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苏〕尼·布哈林 -> 《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15、1924）
第四章 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批评已证明，卢森堡同志在分析再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上都是错误的，不仅在她对待抽象的前提条件上是错误的（即从货币因素抽象出来的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而且在把这个问题不断具体化的过程中也是错误的（甚至在一般的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即把货币因素和对危机的分析考虑进去。因而我们不得不转向甚至更具体的考察，即超出抽象的资主义社会的范图，并阐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圈子同它的非资本主义范围的关系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先注意一下罗莎·卢森堡的断言所得出的方法论的推论。对这些“推论”进行分析将会简化我们刚刚指出的问题。我们听一听罗莎·卢森堡是怎么说的：
“毫无疑问，关于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解释，必须从资本积累的规律中推断出来，因为，根据经验常识，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积累方法。然而，如果一个人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为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是唯一的形式，全体人民只是由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所组成——作出的假设不提出疑问，那怎么可能呢？
不管你如何解释帝国主义内在的经济结构，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也是常识，即资本统治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向新地区的扩张以及那些国家为了争夺世界的新地区而进行的经济和政治竞争。但是，正如我们在《资本论》第二卷里所看到的，马克思假定整个世界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其它的经济形式和社会形式都已经消失了。如果帝国主义在一个社会里不再有立足之地，我们又怎能解释这个社会里的帝国主义呢？
我想，我要在这一点上开始我的评论（不是对这个问题而是对马克思——尼·布）。关于一个社会只有资本家和工人这个理论假设——为了考察的某种目的，这是允许的（如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对某个工厂的单个资本和剥削手法所作的分析）——似乎不再适宜了，因为我们论述的是社会总资本的积累问题。（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由于这代表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历史进程，所以，如果把一切（？！——尼·布）历史现实条件都抽象到一点，那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理解的。作为历史进程的资本主义积累，是在一个具有资本主义之前的各种结构的环境中，在一个经常性的政治斗争中以及在经济互惠关系中发展的。我们怎能在一个不流血的理论虚构——它宣称这场斗争和各种关系的整个现实是不存在的——中实现这个进程呢？”[1]
我们可以看到，这段引言一方面代表了某种理论性的梗概，另一方面为进一步解决问题提供了锁钥；它更多地表现为道义上的义愤，而不是表现为一种合乎逻辑的说服力。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在这儿遇到的是对于马克思的抽象的理论的方法——它的含义，局限性以及（同时）它的正确性——缺乏某种基本的了解的例子。但是，现在对这一点作更周密的分析将使我们能更容易地理解她的下面的一些论点。因而，让我们考察一下引自罗莎·卢森堡的句子。
第一，首先，罗莎·卢森堡的假设是错误的。按照这种假设，《资本论》第一卷分析了“单个资本”（！），即资本的个别单位，个别工厂和个别资本家。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那类东西。如果他确实用了这样的例子，这个资本家是作为资本的化身出现的。实质上，《资本论》第一卷和其它各卷一样，具有用客观的“社会”方法来观察经济现象的特点。第一卷讨论的是社会资本的生产，第二卷是关于社会资本的流通，第三卷是关于“总过程”即社会资本的总运动。
第二，从上述一点得出，罗莎·卢森堡建议的调查法的特性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的确，罗莎·卢森堡本人把再生产问题作为中心问题。但是一旦提出了这个问题，生产问题也就提了出来，因为生产以外或脱离生产的再生产是荒谬的。如果在非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范围以外不能分析积累的过程，继而也不能分析扩大再生产的过程的话，那么认为人们可以在分析资本生产过程时不去考虑这一范围，这是荒谬的。如果从生产过程中取消整个非资本主义经济范围而在流通过程中却又考虑到价值——它产生于这个经济范围——那么，这个“总过程”就有好看的了。这种生产脱离流通的情况同再生产的概念是根本矛盾的。
第三，以上各点从《资本积累论》作者的进一步的结论中得到证实。她说，积累是一个实在的历史过程，人们不应该脱离这一过程的全部历史条件。但是没有人建议脱离全部历史条件。不考虑全部历史条件也就意味着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但是脱离非资本主义的“第三者”又是另外一回事。让我们假设资本主义的纺织工业将其货物销售给小生产者。如果这些小生产者购买的话，他们就得出售。让我们进一步假设，他们把棉花，即原料出售给纺织工业。那么，如果我们像罗莎·卢森堡建议的那样不能够脱离小生产者，我们就不能在考察生产时利用这种脱离状态，难道这还不明显吗？如果人们不得不在“实际过程”中把织布卖给小生产者，他们也就不得不从他们那儿购买棉花来生产织布。所以或者人们不能够脱离“第三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也不能脱离他们；或者人们可以脱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可以在分析积累过程时这样做。如同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这种方法上的二元性导致了荒唐的结果。
第四，这种脱离是完全合理的。当然不仅脱离生产的资本主义积累在非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发生，而且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结构经常地，具体地，以许多不同的方法同非资本主义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绝不是反对这种脱离[2]的一个论点。人们必须懂得抽象的理论是了解现实的“锁钥”，而且人们必须懂得如何来掌握它。“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价值和价格从不相等，供和求也不是一致的，工人阶级得到的也不是它的全部劳动力的价值，等等。然而理论的抽象使我们能够更接近于解决最具体的问题，只要那些运用这些抽象的人们意识到这个事实，即在抽象和实际经验的运用之间存在着很多逻辑的步骤，这些步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省略。
第五，刚才谈到的内容已包含了对罗莎·卢森堡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棘手的”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是关于如何解释在没有殖民地存在的社会里殖民地的掠夺。换句话说：人们怎么能解释早已不被包括在分析范围内的事物呢？这一做法等于试图解答“没有香味”的玫瑰的香味这个著名的“哲学”问题。
我们的评论家至少在这点上的论证是否有说服力呢？一点也没有说服力。
的确，要解释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们当然要在考察中包括这个非资本主义环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要找到一个答案，我们必须更具体些。对资本主义世界和“第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任何分析都必须要比《资本论》的理论性解释更具体些。
马克思的抽象的理论也提供了问题的答案，这种提法同上述提法一点也不矛盾。（我们将在后面来看一看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此外，对具体现实和资本家同“第三者”经常的实实在在的共存所作解释的可靠性，它不是有利的论证；对借助于错误的理论性的论点——如没有非资本主义环境就不可能积累的提法——进行资本主义扩张，它也不是有利的论证。
这儿我们涉及到了问题的核心。但是首先卢森堡同志出乎意料地使我们大吃一惊。她声称，如果人们拒绝她的在纯资本主义范围内不可能积累的理论的话，他们就不能够谈论资本主义和第三者之间的任何关系。她使用了对外贸不那么合适的观察形式来证明了这点（我们说不合适，是因为外贸一词不一定表明生产方式的区别）。
罗莎·卢森堡同志写道：
“在上述的再生产的图景中（她谈的是布尔加科夫。——尼布），本来没有国外贸易立足的余地。如果资本主义在每一个国家最初发展时，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圈’（！？——尼·布），如果像小猫追逐自己的尾巴那样，它能够为自己的生产物创造无限的市场并且能够自己刺激自己走上日趋扩张的道路，那么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成为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整体。只有在种场合，国外贸易看来好像是合理的，那就是，通过国外的输入来弥补由于土壤和气候的关系所产生的某些缺陷，也就是，由于绝对的必须输入原料和食物……国际间的商品交易在这里不是被看作从生产方式的性质产生的，而是从各有关国家的自然条件产生的。无论如何，这个理论不是从马克思，而是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专家那里抄袭来的。”
[3]
为什么这样小题大做呢？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如果”呢？每个人都看得出这些“如果”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什么是资本主义膨胀的真正原因呢？
首先，是由于困难。这些困难如果不是绝对而经常的生产过剩所造成的，那么就是危机，包括危机引起的全部后果所造成的。
其次，（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永恒的因素）是由于存在从外界攫取更大利润的可能性。
关于第一个原因，无需赘述。譬如说，假如我们有暂时的生产过剩（危机），而又同时存在一个“追加的”市场，商品当然流向后者，在新的经济形式的基础上，自然会出现市场的新膨胀。显然，这一点也不会动摇在纯资本主义社会里积累的可能性的论点。如果没有追加的市场，单是那个事实是不能够摧毁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的。同样的情况仍然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如果存在这样一个市场，具体的发展必需把阻力引导到最小的程度，不这样做是难以想象的。
关于第二个原因，情况就更为复杂，所以我们不得不更仔细地考察这个问题——尽管马克思已经明确地论述过这一点。人们对罗莎·卢森堡忽视那一点有疑问。
“
萨伊在康斯丹西阿所译的里嘉图著作中，不过关于对外贸易，提出了
一个正确的注解。利润也能由欺诈生出，也就是，能由一个人获得别一个人的损失的方法生出。损失和利得在
一国之内会互相抵销。但不同国家之间不是如此。甚至里嘉图的理论也认为——这是萨伊
没有指出的——（从理论观点来看——尼·布）一国的三个劳动日可以和别一国的一个劳动日相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重要的修正。不同国家劳动日的关系，能够像一国之内熟练的复杂的劳动和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关系一样。
在这个场合，
富国会剥削贫国，纵然像穆勒在《未决问题》内已经讲过的一样，贫国也会由交换得到利益。”
[4]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确切地阐明了同样的思想：
“投在
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
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对有商品输入和输出的国家来说，同样的情况也都可能发生；就是说，这种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卖得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
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另一方面，至于投在殖民地等处的资本，它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是因为在那里，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利润率一般
较高，
由于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
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较高。为什么投在某些部门的资本以这种方式提供的并且送回本国的较高的利润率，在没有垄断的妨碍时，不应当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因而不应当
相应地提高一般利润率呢，这是不能理解的。”
[5]
关于资本输出，马克思是怎么说的呢？
“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
[6]
人们不得不感到吃惊，罗莎·卢森堡同志在如此确切地提出利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范畴这一问题后，竟在她的著作的其它地方，特别是在那些应该强调的地方，对这个问题置若罔闻，视而不见。难道这个说法——利润、利润还是利润，这是资本主义的“目标”和“动力”——不是已经成为一句口头禅了吗？人们在分析商品和资本由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转移时，怎么能忽略利润量的问题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严厉批评马克思的人忽略了马克思的一个最根本的句子。因此，罗莎·卢森堡错误地宣称已按照马克思体系的精神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本不是这样。她的答案在“文字上”和“精神上”同马克思的学说相矛盾。在这点上，她已经——她自己完全没有注意到——滑到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概念上去了。
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最重要最有趣的一般性问题，但从评判罗莎·卢森堡的理论的观点来看，它是十分重要的。
读者会注意到罗莎·卢森堡多么奇怪地提出了资本主义扩张的经济根源问题。由于她忽略了寻求更大利润这个因素，她就把一切都归之为实现的可能性这个简单的公式。资本为什么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呢？是为了实现在资本主义经济范围内实现不了的剩余价值。这样，实现问题就同更大的利润问题分开了，从而同剥削非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问题也分开了。一个奇怪的理论上的矛盾：罗莎·卢森堡想要成为极端革命派，而且对殖民剥削作了卓越的精彩的描绘，却提出了一个理论，从问题的理论核心来看，这个理论又使资本主义的现实模糊起来，并使之美化。卢森堡同志把这个现实描述得很好。她把对“第三者”的无情的摧毁以增进资本主义文明的繁荣勾划得极为清晰。她用下面几句话总结了积累的这一方面：
“它的主要的方法是殖民政策，国际借款制度，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在这里是完全赤裸棵的暴露出公开的暴力、欺诈、压迫和掠夺。要想从这些乱纷纷的政治上暴力和权利的掠夺中，探求出经济过程的严密规律，那是需要费一点气力的。”
[7]
确实，如果我们从《资本论》抽象的高度降下来，并把“第三者”在我们的分析中体现出来，在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方面之间的交换关系上会出现哪种基本倾向呢？只能有一个答案：合并非资本主义方面并使它们消失的倾向。
这一过程同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呢？当然同资本对这些形式的剥削联系在一起。剥削又是同获取日益增多的利润——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灵魂和动力——联系在一起的。就我们希望强调这个关系的基本的、必要的和普通的过程而言，日益增多的利润、剥削、破坏和衰退构成了资本主义领域和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实际关系的联系。“严密的经济过程的规律”寓于其中。
对罗莎·卢森堡呢？
那么，“严密的规律”——不幸得很——不适用于这个暴风骤雨般的强有力的现实。罗莎·卢森堡不是去强调剥削、剩余利润及其它方面，而是强调实现的单调的公式。当然，没有实现，追加利润是不可能的。获取额外利润就是实现。但是根本的经济事实是，我们面临的是额外利润的实现，而不是其他任何实现。那是资本扩张现象的特点。谁不懂得这点，谁就是——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掩盖了现实中的弊病。所以他就不能够解释真正的事实，不管他在描述这个问题时如何强调这些事实。罗莎·卢森堡表现得如此自相矛盾。
我们仔细地看一看这个问题。
《资本积累论》的作者，是如何描写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的结构的呢？如下：资本家不能够实现应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积累的剩余价值，因为它既不能被工人，也不能被资本家所购买。这部分价值是销售给“第三者”的。资本家交付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而得到货币，用它从“第三者”那里购买原料。所以资本家可以积累和生产，“第三者”也可以生产。他们交换了等价物。实现就产生了——即转化某个价值量的自然的物质形式。现在发生了什么呢？使我们吃惊的是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资本家在工人的协助下生产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第三者”在获得等价物后，也可以扩大他们的生产并增加需求。他们又一次自愿地为资本主义尽了自己的职责。双方都十分满意。“狼也吃饱了，羊也未受伤。”实现者和“第三者”均感到很好。所以这种情况永远存在下去，一种极其和平的游戏，即非常奇怪的相互交换“服务”，这同协调论的宣传家如巴斯蒂亚特及其一伙的观点[8]，是一致的：资本家通过交付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方式给对方提供服务，而“第三者”则通过有力地支持这种略为“带风险”的实现事业来偿还等价物。用罗莎·卢森堡特别喜欢的词汇来说，这种田园诗般的“旋转木马”，不停顿地旋转。然而，这幅惹人喜爱的画面，既未激怒那个批评马克思的公式的学问渊博的人，也未引起她的怀疑。[9]
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罗莎·卢森堡在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和“实际的历史过程”方面，陷入多么深的矛盾之中。
大家知道，资本早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就执行了贪婪的殖民政策。它掌握了任何数量的“第三者”：农民，小手工艺者等等。有什么需要要徘徊到遥远的地方去呢？罗莎·卢森堡本人否定了这个物质的“理由”（不同性质的海外产品等等）。或者也许为了实现？但是在国内，他们掌握的第三者之名有如浩瀚的海洋。再来问一下，是什么把那些怪癖的资本主义狂人驱赶到国外呢？罗莎·卢森堡根据自己的理论，是不可能解答这个问题的。
所以，从马克思及其正统的学生的观点来看，国外贸易不是莫明其妙的，而从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来看仍然是费解的。
《资本积累论》的作者，在另一个题目上，也犯了相似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到，市场问题和追求新市场的动力问题，是如何被错误地提出来的，就像劳动市场的问题如何被她错误地提出来的一样。
每个人都知道追猎殖民地劳动力这个“严酷的”实际经历的事实。这种追猎的基础是什么呢？为什么资本要“黄色劳动力”？也许它缺乏其它劳动力，或者它没有追加的殖民地劳动力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国内”的劳动力不够用？
根本不是！原因很简单：在猎取最高利润时，它寻求更廉价的劳动，而同时寻找最高的剥削率。劳动报酬的差额——它在职能上同利润有关——是追猎的真正原因。
罗莎·卢森堡的看法完全不同。让我们再引用她的话，这样我们可以在后面证明，任何想在理论方面继续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人去“批评”马克思是多么的“危险”：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从剩余价值及不变资本的角度上来考察了资本积累。而积累的第三个要素是可变资本。积累进展了，可变资本也随着增大。……因此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活劳动的供应……在有利条件下，这个供应量是可以增加的——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强劳动强度——但只能达到某种限度。但是这些增加供应量的方法并没有增加可变资本，或者，只增加少许（例如作为加班的工资）。而且，这两种方法，只限于一定的狭隘范围内，由于自然和社会原因，不可能超越这个范围。因此，伴随积累而来的可变资本的不断增大，就必定表现被雇佣的劳动数量的不断增大。那么，这种追加的劳动从哪里来呢？”
[10]
“如果（工人阶级的）自然繁殖是资本发展的唯一基础，那么，积累周期地在紧张与疲劳间摇摆中，是不可能持续的，生产领域的飞跃扩张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积累的进行也成为不可能了。”
[11] “但是，马克思漠视了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继续的崩溃和解体中所排挤出来的劳动力如何不断地从非资本主义情况过渡到资本主义情况的过程。属于这种情况的不仅是欧洲农民和手工业的没落，欧洲以外国家的种种原始的生产形态和社会机构的崩溃，亦是如此。
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不能把自己局限于温带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上，它也不能只使用白种人的劳动力。”[12]
“……资本主义生产没有其它社会结构的劳动力，就一步也走不通。”
[13]
让我们再一次澄清包含在引官中的这一大堆矛盾。
首先我们要顺便指出一个混乱状态，这是罗莎·卢森堡同志的整本书的特点。这里她也把具体同抽象混为一谈。具体地说：大量的追加的劳动力来自乡村，来自非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围。但是那确实不应该成为罗莎·卢森堡抄袭资产阶级分子弗朗茨·奥本海姆[14]的论点的理由，奥本海姆认为自己通过指出这个事实正在给严厉的马克思以“致命的打击”。问题在于：在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积累和劳动力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马克思答道：由于同可变资本相比，不变资本相对地增长较快，这就必然发展了后备军，它随着工业形势的波动而时多时少。因为资本主义机构知道怎样保证市场（尽管没有那种可爱的“调和”），所以它可以一方面通过保证增殖，另一方面通过形成后备军来处理大量的劳动力。
这就是在“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形。在具体的社会里，当然情形不是那样的简单。非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特殊意义越重要，对这一分析所作的“更正”就更应该充实些。因而试图通过指出从非资本主义环境引进追加的劳动力这一个事实来批驳马克思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
让我们仔细地看一看另一个断言，罗莎的主要的假设。它基本上引向这一提法，即没有来自非资本主义范围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没有这一劳动力，积累也就不可能，如同没有“第三者”也就不可能实现一样。这个实现中的“第三者”，从前一个被剥削的“第三者”——他们在失去了这样的身份后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代理人——那里得到理论上的支持。
所以，照马克思的看法，在纯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的过剩（后备军）是不可避免的，工人阶级的痛苦，以及群众的生产和群众的消费之间的矛盾等，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照罗莎的看法，不可避免的不是劳动力过剩而是劳动力的匮乏。劳动的匮乏成了主要问题，以致积累本身都变得不可能。
我们不谈在这种情况下积累不可能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尽管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必须注意下述情况：如果劳动力的短缺持续下去，工资显然要上升。短缺越严重，工资就越高。那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十分美好的事情。但在这种情况下请允许我们提一个“刁钻”的问题：日益增长的痛苦的理论又会怎样了呢？或者甚至伯恩斯坦在他断言它早就是多余时也是正确的吗？而且消费和生产之间的矛盾又怎样呢？难道它在完成支持实现的理论的任务（顺便说一下，不是十分清楚的）之后就被消灭，抑或因“再也无关”而消亡？
罗莎·卢森堡同志如此天真，以致她甚至不了解她关于资本主义没有非资本主义劳动力就不可能存在的论点，摧毁了她自己的理论基础，因为这个论点否认了“群众的痛苦”；没有群众，寸步难行。更有甚者。这个论点不仅摧毁罗莎自己的理论，而且它同马克思的正确的革命理论是根本矛盾的。她的理论美化了资本主义。它否认了资本主义的痼疾，这些痼疾表现为群众的贫因化，表现为日益增长的阶级矛盾，以及生产和消费的比例失调等等。
罗莎·卢森堡想在理论上表现得比马克思还革命。但是我们的断言已经证明，她对马克思的批评态度使她美化了资本主义。剥削被温和的实现所替代。这种情况反复出现。她想要证实这个“极端革命的”结论：资本主义没有殖民地的劳动力就会衰退；但事与愿违，它已经把她推向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理论的对立面。
这是马克思学说的报复行为，它不会原谅对其统一性的批评性的攻击。
至此，我们主要探讨了资本主义扩张的一般性问题，包括它的经济根源。现在该是考察一下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问题的时候了。
罗莎·卢森堡同志在她的著作的序言中表示了这种愿望，即希望《资本积累论》“除去仅仅理论性的意义外，还应该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实际斗争中具有某种重要性。”卢森堡同志认为，她的考察同帝国主义问题密切相关。当然，那是对的。作者的意图以及她在以后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是毫不含糊的。然而，她的著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在关于资本扩张的一般性意见（我们已经看到，即便这些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后面消失了。
罗莎·卢森堡的特点是，她只是在一个小小的脚注里提到“对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处理（伦敦版第457页）。
罗莎·卢森堡不仅没有解答这个问题，而且她对问题的提法也是不正确的，因而得出了一系列不正确的理论性结论。例如，她给帝国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15]
这且我们遇到了一大堆各种错误，这是绝非偶然的；相反，所有错误同出一辙。首先，资本始终为“残余”（一个最不准确的用语）进行斗争。其次，从同一定义可以得出，争夺那些已经成为资本主义领土的，不是帝国主义，那是完全错误的。再次，从同一定义还可得出，争夺“被占领的”领土的，也不是帝国主义。这条定义的这个因素也是完全错误的。整个定义存在着基本的缺陷，即它在涉及问题时毫不考虑把资本专门说明是金融资本的必要性。贸易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产业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这些方面都消失了或融化到“这样的资本主义”里去。金融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这个具体问题消失了；由银行统在一起的垄断的生产条件消失了。但是，如果不懂得这种资本主义的特殊形态，能不能懂得资本主义的特殊的“政治表现”呢？政治毕竟仅仅是扩大现有生产条件的手段。罗莎·卢森堡就是不懂得，不分析或甚至不注意这一点。她喜欢谈论事物的“普遍性”，而不考虑我们时代的实在的，具体的和历史的特点，这样的时代需要加以特殊的分折。
这里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明，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指的是法国（1923—1924）对鲁尔区的占领。
从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来看，这不是帝国主义，因为（1）没有了“残余”；（2）不存在“非资本主义环境”；（3）鲁尔区在被占领前已属帝国主义所有。总之，罗莎·卢森堡所描述的所有症状都不适用于这个特定的例子。
另一方面，例如葡萄牙的贸易战争，或者西班牙在发现美洲以后立即在美洲实行的政策，都属于帝国主义范畴。某种生产条件的标准（这是使我们懂得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的唯一标准）不见了。我们现在要问：罗莎·卢森堡的理论的一般性假设和她对帝国主义的荒谬定义之间有没有任何联系呢？我们相信肯定有。
的确，为什么要吞并资本主义的领土呢？它无助于实现，只有“第三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可以帮着实现，支持资本主义完成实现的困难任务。吞并被外国资本所统治的领土看来同这个观点是相反的。
罗莎·卢森堡只强调了帝国主义行动目标的非资本主义性质。所以在论军国主义时她写道；“军国主义……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各国在争夺非资本主义文化领域的工具。”[16]
所以，“非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领域简直就不合常理地被消灭掉了。消灭是因为罗莎·卢森堡误解了实现问题，而不去讨论利润水平和数量的问题。奇怪得很，卡尔·考茨基其人也对帝国主义作了同样的解释。照考茨基的说法，帝国主义是争夺新的农业国家（尽管考茨基只把农业国看成是原材料的供应者）。考茨基，以及罗莎无法理解大垄断资本主义组织的斗争不可能满足于这一目的。帝国主义行动的破坏性影响不仅扩及到依附性的“第三者”，而且扩及到资本主义领土；是的，甚至扩及到外国的金融资本的领域。争斗已经从单纯地争夺农业国家的分配变成瓜分世界。
因而，我们得出这个结果：罗莎·卢森堡不能解释这样的积累过程。资本主义同非资本主义范围的关系所产生的过程仍未得到解释，这意味着罗莎·卢森堡不能够恰当地解释资本的扩张。她更不能解释帝国主义的特殊症状。
最后，应该简单地描述一下后一个问题。那就是要答复下列问题：
1．资本扩张的条件是什么？它的经济根源是什么？
2．如何解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性斗争的极端尖锐化？
3．如何解释斗争的特殊形式（使用暴力和战争）？
我们试对这些问题作简要答复。
1．利润运动，它的数量和比率构成了资本扩张的条件——量依赖于此。商品和资本的运动遵守利润率平均法则。无疑这个过程必须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再生产的公式是
我们遇到了过程的三个部分。资本的货币形式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资本起着将生产资本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的作用（具体的生产过程——以字母P为标志——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最后，增殖的商品量转化为货币，即资本的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显然，利润量可以根据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情况上下波动；这三个阶段一起构成了资本的全部循环。
如果可以获得更加廉价的生产资料和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利润率就相应地上涨，资本试图利用这种形势。如果存在其它的同工业地位有关的条件，即地理位置，能使利润率增殖的条件，那么资本就朝那个方向运动。最后，如果我们具备更有利的条件来实现商品量，那么利润率又将上涨，而资本就不断地朝着那个方向调整。结果，资本主义扩张的根源就存在于购买的条件，生产过程本身以及最后销售条件。一般来讲有三个同题与此有关：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的问题；资本投资的新的范围问题；最后市场问题。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特别是那些远离已发展的资本主义中心的经济形态，是最具吸引力的，因为它们确保了最高利润（即使包括高额的运输费用）。殖民地“剩余利润”的获得说明了资本主义扩张的方向。那不意味着斗争只朝着或只能朝着那个方向进行。相反，斗争越深入（当然，在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条下），它也就越成为争夺资本主义中心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的运动也还是主要的原因（例如，法国的铁同鲁尔的煤的联结就保证了利润的巨大增殖）。
2．资本主义国家间竞争的严重激化可以从资本主义剥削的自由对象在三个方向上的适应得到解释，这三个方向同再生产的一般公式的三个部分相一致。这里，量变转为质变。这个问题，已被现有的文献所充分说明。
3．竞争性斗争（着重点从使用低价手段进行斗争转变为增加压力的方法，直至战争）的特殊形式，首先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垄断结构所造成；其次，是由于在这些国家内，财产已被垄断，因此，为争夺原材料和争夺作为资本输出对象的国家（在那儿，用降低价格的手段来竞争已不可能）而进行斗争变得越来越重要。再次，由于今日的市场问题不同了，因为它再也不是平等的企业家之间的竞争，而是得到国家权力支持的巨大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斗争。
如果不同企业间相互争斗（例如煤业托拉斯和铁托拉斯），降低价格的策略就失去意义。如果联合企业进行争斗，他们的方法必然是联合起来。但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用经济术话来说——只不过是巨大的联合经济托拉斯。此外，在垄断资本统治下，为一种相似的产品争夺市场的问题有本质的区别；垄断资本不得不争取垄断某个市场，通过关税壁垒划分它的界限，和使它的国家机构屈从。
因而，资本扩张的客观内容，在某种范围内也在变化。我们看到扩张的形式向着斗争方法的尖锐化变化。我们进而又看到这也是由资本形式本身的变化所造成的。因为战争只不过是“其它政治手段的继续”，所以政治也不过是某种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的方法。所以近代资本扩张同过去的不同，表现在它再生产出了在扩大的水平上的生产的新的历史环境，即金融资本主义环境。帝国主义的基本要点就寓于此，而罗莎·卢森堡完全忽略了这点。如果人们不懂得帝国主义的特定的历史特点，谈论帝国主义又有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要求的误解，也是对“具体历史过程”的误解——这一过程常常被用作一个证据，来反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那些“没有灵魂的公式”。
[1] 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见本书第69—70页。
[2] 便提一句，罗莎·卢森钢在她的《资本积累——一个反批评》一文中声称，马克思从未论述过“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指出了资本主义趋向全面统治的实际倾向。这种对抗在逻辑上是不能被接受的。说马克思从未论述过“孤立的”社会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想起了下面的这句话：“为使问题简单起见，我们且把对外贸易丢开不说，考察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罢。”（《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553页。）
[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38—239页。脚注。就最后一句话来说，它包含了错误的论证，我们不得不在下面引用马克思的话：“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90页。）
[4] 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卷第111页。（最后一句的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
[5] 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264—265页。
[6] 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285页。（在我的著作《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也引用过，在那本书中，这个问题得到明确的论述。——尼·布）
[7] 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64页。
[8] 雷德里希·巴斯蒂亚特（1801—1851），法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出生于巴约尼，著有各种反对保护主义的作品，被认为一生都是自由贸易最重要的发言人。还著有反社会主义的作品。
[9] 里兹曼同志在《论资本积累和第三者》一文中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有趣并且写得很好。详见社会科学院通讯第五期，莫斯科1923年出版（俄文）。
[10]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84页。
[11]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85页。
[12] 同上书，第286页。
[13] 同上书，第287页。
[14] 弗朗茨·奥本海姆（1864—1943），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行医开始了他的事业，1885年在柏林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以后改变职业并在凯尔求学。1919年成为法兰克福经济学教授。1933年离开德国。
[15]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59页。
[16]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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