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八十六 鸡蛋变成鸡
老八路王通常开会去得很早，甚至早晨学习时候也是如此。等人时他就讲故事。他通常要阐明的观点是，解决不同问题要用不同的方法。九月末的一天，他开始讲起宋家庄经常闹事的粗暴无礼的年轻人的故事。如果邀请人去村里放电影或演戏时，他们总是一涌而进千方百计占据最佳位置，他们推拉拥挤、打架、呼喊、没完没了的吵架。
一天，大队领导把他们召来，问他们在公共场所破坏秩序的行为怎样处理。这些年青人环顾四周，意识到请来的人都是闹事者，他们互相挤眉弄眼，微笑地站着默不作声，他们说对这种事毫无看法。
于是大队领导决定用一种新策略。第二次剧团去镇上演出时，确保了人们不抢占前排座位，“这些好位置是给小王、李忠……留着的。”他大声宣布，接着很快念完所有捣乱者的大名。这些年青人感到局促不安，纷纷退缩回去了。
“别念我们的名字，”他们请求，“让我们坐到后边。”
但是，大队领导坚持让他们全部挪到最前面，坐在显眼的一排中间。当他们坐下时，领导对他们一一作了介绍。
后来他第二次把这些捣乱分子召到办公室时，他们都表示歉意并答应改正。自从那以后，在宋家庄公共场所演出时，会场总是井然有序。
老八路讲完故事后，俄文教师小李再次通读了8月27日北京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次她集中精力读第三小段，论述要求党员定期参加体力劳动的重要性。社论号召所有干部每天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从而和普通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工作队员们说，张庄的普通农民一走向领导岗位，就很快变化了。以新会计申许文为例，他是两个日前承担这项工作的，因此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办公室里，全神贯注地读书，一次也没有下地劳动过。他是党员，应该更清楚带头定期去积极参加劳动。同时，大队应制定并执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标准。大忙季节，包括大队医生、护士、药剂师和会计，都应全天下地参加劳动，躲避劳动很容易使人蜕化堕落。
“会计怎么能整天埋头忙于办公，连锄头都不拿呢？”王腊肉说：“会计确实不需要全天办公，凡是必须办的事晚上就可轻而易举办完。学校高年级学生和城市高级干部都来参加劳动，为什么会计能例外呢？”
“有些人总是把自己排除在外，”申说，“不仅仅是干部，长治钢铁厂附近有一个生产队，在大忙季节要求钢铁工人和管理干部去帮忙，但当外单位的人在地里出力流汗时，大队很多身强力壮的后生却继续在公路上拉钢材挣大钱。”
“张庄这些年青会计随心所欲，大大咧咧”，高法官摇着脑袋说。“有一天，他们带着4000元现金回来街上，电影正好开始，他们把钱砰的一声扔在大队办公室桌子上，就匆匆忙忙去看电影了。后来，我路过，看到钱摊在那儿，不得不去人群中找这些财神爷。我批评他们粗心大意，但是不是有用，仍有待观察”。
当小李开始读第四段时，张书记出现在门口诅咒。
“怎么回事儿？”
“铁三局那个家伙……他妈的……！”
“什么事？”
“他对我摆出一付‘工人架子’，那个王八蛋。我穿过铁路去那儿看他们要接收的地，这位干部正在那儿拔软谷苗”。
“天哪！你在干什么？”我问。
“只是检查一下土质，”他说，“我们要在这儿制砖。”
“可你不能在这儿制砖，这是我们的谷地。”我告诉他。
“马厂公社说我们可以占用这块地。”他回答道故意装作没有看见人，好象我没有在那儿。
“喂，你们还没有占了这块地，”我说，“你最好别动我们的庄稼。”
“你妈的，你是谁，敢教训我？最好叫你们大队主任来。”
“我就是大队支书。”我说。
“这可使他有些为难了。他不再假装看不见我了，开始看开地了。于是他说‘既然这样，你最好找你们的上司，最好找公社的人来。”
“我没有时间，”我说，“等我跑到马厂返回来，你就把这些谷子连根拔完了。”
“好了，那个人不再拔了，骂了我一顿扭头走了。我一路跑回这儿，你们最好赶快采取行动！”
宣传队员感到十分震惊，有人竟敢在收割季节前一、二周拔掉谷子，他发什么疯竟干出这种事来？地还不是他们的，依照法律，如果三局需要土地，必须在大队办理手续，然后是公社、市、最后是地区，只有地区政府才有权批准耕地转为非耕地。如果经地区批准，铁三局也必须付给大队一笔相当于三年亩产粮食平均价值金额。即使支付了土地费，如果三局不马上使用土地，大队仍有权耕种。一旦种上了庄稼，任何人不得损坏。如果有必要损坏庄稼，必象以前一样从大队开始，逐级向公社、市和地区提出申请，而且庄稼的全部价值——种子、化肥、劳力投入都必须进行赔偿。
但是既然土地还没有转让，怎么就能拔谷子呢？
“我们甚至连他们是否需要土地还没有搞清楚。”贵才说。
“有些工厂总是多占土地。”高法官皱着眉头说。
“确实是这样，”贵才说，“铁三局来这儿时占用了2000亩地，并都付了款。可是一开始他们只使用了200亩。有一天他们来要钱，我告诉他们必须通过各个系统才行。如果他们买上土地占而不用，就必须归还，但是没有规定说大队必须退钱。他们的想法不同，于是我说，好吧，把地给填平，收拾成我们耕种时的老样子，我们才归还那些钱。这可把他们难倒了，他们看看那些坑坑洼洼，看看他们筑铁路路基挖去土及制砖的地方，只字不提钱了，他们只大踏步走了。
在市法院，三局一个人抱怨说，他去征地时，差点在那儿揍了他。高法官说，“市委书记告诉他活该，‘你们不能只是到处宣布没收人民土地。你很幸运，他们没有用扁担揍你’。”
“无论如何，我们似乎是做了桩最糟糕的交易，”贵才说，“当锯条厂代表来协商时，我们决定必须交出一些土地支援工业。可是，他们怎么干得呢？首先他们砌起砖墙不让我们进去，接着在地里种上了庄稼。你倒愿意！你妈的——！他们可以修房盖屋，可以修建车间，但是如果要种粮食，应该由我们来种。我们的口号是‘你们一天不用土地我们就种一天’。所以你最好派人和我去三局。如果我们不赶快去那儿，他们还会连根拔起谷子的。”
高法官要管道工黄和贵才一起去。
工作队员接着又开始讨论面临的主要问题——“二宝”问题。
正如老八路王所预言的那样，把两位干部和小偷拉在一起进行批判，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把所有的对象更加逼入绝境，切断了所有退路。由于他们无法接受给他们贴的标签，也看不到任何出路，他们就团结一致进行反抗，不愿接受批评，更不可能象以前那样进行自我批评了。
我要求安排和李快腿谈一次话，范机灵和林冬同意了。但当他们去问李时，他坦率地拒绝了，“为什么我要和他谈话呢？这有什么用处呢？你们已得出结论我镇压人民，破坏生产，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还有什么可说呢？”
当他们威逼他时，他有点优柔寡断了“如果我和他交谈，我可以说人的真心话还是说你们教我的话？如果我得说你们要我说的话，那我就不说。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同意谈话呢？不谈，绝对不谈，你们有资格谈你的看法，我也有权利谈我的看法。”
“好吧，如果我们同意你想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样呢？”
“我要考虑考虑。”李快腿说。
负责调查所有“专案”的退役军人老王，一直在调查粗暴打击报复三名宣传队员和与他们的合作人的指控。诉讼“二宝”案件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发动人们骚扰接近宣传队的人，但是老王的调查结果令人惊讶。
“分析问题必须全面，”老八路王说，“我们首先要重证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分析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以陆玉生案子为例，谣传说某个破坏分子把666投在他饭锅里。这似乎是一个清楚无误的案子，但是当我们从各方面进行调查时，就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起事件了。事实是陆玉生女儿芳林一天晚上在厕所遭到一个头披麻袋的人骚扰。当她叫喊时，他逃跑了。她立即去找某个宣传队员说，一个蒙面人攻击了她。当我们开始询问此事时，他们家有人说，“我们的锅里还有666”。我们设想，这两件事有关联，那个蒙面人应对此负责。
“但是，第二天当芳林母亲从故仪走亲戚回来后，她家人的口气就都变了。他们不是谴责往锅里投放666的夜贼，而是说他们自己在门楣上保存着666，可能是不小心掉进锅里了。近邻们说陆家屋子里从未保存过666，似乎没人愿意谈论细节”。
“那么你怎么知道锅里有666呢？”我问。
“稀饭里有一股奇怪的杀虫剂味道。”
“是锅里先有666还是粮食里有？”
“没人回答这个问题。”
“你们还有粮食吗？”
“有。”
“但是他从没有拿出一斤一两受污染粮食来。”
“当我设法问芳林时，结果一无所获，每次我问她问题，她母亲都说‘千万别说’，每当提到此事她就失去知觉。”
“芳林自己捂住脸拒绝回答。”
我马上意识到这里必定有鬼，立即想到一种说法，这个蒙面人可能是陆河海（副业队会计，被指控挪用公款1 193元）。过去他曾追求过芳林母亲，这次当他发现他的情妇不在家时，就来袭击她的女儿。
“为什么他竟然追求起她的女儿呢？哼！这种人缺德透了。”
“至于锅里的666，很可能是这一家偷了一些种籽，而为了保证发芽率，种籽已经用666处理过了。当他们做饭时，这种气味向他们发出警告。”
“所以，两起事件并无关联，而且这一家对这两起事件都毫无兴趣。芳林受到袭击时忙去叫人帮忙，但她母亲回家后却设法把一切都平息了下来。在他看来宣传队根本就不应该插手这件事”。
“因此，”复员军人老王说，“罗玉升案子有几方面情况都有问题，这一方面，那一方面和其他的方面。这个方面是指秦快嘴手下的一个民兵李守平。就是他作了不利于贵才的证明，指责他对盗贼小四之死负责。证明贵才无罪，反驳李守平的证据是陆玉生，因此使李守平显得丢了脸，因此有理由设想、存有着某种敌意、某种报复的动机。是他把666投到锅的吗？
那一方面指陆河海，他追求玉生的妻子由来已久，或许他曾企图占有玉生的女儿芳林，但是为什么他要往锅里投666呢？
“其他的方面是指玉生自己。可能他应对666事件负责，可能他在什么地方拿了一些麦种，而不想坦白承认？”
“首先我们只看这一方面。我们怀疑李守平，他和秦快嘴狼狈为奸，因此就使这一案子变成了旧领导班子反对新领导班子，“黑帮”反对“红帮”，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全家那样不情愿坚持指控，甚至不愿谈论这个案子时，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证据。总而言之，我们不得不把他一方面放在首位，那一边放在第二位，这一方面放在最后，那么你就有了一个全面看法了。”
“可是，”申仍然决心控告“二宝”，“你自己说你必须有可靠证据才能怀疑别人，而你所说的证据只是捕风捉影猜测而已。”
“如果我有可靠证据，我就能了结这个案子，”王说，“我的怀疑涉及到许多方面，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引人注目的事实是陆家千方百计回避这件事。一开始他们要揭露对他们女儿的袭击，所以他们把向我不进行控告——夜晚袭击，蒙头男子，粮食里的666。他们到处声张，但是我们一开始进行调查，他们却把整个事件看得无关紧要。所以我判断其他的方面应放在首位。”
陆玉生似乎从申大胡子那儿学到了一些东西。“遇到麻烦，就归罪阶级斗争。”这是一个转移对事实真相的注意力的可靠方法，要不是老八路王沉着冷静地追踪“各个方面”，他或许是会逃避惩罚的。
“旧庙起火似乎也与政治无关，”王说，“我和二队几十个社员交谈过。原因可能是史会芳死了猪。原来，大部分山西人不吃死猪肉，但史会芳是山东人，嗜猪肉如命，珍爱的小猪夭折根本吓不住他。他决定在没人知道的偏僻地方给小猪退毛、烹调、再吃掉。当然由于猪大，他请了一些朋友共同享用，而没有告诉他们令人悲伤的非自然的早死。他选择二队打谷场北面的破庙，作为他举行宴会的万无一失的地点，但他没有注意那儿存放的干芦苇。火星把芦苇给点着了，不等人们来救火，这座庙就被一火夷为平地了。当然大火必须得到解释，有什么能比阶级敌人纵火的说法更加可信呢？
当王老八路淡化对“二宝”一个又一个最严重的指控时，他比以前更加相信他是在处理一对心怀不满的干部，是和阶级敌人或阶级斗争无关的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当他淡化指控的同时，李快腿和秦快嘴，尤其是秦快嘴在不断制造新的火上浇油的事件，诸如李快腿说：“我的小猪还不够给我的‘黑帮’喂呢，为什么该把猪卖给这种人喂呢？秦快嘴说，“我们‘黑帮’分不到救济粮，你们‘红帮’不应该有任何麻烦”和“如果你把手放松点，就能种60斤。”这些话为治安主任申、管道工黄、中央来的林东和范机灵提供了证据，一个阴谋集团正在夺取大队权力。当郑八字脚醉汹汹半夜三更回家高唱“骂殿”时，他的行为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是正确的，而且似乎给他们提供了他们一直在搜寻的证据。难道“骂殿”不是抗议当朝皇帝，不是对夺权的谴责指控，不是被剥夺掉继承权而自认为是合法继承人的主张吗？难道还需要什么证据来进一步证明迫在眉睫的夺权吗？如果迄今为止尚未发生任何事情，难道不只是因为宣传队还在这儿吗？如果工作队撤走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时谁能保证张庄的未来呢？
在调查“二宝”历史后，林东得出结论，他们本身可能不是阶级敌人，但是她仍然坚持认为他们可能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如史歌女的叔叔或历史反革命武玉父亲之类阴险狡诈的天主教阴谋家。“二宝”和妇女们关系密切，林东总是这样争辩。怎么能不怀疑阶级敌人可能会利用这些荡妇把这两个轻信的干部拉下水呢？一个人怎么能不问是否存在幕后策划的暗藏反革命集团呢？即使“二宝”事实上并没有进笔操纵，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执行的政治路线，符合地富反坏的利益，因此，他们在做阶级敌人做不到的事，在起阶级敌人无法起的作用。一个人怎么能解释甚至被免职并交给群众进行调查后，虽经过几个月的耐心帮助和批评，他们不仅仍然拒绝承认任何错误，仍然毫不悔改，而且继续到处发牢骚，并且反复念阴险的顺口溜呢？
林东习惯说：“密切注视，看他们如何和他们的集团进行阴谋活动。他们说他们要推翻新的领导班子，他们天天在领导班子内煽动分裂，千方百计想把领导班子搞垮，千方百计为他们自己重新上台制造机会——这就是他们的美梦！”
林东在范机灵的帮助下，甚至提出了中国农村已经成功地建立合作社15年后，阶级斗争形式的基本理论。这个理论解释为什么出身于确信无疑的贫农家庭，才华横溢的两个青年人，掌权仅几年之后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从而危害了革命。
根据林东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得到了有力长足而深入的发展，阶级敌人再不能公开跳出来，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而逍遥法外（当然，不能说这是不可能的）。相反，他们创造了一种 “拉出来利用”的方法，影响党内干部，利用金钱美女和特权，腐蚀并把意志薄弱、阶级斗争经验缺乏的朴实善良的青年人拉下水。她断言，在1970年代乡村和基层单位，这可能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她提出的对策是要求当权者不断改造世界观，重视毛泽东的路线，动员普通大队社员监督批评领导的行动。教育和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时时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林东扭伤了踝关节不能参加会议的那天，申治安就成了阐述她观点的主要发言人。在他看来，“二宝”案子现在就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他们或是改变态度，听取别人意见，开始作自我批评，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或者继续违抗拒市领导、宣传队、大队委员会和革命群众，最终成为反革命。
这种观点王老兵不知听了多少次，今天早上他对此提出质疑，理由是这种观点轻视了如工作队这个外部因素的影响。老王一点也不相信一切问题取决于“二宝”本人。他根本不相信工作队工作做得很出色。他觉得一个人的转变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需要外部的大力帮助。
“任何人都不能说今天我是一种人，而明天我就变成了另一种人，”老王说，“确实内部因素是变化的基础，而外部只是变化条件，的确外部只有通过内部因素才能起作用，但是……。”
“但是外部因素只能进行帮助，”申打断王的话说“他们自己必须改变态度。”
“我想要说的是，”老王继续说，“你们不能抛去外部因素，它是整个过程中的一部分。鸡蛋可以变成鸡，但是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行——温度、湿度、各种条件必须适当。如果你给鸡蛋提供了适当的条件，它就会变成鸡而变不成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发生变化，在适当的条件下，石头可以变成水泥。”
“但是，鸡蛋变不成石头，”申说，仍然强调内部条件。
“对，鸡蛋和石头没有共同之处”，王说，仍然设法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分析判断上。
我所想的是李快腿可能朝两种方向变化。他可能仍旧无精打采，停止为革命工作，集中精力摆弄他的斧头和瓦泥刀。那样的话，他可以挣好多的钱，让他和其他人一起见鬼去；或者他能变好，和其他人一道干革命。这是可能的，这种条件是存在的。他的思想上在进行斗争。
“难道他真的决心再不干革命了？我怀疑。他的脑袋里反来复去有此两种选择——有统一也有某种矛盾。”
“好吧，那么摆弄斧头和瓦泥刀这是什么思想呢？”王腊肉问。
“我要技术挂帅，走‘白专’道路，就是这个意思。不革命了，政治见鬼去吧。我要拿起我的木工斧头、泥刀修房盖屋赚大钱，空余时间我要四处闲逛。这一切意味着丧失了革命意志。”
“不错，有些屠宰技术所需要的是某种外部影响，那就是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干得好，如果群众采取正确方针帮助他，他仍然可以回心转意的。为什么不呢？”
王描绘的一幅图画，与林东所描绘的大相径庭的，但是这是一幅我能理解的图画。我猜如果李快腿外出盖房子，而不把张庄革委会推翻，那将是一个残酷的时期。如果把他打成反革命就更不可能了。张庄村面前的真正选择，似乎是一方面使被免职的支书生活困难重重，被迫外出做木工；或者别无限上纲上线，错误就是错误，不要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对别人的优点有所了解，给人以出路。无论怎么说，阶级斗争在这个方程式中不起什么作用。真正的问题是派性。如果李快腿承认这点，他自己是会采取主动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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