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九　再见吧！张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八十九　再见吧！张庄

　　我们于10月20日离开张庄村。中途在长治逗留了两天，以便能会见李英奎司令员，进一步弄清文化革命的一些情况。我们乘吉普车前往京汉铁路的大站邯郸。我们的路线是向东穿过群山，再往下行驶。1947年我第一次访问上党时，乘卡车向上行驶时走的正是这条路。1948年我离开张庄前往北方大学新校址——河北正定，与教职工们会合，我和戚云、谢虹时而步行时而乘骡车，那次走的大部分还是这条路。
　　这几年，公路系统职工大大提高了高原公路的质量。那铺上厚厚一层砂砾的路面，坚固的桥梁和涵洞，维护良好的排水沟，昔日的土路已变成风雨无阻的通衢大道。长治与邯郸之间每小时对开一次长途汽车。在往南行的路上，随处可见正在繁忙施工中的新的东西铁路线——桥梁与石栈架已安置停当，一段段路基即将完工，还有一堆堆砂石、一排排枕木，各种形状与尺寸的推土设备。驶过涉县后，我们想辩认出1948年修的那条顺山沟而行的窄轨铁路，那是华北解放区的第一条铁路，但是加宽的公路和新修的铁路已经把它淹没得无影无踪了。
　　尽管公路有了改善，但是农村风貌依然和23年前差不多。还是那么一个奇妙的地方：高耸的石山，黄土复盖的丘陵和无穷无尽的沟壑低谷。几个由石块和土坯盖成的房屋构成的山村，巍然如中世纪的堡垒。其余的建筑或隐陷在无边的深沟之下，或附着在陡壁斜坡之上。这些山村有的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是从来没有破坏或侵犯过大自然。相反，它们似乎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就象那被溪流冲刷形成的黄土峭壁和株株杨柳一样，都是当地自然气候和地形的固有产物。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在果树的环抱之中。春天鲜花盛开，美丽得不可思议。此时是秋天，棵棵树上则是硕果累累。当我们向前飞速行驶时，后面卷起了滚滚烟尘。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柿子树。那些伸出枝杆的巨人们，足可与美国古老的苹果树试比高低，或比它们更加高大。此时，柿子树上正结满了颜色像桔子形状如“西红柿”的柿子。看到这样的丰收景象，我们不禁恍然大悟，难怪中国人把我们的番茄叫成“西红柿”，因为洋柿子和中国柿子确有不同。紧挨柿林的便是核桃树。如果说太行山有什么特产的话，那就是核桃了。在我们轰鸣而过的大部分村落的小摊上，到处都有出售核桃的——去皮的，带皮的，染上红颜色的，蜜饯的和核桃仁，真是应有尽有。
　　这些山村的诱人魅力总是令人难以描述。山村的颜色就是岩石和泥土的本色，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由岩石和泥土构成的。山村的结构局布是复杂的、多层次多平面的，是由当地的高原地形决定的。每家住宅都有自己的院子，猪圈，找弃食吃的鸡、癞皮狗，和壮观的山景构成一个独立王国；同时也是一个复杂而互相依存的社会团体，远不是一个个单家独户简单相加所能比拟的。我真想不出，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加情愿欢渡晚年的地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和我有类似的想法。当胡宗南大批部队从南逼进，她被迫撤离延安时，她哭了，而且谁也无法安慰她，因为她心里明白她不能再返回去了。延安的黄土丘陵和黎城的黄土丘陵之间没有多少差别。
　　在“政治挂帅”的口号鞭策下，共产党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建设新农村”运动。破旧的、乱盖的住宅统统被拆毁，代之以一批批整齐划一的兵营式的排房。每堵墙、每个屋顶、每个院子都一模一样。每家前门朝正南、后墙朝正北。大寨农民修建排房式石窑，因为他们的黄土窑洞倒塌了，而且在他们的山沟里修房盖屋只能朝一个方向扩展。可是其它山村模仿大寨，竟在各种各样的地形上修建起排房式住宅来。武家坪农民甚至宣称，沟沟坎坎土地上盖的小群传统住房不时兴了，不惜毁掉良田，在河滩地上修筑一排排新房。
　　我简直搞不清各地的这股“整齐划一”之风是从哪儿刮来的。难道这是新领导干部对控制农村人口问题的一种直觉反应？难道是幻想通过实行标准化、机械化，来发动群众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难道是农民激进分子采取强硬措施，搞平均主义，以便为每家每户创造完全均等的物质条件下的公平正义？难道它反映了对孔子以前井田制“正方直线，座北朝南”美学观的继承？不论原因何在，这股风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农村和自然美景和乡村生活的特色。
　　大家只能希望这股风尽快消散。
　　我们顺太行山脉的宏伟阶梯疾驶而下，从潞城、到黎城、涉县、武安和邯郸。每个县城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比前一座县城更接近海平面。途中我试图了解曾经耳闻目睹的一切，但无论如何煞费苦心也摆不平一些问题。有一个时期，文化革命似乎是历史的分水岭——一次重大突破，它使人们摆脱了旧中国的上层建筑，摆脱了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文化，并将它们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现时，他好象已被贬为最最离奇古怪的玩弄阴谋，相互撕杀，一场彻头彻尾的、任意胡作非为的、争权夺利的派性斗争；一切都无关紧要，只要能达到战胜对手的目的，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如果说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残酷竞争，那么社会主义（如果中国是社会主义的话）就象在政治上相互残酷倾轧。似乎他们最关心的是国家权力。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不仅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且是具有最重大意义的唯一活动。在资本主义西方，那些拥有最多资本，最大股份工厂、机器和资源的人掌握真正的权力。他们支配国家，在政治舞台进进出出，或者狡滑地互相任意轮换职务。谁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就支持谁上台执政。他们既然继承自己的财富，其权力就相对稳定。总统可以换来换去，但是洛克菲勒们、福特们、杜邦们，麦伦们则代代相传。在“无产阶级”中国则不然，权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登上领导岗位的那些人手中。他们没有其它夺权场所，没有独立的物质基础，因此也就没有判断谁能够、谁应该掌权的客观标准。文化革命的组织者们五年来一直坚持认为：谁该掌权要看他们执行的是什么政策，根据他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如果区分两条道路却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自留地”就是资本主义吗？“大队核算”就是社会主义吗？李英奎说程首创是叛徒，他就推动了革命了吗？程首创叫李英奎反动军人，他就是为人民服务了吗？李快腿鼓励搞副业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小申吸收富农儿子秦根寿为新成员，他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吗？
　　那时候最使我忧虑的是李英奎司令员所作的分析。当我在北京郊区的二七机车车辆厂呆了一个月，然后又在清华大学住了三个星期，我了解到足够的情况，证明中国的派性斗争是无原则的。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都把派性斗争看作是过度的行为。在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形成相互对抗的两大派的地方，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坚持和谈，说服双方不要夸大对方眼中之刺，而看不见自己眼中之梁。各派应该把从前的不满和仇恨放在一边，互相伸出友谊合作之手。尽管晋东南执行和谈计划，但事实上，只有武装对峙和劝降的最后通谍，才结束了这场战斗。于是唯一剩下的命运仲裁者，就是人民解放军。军官们宣布一派是革命的，而另一派是反革命的。一派授以权力以资奖励，而另一派送到干校监督劳动或去农村“蹲点”以示惩罚。军官们跟踪一位被指控为反革命派的头头，在邯郸郊外的一个公社把他逮捕，并押回长治当作国民党代理人进行审判。军官们对他施加刑讯，逼他招供，把他腿都给打断了。这一派其余的次要头头少说也被枪毙了六个，被毒打和监禁的更多。然而李英奎仍旧坚持，他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坚持捍卫社会主义道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改造中国的。
　　我曾回去深入地向李探询过三次，每一次都得到同样的和更加认真、详尽的答复。由于我不相信我听到的情况，一再坚持向他发问。因此，我被攻击为右派分子。中央来的林东对我说，她看不出我和其他资产阶级反动记者的观点和做法有什么区别，都对在中国听到的一切持怀疑态度。
　　“你不是把这次斗争的罪过统统推给‘红字号’了吗？”我们第三次见面时，我问李英奎司令员。
　　“文化革命中，派性斗争、封建氏族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都混在一起了。”李司令说。“我们晋东南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斗争的核心围绕着一个人转——就是程首创。有人支持他，有人反对他。他是掌握大权的阶级敌人。1967年夏天，在他成立“红字号”以前，晋东南地区不存在派性斗争。一些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夺权之后，差不多快要解散了。后来程打起大旗，夺了革命委员会的权，还从部队拉出一小撮人，这样就引起了一场风波。那些不赞成他的人没有办法，只好组织起来自卫。他们成立了反程的组织，支持革委会，支持部队。这条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这里只有路线斗争，没有派性斗争”。
　　“把一个领头人的性质问题，当作判断整个群众团体的准绳，而且仅凭一项指控就判定他是敌特，我想未必合适吧？”我仍然迷惑不解地问。
　　“在战争中，我们必须看准敌人阵线的弱点，进行突破。我们知道这是路线斗争，但是其他不懂。文化革命期间各种人都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因此要识别一个人的路线是否正确，首先要看他支持好人还是坏人。这是判断任何路线的标准。错误路线支持走资派，支持资本主义复辟，支持坏分子。”
　　“农村也一样。贫农走集体主义道路，也就是勤俭朴素、吃苦耐劳、改造大自然的社会主义道路。地富反坏却妄图走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道路。判断一个党支部书记是否正确，要看他支持什么人。如果他支持坏分子，他走的是错误路线；如果他支持真正的贫农，他就站在了正确路线上。
　　“因此我着手证明程首创本人是国民党分子。他手下的人也都是坏人，或犯有前科的人等等。整个集团的目的就是反对解放军，反对革委会，反对广大人民群众。……我们的敌人是国民党代理人、叛徒、反革命分子。正如毛主席所说，共产党领导人民正在进一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因此突破口就在这儿，就在这个问题上。当然将来还有很长的大文章可做，可是我们集中对准这个靶子，我们就有力量。这就是斗争策略。”
　　李司令在结束他的陈述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程首创这个代理人是关键因素，是全地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搬掉这块拌脚石，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一个人无论进行什么斗争，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抓住重点，彻底解决。以这一重点为基础，我们就能战无不胜，就能紧跟中央，站稳脚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里，赤裸裸地暴露了政治原则的丧失。原来夺权之道在于通过谴责反对派，在于对对方领导人进行政治迫害，把他们一下子推向极端，打成阶级敌人、国家的敌人，一下子说成罪犯。中国的这种传统和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源远流长，世代相传，在小说、诗歌，主要是在戏剧中反映了出来。梁山好汉，水浒山寨上的起义军，不都是因为遭到某种诬陷而被迫造反的吗？当皇帝的钦差大臣刘大人微服私访山东时，不也因遭诬陷而下监狱了吗？他不是发现狱中的难友大都和他一样，同遭被诬告的厄运而感到震惊吗？在中国，夺权的第一步就是败坏前面挡道人的声誉。如果必要的话，就对他进行最严厉的指控。另一位水浒英雄林冲不也是受人诱骗，带刀擅入高太尉的白虎节堂，被诬陷为图谋行刺当朝重臣的吗？
　　令人胆寒的是这种手段带有普遍性。李英奎在地区这样干，范机灵在市里这样干，史昭盛在公社这样尝试，“二宝”在大队如法炮制。他们都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言词——原则、矛盾、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革命、反革命等。而每件事却按照古老的官僚传统行事，不能和任何多重状态，任何基层的主动精神、任何下级的不同意见相容并存。非专制的政权必然变为不稳固的政权。不论地区上下概莫能外。刘未老主任和张日清政委在太原诬陷“卫、王、王”，同时又千方百计相互拆台。他们都希望得到北京的指示和支持。那时在北京的大部分首脑人物，都忙于在全国范围内窥伺伏击他们的对手，而尚不清楚的是，核心人物毛泽东本人，在他反彭德怀一案和反刘少奇一案中，给别人示范的方式是什么？由于毛泽东主宰中央，无论他采用什么手段，都可以把自己的行动表白为合法的。但每当他为了权力斗争采取行动保卫政权时，不论他主观意图如何，其结果总是导致派性斗争。
　　1971年，我觉得毛确实为文革的派性问题而懊悔，并且看出派性是一场灾难。他三番五次采取措施制止派性，但是他的悔恨，显然已不足以制那些激发和激化派性的活动。派性是个人、团体、帮派以及群众组织之间进行的无原则的权力斗争。一旦由于中央发动，就会急速蔓延，很快失去控制，就会根据本身法则按指数曲线扩大，横扫一切障碍，使全国陷入困境。我无法从理论上对派性进行阐述，也不了解其规模大小，更没有真正感受到它所预示的灾难；然而我确实看到，无论什么地方发生了无理性的对抗，那里的整个区域就会遭殃，生产就普遍停滞萧条。
　　“停止”和“僵持”这两个词可以概括张庄当时的形势。这个村似乎在和自己作对，在漫长的季节循环中，显然缺乏一种驱使它奋发向上、勇往直前的动力；但是我却一次又一次感受到这个村庄的集体潜力。我看不出它的组织形式有什么根本错误，或致命的问题。1971年的张庄与1948年相比，其变化是不寻常的，而且几乎是完全应该加以肯定的。无论用什么发展标准来衡量，张庄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以教育为例：——学校现有学生480名，专职教师20多位，整整一代人都有了文化。这有什么错误呢？旧社会整个张庄一年培养不到8—10个学生。土改后，个体农民无钱供子女受正规教育，组织起合作社才把办学校当成一回事。他们说，用一个指头办学校，用九个指头忙别的重要事务。
　　或以卫生保健为例：这个村有一个配备两名医生，一名专职药剂师、人员齐全的医疗所。还有一个合作医疗计划，保证所有的人每人享受一元钱的医疗保健费，是每一年吗？这又有什么不对呢？难道一个单干户能发动人们，一个早晨把全村的蚊蝇消灭干净吗？从物质角度上或有可能，但从组织上讲肯定是不可能的。
　　或以植树造林为例：为全村服务的林业小组，建有一个中心苗圃，每年可种植几十万株树苗。这有什么错误呢？没有集体组织用其他方法能组织起来吗？
　　或以种菜为例：大队有六个菜园，每个十来亩大小。每个菜园都有几口水井供抽水浇菜地，都有几个行家管理。这又有什么错呢？他们统一购买菜籽，成批定购化肥，还有统一销售蔬菜的市场。这又有什么错误呢？没有一个这样的集体，这些菜地几乎是无法存在的。解放前，张庄只有神父种菜，其他人则去山上挖野菜。
　　或以住房为例：尽管张庄的住房是私有财产，修房盖屋是个人私事，但是大队制定了建房标准，并在村周围拨出土地供修新房。因此实质上是以全村最大利益为基础，有计划地发展住房建设。如果是合作化以前，地是零散的私人财产，这样的计划是行不通的。
　　当然，集体化的威力还是在生产领域里充分显示了出来。张庄村有能力动员大量人力完成，提高粮食产量，或进行新的副业规划等一切必要任务。上级提出深翻土地，72名青年人就全力以赴干了起来。在一场持久的深翻运动中，他们深翻土地800亩，深度达1尺多。不论深翻是否有益，这场运动本身证明，集体化形式是行之有效的。每当一项工程需要集中劳力，它就可毫不费力地做到；若一项工作需分散劳力，如上山采集草药，或沿路拾粪积肥，也一样可以完成。经常出现的，也是唯一真正的问题是：公社或市级领导瞎指挥，命令搞不合理工程，或提出不切实际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队也一概积极响应上级口号，就难免做出荒唐事来。但是这不是集体化本身的错误，而是公社权力过于集中，大队自主权太少的结果。同时也是政治风潮造成的，因为上级动不动就把地方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当作违法乱纪去批判，使他们在政治上失去信任。
　　当市领导把灌溉说成是提高粮食产量的灵丹妙药时，张庄农民走出家门，组织起来修筑了一条主干渠，一个抽水站，一条辅助灌溉系统。但是结果证明，灌溉造成的问题和解决的问题起码同样多。兴修水利的尝试失败了。张庄的“盐碱地”继续侵蚀庄稼。如果能找到改造“盐碱地”的方法，张庄有大量的人力使之付诸实施。他们在生产上永远具有突飞猛进的潜力。同时，如果稍加指导，大队在工业上也能取得成绩。它可扩大砖瓦生产、修建水泥厂，还有机会向邻近新建工厂承包工程。无论做什么，大队的集体力量是一定会成功地显示出来的。
　　在我看来，张庄已经具备了迅速发展和繁荣昌盛的一切必要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平坦、有潜力的肥沃土地；忠诚坚定、吃苦耐劳的老一代；朝气蓬勃、有文化的青年一代；还有许多能工巧匠；许多经验丰富的干部。这个村所缺少的是团结和政治远见。张庄农民需要选择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确定一些共同目标，然后着手去实干。
　　前景会怎样呢？
　　从全省和全地区的政治状况来看，前景不容乐观。正当上上下下的敌对派系各自忙于加强公开的党羽组织，把成千上万的人打成反革命或受反革命蒙骗的人；同时又把成千上万的其他人奉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英雄，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庄人怎能团结一致共同劳动呢？“红字号”蒙受了奇耻大辱，以致那时，原来那些斗志十足的“红字号”积极分子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身份。有些宣传队干部本来是“红字号”，但就是不敢提及此事。他们一面尽力缓和基层对普通“红字号”的压力，一面又附和“联字号”公开谴责“红字号”是修正主义分、反革命。这样，他们促使晋东南的善与恶、天与地、上帝与魔鬼之间冲突的荒唐神话继续延续不断。
　　张庄的两派都声称他们自始至终忠于“联字号”。这反而使情况更复杂化了。但无论小申和他的“海燕”“上甘岭”的成员怎样解释，大多数“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成员仍然坚持谴责他们是“红字号”，并且按“红字号”对待他们。当转机到来时，给小申彻底平反，恢复职务、恢复党藉，本来是一重大胜利，可能为消除派性扫清道路。可是与此同时，“二宝”和他们的“黑帮”却顽固地拒绝承认错误，拒绝握手言和，严重地威胁着这场胜利，使人们对这条已扫清的道路是否能永远畅通无阻，产生了怀疑。
　　在我离开张庄的前几天，李快腿终于同意跟我谈话了。这是因为他得到保证，可以说自己心里话，不必说宣传队要他说的话。我想弄明白，他认为张庄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听了他的回答，很快就明白了。张庄的主要问题，就是对手小申本人，特别是这位干部为了要王文德对中农王小南之死负责，所作的令人怀疑的努力。在李快腿看来，这是对土改运动和整个民主革命的严重的反攻倒标，是反革命的“翻案”行为。他严厉批评宣传队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如果不尊重事实，你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翻案行为是个大问题。如果你不承认这点，你就是不要阶级斗争。……后来我们没有领导好生产，不等于说我们反对翻案是错误的。”
　　为了强调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他暗示小申是阶级敌人。

　　和李快腿谈话后不久，我再次和小申去交谈，试图搞清他对张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看的。他同意李快腿的看法——主要问题是阶级斗争。但是他颠倒了其对手扮演的角色。他把这场斗争看作是“二宝”及其代理人，与小申和他同事们之间的对抗。他认为，“二宝”一伙全都背叛了自己的贫农出身，而小申自己和他的同事们则坚持保护了贫农的利益。
　　“毛泽东教导我们，不管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小申说，“但是‘二宝’身为大队干部，办事情却像是人民的主人。人人都害怕他们，他们怎么能深入群众解决问题呢？捣乱分子，行凶打人、诬告，把件件事搅得一团糟的人只是少数（主要指秦快嘴的民兵），总共不到20人。大多数贫农都没做过那些事，没有违反《十六条》。
　　“要是在运动中群众起来打我，或相互打起来，那不是这类问题。‘二宝’他们尽管年轻，可都是干部，他们应该执行党的政策。他们不那么做，那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这里的问题不是派性斗争，而是阶级斗争。”
　　怎样才能协调这些观点呢？双方都是青年人，都是贫农出身，都是党员，都聪明能干，吃苦耐劳，他们怎样才能找到共同立场一起为集体服务呢？怎样能使他们团结起来呢？
　　截至1971年10月，答案还不清楚。由于全地区陷入派性困境；由于定下政治基调的一位将军，本人实际就是一个派性头头，要在基层农民中进行团结，其前景肯定渺茫。单是派性就把文化革命给断送了。在政治大混乱中造就出来的人们发现，自己甚至不能认真思考，更不有说为毛主席六年前满怀希望和热情，发动这场运动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找答案了。我们怀着迷惘与失望的心情离开了张庄。我对张庄和整个山西农村的未来忧心忡忡，我对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没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
　　在以后的十年里，我试图对在那非凡的年代里所发生的事情，作出有条理的解释。当千百万中国人在进行独立思考的时候，共产党发表了一系列声明，从谨慎的肯定逐渐转向彻底否定。
　　毛还在世时，评论就已开始承认文化革命犯了严重错误，但仍然称是“为了保卫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绝对必要的运动。”毛逝世和“四人帮”垮台以后，新闻喉舌开始批评某些过度行为是极左，并把这些归罪于毛的夫人和她的“上海帮”。1979年10月，叶剑英元帅代表中央，最终谴责整个文化革命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大浩劫”。评论界则称为“失去的十年”，这一表达和千百万人民的亲身经历相吻合。（尤其是大批知识分子，他们遭受了严重的伤害。他们长期在乡下劳动，甚至被当作政治犯惨遭严刑拷打，并且诛连到亲友，导致亲朋好友的死亡。）
　　叶的宣告，给一系列文章和讲话开辟了道路。一些文章和讲话把这场“假”革命直接了当地归咎于毛，并把他晚年的政治活动判为极左。当他们逐渐展开这个主题时，毛的批评者开始探究起文革前的历史来。于是他们把毛的极左路线向前推，首先包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成立，一直到农村全面成立高级社，和五十年代中期城市轻率的合并手工业和服务行业。
　　这次历史的修正，把解放后约1956年作为革命的转折点；前进与后退，正确政策与左倾政策之间的分水岭。在指责毛后来的一切做法时，他的批评者避免以任何具体方式提及毛在那时经常强调的问题——关于发展和巩固中国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既然他们否定了各种关系，把公社、合作社，甚至生产队都看不成熟的东西，那么巩固这些创举的文化革命，自然轻而易举地予以否定了。“失去的十年”也就无需再解释了。
　　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是由一种新的激进的合作化与公有制构成，并没有新思想、新文化，或新制度作为复合物，起配合和支撑作用。在革命过程中，毛一直认为，只有把革命推向上层建筑，只有改造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只有通过教育改革、文艺改革、社会组织的改革，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政府机构的改革，才能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相支撑的新型社会组织结构。没有这样一个新型结构，没有一个具有凝聚力的，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文明，新生的经济基础便不可能发展，也不可能持久生存。
　　中国以及世界其它国家后来的经验证明，毛的观点是正确的。许多革命以后的政体，把大部分工业、农业置于全民或集体的管辖之下，但显然没有在其它方面建立起类似社会主义的东西。再加上各种矛盾的困扰，官僚机构的压制，这些政体就存在不稳定性，经常危机四伏。
　　尽管如此，毛的反对者仍然抵制住对五十年代现状的一切严重挑战。他们认为，土地分配给农民，国家接管了工业，内部革命就完成了。所剩的大问题就是技术问题——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的矛盾。他们说，国家迫切需要的是技术现代化，专业技术和教育、协调的工业管理和国外——亚洲华侨团体、日本和西方大量引进资金和科学技术，而不是进一步造反，进一步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造。
　　五、六十年代，毛谴责这种主张为修正主义，并强有力地推出他自己的继续革命理论。他的观点曾一度压倒一切。他对中国人民的创造力作了精明的估价，尤其是对农民，指望他们释放出自己的力量，去改造农村，改造国家，同时改造他们自己。他越过大多数党政官员，一次次直接号召亿万人民行动起来，向权威挑战，蔑视传统，摧毁一个又一个障碍。在这次运动中，积极分子们成功地创造了新的社会、经济和政府机构。土地合作化本身就是伟大群众运动的产物。之后即产生了一个民主选举的集体代表大会。大跃进点燃了人民公社的生命之火。
　　这是一个区域性集体单位，有史以来第一次把民、政、军、教育、卫生保健、社会服务，以及所有的生产活动，集于一个统一的、半自治的领导之下。文化革命期间，造反派组织推翻了所有的掌权者，用群众组织、部队和被罢免的干部三方代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这是一次大换血。
　　然而毛激起的群众运动远未达到预期的最高目标。无论高级干部还是低级干部，都把合理的指示变成了无理性的教条。实实在在的成就，反而为采取破坏一切成就的那些极端措施，铺平了道路。年轻的官员们像他们取代的老年官员一样滥用职权，猖獗的地方主义威胁国家的统一。生产下降，热情衰退，运动一个接一个逐渐停止了。基层的新设机构既定形式继续存在，但是没有保留多少革新和民主的内涵。上级施加压力，要求实行统一的、集权的、等级制领导，因此实际权力往往落入多半搞“一言堂”、被任命的党委书记手中。虽说比以前人员充实的多、讲求实效、工作周到，但是，很快就重新制定出和传统体制极相似的规章制度来。
　　当毛的超级尝试——文化革命陷入无原则的派性斗争的困境，当毛不得不命令部队去阻止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时候，很清楚，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说，革命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四人帮”挑战的痛苦和愚蠢，以及华国锋政权空白阶段的不稳定的壮态，显示了长期演出的戏剧的凄惨收场。毛伟大战略部署的受害者、斗争对象、旁观者和勉强的合作者，结成反动派联盟执掌大权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他们不仅摧毁毛领导下建立的意识形态、文化、制度等上层建筑，而且还摧毁了曾使农民、手工业者和山区工人进行集体生产，商贩进行合作贸易的经济关系。通过重新恢复毛十分激烈谴责过的一切实用主义和利润挂帅的政策，中国新的领导人为那些人力充足、资源丰富的人们，利用新获得的“自由”发家致富开通了道路。
　　毛进行的斗争虽然被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扭曲了，但它显然不仅仅是为解决权力斗争问题，而是决定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因此没有人能轻易调和对抗者相互抵触的政策，或是由此而产生的两种显然不同的世界观。
　　毛的创造被击败，能够证明批评者的正确吗？毛的纲领是十足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极左的唯意志论吗？
　　相反，最有力的证据是三十年间大寨大队所取得成就，以及大寨作为样板在陈永贵家乡昔阳以及全国农村产生的影响。提倡先公后私，通过扶植强大的集体单位，和强调自力更生精神，中国各地农民在各自的乡村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征服大自然，改造旧山河，创造富裕的生活。他们并不象现在的批评者责备的那样只管粮食，牺牲其它。他们执行的是毛的全面纲领——以粮为纲、兼顾林、牧、副、渔及各种小工业，并全面开发资源。他们的创造力、生产率和高标准生活震惊了全世界。
　　七十年代，张庄学大寨相当快地解决了观点、领导和生产问题。马厂公社的“老大难”单位，在学大寨道路上走在了前头，并且在副业、土壤改良和机械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向全国农民提出了挑战。我写的这部历史的最后一部《分山》，就是讲述张庄农民如何打破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停滞局面，创造出适合他自己的特有科学技术。这是一个反映一个村庄发生迅速和深刻变化的故事。
　　张庄农民在改造他们的经济生活时，全国的大寨追随者并没有把他们的活动局限在乡村，而是进而组织全公社、全县的人力，展开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大规模群众运动——“大会战”（现在已被斥为“一平二调”）洼地排涝、引水上山、淤滩造地，以肥土复盖贫瘠的沟沟梁梁等。七十年代中期，每年冬季，为了未来几十年的农业大丰收，参加农田基本建设的人数多达三千万。如今的新闻报导充满对单干户所取得进步的赞誉之辞；但几乎闭口不提，这些单干户欠了修整土地的集体劳动者的债，也不见他们解释：既然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几乎全部停止，怎样去创造和开发更多的资源来满足子孙后代的需要。
　　当然不能无视所有那些零散的极左的愚蠢现象，极端平均主义，“瞎指挥”导致连根刨起果树去种粮食；为了加强田间生产限制手工业；为了杜绝投机倒把禁止集市贸易——这一切都是以学大寨为名进行的。也不能无视由于干部无能，许多村庄不能沿着大寨路前进，而变得漠不关心；或是党的领导专制，使人们陷入新封建主义僵化状态。人们可以怀疑：解散集体，分田到户，个人承包，放弃全民经济杠杆，是否就是挽救失败的良方？
　　许多落后大队的群众，倾向于把土地个人承包当作一次解放，一种摆脱高压统治的方法，而承包合同制则把每个农民和国家置于一对一的关系。这种关系威胁要摧毁成功的集体社员们团结一致而获得的自主权。不幸的是，这种自主权——由管理良好的民主集体显示的自力更生的持久力，他们有抵制干涉，独立前进的能力，对所有的上级官员的权力都形成了威胁，使他们失去安全感。肯定是这种原因，使许多官员如此卖力地推动每个大队停止集体生产，并把大队资源承包给个人进行开发。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任何从管理不善的生产队“小暴政”中解放出来的个体农民，很快就发现，他们又把自己置于更普遍、更多的“暴政”支配之下，如：大自然、市场以及上级政府的专横霸道。一旦全体农民返回到先前“一般散沙”的无组织状态，个体农民再度发现，要有效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是多么软弱无力。
　　新时期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当亿万人民开始响应这一口号时，两级分化使乡亲们走上背道而驰的道路。早已隐没的紧张的阶级关系复活了。为之掩护和辩解的盲目崇拜和宿命论随之也复活了。一切被遗弃和压制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像野草一样突然有力地暴发出来，想把大崩溃中幸存的集体幼芽扼杀掉。雇佣劳力和放高利贷的农民不断增加。收割季节，农民们发现有必要在地里搭起棚子，让家人日夜看守庄稼，以防不太幸运的农民偷盗。肥沃的田地中心零零散散地出现了坟墓。翻身农民几乎在一代人以前，就清除了土地上的这些障碍物，死人用多长时间会把刚刚分给活人的土地重新占用完呢？树木、电话线杆、电力线杆，甚至学校和村庄的其它房屋的门窗等，在光天化日之下不翼而飞，成为最先图谋宝贵木材者的掠夺物。当然还有集体的机器，为了分掉机械零件或废料，竟然把机器拆毁。
　　猛涨的新娘彩礼，铺张的婚礼，为了保全面子，夸耀孝心而更加铺张的葬礼，和农村大兴土木盖房一齐迸发出来。这些现象可能反映了收入增加，更确切地说反映了从积累、投资向消费的重大转移。随消费品市场的扩大，由于受十分偏向工业品的价格剪刀差的刺激，财富向城市流动的速度加快了。以北京为首的一些城市，暴发了兴修高消费的高层住宅和宾馆热，这种狂热只能扩大城乡的鸿沟。同样，恢复高考制度使城市优秀人物的子女涌进大学，只能扩大脑力与体力劳动、专业人员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差别。这两类人因此会更加脱离仍不可改变地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五年以后，这些倾向会产生什么样的紧张关系，什么样的对抗呢？十年以后又将如何呢？
　　基本问题是：既然毛泽东为中国制定的纲领，既能防止两极分化，又能保证继续发展，为什么会如此惨遭失败呢？
　　答案只能是多方面的。而且迄今为止，其答案也远不是圆满的。有几点似乎相对清楚。有些方面应归咎于毛及他的支持者的主观缺点，有些方面与他们试图改造的文化具有稳定性这个客观现实有关。
　　毛的纲领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毛不情愿或无能力发动一场对左倾路线或左倾政策的群众运动。
　　毛每次发动群众，大量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总是一成不变地把运动推向极端平均主义，总使人联想起土改时期的贫雇农路线。在以后的年代里，毛不但不开展全国性教育运动，教育亿万人民懂得极端行为的反动性和破坏性本质，鼓励他们抵制极端倾向，而是采取行政手段，主要是在最高统治集团把人们调来调去。这样就使一种普遍流行的看法变本加利，即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左，无论如何是革命的，右则是反革命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曾经多次发动反右倾群众运动，试图最广泛地发动人民，从政治上教育他们，鼓动他们行动起来。这种战术的差异导致了1973年陷入一个不可思议的绝境。那时毛把已死的臭名远扬的左倾分子林彪作为右倾分子和孔子拉在一起批判。这种差异也促成了政治上的瘫痪，它长期阻碍党内外对“四人帮”种种明显的倒行逆施和暴政作出一致的反应。总之，毛未能有效地处理左倾暴行，使反对派有极大的可乘之机，利用左倾政策打击革命，再把罪名转加给损失惨重的地方。
　　危害性最大的过激行为的根源，恐怕就来自毛反复重申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口号。尽管这些口号揭示了总体形势的实质，明确指出了各个发展阶级困扰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对处理大部分日常事务没有多少用处。干部们把一切矛盾都当成阶级矛盾，矛盾人为地夸大为极其荒唐的对抗，制造根本不存在的“阶级敌人”，其结果是进行本来决不应该进行的斗争。
　　尽管毛不断教导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和“我们团结的群众越多越好，”用此去平衡他那些富有斗争性的言论。然而下面的人们却发现，阶级斗争对他们个人事业的成功更加有利。（如果没人倒台，我怎能爬上去呢？）因此他们不失时机地抓住那些口号。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中，任何人不抓“阶级斗争”，不仅会丧失发言权，而且有被佯装格外好斗的人当作攻击目标的危险。这些策略最后有效地歪曲并搞混了毛最关心的事——严格区分敌友，狠抓根本的阶级问题。
　　毛本人进一步搞混了阶级问题，因为他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资产阶级这个敌人身上。毛把刘少奇的农村政策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尽管为刘辩解是困难的，（个人发家致富，家庭承包，唯利是图，市场第一，还有什么标签比这更恰当呢？）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凡执行和落实上述政策的人，都是走资派。无论他们出身什么家庭，一旦获得政府高位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举止，与其说象现代企业家，倒不如说象传统的达官贵人。称他们资产阶级，低估了他们精心磨炼的、操纵政治的手段和玩弄阴谋权术的能力，高估了他们管理企业的专业技术和责任感。他们对保持地方法规和等级制的重视，远远超过对本职工作的关心。他们很少根据生产和市场的客观因素进行经济决策，而是根据某项目是否对自己的事业有利，是否能在全国范围内提高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而决定。
　　上海的领导说服国务院批准上海和日本签定合同在上海建设钢厂。结果这个钢厂既不能烧中国焦炭，又不能冶炼中国矿石；而且在长江三角州的泥滩上也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庞然大物。尽管如此，他们不惜代价照干不误，因为这个厂会提高他们在工业战线上的领先地位。任何必须追求利润的资产阶级都不会作出这种决定。为了恰当地评价这些人，对中国的阶级状况进行较深入的分析似乎是必要的。
　　当毛集中火力对付党内“资产阶级”时，他自己却渐渐陷入帝王传统的泥坑。我在本书中通称之为封建传统。他选中北京这个曾经久不衰的官僚政治基础的消费城市，为革命首都。他决定居住在旧王宫墙下的中南海。他豪华的住房、私人服务，以及私人来往旅行的安排等，都得到了他本人的默许。他培植起超越古代帝王崇拜的毛的个人崇拜。他任人唯亲——信赖妻子、侄子、外甥女；当他权力受到威胁时，他有玩弄权术的癖好——这一切必然导致他成为孤家寡人、信息不准和判断失误。这样做必然削弱中国争取进步，实行民主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
　　由于毛的最高统治集团为封建主义体制所包围，他未能有效地支持基层的民众机构迅速发展自治。基层的民主不管多么有限，都有很大的发展机遇。从理论上讲，大队的农民都有选举管理自己事务的领导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如本书所示，党组织总是要设法干预，把经过选举产生的人予以否决，用下级，甚至干脆用团体之外的人选来取代。所以说，本来经过选举而产生的村民代表大会或革委会的主权，上级经常将其剥夺。由于“领导”无孔不入，尽管他们通过自力更生，集体经济繁荣，成就很大，也从未行使过本来属于他们的自主权。显然没有人，甚至毛都不愿把地方实权托付给农民。因此没有党中央发起的，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人民根本不可能向官僚机构挑战。运动一退潮，传统统治又卷土重来。
　　主观错误和失职行为还可列举很多。在毛的晚年，不知不觉的衰老更加剧了他所有的缺点。但是如果过份强调其缺点的重要性就错了。客观因素——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复活、重新组合以及再生的顽强能力，恐怕起了决定性作用。只要80%的中国人仍然是农民，只要他们仍旧被缚束在田地上用锄头种地，重建极权和精英统治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就会继续盛行不衰。
　　过去我想当然地认为，旧中国政府的产生是为了保护和服务于地主阶级的。现在似乎明白了，这一传统的国家机器成为一个自治实体，它的合理存在，它的命运不同于缔造这个实体的地主阶级。20世纪的中国革命彻底根除并剥夺了地主的所有权，摧毁了这个阶级，但是它却重建了一个官僚基础结构，使人不可思议地产生一种联想，即这个新机构和建立在地主阶级所有制上的旧王朝结构相似。共产党官员轻而易举地把欧洲工人运动的民主集中制，嫁接在他们从古代继承下来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制上。不用说，前者的民主成份保留下来的不多了。这些官员们完美地扮演现代官僚的角色，表现了他们团结一致、不屈不挠、机动灵活、能操胜算和狡诈难斗。尤其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时更是如此。总的来看，这一国家机器像一个自我更新的多细胞的珊瑚块，牢固地依附于基底的岩石上；又得到上面有弹性的、多层的掩蔽物的保护。任何外力胆敢向它进攻，它可首先躲开，然后把进攻者包围，使其失去活力。六十年代尽管毛发动大规模的反官僚主义运动，但是他们以某种方式和手腕成功地阻止、粉碎并最后缓和了所有的运动。至少部分是因为乡村百姓既没有受保障的权利，又没有从制度上规定的权利。毛不能单靠发动年轻工人、农民和学生取得多大进展。他不得不利用国家干部反对国家，下级反对上级、青年干部反对老年干部，外单位干部反地同部干部。当然，已经获得声望和影响力的干部，极少有不设法利用传统方式维护自己的地位的，因此事实上，他们所要强化的制度就是他们本来要着手改造的制度。
　　大部分国家干部，即使口头上赞扬文化革命，也看出毛对现存组织机构、文化和政治随心所欲地进行挑战，正是对政府有条不紊行使职权的挑战，更糟的，是对他们自己事业的致命威胁。他们感到震惊，并提高了警惕。先是故意拖延，阻止开展任何群众运动。这种战术失败后，他们一致而组织起自己的“造反”队伍。这样当形势稳定后，能确保自己的一些实力。狂热的追随者把一些人推向极端；另一些人从事极端行动是为了转移目标或搞分裂活动。他们懂得谨慎地制造混乱，可以保证恢复旧秩序，并且能够保证维持他们在旧秩序中有一席之地。当革命结束，当不可避免的大崩溃时刻到来时，他们又携手同归，和谐地恢复“正常”秩序。
　　这一种具有强大自卫力量的社会心理，是不容易诱导或哄骗使其改变的。只有经济上独立、组织严密、觉醒的人民大会，才能把变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总之，解放后的中国在一系列前进与后退的波浪中得到了发展。毛三番五次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当人民群众奋起威胁到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时，也就危及到无数官员们的特权和事业。这些官员利用传统指望同僚们团结一致，共同对付群众的冲击，或躲避、或封锁、或转移目标、或收买拉拢。毛还活着时，每次对抗都最终陷入僵局。毛去世之后，则逆流泛滥。

　　回想起毛时代那些接二连三的僵局，有点象海涅在他的诗中描述的关于上帝与魔鬼的对话：
　　“你不会创造。”上帝轻蔑地对魔鬼说。
　　“我是不会，”魔鬼答道，“但是我能摧毁你创造的一切。”

　　大概如此，但也并非完全如此。
　　尽管毛激起的群众运动远未达到其预定目标，尽管这些运动未能创造出各种新体制，以便培育毛认为至关重要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文化，以及继续发展社会主义，但是把亿万人民推向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促使他们去研究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并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现在，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人，对上面传达下来的指示，不再盲目轻信了。他们要刨根问底问个为什么。这样就制造了一种崭新的舆论气氛。这种气氛必定会震憾未来，甚至可能打开通向未来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