为是很高的级别）。市委任命申主任为宣传队长，1971年我们见过面的长治剧团团长李晋东为副队长。
　　宣传队一到张庄，就成立了由宣传队员和他们所信任的唯一本地人、大队主任张贵才组成的整党小组。正如申主任说，“每当考虑到家史，张贵才就不会在竞争中失败。他是贫农，他亲戚也都是贫农，可能只有他岳母例外，他是老党员，现在玉门油田工作的妹妹也是党员，他二妹和妹夫都是党员，住在枣臻村。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一个由‘基本群众’组成的可靠家庭。
　　“贵才和他的家庭一样可靠。权力使一些人腐败堕落，但腐蚀不了他。请客送礼收买不了他，为此他甚至作了首诗：

　　不为地富放个屁，
　　偷盗诈骗不沾身，
　　糖衣炮弹打不中，
　　你能管了这个村？

　　“每次分救济粮，即使他家有资格分一份，他也从来颗粒不拿斤两。他确实热爱大队，总是公私分明，总是保护贫农的利益。”
　　但是，宣传队一表示支持张贵才，他的声望便开始下降了。人们贴出大字报，攻击他是暴君，谴责他谋害了裴小四。这本来就是熟悉张庄历史的人，所预料到的。小四1963年偷水泥厂的工具和铁件，后来发现死在水井里的。在张庄似乎总会这样，不管谁掌了权，迟早会被指控对小四之死负责。张兴发执掌村政大权时，人们认为他对小偷惨剧负责。当陆进军代替他时，陆也受到指控，现在罪名加在张贵才头上了。
　　正在此时，一个叫三毛的青年人被马车给压死了。就在两天前，他告诉宣传队，他不愿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运动中充当积极分子。他刚说完就被压死了。主要送葬者之一是民兵陈良田。陈的母亲——就是那个“坏碾子下的坏毛驴”，突然精神恍惚，尖声大叫，双手乱抓，说三毛的鬼魂缠住了她，要通过她和世人讲话。三毛抱怨说他是被非法杀害的，要贵才负责。陈良田之母一说起鬼魂，地头政治学习就立即停止了。无论哪个队的社员一休息，就讨论开鬼魂，而不谈毛泽东思想了。
　　死人的声音变成了陈母消除烦恼，报复张贵才的手段，其实和可怜的三毛毫无关系。她真正怨恨的是大队领导扣了她儿子的工分。陈良田曾是郑八字脚所领导的副业队成员，在长治北卸过货。这个副业队干得很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铁三局为此非常不满。此时，张贵才在复员兵李光清的支持下，从货车站召回大部分人，让他们回村干农活儿，但陈良田拒绝服从。作为惩罚，大队拒绝给他记工，尽管他自己声称赚了70个工。贵才坚持要他作自我批评，一旦他承认了错误就可得到工分，陈拒绝承认错误，于是贵才扣了他的工。接着，陈和他母亲都诅咒开大队领导了。
　　在铁路停车场同样遭到失败的郑八字脚，那时在向陈良田的妻子求爱。他愤愤不平地宣称“如不把张贵才赶下台，我就搬出张庄。”他不是说说而已，而且用二尺大的字写在村里的墙上。两个月后，贵才不但没有下了台，而且爬上了大队书记的宝座。
　　有人在八字脚写的气话之上批道：“贵才没下台，你计划采取什么行动？”
　　“搬出去。”郑八字脚说。
　　第二天，他就出售他的房子。
　　此时此刻，张书记和德高望重的党员周增禄不幸发生了争吵。争吵是在张妻子和他弟弟周增禄之间引起的，但是由于亲戚关系张也被卷入其中，结果，不合时宜的争吵，使他自己与全村的关系搞得很不愉快。争吵涉及到属于周老五的一条被子，周老五是周家六弟兄中唯一没有孩子的一个。他向周老大要了一个女儿，后来成为贵才的妻子，向周老三要了一个儿子叫周增福。作为孝子，周增福本应该在他上了年纪时照顾他，并负责料理后事，但周增福是个“八毛”意是“精神不正常”，几乎连自己的家庭都照顾不好，更不用提年迈的“父亲”了。周老六之子周增禄——贵才妻子的亲弟弟承担敬孝的义务，条件是指定他为周老五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然而，在周老五弥留之际，他又重新商议了这桩交易。他要周增禄同意给他姐姐一个箱子、炕上的一床毛毡及一条好被子。老人死后，周增禄不履行诺言，只给了他姐姐箱子和毛毡，没有给被子。张贵才告诉他妻子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她不肯善罢甘休。好几个月，她从不谈论其它任何事情，把她弟弟告到大队，当大队干部无法解决问题时，她告到公社。经过两周调查、争辩后，公社命令周增禄交出被子。当他拒绝后，公社指示大队从他年收入中扣除70元，并且拒发布票。面对这样严厉的经济惩罚，增禄最后屈服了。他退出了被子，但把被子里优质棉花拿掉，换上了破破烂烂的旧棉花，贵才妻子发现这些破烂不堪的东西后，勃然大怒，她向长治法院提出起诉。
　　贵才千方百计安慰她，一床被子就是做得再好，也不值得损家人和村里关系。但他妻子觉得原则违背了。对着全村指责他弟弟“我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她说。她的指控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和反感，给他丈夫的所作所为投下了阴影，结果，使反对派更加轻而易举地对他进行百般侮辱。
　　诸如对张贵才发起的攻击，威胁着工作队设法合作的每一个人。匿名大字报指责李保安和曹东明是“中农”（是张庄永远受怀疑的人），而且还是“坏分子”。他们指控陆光汉，娶了一个其叔父历史不清白的妻子。宣传队一对王雨来、王满喜、陆太成、申许文、申起才、陆河仁和孙晋福感了兴趣，他们就都遭到诽谤。
　　如果只是口头攻击，工作队还是能够对付的，但口头攻击似乎往往为不寻常的人身攻击铺平了道路，可能会改变对抗的整个性质。在陆玉生当众证明张贵才和小四之死毫无关系后，他发现有人把粪便倒在了他家大门口。几天后他报告说，有人把剧毒杀虫剂666倒在他做饭锅里。就在同一天，他报告一个蒙面陌生人袭击了他的女儿芳林。原来这个姑娘为了上厕所，婉言拒绝了和她朋友们玩扑克。当她在黑暗中蹲在院子一角落里时，一个男子头蒙麻袋，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抓住她的胳膊，试图把她拉走。芳林尖叫了起来。攻击者越使劲拉，她越是大声尖叫，最后，他只得放她走了。
　　一天晚上，小申的弟弟起才，和工作队干部谈了好几个小时话。当他走进自己家院子去睡觉时，飞来的砖头击中了他的头和肩膀。
　　有人用一根攻城槌似的檩条，猛击李光清家的院墙。他的几位邻居发现他们家充满了驱蚊剂的气味，有几个人甚至声称他们晚上听见了“黑枪”声。二队打谷场附近外面的一座小庙，也不可思议地被一火夷为平地。
　　杀虫剂、攻城槌、纵火以及枪声，一切都意味着确实存在严重的对抗。
　　那时，宣传队指责所有的事件都是李快腿和秦快嘴干的。“我们认为他们并没有具体策划这些事件，”申主任说：“但是他们牢骚满腹冷嘲热讽，所以造成了这种结果。”
　　“这个集团的成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李快腿和秦快嘴无法公开支持这样的行动，但是他们也没有进行制止，因此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当我们成立起学习班时，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我们只是中级干部，高级干部绝不会支持我们的行动。”
　　“当我们为有贪污、投机倒把之类问题的人举办学习班，并要求他们出去和一些支持我们的积极分子一同劳动时，他们不肯干，他们只是围坐在地里诅咒。”
　　“他们诅咒的人之一就是我。毕竟我曾和李快腿同属一派，我从一开始就支持他。但当他和秦快嘴发现无法把我拉过去时，他们便开始攻击我了，他们甚至指控‘红字号’来张庄‘翻文化革命的案’ 。”

　　1970年中央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运动，叫做“一打三反”。打倒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投机倒把。但这次运动也变成了反对自留地、自由市场、私有企业运动，中央把这一切都谴责为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倾向。7月份来的公社工作队，和10月份来的市工作队都特别注意个人副业，他们没收了从事各行各业所必要的工具，如修表匠秦和武用的手钳和小改锥，以及秦申义用的扳手、焊接喷灯，这是十年之内第二次压制他们。农民强烈反对压制私人手工业，就在10月份新到工作队召集的第一次会议上，几个人指责申主任和公社赵书记砍掉副业，搞乱了经济，“没有副业收入农业怎么发展呢？”
　　大队领导利用类似的问题，责问新工作队并提出了毫不相干的要求：既然不允许个人搞副业，他们靠什么活呢？我们的缝纫组没有会计，给我们找一个。
　　“我们感到很奇怪，”申说，“我们说，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解决日常琐事，你们的革委会可以安排工作，找到会计。我们来这儿是为了解决象整党这样的重大问题，但是没有人对那样的回答感到满意。
　　“二宝”的忠实支持者之一王文则，开始散布各种谣言了，据他说，宣传队连一个简单问题也解决不了。王说：“没盐——鸡蛋换，没煤——去机务段。”王的意思是一清二楚的：由于工作队无可奉献，我们农民就必须尽量利用它，顾及我们自己利益。
　　张庄反对整风的人似乎来自各方面。宣传队由于时间紧迫，无法深入调查所有问题。他们相信农民的话，轻易相信阶级斗争日益激烈，这难道不是毛主席指出的吗？由于大部分公开反对他的人，显然都来自他们的主要斗争对象——大队掌权的党支部，因此，他们继续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李快腿和秦快嘴，并准备进行严肃斗争。
　　同时，工作队中三个主要领导之间也发生了分歧。来自矿务局的高级干部张广胜，长治剧团的李团长和马厂治安主任老申，发现就最简单问题的分析和处理也达不成一致意见。他们不得不三番五次把他们的争执交给上级裁决。最后，3月中旬市委把工作队全部撤走了。经过4天深入的政治学习，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张广胜以及其他三位被重新安排了工作。治安主任和李田长接着又被派回张庄，和他们一起去的，有石圪节煤矿治安主任刘庭洞以及几名新任命的人员，其中有我们那年晚些时候混得非常熟的王腊肉，和白头发的曹福贵。我们从未见过煤矿来的人。他去张庄之后不久就病了，不能继续工作，5月就被高法官所取代。
　　当高法官来到张庄时，宣传队和“二宝”之间的关系也陷入僵局。工作队在张庄提出许多问题进行批评，把所有的问题都怪罪在领导班子身上，而“二宝”也发现了工作队的许多问题，并进行了批评，把大部分问题归咎于外部干涉。尤其使他们感到气愤的是，这个工作队主要都是由于“红字号”组成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迫不及待地挑剔“联字号”忠实支持者的毛病，显然计划不择手段地搞垮他们。如果在整个晋东南地区“联字号”彻底镇压了“红字号”的话，那么在张庄似乎“红字号”却反败为胜，能进行报复了。这对依附于“联字号”的任何人来说，前景都是不容乐观的。
　　其实，工作队队员并不全是一派的。尽管高法官、老八路王、回民齐以及白发的曹福贵都是“红字号”，而王腊肉却是“联字号”，治安主任老申是杂牌货——即开始时他是“红字号”的造反派，当“联字号”统治郊区的大局已定时，他才投靠“联字号”。
　　然而，少数“联字号”和变节者无法保持工作队的平衡，显然“红字号”支配并控制关键职位。可以认为，长治新生革委会用“红字号”充塞工作队，是反对派性的一种手段，是为将来团结一致奠定基础，是争取和解的资态，但是我没有找到这样的证据。这种举动纯粹是一种权宜之计。“联字号”队伍里只是没有足够的老干部充实市直各部门，同时为大规模的整党运动配备所需要的政治工作队，由于没有他人可派，市革委就派出了“红字号”。
　　“联字号”在占据市、地区所有关键职位后，感到大权在握，可以使用被击败的“红字号”当地方工作队员了。许多“红字号”干部长期被下放到干校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干校同事可以借用到宣传队。尽管失败的“红字号”由于“犯错误”而长期在农村当体力劳动者，做长时间的定额工作，相当于接受惩罚，似乎他们也可以作些必要的组织工作。
　　让“红字号”负责由“联字号“占统治地位大队的反常现象，以及经历过长期复杂斗争之后，这样做，几乎肯定会对张庄居民的观点和士气会产生的影响，但是，似乎并没有烦忧市政当局。谁在本地当权，对张庄人来说往往是生死悠关、值得为此激战数年的大事，而在市领导看来是无关宏旨，甚至是无意义的事。对他们来说，事关重大的是掌好地、市大权。只要“联字号”控制着要害部门，“红字号”没有其它选择，只得执行“联字号”的指示。因此，“联字号”肯定会牢牢地控制所有市外地区。
　　由于缺乏一个更恰当的词，把“红字号”派去整顿张庄可以称为“阶级团结”。在中国这样的等级制度的国家里，无论出身如何，国家干部构成了一个高度重视其成员共同利益的特权阶级。不管他们的派别如何，国家干部绝不想与普通工人农民为伍。当需要做行政工作以及有国家大事时，被委任干这种工作的人，是高级领导干部而不是别人。他们愿意容忍少数工农党员干部作为助手，但是唯一的条件是必须清楚地承认谁是负责人。国家干部之间可能为谁支配他们工作、谁——哪一派发号施令，而互相进行严酷激烈斗争，但是他们会拼命地保护他们同类垄断管理事务的权利。在一个等级不太森严的社会，胜利者总会从支持他们的下属中吸收新生力量，但是中国的传统既然如此，胜利的“联字号”的正常举动就是让失败的“红字号”当下手。普通党员的联结加强了同行休戚相关的团结。
　　一名国家干部几乎必须是党员（回民齐例外），这两种身份只不过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互补方面。然而应该搞清楚，反过来却不适用：一名党员不一定是国家干部，国家干部决不允许数百万乡村工厂的党员忘记这一点。
　　如果市领导派“红字号”去领导张庄是正常现象的话，那么处于险境的“联字号”活跃分子，现任张庄干部接受他们领导就反常了。他们把这样组成的宣传队看作是一大灾难。李快腿和秦快嘴感到走投无路，甚至感到被出卖了。他们不相信宣传队会用任何客观标准来判断他们，也不相信会听取他们的任何解决。至少一开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出所料的。
　　两度受挫离开张庄的治安主任申，尤其渴望第三次能有所作为。尽管他效忠于“联字号”，他也不得不试图对“二宝”进行彻底调查。
　　首先，申安排了群众大会，把李快腿、秦快嘴和其他18位成员拉去“斗争”。人们呼喊的口号之一是“打倒李快腿”，站在台上的李也举臂一起呼喊，但每次却喊的是“李快腿永远打不倒。”
　　那一天，李肚子疼得很厉害，所以当齐大夫走近他时，他问他要药。齐大夫取回药，走到 “斗争对象”行列的后面，把一些草药塞在李的手中。

　　当会议结束，申宣布散会后，李快腿冲上讲台说：“你们可能完了，我还没有发言呢。”他倒了一杯水，把药塞进嘴里，然后喝了一大口水，把药送服下去了。这是一种无需解释的挑衅姿态。
　　由于“二宝”集团成员坚定不移地团结在他们顽固的领导周围，申的首要任务就是设法分化瓦解他们。如果没有几个缺口和裂隙，他是无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的。明显的策略，是集中力量突破他们队伍中最薄弱的人物，如申大胡子和林跃龙之类无赖。他希望向他们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他们讲出并揭露过去四年里的阴暗面——贪污、贿赂、无耻之事——任何把 “二宝”说得一塌糊涂的事件。
　　施加压力意味着车轮战——晚上六点钟开始，一直审问到次日天亮。而且还意味着，受监督的人及其所有亲戚和子孙后代都面临着可怕威胁。由于各方面都承担牵连罪，全家人都会想当然认为，如果他们家任何人触怒了官方，他们就会受苦受难，归根到底，施加压力意味着滥用武力，因此，宣传队进村不到一个月就受到毒打的“二宝”的几个支持者指控。
　　愿意谈论此事的人说，无论申主任还是工作队员都没有亲自动手打过人，而是当他们所管理的“修理工”在毒打几个受害者时，宣传队员们作为审问者在场。从未有人揭露过这些“修理工”的身份，只是暗示这些人属于小申的集团。煤矿保卫申仲堂显然是一名选手，因为他自己承认他是一名“打、砸、抢”专家。仅凭他在煤矿为“联字号”武斗，没有理由认为他会拒绝向张庄占统治地位的“联字号”报仇，他们曾压迫自己的亲戚。
　　“修理工”毒打得最狠、伤得最重的是林跃龙，他有九顿饭无法吃，不得不进行静脉滴注。
　　一个穿大皮靴的支持者照着申大胡子的脚一脚，踢得他一周都不能走路，有人说这一脚踢断了他踝关节，也有的说只是踢错了位。
　　一天晚上，秦快嘴领导的民兵副队长齐晋义走进工作队住处，几个男子以图谋偷听为由将他抓住，把工作队叫出来，据说这次工作队和农民们一起把晋义狠揍了一顿。
　　“二宝”及其支持者把与工作队对抗，看作是他们数年进行派性斗争的继续，只由于这次命运异乎寻常地逆转，他们进入了防御地位而不是进攻地位，这个团伙的成员在压力之下不但没有分裂，没有告诉工作队想听的事，反而团结得更加紧密，并重申了对“二宝”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忠诚，充分显示了老八路王认真意到的一种倾向：工作队越是批判“二宝”，“二宝”就越能得到村民的支持。
　　李快腿获得支持的一个原因，是他保护他的朋友。当宣传队开始打人时，李就失去了耐心，决定带领一个代表团去市委抗议。和宣传队告诉我们的恰好相反，李快腿、秦快嘴、郑八字脚和王文则五月的一天，半夜三更溜进市内，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法回答对他们的指控，而是因为气愤地抵制他们及其朋友们所遭受的旷日持久的、日益粗暴的审问。
　　后来李快腿谈起了此事：
　　我们感到来自外面的压力很大。宣传队和村里的压力把我们团结到了一起，我们不得不组成了小组。我们小组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特征，首先我们都很顽强。我们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
　　那一次我们四个人动身去长治，我们准备了六、七十个窝头，背上被子，沿着铁路出发了，时间是清晨三点钟。郑八字脚告诉一位老朋友，他要把他的房子和其它所有东西都卖掉，他要去长治、太原，如果有必要，还要去北京告状。
　　王文则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因为他也无法忍受在四队干活儿了。他说那是一个“敌占区”、“小台湾”。他发誓如果不允许他转出四队，他就决不回去。
　　走到张庄至长治的中途，我们找到了文则妹妹工作的汽车修理站。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早上七点进入市内。但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们已经给忘了，没有一个办公室办公。
　　我们只好分手，计划第二天再会面。八字脚和我去了东关炸药厂，我那里有几个亲戚。秦快嘴和文则又返回汽车修理站。我花费一天时间把我们的一些冤屈写到纸上，与此同时，所有的张庄工作队员和几个公社干部也出发去找我们了。
　　星期一早上八点钟，所有的办公室一开门，我们就出现在市政府大门口。范机灵正站在那儿等侯我们，宣传队干部猜到我们可能去那儿上诉，所以他们要范提高警惕。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他问。
　　“我们来是为了告诉你张庄发生的事情，”我们说，“我们不在乎工作队是不是调查问题，可是他们为什么要白天黑夜打人、审问人？我们不应受这种对待。”
　　范机灵简单问了我们一些情况后，接着说“现在你们最好返回张庄，如果不回去，会影响春耕生产的。”
　　但是我们都说，“不回，我们要先进法院。”
　　我说，“如果你不把我送到法院，就得给我一个供应本，让我在长治工作。我在张庄开会时，他们连坐都不让我坐。”

　　但是，范机灵说：“你们最好马上就回去。如果不回去，我们就不讨论你们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最后通谍，我们出去，找了一棵树坐在下面拒绝离开。我们一边坐着，一边交换意见，一边交换意见一边争吵。一个通讯员出来说，市委崔副书记要见我们。八字脚和我也不去，于是僵局继续着。过了一会儿我们坐得厌烦了，于是我们动身去逛大街去了。当我们下午回来时，都累得筋疲力尽了，我们决定上去见崔书记。
　　他很同情我们。他赞扬我是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并说，我们在文革中都干得很好，但是批评我们领导农业生产不力，重副业，轻农业，不重视学大寨，招待费用太多，在整风运动中闹事。
　　在经过一阵长时间谈话后，我们决定回去。回家后我们都下地干活儿了。
　　二天后，宣传队在王玉梅家院里召开会议，高法官宣布秦快嘴和我被免除职务，留党查看。
　　李快腿重操旧业，干起他小时候跟他生身父亲和其余的叔叔们学的本领——做木工。他既懂如何修房盖屋，又懂怎样打高质量的桌椅、箱子和柜子。李快腿从不为失业而担忧，需要他技术的人太多了。人们要修房盖屋就去找他，不仅因为他懂得如何设计坚固耐久的房子，而且还因为他在木料和砖瓦上雕花刻画来装饰房子，与其它房子相比他盖的房子特别引人注目。
　　可以说，经他盖的每座房子上都留有他的特征，而且人们也自豪地炫耀李快腿为他们盖的房子。
　　尽管他辛辛苦苦地干，可以挣到足够的现金养家糊口，但却无法搞到足够的粮食。七月大队收到的小麦远负重望，许多家庭分到的人均小麦还维持不到秋天。一条出路就是坐火车去河南自由市场购买红薯片。于是许多家庭的主人都为此而离家在外，结果在锄草大忙季节，生产队却缺乏劳力，杂草丛生大多覆盖在田上。为了尽力控制人员来往，大队领导停止了开介绍信，河南当局要求所有外省买主都要持有介绍信。只有证明是遭难的人才例外。当村委违反规定给陈万田和齐龙飞开了介绍信时，李快腿也提出了要求。他养活的人比陈或齐要多，但村委却拒绝了他。他气坏了，去漳移公社，说服那里的干部给他开了介绍信，然后他和三个伙伴，随身携带了一些为讨价还价之用的土产麻皮动身前往河南。
　　原来，麻皮是不必要的。在河南林县，只要有钱就行。但是李快腿和伙伴们一到达目的地钱就被没收了。当他们坐在火车站餐厅吃面条时，市场管理室的一位代表走到他们桌前问他们去干什么。
　　“我们来买红薯片。”李快腿说。
　　“有介绍信吗？”
　　“当然，给。”
　　“这是漳移公社的介绍信，你是马厂张庄大队的，这不行。”这位干部说。他把他们叫到市场管理办公室，拿了他们的钱，让他们回家去。他们找到李快腿嫁到林县的一位老同学，把麻皮留给她，两手空空回家了。市场管理办公室把他们的钱寄回张庄，分文未少，但他们粮食还是不够全家吃。
　　还是同一个干部拦住了陈万田和齐龙飞，也让他们回家去，说河南红薯片不外卖，但是由于他们持有盖着张庄公章的合法介绍信，所以没有没收他们的钱。他们无视他的命令，挨门串户，这里买一些，那里买一些，最后他们都是满载而归。
　　如果需要进一步描述的话，这一事件说明，各级当局对市场及整个农村人口的管理非常严密。折磨失宠人的事例数也数不清。惯于行使大队领导权力的李快腿，对这种限制尤其感到气愤。此外，工作队干部还指责他非法下河南，用麻皮投机倒把，他气得发疯了，但是他孤立无援，只得默不作声。
　　最后由于许多家庭的粮食都很紧张，老张贵才与土改期间曾任潞城区领导的河南一位官员取得联系，通过这位老朋友，他安排了一整车皮干红薯片通过铁路运往张庄。这节车皮在小麦吃光之前及时运到，所以张庄农民并没受什么苦就度过了夏天。
　　尽管免除“二宝”张庄大队职务的决定，可能发生在晋东南地区和长治市派性斗争的非正常时期，但是回想起来似乎很清楚，在他的问题上起关键作用的是阔别17年之后，我突然再访中国。我和我全家到达北京时，正逢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五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总理邀请我们去人民大会堂赴宴，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谈话过程中他说，“我知道你们要去张庄村访问，但是我不清楚是否能这样安排。你知道，我们不清楚那儿是哪个阶级在掌权。”此后不久，周总理通知说，我们终于可以去张庄了。由于宣传队承受双重压力：面对稳定形势和拿不准 “二宝”和大队群众之间矛盾性质，宣传队决定免去他们的职务，在本地提升了工作队更加信任，并确信代表贫下中农的一些人。这种严厉措施，是宣传队中公社、市领导间经过激烈争论后采取的。这是五年内第二次推翻李快腿，1948年以来第十二次重新组建村政府。
　　所有这些人都已经知道我从美国而来，周总理要我重访《翻身》一书写的乡村。

　　七月八日张庄大队支部举大会，重新选出一名新书记和四名副书记，这个五人小组不仅自动接管了党支部，而且接管了大队革委会。整个重新组建工作是根据宣传队提议在党支部内进行的，尽管新成立的革委会应代表大队普通百姓，但是他们既没有参加协商，也没有参加选举。
　　如果要进行选举，李是可能会重新当选的。尽管这样，事实上，党员们选定在李快腿手下当大队主任的张贵才任新支部书记，曾在伞兵部队任指导员的复员兵李光清，原大队会计申起财（小申弟弟）任副书记。陆河仁取代秦快嘴任民兵营长，申许文取代申起财任大队会计。
　　于是，大队为我的归来作好了准备。
　　显然，不改变亚原子相互作用的条件，就不可能测量亚原子运动的这条粒子物理学原理，在社会学领域内找到了相似的情况。一个外国人详细考查的村庄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四千年的中央集权的传统不可避免要进行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