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八　深翻，瘪玉米，精彩戏剧和平反昭雪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我们七十四名社员个个身强力壮，人人扛着一把大寨铁锨，走向村西大平原上。这种铁锨是大寨人为了深翻设计的，是在一根粗壮的木柄上，楔上一个长而扁平的钢铲子。一个深翻者，把一只脚蹬在铁锨的突出部分，可以使铁锨入地八、九寸深。用双臂把直立的铁锨柄猛往后一压，他就可以翻松一整地表土层或一块草皮土。他可以把表土层完整无损地铲出来，放在左侧前一下挖好的土沟里。然后，后退一小步，再重复这一程度，用脚猛一蹬，翻动并挖掘起——另一块六英寸大的土块。
　　用人力把土层移动到左侧挖出的长沟，为这一过程的后半部分作了准备。深翻者完全扭过身子，站在沟底，再用一只脚的协助，把钢刃猛蹬进坚硬的下层土，这层生土有多厚就踩进多深，其深度通常大约是表层松软土壤深度的三分之二。把木柄再往后压，可翻松一块草根土，熟练地把土地翻转过来，打松打碎，重新放回原来的坑里。通过一步一步逆向后退，可以把脚下所有的生土按顺序过来，于是在地里深翻出一大锨宽的狭长地带（约八英寸宽）。
　　深翻者一旦最后到达地边缘（地表层一端），他再次转身，踩在他右侧未触动土层上，并接着继续把土块一块又一块移到翻过的新土旁边。整个过程对土层的作用和一把好犁的作用一样：把表土层正好倒翻进相邻的犁沟里，对新土的作用相当于一把好农用錾子，把从未犁过的死土层搅动并弄松软。用一把好的大寨铁锨，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可以把地深翻十四甚至十六英寸深。一天在地里干上十个小时，每个深翻者可深翻四十分之一英亩，在四十天时间内深翻四百个小时，一个人可以翻过一英亩（6.07亩）地。一九七一年十月给七十二名成员的深翻突击队规定的目标，刚好一天不到二英亩。如果保持这种速度干上七十天，大队可以为一九七二年粮食大丰收，准备八百亩（133英亩）土地。
　　人们设想深翻土地能增产，地翻得越深，产量就越高。人们希望翻地能透风透气、增加雨水渗透、加速无机物分散，对来年春天耕种庄稼非常有利。据我所知，没有以任何方式进行科学的对照实验来充分检验过这个理论。它所以被人接受完全是凭信仰，深信耕地是农业的关键和灵魂。深耕细作，是大寨农民解释他们庄稼丰收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从大寨传遍全国四面八方。
　　事实上，深翻热早在大寨闻名全国之前就开始了。大跃进时，深翻土地从河南开始兴起，当一个又一个县地区领导，为了千方百计互相赶超对方，要求修整高质量土地时，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走上了极端，在兴奋高潮里，雄心勃勃的农民，把一些地深翻三英尺，甚至四英尺深。但平平的收成，得出了“不合理”的深翻（三至四尺），是劳民伤财，甚至可能有害的，但是这并没有动摇普遍信仰的“合理”深翻（一至二英尺）。一九七一年，党委突然又把深翻列入了山西的议事日程（可能还有许多其它省份）。
　　马厂大队全力以赴，开展深翻运动后，张庄领导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公社何书记把这种方法介绍给了大家。他们决定作出特别努力，并提出二十五岁以下身强力壮的男女民兵，成立突击队。每个生产队民兵从自己队伍中选出十二名最佳成员，派他们参加十月十一日的动员大会。在这次会上，他们要制定他们的“战斗”计划。突击队员决心尝试每天每人深翻四十分之一英亩地，每季每个民兵排深翻二十二英亩。从早到晚深翻，早饭午饭运到地头，饭由生产队准备，而不是个人准备，而且每天在各排之间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看哪个民兵排深翻的最多最好。
　　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是我们八月到达张庄以来，参加的最活泼热烈的一次会议，青年人喜欢挑战，珍视青年人作为特殊单位一起干活儿，共同承担伟大的任务的机会，尤其是姑娘们更是如此。她们看上去大约只有十二、三岁，但是她们确实已十七、八岁了。她们穿着机器缝纫的鲜艳多彩的短上衣，三人一团五人一组地紧紧挤在一起。她们手拉手，一个斜靠着一个，互相紧抱在一起，有的大笑，有的哧哧地笑。她们向小伙子们提出了挑战，走过来开始和小伙子们进行讨论。他们每一班能翻多少地？他们应该向那个排挑战？他们应该做什么饭？谁有铁锨？等。相比之下，小伙子们似乎显得缺乏经验、异常、三心二意。不过，会议快结束时，他们也眉开眼笑，跃跃欲试了，显然是姑娘们使他们感了兴趣的。
　　高法官在开场白中避开对深翻的价值进行讨论，把支持深翻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当我们设法深翻时，阶级敌人出来说，这里的土地不好，耕作不能改良土壤，他们说，你越深翻越糟糕，另外的人说，只是那种活儿太苦了，搞深翻得不偿失，这是懒堕怯懦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那些试图破坏三秋工作的人，我们必须开展批判运动，我们为革命而深翻土地，深翻是一种革命，实际上这是阶级斗争。”
　　经过那种介绍后，没人敢提是否承担任务的问题了。唯一的问题是问如何进行深翻。人人都要高产。公社说，深翻会为高产铺平道路，因此咱们赶快干吧，此外，谁想被打成阶级敌人呢？
　　第二天，地头一切进展顺利。民兵队长陆向仁要求每个排保证带一面红旗，他把地分开，七十二个人可以同时一起深翻，而互不影响，而且在整个地上不留沟槽痕迹。韩琼和我向郭真宽借了铁锨，参加了“战斗”。天空阴云密布，一股强烈的西风朝我们吹来，把丝制的红旗吹得乱舞，啪啪作响，宛若赶骡人的鞭子一样，每当风势减弱，我们才能停下来透透气，但是没有人感到天冷，用那样的速度翻地他们怎么能感到冷呢？一铲、一压，一提、一推，一挺、一扔，一分钟又一分钟、一小时又一小时，如果我们花时间看一看，我们可以看到深翻过的地在不断扩大，而布满茬子的地在逐渐缩小，首先随着小方格扩大，然后方格迅速联接在一起。我们发誓要坚持下去，至少是那一天。但是从未有人说，我们完成了四十分之一英亩的任务，即使我们又去参加了两个下午。
　　我所以参加深翻，是因为我们要尽一份力量，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深翻。我深翻的距离越远，我就越对整个工程感到扫兴。公社拖拉机可以轻而易举地耕九英寸深。用一个錾子可以再破开五、六英寸的土层，而几分钟内翻完的土地，这群人几天也完成不了。这是多大的浪费啊！多大的浪费啊！但是没有人有拖拉机牵引的錾子，甚至没有人听说过，据我所见，没有人对凿子感兴趣，因此从早一直到晚，猛铲、翻、举起，猛推、举、扔。天黑时，大队会议室上的大喇叭，那天第二次震耳欲聋地广播着“东方红”。这次喇叭公布了深翻结果。风从我们身旁吹过，朝大喇叭刮去，甚至“东方红”乐曲雷鸣般地播放声听起来显得微弱而遥远。
　　那天晚上，我们吃完晚饭后，去五队打谷场去看分配秋粮。电杆上高挂的度数很大的电灯炮，把整个空地照得通明。空地的北面，堆放着齐肩高的一捆捆谷草挡风。正中间是两堆扬净的谷子，较大的一堆谷子呈淡柠檬色，是普通的谷子；较小的一堆谷子，金黄灿灿的，是高质量的“黄”谷。只是为了开玩笑，我们轮流估计大堆的重量，估计数字在八千到二万八千斤。已经过了称后，库房保管告诉我们数字是一万五千五百八十六斤。很容易理解大跃进期间，用估计的方法，是如何夸大产量的。公社干部看了谷堆，进行了相当准确猜测，并说出了猜测结果，很快政府来寻找没有在那儿堆放的粮食。就农民而言，他们几乎总是低估产量，他们上报的粮食越多，上交越多，而且向国家出售的合理份额也就越多。
　　复员军人老王说有一年故义大队就少报了五万斤小麦，但是公社书记发现了，因为几个社员说漏了嘴。一个故义妇女嫁到了外村，但是拒绝搬走，她只分到了普通的平均份额，而没有额外隐藏的小麦。她去公社办公室发牢骚。
　　“我没有分上额外的粮食。”
　　“什么额外粮？”
　　“他们不记帐的粮食，”她说，仿佛整个骗局是大家都知道的。
　　于是，公社书记请大队主任去吃饭，他确信倒了许多高粱酒后，大队主任一时没留神，就夸耀起庄稼大丰收来。
　　“我分的额外小麦就有五百斤。”他说。
　　第二天，公社书记随便去闲聊。
　　“那五万斤怎么样处理？”他问。
　　“谁说过什么五万斤？”
　　“你说的，昨天晚上你喝酒时说的。”
　　“噢，我记不清昨天晚上我说什么了，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儿没有隐藏的小麦。”大队主任愤慨地说。
　　后来，马厂公社召开了大队干部会议。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些大队隐藏粮食，”书记说，“无论谁，问心有愧现在就报告，坦白出来，我们不会作为问题，但是如果现在不报告，我们可不能保证将来。”
　　没有人吭声，但是当休会时分，故义领导转来转去，犹犹豫豫不想离去。
　　最后故义主任说，“给我们粮食数字加上五万斤。”
　　于是事情就解决了。
　　那天晚上，五队打谷场上，规定平均分配，不论男女老幼，每人八十斤普通谷子，二十斤“黄”谷子。前一年就是按这个数字分配的。这并不代表每个人的最后股份，只是完成收割任务之前的预分，还有大量的玉米仍然需要风干并过称。最后的分粮数不会是一样的，但是会反映一年期间所挣的总工分数。同时，生产队干部免费分发谷子，使每个人都能生活下去。
　　查对者把谷子倒进象泥瓦工用来混和灰泥的泥斗样的木箱子里，在台称上过称，钉在箱子两侧的木板，每一端都突出来当把手用，记好重量后，两个人可以抬起箱子并运到一边，把粮食倒成堆，代表某家的一份粮食。然后，家庭成员把粮食装进口袋。有时家庭成员当谷子倒出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口袋，他们设法撑住口袋，以便把粮食直接倒进松软的口袋，但是由于箱子是方形的，不圆滑，好多粮食还是撒在地上，因此不得不扫起来。
　　为了保证过称公平合理，负责管台称的人是另一个生产队的。五队核查者为二队称粮食。理论是，外单位的人和所分配的数量无利害关系，因为不会影响自己的份额，所以不可能有偏爱和作弊现象。
　　五队队长郭真宽十分满意这种分配粮食的办法，谷子产量比较高，亩产比前年高七十斤，因此，份额量看上去很充足。真宽喜欢集体收割、集体分配，这比过去的传统做法要简单的多。过去家家都得自己打扬粮食，并把不同的粮食分隔开，然后，小堆粮食堆满了打谷场，因此很难保证互不搀杂，他要确保我们懂得了这种区别。
　　当不同的家庭装口袋时，我四处转来转去，看他们是怎么装的，并和他们进行交谈。他们的士气很高，因为谷子充裕，会把每家装谷子的坛坛罐罐装得满满的。但是，当我们提起玉米的问题时，人们都摇摇头，那时，正在收割的玉米看起来收成一点也不乐观。八月时，人人设想每亩玉米会产三百多斤，因此可以打破张庄所有的粮食记录，把全村的坛罐都装满。然而下大雨期间，叶子枯萎了，阻碍庄稼生长。正好象严重的霜冻袭击了地头一样，许多玉米穗儿未能成熟，许多柔软的玉米颗粒随玉米的枯萎而干瘪了，远远没有长够正常的高度。受害最严重的品种是，吹捧很高的单交品种南单15号，这是花费很大的代价由专家引进上党的新杂交品种。张书记千方百计要打破过去的保守主义，极力把这个品种作为科学上的突破，当作革命者应该热烈欢迎，并付诸实践来推广。他自己所在的二队，大面积土地播种这个品种，而此刻由于阴雨天气，造成了叶子枯萎，他们为这个品种严重减产而痛苦。另一个单性杂交品种“文革1号”（文——文化，革——革命，——显然政治统帅着种子培育）　生长得比较好，然而，所有品种抵御自然力量强的还是老牌自然传粉的“金皇后”和“白马牙”。这是多年以前从宾夕法尼亚的兰开斯特引进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这些靠得住的品种，一九七一年的庄稼可就接近灾年了。那么，大队就得象小麦减产后，他们曾呼吁国家帮助渡过夏季一样，向国家呼吁救济粮渡过冬季了。
　　容易导致这个新杂种叶子枯萎的原因是，培育该品种时掺合了得克萨斯雄性不繁殖的基因，这种技术，可使美国大种子公司能不用人力去掉玉米穗状雄花以杂交，而培育出新杂种玉米。
　　他们没有用人深入地头，把可用作雄性穗状的产生者的雄花切掉，因为得克萨斯雄性穗状雄花不产生花粉，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携带这种不繁殖性能的同种基因也携带着抗枯萎力低下的特质。一九七零年，他们的错误威胁到全部美国玉米的收成，得克萨斯玉米雄花，带来一九七一年威胁中国大部分玉米的收成的问题。
　　南单15号的失败，不仅对优良杂交玉米是个灾难，而且对科学技术的声望也是一大灾难。许多农民无论如何，再也不愿种单性杂交品种了，他们不相信这些品种。他们所以能说服这样做，是因为这是“科学”。当单性杂交品种失败后，科学实验失败后，需要好几个丰收年，好几个新优良品种，才能克服那个季节科学自己本身获得的坏名声。
　　宣传队不顾所发生的事情的重大意义，不能认真对待南单15号的失败。高法官拒绝把二队的灾难怪罪在玉米种子上，而是指责工作草率、组织松懈和保守思想。他争辨说，既然各个队分到都是同一种改良品种，而且各个队播种的数量也一样，如果收割季节收成有区别的话，就是因为管理不善，二队只能怪罪自己。他提出对分配种子问题进行调查，发现是否新品种确实进行了公开分配，但是，这次调查没有所获，因为尽管每一个队领到各个品种数量相同，但是大部分生产队没有把所有领到的种子全部种上，当然没有把单性杂交品种全部种上。尽管他们有权怀疑过分依赖未经试验过的品种，他们又重新求助于自然传粉的金皇后和白马牙。对这个品种，他们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把自己保存的玉米穗上的颗粒脱粒下来就行。但是他们没有告诉上级干部他们在干什么，因为他们不想被指责为“保守主义”。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的指控可以轻而易举被宣扬为反革命。
　　有幸的是，一九七一年后，仍然有足够的“保守主义”来确保了大面积粮食丰收。所以公社、大队和支部领导设法大力使用新品种的生产队，招致粮食歉收，那些不暴露自己意图的生产队，只象征性地种了一些新品种，还是相信老牌靠得住的品种，结果获得粮食大丰收。这对任何有种田经验的人来说，本来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不幸的是，宣传队干部都不清楚，他们仅仅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它的本质。他们如此渴望现代科学，现代化玉米育种和新技术，去取得突破性进展，去战胜盲目的保守主义，以致于他们拒绝承认这一次科学实验失败的显而易见的事实。
　　失败完全是由于气候变化莫测造成，如果那年气候正常，收成将会是另一番景象。干燥季节新杂交品种的产量也许可能会超过老牌品种。科学本来就应该以一往无前的胜利姿态载入史册的。然而那会是一种可疑的胜利，因为面临叶子枯萎的新品种暴露出的致命的弱点，仍然潜伏着、等待着未来的阴雨之年，到那时，农民会在全部或大部分土地上种上易倒伏的玉米，那么，庄稼大面积歉收很容易导致大的灾难。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农民的独立性。他们一次又一次自己拿主意，勇敢着手做他们认为最好的事，而不顾上级的过份的指示。当事情不起作用时，或半信半疑时，他们就退缩不前，远而避之，用自己的方法去办事。关于这一点，说得越少越好。干部们不懂得的事不会伤害他们。有时干部之间的隔阂，确实导致扩大为重大的分歧。
　　当干部们坚持已见时，经常导致灾难性的打击。农业局官员坚持要在去长治路上的李村沟种植果树，他们把这项工程叫做国营果树场。许多农民说这个地方土地太潮湿，不适合种苹果树，但是市里干部反对保守主义，无论如何要坚持干，结果树上从来未结过苹果。许多年过后，干部们把果园改名为“新乐村”。究竟乐在哪里，他们从来未清楚解释过。至少“乐”（幸福）不能象苹果一样放在台磅上称一称，因此谁能说那儿没有幸福呢？

　　壶关北面的农民，很久以来，就在最后一次锄地后在玉米地里种豆子，收成挺不错。然而公社干部命令他们种谷子，农民们说“长不出谷来，”但是干部说，“在长治能长出来。”于是一九七一年他们全部种上了谷子，结果都是一无所获。他们没有市内菜农能得到的浇地用水粪肥，以及化肥。
　　老八路王为农民的无所适从很开心。“有时候最落后的人最聪明，辩别力最强”他说，一个生产队或大队，一旦成为先进单位，社员们就感到要保持荣誉。于是，如果他们锄地，他们要确保锄马路附近的庄稼，以便大家能看到他们锄杂草的质量。凡是不明智者费力拨开庄稼进地中心，可能会发现杂草丛生。落后队没有荣誉要保持，在最关键的事关产量大局的地中间，辛辛苦苦锄地，如果地边沿角落有些杂草谁会在乎呢？说他们落后，他们同意。
　　“好吧，我们是落后。”他们会爽快而令人讨厌地说。
　　范文公开改变立场，突然不把“二宝”称为阶级敌人了。那天后，随着伟大的收秋运动的促进作用，人们贯于把半枯萎的玉米穗堆垛存放起风干，分配脱粒的谷子，帮助人们维持到玉米到压成面，以及为夺取来年大丰收开展深翻运动。那次关键性的群众大会，成了整党的最后一次大型活动——至少是收割任务完成之前的最后一次，在田间开展新的运动动员。第二天早上已开始了第一件事，但是，有些队仍然在完成小麦下种扫尾工作。
　　大队干部分配百分之十五的劳力来结束麦地下种，百分之八十五的劳力收割谷子、高粱、豆子和玉米。他们鼓励大家全部出动。砖窑的副业队工人答应，上完白班后，晚上参加收割，面粉加工人员派出二个人全天参加收割，只有一个留在家加工面，一直工作到深夜。六名会计全部自愿全天上地，答应以后平衡帐目。甚至卫生所的医生，药房的药剂师也自愿下去，并随身带上急救包，供应急之用。　学校教工临时停课，所有的小学生或者参加收割，或者捡收割人员丢下的粮食。长治市农村工作部传来指示，停止一切建设项目——不修建任何房屋，不修建任何库房，所有的人员必须报到参加收割。另外一项指示命令所有的拖拉机不准上公路，不准拉任何东西，直到秋耕结束为止。任何拖拉机一经在公路上拦住，将一律扣押，直到有新通知为止。第三项指示命令，所有市干部和学生，全部去郊区帮助秋收。当解放军的崔司令和长治市革委副主任在张庄停留，和我们聊天时，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至少还是有些人响应号召的。崔风尘仆仆、汗迹斑斑的军装证明，他在东边部队的稻田里度过了一天。官兵们在那儿已经提前完成了收割任务。
　　张庄副主任申起财在大喇叭里通知各队、各小组注意先进事迹，并报往大队办公室，然后通过喇叭表扬先进人物，鼓励继续做好工作，这样可以激发其他人迎头赶上。此后，每天中午广播期间他表扬几十个人。
　　当大部分庄稼收割完成以后，深翻动员已经开始。七十二名青年男女民兵，在每个队地里每次集中力量轮流深翻两天，而其他劳力继续完成收割剩余的庄稼。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间，我再次感到这个相互协作村庄的巨大的社会和生产力量。每当有了重大任务，每当方向明确后，张庄有能力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动员人们的脑力、体力和热情。由于面临着挑战，张庄目睹长期不和，满腹牢骚和怨恨不满等现象都逐渐消失，派性失去了刺激，人人精神抖擞，上阵帮忙。观察这种场面令人激动，亲自参加进去也令人激动。
　　当然，如六队队长陆玉发发现的一样，甚至收割高潮，也不可能顺顺利利地进行下去。他派一组小学生去豆子地里干活儿，他让每个男孩割三行，当他返回豆子地里时，发现地里一个人也没有。师年喜的儿子把手指割破了，由于他不能再干活儿了，他说服所有的男孩放下刀和他一起玩起球来了。当陆玉生找到他们后，批评了带头的，“你把手指割破了不参加收割可以，可是为什么把其他人都拉走了？”
　　年喜的儿子生气了，“你不但管我们的日常工作，而且把我家人的命捏到你手里。”他说着大踏步地走了。
　　就在那天下午这个男孩不见了。
　　年喜的妻子来到队部辱骂起来了。她指责陆玉生把她孩子赶跑了。她甚至声称“我们的命捏在他手里。”这是她孩子的话，不是玉生的话，但是利用这些话她把队长说得哑口无言。他感到自己有不对的地方，从大队借了八十元钱，去看望了那个孩子。
　　第二天，年喜的儿子自己回来了。原来他的失踪是个意外。他离开地里后，去铁路大院玩儿，他爬上一节货车坐车挡板上，突然火车开动了。火车走得很快，这个男孩不敢下车了。货车把他从长治北一直拉到新乡，挂上了火车头才停住。他去了那儿，既没钱，也没吃的东西，他用了整整一天才回到家。
　　他的母亲丢尽了脸，她曾把队长臭骂了一顿，责怪他赶跑了她的儿子，然而错误在她的儿子，而不在队长。当陆玉生找不到孩子的任何踪迹，心烦意乱地最终回到家中时，她不得不向他道歉了。
　　当离我们规定起程的日子接近的时候，地里的活稍有放松，剧团决定为了我们而演出最后一个晚上。预料观众要大大多于挤满大队会厅参加整党的人数，这个剧团决定，利用仍然占用在旧北庙地址南边的露天舞台。庙院里残存着一切，凭自己的质量，仍然象一座小庙，坚固的竖梁结构，砖砌的平台，砖墙和向上翻起的铺瓦屋顶。这个平台面前是一个有两个蓝球场那么一个遍布碎石头的院子。这套布局是当地演出的理想场所，只要天气晴朗，任何时候都可演出。而且十月二十日夜晚天气的确很好，只是空中有许多蚊虫叮咬，因此，人们必须保持警惕。
　　演出还未开始，早就聚集起的大量的人群，把整个空地挤得水泄不通，一直到最后一名演员退场，人群才散去。不仅几乎所有的张庄人全部到了场，其中包括在村里租房住的工人和家属，而且还包括住在村南的解放军坦克部队所有战士，以及住在旧天主教育婴堂的卫校师生员工。此外，铁三局建设公司的许多人也穿越铁道来了。
　　按照习惯，大队为坦克兵保留了空院子里最好的地方，他们在舞台正前面紧紧地占了一块地方，只有为韩琼、我自己、中央来的林东，以及我们地区随行人员安排座位，插在这方块之中。作为贵客，我们不仅享有为我们留下的位置，而且也还有坐的板凳。
　　张庄表演者面对前面如此众多的观众，他们穿着鲜艳夺目的戏装，化了妆，全力以赴演出了以前未演过的两个长剧。在我看来，化妆并不一定十分成功。我认为当地的姑娘，平常自然状态下就够漂亮美丽了。每个人的特征、相貌各有千秋，无可匹敌。他们脸上擦上香粉，涂上胭脂，眉毛和眼睫毛画成黑色，看起来几乎完全一模一样，象一排色彩瑰丽的时装模特儿，只有一种表情——一种凝固的、无意义的微笑。但是，不进行化妆算什么戏剧呢？没有娇饰算什么剧场呢？因此，在长治市剧团邀请的戏剧顾问帮助下，张庄的演员用化妆品化了妆，披挂上鲜艳的服装来装饰自己，如果不是包装覆盖的话，他们也在准备再现他们非常喜爱的农村剧团演出的悠久传统。

　　尽管我不喜欢化妆，但是化妆对他们的舞蹈及表演并无影响。由于受到那么多观众的鼓舞，自从庙会以来认真紧张的排练技术得到进一步磨练，他们演出的节目十分精彩，把全场观众都迷住了。青年妇女们跳的锄头舞，真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青年男子热情地在以令人愉快、节奏沉重的合唱下演出了大寨讽刺剧。但是，那天晚上真正的明星是负责药房的药剂师王玉梅，陆家受压迫的媳妇，宣传队每天早晨就在她家进行学习。
　　玉梅在两个表演非常出色的节目中担任主角，一个是《兄妹开荒》新的改编本，这是延安革命早期的一部小歌剧；另一个是《给解放军献礼》，这个小组演出的这个小短剧似乎主要角色是张庄农民。考虑到新的口号“解放军学全国人民”，这个小剧已经有些过时了。它是讲一个名叫小红的姑娘，她爷爷试图定计说服当地部队八一建军节时，接收百姓礼物。由于清楚地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战士不能拿人民一针一线，部队无论是官还是兵，都不能明知故犯，接受人民群众的任何礼物。两个人练习了各种计策，希望通过欺骗方式完成通过正面途径无法完成的任务。他们轮流担任警觉的军人角色，和真心诚意的送礼者。小孙女在把当地十年制学校学生制的肥皂，放她爷爷手里按，没有成功。他三番五次提醒她，军人不拿人民的任何东西，但是，当爷爷担任送礼者的角色时，他开始一段活泼的独白，赞扬部队的功绩和人民的感激之情，他的孙女完全被吸引住了，一不经心把他放在她手里的肥皂牢牢抓住了。
　　“看，这就是你要的东西，”爷爷得意洋洋地说，“你已拿住了。”小红完全明白任何军人都绝不允许其卫兵消沉到那种程度，她垂头丧气地说：“是。”
　　“但是毕竟只是我接受了礼物，而不是任何战士。”
　　“说得对，”她爷爷说，“他们是不能轻而易举糊弄了的。”
　　最后，小红决定偷偷混进营房，携军人们的脏衣服走了。和一伙朋友一起在村头麻池里把所有的衣服都洗干净。以那样的方法，军人将不得不接受当地土制肥皂，而没有把任何有形物质拿到手中。受到这个主意的鼓舞，小红和她爷爷愉快地分手了。
　　王玉梅把自己的热情全部倾注角色之中，当她发现自己受愚弄，牢牢抓住肥皂时，沮丧失望和惊愕的表情深深打动了人心，而当他想到已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后，她喜悦的表情，富于强烈的感染力。玉梅象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在以前表演中，她的歌声曾激动过我们的心弦。
　　她拥有一副朴素的面容，但是，有一种吸引人的美，微鼓起的眼球使她的眼睑略向外突出，而凸出的牙齿又使她的嘴唇向前伸。和向后缩的面庞结合在一起，这些容貌使她有鱼一样的外观，但是是一副生气蓬勃的脸。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使她显得丰满，稍噘起的嘴唇，配上她那双闪亮的眼睛，互为补充，而融为一体的带着酒窝的面庞，表现出难得的热情和活力，一根粗壮而乌黑发亮的辫子，从她的后背一直垂到臀部，交替地抚弄并跳离她那苗条的身材。通过它的运动和她面容或手势的作用，更能令人信服地表现出她的心情。
　　玉梅的身材特征尽管惹人喜欢，但是，这并不是她舞台演出成功的密诀。密诀是她把自己和所演的角色溶为一体，使每句台词，每个招式都有助于恰如其分地表现现实，而要进行感受几乎是痛苦的。由于她和她自己十分相仿的年轻姑娘的角色，可能有人会这样争辩说，演这种角色不需要多高明的演技。然而，具有同样身材天赋的其他人，也是扮演他们自己，决不能与她在舞台上塑造的可信的，被解放了的乡村姑娘的形象相媲美，至少我轻而易举被她吸引住了。
　　在这个短剧中扮演爷爷的男子也表演得非常出色。在中国至少在工人学生中，有一种把农民，而且尤其是老年农民演得过火的倾向，把这个角色变成滑稽可笑的模仿，而不是真实地塑造乡村老大爷这种人物。但是，这位青年演员远远没有把这个角色演过分，他非常尊敬地处了理这个角色，因此，提供一个完美的陪衬角色，这样玉梅可以用她的才华来与其竞争。我后来听说，这个演员曾是个贪污犯，受到接受“群众监督的”处分，在村里仍然不得志。这种监督决没有影响他当一名演员。这个事实并不仅仅是临时的兴趣，原来他不仅能在张庄舞台上扮各种角色，而且每当剧团外出演出，当地剧团演出剧目，需要一、二个短剧来使他们的节目更加圆满时，他也能参加，他还在长治大剧场演出过呢！
　　节目单已经用宣传的语言介绍了《礼物送给解放军》这个节目，“我们张庄大队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王玉梅退下舞台时，范机灵把她叫到旁边提了一个建议。当范讲话时，她站在旧瓦屋顶旁边的投影中，背斜靠站石造建筑，一只手梳理着头发，由于她扮演这个角色心情激动和长时间的掌声她的脸涨得通红，看上去显得尤其动人，娇柔甚至卖弄风情，因此，使范机灵很难保持他的矜持。
　　“为什么这个节目一开始用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不适当的词？”他问，“这不是浮夸吗？”
　　 “嗯，是，”玉梅承认，“说张庄，人们不会说这样的话，可是，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十年制学校也不制造肥皂。”
　　“那么，你们为什么自称演得是我们大队呢？为什么不说这是演某个其它大队呢？”
　　“那……，”玉梅犹犹豫豫地说，她的眼睛看着地上，“我们想假装事情就发生在这儿，这样可以使一切显得更加生动，而且我们十年制学校的确炼铁，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制出肥皂来。”
　　“好吧，”范文耐心地说——除了她婆婆外，谁会不对这位腼腆的青年妇女彬彬有礼呢？——“如果你们必须假装这确实是张庄，至少要把‘翻天覆地’的说法改成象“巨大变化”之类的句子。
　　王玉梅同意了。范机灵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转向站在旁边的治安主任老申，问这位市里干部是否比他年龄大。
　　“我是小指头，他是大拇指，”申说，“他领导全市造反派哩！”
　　关于这个问题——夸大文革的影响——范文试图完成他在总结整党运动的群众大会上作的讲话，一旦他谴责起极左的事物，就发现有无数的攻击目标，而且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几年来，夸张法已经代替了各条战线的基本常识，别在意实际形势如何，既然毛主席认为形势大好，我们也就认为大好，既然文化革命应该改造我们，我们就赞颂改造。那么，究竟什么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呢？最高标准不就是看当时所刮的“风向”，并构想出与之相适应的言词吗？
　　我发现了范文突然喜欢有节制地陈述问题了，或准确地说是适度地表达而不是蛮横地夸大事实。这是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口号突然改变以来显示重大动向的又一迹象。
　　我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欣赏表演是有代价的，似乎是如此，而且代价还很大。韩琼和我不得不上台表演节目。
　　我犯了个错误，在某些随便场合，我为一些朋友，特别是儿童唱了一些美国歌曲，并跳了几下木屐舞。现在全村都认为我能歌善舞，观众坚决不答应用“不”来搪塞他们。有人硬把一个手风琴塞在卡玛手中，并坚持让她演奏手风琴，她父亲配上动作表演。
　　最后我们没办法了，不得不接受挑战，否则这个晚上的剩余时间都只好一直对抗了，因为观众在治安主任申的怂恿下没有显示出放弃的迹象，一点迹象也没有。当韩琼最后答应表演时，我唱了一首爱尔兰移民的铁路工人在Alleghenies一个地方开岩礁的歌曲：

老板来了说山脚依然如故，
猛击铸铁钻。
钻呀钻，拖延者，钻呀钻，
磨洋工者，钻呀钻，
整天辛劳只为一点糖，
铁路后，钻呀钻，磨洋工者，钻呀钻；
开炮，爆炸了。

新老板名叫吉姆·麦坎，
天哪，他是个该死的吝啬鬼，
上周打炮提前爆炸，
大吉恩·高夫被炸飞上半空一英里，
钻呀钻，磨洋工者，钻呀钻……

第二周轮到领薪水，
吉恩·高夫少了一美元，
他问为什么，老板说，
扣你工资，因你飞上天空耽误了时间。

钻呀钻，你拖延者，钻呀……
开炮！爆炸了！

　　观众非常喜欢，特别是韩琼翻译了这首民歌以后，农民们非常了解这种雇主的自私德性。张庄曾有一个地主，不愿雇用在他附近村的人力。自己有家的雇工，经常愿意在自己的厕所解手，因此，就使地主丧失了粪肥。一个镇外雇工，通常住在地主家房屋里，必须上地主家厕所，这样既提高了产量，又谋得利益。
　　我模仿大吉思•高夫被资本家欺骗，用脚步沉重的快步舞表演了一个古老的佛蒙特木屐舞，激起了长达几分钟之久的猛烈的掌声。毫无疑问，的确这并不是地道的舞蹈，我笨手笨脚进行了表演，但是，因为它新鲜、特殊，所以也就美妙无比了。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我们在张庄停留的最后一个晚上，我邀请所有大队领导干部赴宴。由于我用林东发给的中央的资金为宴会付了款，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有拆扣的姿态，但是符合外交礼节，使村里凡是参加宴会的人都感到高兴。

　　确定客人名单证明是件棘手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可能为我熟知的所有人都提供座位和饭菜，包括喜欢交谈的、欠有人情账的人，或只是为了老故旧起见的人。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则是：经过长期考验确实可行的，中国人认为当然的贯例，根据地位高低，从上到下，一直到客人名单填满为止。在我来说，这是一个不幸的方案，因为我最敬重的许多张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但是，如果我违反这个原则，我是无法保证给这个镇留下永久性的。如果用他们容易理解的明确的传统礼节，来限制我们决定的话，那些被删掉的人，只能接受我的怠慢了。
　　然而，当林东提出客人名单时，她本人却违背了这个原则。她邀请了她喜欢的妇联副主任杨莲英，却删掉了她不喜欢的妇联主任陆书云。尽管我同样偏爱莲英，我还是对她的选择表示疑问，并建议她邀请两位，或者两个人那一个也不邀请。因为某种原因，我的不同意见使林东勃然大怒，她把我诅咒了一顿，称我是她所打过交道最难相处的外国人，说我是个惹是生非的人，而且还是个讨厌的家伙。一顿臭骂，她和我以及我的家属一起旅行六个月，其间所遭到的所有挫折，都以责难的形式统统倾诉出来了。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突然袭击。由于她被长期禁锢在这个文化落后地区，也因为我不遵循事先确定的某种合理安排，而是临时随机应变，哪条途径走得通就走哪条。因此延误了重要的个人及国家的计划和安排，为此她感到极度痛苦，而且，我们显示出突破现实的最大潜能。林东问为什么我不能象其他任何明智的作家按计划写一本书呢？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事情都必须有计划地进行——旅游、工厂建设、种庄稼、教育、生孩子都是如此，为什么我的写作应该例外呢？当时客人名单已草拟完毕，我不得不提出我的一套可笑的标准，来自找麻烦了。
　　我想说，书不能象建大桥那样来收集资料，确定计划去研究没有人真正理解的文化革命是困难的。关于这类事情，我意识到我们的基本设想的相互差距如此之大，一个月的谈话都不会使我们能言归于好。于是我只是重新提出了我邀请人的建议——一个直接了当的按等级列出的客人名单，一个名单就会使一切迎刃而解，其它任何办法都无济于事。
　　林东骂骂咧咧，抗议着离开了房间。
　　那天晚上，当客人到场时，妇联主任、副主任双双出席了宴会。另外，大队所有的男性领导干部——生产队长、青年团领导、党支部领导、农协领导、学校校长、乡村医生、大队会计全部出席了宴会。我们频频举杯祝福，吃着大块肥肉，再加上高粱酒佐餐，这是一个活跃热烈的场合。韩琼和我不太喜欢肥肉，但是对张庄农民来说，这正是任何宴会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们天天、月月、年年都是以粮食、白菜和土豆为生，食物中正缺乏脂肪，一大块三英寸厚的猪肚子肉在他们看来远比海参、鱼翅好多了。然而干杯四、五次以后，我无论如何也分不清什么肥肉、瘦肉了。
　　宴会过后，张书记在大队会厅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以便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告别，这次会议最重要的部分是范机灵当天接到通知，立即宣布公社党委已经给小申平了反，并恢复党籍和大队干部的职务。
　　这是一个好消息，极其好的消息。当范文宣布以后，大厅里的人都立即议论开了，我认识二十多年的申起民——小申的父亲，走到我们跟前，深深鞠了三个躬，感谢我们救了他儿子的生命和他家的好名声。他似乎认为要是没有我们的出现，没有人会自找麻烦去清理这个案子，没人会给他儿子平反。确实在一九七一年是不可能的，可能他说得对。因为我们的出现使山西各级官员，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张庄，因为我们计划写山西的历史，历史性的事件必须公正处理。
　　我们设法告诉老申起民，这次他儿子的平反并不是我们做的工作，而是负责任的党委，但是，他就是不肯听，他抓着我的手，对我是千恩万谢，深深地鞠了一个又一个躬。对我来说，这是令人为难的事，对他而言则是不明智的。因为公认的行为方式本来应该感谢毛主席，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导下，他儿子才得以宣布无罪。但是老申似乎不在乎，他三番五次感谢我们，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小申高出他父亲一筹，不断用肘轻轻碰他父亲说，“幸亏毛主席，我才被无罪释放，我的问题才被澄清，才宣布我无罪。你最好记住毛主席。”但是老起民不理睬他，紧紧抓着我的手，不愿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