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上海来信
最近几月来发生的事变，特别是上海最近发生的事变[注一]，最后地使我们相信了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领导机关是不能实行坚定的共产主义政策的，而这样的政策，在业已极度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是尤其必要的。在党的领导机关中，有一个派别，它决心要将党推向右倾，走上取消的道路，同时这一派别及其政策又受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的支持。还走得愈远，则党内已经发生的危机将愈深刻愈扩大，如果共产国际执委会不立即加以干涉，则它对于党乃至对于中国革命，都许会发生严重后果。危机的原因必须从这个事实中寻找，即：中国党的领袖们曾经以为，现在也仍旧以为：既然中国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革命，则由此人们只能期待得到一些民主的自由权与经济状况中的一些微细的改善。他们不相信中国革命发展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正犹之乎他们既不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或农民，也不相信群众或群众行动一样。领导核心的观念约莫是这样的：中国正在经历它的民族革命，这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参加于这个革命的是一切阶级，其中有民族资产阶级，有富裕的绅士与地主，因此要保证革命胜利，必须维持阶级和平。我们只叫举一个例，表示这观念在实行中如何转变成最坏一种的机会主义。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中央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央的报告做了一个决议，它说到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危险倾向，并且宣布道：
『最大的危险是群众运动向左发展，而军政当局鉴于群众运动的飞快生长，陷于狼狈，开始右倾。这两个极端倾向如果在将来继续发展下去，则群众与政府之间的裂缝将要加深，结果红色的联合战线将被破坏，全民运动将受危害。』
从这里得到的自然结论是：群众运动必须加以限制，以自然力量高涨起来的工农运动的潮浪，必须加以防堵。
『在工农的实际斗争中，』那决议案接下来去又说，『我们一定要避免幻想（手艺人与工人的过度要求，工人纠察队之参与行政事务，农民夺取土地，等等），以此铲除左倾的幼稚病。』
党的领导群不懂得群众运动；不但如此，它而且害怕群众运动，它认为这运动是不合式的事，无论如何，是不合时的一个现象，会妨碍它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的。因此它将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利益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自己在资产阶级的脚跟后面追随。因此，在一方面，它镇压群众运动，在另一方面，它进行各式各样的上层拉拢，沉溺于细微事件的买卖，陷于骗术之中，这，在革命条件之下，是等于孟什维克主义的。因为它完全自认为中国革命中帮助的次要脚色，它抹煞自己，抹煞运动，如此便堕入了右派的掌中。最近四月中给中国革命造成了许多新的事情。革命运动的生长，以及基于此生长之上的内部矛盾的激化，造成了一个极度复杂的环境。无产阶级为夺取中国革命中领导权的斗争，实在是今天的任务。我们的意见以为正是最近这几个月，中国的领导机关表示了它只能领导与工人阶级走向失败与投降。
最近这几个月，即约自十一月的开始的那一时期，以下列几件事实为其特征：一、国民革命军打败孙传芳，已获得了一个决定的胜利；二、由于这一胜利，帝国主义与国民政府及右派国民党开始吊起膀子来；三、群众运动已囊括了更新的阶层，达到了从未达到的高潮；四、更趋严重的内部冲突，已使国民党的左右派发生尖锐冲突。这时期具有四个特点：一、广州的反动；二、占领汉口租界；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蒋介石间关于政府所在地问题发生争执；四、上海暴动。现在，我们党在这个时期采取了什么策略？
广州
自从政府迁往武汉，留在广州的右派，以李济深为首，得到蒋介石的赞成，开始了一次反对共产党人的猛烈运动。他们说，自从北伐军在江西得到一次决定胜利之后，广州已位于战区之外，必须巩固起来，需要有『正常』环境。走向此种『正常』条件的第一步，乃是将警察局长撤职，为了他跟共产党人有亲密关系，解散国民党部，以右派替代左派，下令禁止大的公用事业中罢工，禁止罢工中实行纠察，解散工人保卫队，等等。新的国民党省党部决定阻止罢工，给工贼们以自由活动的机会，且公然宣布反对二五减租。然后开始逮捕工人，迫害农业工人，禁止反英示威，乡村里的土豪劣绅得到了鼓励。政府开始津贴及武装右派的工人团体：『机器工会』与『广东工联会』，并且挑唆他们起来反对左派的工人团体。
『巩固』情绪不但传染了广州的国民党人，而且也感染了北方的国民党人。在汉口，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出来反对工人们的要求。政府要模仿广州，采取强迫仲裁办法。最后，鲍罗庭同志的那篇右派国民党式的演说，也落入这个轨辙，是受那同一的『巩固』情绪所鼓起来的。现在，我们党如何对付那起自广州而遍及全国的反动呢？一般来说，能说得上是反对反动的斗争方法的，丝毫都没有。中央委员会关于广东问题所通过的决议案，逐字征引如下：
『最近中，右，左各派对共产党人与接近共产党的分子所以施行共同进攻，其第一个原因在于我们党的广东省委会不认识左派，第二在于它低估了左派领袖们的影响。』
中央委员会提议等汪精卫回国。……我们不要替广东省委辩护，他们受着鲍罗庭的影响，确实是低估了左派；但我们不能懂得，党的领导机关如果不主张阉割群众运动，又怎能将反动派活动的责任嫁于地方党部身上，因为反动派的活动是应该由群众运动的生长来解释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表示出毫无力量发动一个斗争来反对反动。汉口无产阶级在一月三日夺取了汉口的英国租界，那时是越过了国民党，越过了我们的党及其领导机关而从事于这一斗争的，这斗争刺激起反帝运动的新高涨，同时给了国内敌人以一个最严重的打击。
汉口
没有一个人预见了一月三日事变。汉口工人们之占据租界是自动发生的，无论从政府，国民党或我们党方面，都不曾有什么领导或唆使。他们全都遇到了一个既成事实，一个群众的自发行动，而他们全都非理会这事实不可。汉口事件具有非常的重要意义。英国堵塞了它的耳朵。陷于幻灭的群众与党组织，再度兴起了，国民党的右派遭了一个打击，民族反帝运动泛滥全国，甚至逼得张作霖那样地反动派，也说起假装的民族主义的言语来了，要求收回租界等等。此外，汉口事件对于政府与鲍罗庭都发生了革命作用：违反着他们的意志，他们在群众这一自发行动的压力与影响之下左倾了；十二月间的情绪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消灭了，当两星期以后，为了政府所在地问题和蒋介石发生冲突之时，政府人员与鲍罗庭采取了一个左的立场，这如果没有一月三日事变，那是不能想象的。左派，如许多人所相信的，简直已不再存在，这一下却巩固了自己，又因右派围绕在南昌的蒋介石周围而有某种凝固，所以终于团结了。由此导成了宁汉冲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汉口事件有什么反应呢？第一，它根本不要有什么反应。当那问题向中央委员会与俄国同志提出之时，陈独秀同志叹道：『为什么我们应当赞成它，我们该进行什么鼓励呢，现在侵略者不是英国人而是中国人？』这已经是一月十二日或十三日了。只在事件发生了两个或三个星期之后，中央委员会才对群众发一个宣言。同时它给湖北省委会送去了一封信，埋怨我们的同志，因为工人纠察对从夺取租界的第一天起就维持那里的秩序一事，该由他们负责。中央委员会的意见认为外国人与小资产阶级是不应激恼的。
南昌－武汉
一月中，为政府所在地问题开始了争执。武汉派，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中的大多数，坚持服从广州时通过的决定，政府应迁移至武汉。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昌派，则坚持政府所在地应该定为南昌。自然，这争论并非简单地为了政府的所在地。那个问题是：国民革命运动应该跟群众及共产党走呢，还是跟那已经倾向和日本及奉天妥协的独裁者蒋介石走？这争论曾是，而且现在还是，关系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两条路。争执具有极度尖锐的性质。已经有两个月了，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政府，两个中央委员会，两个国民党政治局，两种军队。南昌已成了右派中心。大多数由共产党人组成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被解散了，代之以新的，其中有七个右派，一个中派，还有一个过去的共产党人。蒋介石与（奉天的）杨宇霆[注二]进行谈判，国民党全不知道这件事。经过前内阁总理段祺瑞[注三]那一类的政客，经过黄郛[注四]或戴季陶，同时蒋介石又本人出场，他和日本人进行秘密谈判。他的一伙，何应钦[注五]，也在福建干同样勾当。蒋介石不敢公开反对苏联与共产国际，却开始反对鲍罗庭，加伦[注六]与其它诸人，且努力使这斗争带上个人性质。蒋介石对第六军军长程潜[注七]所发的下引声明[注八]是颇为特殊的：『我绝不反对俄国共产党人，我只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党的右派，但我知道联共党中又存在着一个左派，由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领导的。我准备同他们合作，因为左派赞成完全拥护中国的国民革命，又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而那个右派，由鲍罗庭，加伦等人所代表的，虽然也主张拥护国民革命，但反对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假使他们派拉狄克与加拉罕[注九]到此地来，我是能够和他们合作的。』
当蒋介石自己假装为『俄国左派共产党人』（程潜如此称他）时，他已开始猛烈地猎杀共产党人，并且在最后，于二月二十一日公然发表他那篇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真正虐杀式的演说。
这时候，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干了什么事？人们许会想，它该在拥护武汉政府这口号之下，且要求南昌派服从中央多数派的决议而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运动吧？人们许会想，党将揭露出隐藏在这斗争后面的真正动机，暴露围绕在蒋介石周围的右派阴谋家，且努力推动政府与鲍罗庭，使他抛弃附加在这一斗争之上的个人色彩，以社会改良的政纲，首先是土地改良的政纲，出现于群众之前，且强迫蒋介石（如果他愿意）在确定的政纲基础上接受战斗，以此给他造成最大的困难吧？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干脆地在长期间『不理会』这个斗争，不对……一个立场。甚至到二月中旬，就是，直到斗争已临到非常尖锐地步，在汉口还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采取什么立场。我们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与中央委员会拼命提议立即迁至汉口，以便在那面领导党与武汉派政府，可是我们遇到的只有遁辞推托。无论国际代表，无论中央，都不要参预反对国民党内部反动派的斗争，这一斗争，国民党左派与鲍罗庭（多半是违反着他的意志的）却是想要发动的，国际执委会代表与中共中央的意见是：我们能够与必须对蒋介石让步，虽然他们没有公开如此说出来。这条路线，假使我们能够称之为路线的话，倒只有小半属于中央，而大半属于伍廷康[注十]同志的。例如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得出来，当他动身去汉口并会见了蒋介石以后，他曾请求莫斯科召回鲍罗庭。同时他又含糊地补充那个请求道，否则，蒋介石不愿有任何重要让步。当伍廷康不在之时，中央却采取了一个较为正确的观点，它宣布这是一个关于无产阶级为领导权而斗争的问题，并说，召回鲍罗庭那样的任何让步，都将等于全部投降。
我们对鲍罗庭不存丝毫幻想。我们以共产党人资格，视鲍罗庭为一个极像左派国民党人的人，和每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一样，他顶会动摇。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后，他赞成退出国民党，否认左派的重要性，甚至否认其根本存在。以此他予那个对左派国民党所采取的虚无态度以一臂之助，这态度很流行于广东同志之间。然后，他的否定左派使他毫无遗憾地走向右派，走向投降的与落后的立场，它表现于其十二月十二日的演说及其『购回土地』的思想中。一月间，他向左方摇摆，在一次宴会中发表一篇演说，攻击个人独裁，即攻击蒋介石，这样，他成了一种斗争的不自愿的唆使者，它本人对这斗争却是马上惧而后退的。二月中旬，他自己对F[注十一]同志诉说道：
『我怕我在这问题上做了错误。我起来反对蒋介石是由于舆论压迫，我不知道我做得可对。我们将和蒋介石一路打到北京，但很难和党［即和国民党］一起。』
这几句话再好不过地画出了鲍罗庭自己，人很难说在中共中央右派，伍廷康与鲍罗庭同志三者之间，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意见。
不过我们以为在目前的政治情势之下召回鲍罗庭，将等于对蒋介石屈服，因为正如蒋介石受环境逼成反动派的旗帜一样，鲍罗庭成了国民运动中革命分子的旗帜与苏联的旗帜。虽然具有一切缺点，一切可怜相以及原则之缺少，而今天的鲍罗庭总一方面是左派国民党化身，另一方面是苏联的象征。这就说明我们在此一问题上的立场。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立场却不能以任何原则性的动机来解释。因为他忽视斗争的原则性的内容，在此地也像在其它地方一样，他滑进了拉拢勾结中，这对于整个革命运动是有毒的与危险的。
我们再说一遍：在南昌武汉的冲突中，党的领导核心在二个月之内不采取任何步骤，假使我们不把那最后一个因一群『左派』同志的坚持而通过的关于鲍罗庭的电报不算，则中央委员会对于这个局势向它提出的问题，只是躲起了自己，避作回答。
湖北省的地方党部对此问题，不等中央决定，由自己负责发动了一个运动。
不过鲍罗庭问题已成为这一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之一。蒋介石与右派国民党人已公开出来反对共产党人。我们的党应该发一个清楚明白的政治宣言，公开回答每一个提出来反对它的责难。党却没有干这件事。右派国民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刊物这回进行了一个凶猛的反共运动，而中国共产党则沉默着，希望用各样的拉拢，妥协与小买卖来消灭这个冲突。
在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的条件之下，上海问题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蒋介石需要上海，视之为一个基地，由此进行反对左派与共产党人的更进一步的斗争，同时亦可与北方及帝国主义进行谈判。蒋介石向上海进军，心里存着这个想头，上海占领能给他一个不可抗争的优势去和左派争夺国民党中的领导权。中国资产阶级希望经过蒋介石保证其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在这方面，能够有而且曾经有三种策略。一部份同志，特别是俄国同志与鲍罗庭，以为让蒋介石在上海与浙江去断头折颈倒并不坏，他们催促他去攻取上海；加伦同志的意见是：进攻上海是一个无希望的军事行动，他不参加这行动。这些同志不能估计到在浙江省内进行斗争的不仅是蒋介石，而且是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不懂得蒋介石得到胜利，同时也是革命得到胜利，而失败则也将为蒋介石与革命共同遭受的。
第二个策略在于无条件地与干脆地拥护蒋介石进军上海，在于联合蒋介石的驻沪代表准备暴动，以此帮助国民革命军进攻上海，这一群同志，代表中央的与上海地方委员会的右派，不懂得蒋介石将在上海建立右派政府，将设法使上海变成国民党右派的一个堡垒。这些同志是有意无意地，同意将上海的政权交给蒋介石，这就是，帮助资产阶级在那里扎下阵地。
第三种策略：乃是我们与一部份中国同志所拥护的，在于：一方面用一切手段拥护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另一方面，在上海发动群众运动，藉以对抗右派，又要建立一个民主的人民政府，以便民主的因素凌驾过军事因素，而占领上海的结果，将是国民革命的胜利，反帝运动的胜利，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的代表蒋介石的失败。我们以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行将决定于上海。而且，上海无产阶级自二月十九日至二月二十四日的暴动，客观上乃是要确保此一领导权的一个企图。
孙传芳打败的第一批消息一经来到，上海的空气便白热化了，在几天之内，发生了三十万工人的自发罢工，这罢工，又自发地转变成武装暴动，它缺乏领导，化为乌有。
我们在前一信中曾详细记述了当上海事变中我们党的策略。因此我们在此地只需着重指出几个主要点。
广东军队的前锋离上海二十五至卅英里。完全失去了斗志的孙传芳军队开始抢劫，溃散回来。在市内，一部份武力动摇着，舰队转向了我们方面。三十万工人实行罢工，又转入武装暴动。军事官长将几十名工人处死。一部份小资产阶级业已同情工人，参加斗争，关了店。同时，我们党的中央，虽然参加了罢工的准备但其爆发仍完全出乎它的意料的，现在考虑着是否应该暴动，可是正在这时候，暴动业已实行了。无论工人，无论兵士，也无论小资产阶级，关于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没有得到一点指示。党只自限于提出这个空洞口号：『打倒孙传芳』与『北伐万岁』（在某些地方，甚至简单地叫『蒋介石万岁』）。反帝口号完全不见了。例如有一个对工人发的传单说：
『孙传芳比那干过五卅屠杀的帝国主义者更加残暴。』
党将反孙传芳斗争与反帝斗争分开，这便冷却了群众的热情。党的代表不对群众说话，而对资产阶级的代表说话，期待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在罢工以前不久我们提出的民主国民大会口号，被了解成上层拉拢的一个新手段，不是向群众提出的。结果，我们漏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历史时机，一种希有的情势的配合，这时政权安置在街道上，但党不知道如何拿取它。更坏的是，党不要拿取它，它不敢拿取。
如此这般，那个糟塌党达一年之久的右派倾向，在上海事件中得到了粗鲁的与完成的表现。它只能拟之于一九二三年德国中央委员会与一九○五年十二月暴动中孟什维克派的策略。不过其间还有分别。分别在于这一事实中，即在上海，无产阶级的一边具有多得多的力量与机会，且对事变干涉得极有力，它本可以为革命争取上海，改变国民党内部的力量关系。
中共领导机关犯这些错误并非偶然的。错误乃从它对于革命所怀的右派观念，从它对群众运动缺乏理解，以及从它完全不注意群众运动而来的。
党与群众
中共上层与群众没有接触。这在历史上是需用这个事实来解释的，即在三年之前，党还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小团体，党的领导机关觉得很难懂得：它久已不再是一个小团体，已成为一个拥有三万党员的党，它对数百万工农保有影响，是中国革命中最有势力的一个有组织的力量了。国际代表非但不催促取消此种可厌的小团体精神，反而鼓励这精神，祝福这精神。
党的领导机关，工农团体的领导机关，到处都由知识分子，学生所构成，他们所具备一切优良的质量，但与群众很少联系，不常常懂得他们的需要。这情形一直持续到现在，固然，这不是因为没有工人能够参加领导，而是因为党组织的上层不要容纳工人到领导中。不多几时间，在二月中旬，上海党组织召开一次会议。正如我们所已知的，上海党组织中百分之七十是工人，但在新选举的十六名党委员中，没有一个工人，有三个工人被举为候补委员。党的领袖们对工农所采取的态度，中央委员彭述之[注十二]同志当讨论派选学生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去读书这个问题时，曾有最好的说明。依照决定，本应该派选一百七十五个工人与一百个农民。彭述之同志对我们解释道，中央决定派知识分子与学生，决定的理由如下：
一、工人都不能读书，不能写字，不能说话，不能理解什么。叫我们到那里去找一百七十五个工人进学校？
二、工农假使有机会到俄国去进专修班，生活要过得舒服了。这结果会使他们腐化，将来他们回到中国，便不愿意为党工作了。
学生呢，照彭述之同志的见解，那是相反的，没有这个毛病。他以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共产主义的工农，而是不大会写读的，或竟是文盲的非党分子。当我们坚持要派工农去读书时，中央是接受了我们的计划，虽然是不愿意的；不过一个工人政党的领袖们对于群众的态度，在这件事情中总是出色地表示出来了。中央对于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态度差不多如此。『老头子』（指陈独秀－译者）对我们说，汉口工人纠察队一定要解散，因它是由小资产阶级与手艺工人，一部分由非产业工人组织成的。他以为工人纠察队应由少数『诚实，阶级觉悟与无可非难的』工人组成（这是一个关于汉口工人纠察队问题）。
我们假使观察一下事件内情，则可见汉口工人纠察队的小资产阶级性的说法，乃是简单的一个诬蔑，国际代表曾拣起了这一诬蔑的。汉口工人纠察队系由工人，大部分非产业工人所组成，这是确实的，但若称它为『小资产阶级的武力』，那便完全不正确了。
中央委员会右派对于上海人民代表会议的态度，也出于这一对群众之缺乏信心与他们之缺乏了解。当我们提议在工厂中与街道上选举这个人民会议时，领导同志们好久不懂得这个意思。他们决定以社团代表来替代选举的代表，关于这，『老头子』曾说：『不然的话，工人们也会选举那些鬼知道是谁的家伙。』
依照党的领导核心的见解，工农是一种愚笨的与无言的群众，不觉悟的与不积极的；这个群众一定要被共产主义者率领着，走上一条为他们自己所划定的道路，毋需和这些群众商量。例如党的领导机关宣布道：农民不要土地。尤有甚者，共产主义者不鼓励他们起来减租，他们甚至不愿要求减租。在上海，正当工人起来暴动之时，领袖们宣布工人们不要暴动，又说上海人不要拿取政权。人民代表会议这个思想，被上海区委书记罗一农[注十三]称为『舶来的思想』。此种对于群众需要，群众要求与群众斗争之完全缺乏理解，此种鄙视的与骄傲的态度，酿成了这种情形：一切群众运动都是自发的，没有党的领导，离开党而进行。它已经达到这个地步，以致事变总是在事后认定，然后加以『追认』的。农民反对土豪劣绅，要求减租与降低地价的斗争，曾经是自动发生的，现在也还是自动发生的。汉口无产阶级是擅自占领了英租界。上海的罢工，其爆发与进行几乎都是自发的。而党的右派领袖们却仍旧固执地不相信群众。总之，党匍伏在事变的尾巴后面，不能领导事变，这并非因为党的影响在组织上不够强，而是因为党的领袖沉陷在机会主义与尾巴主义之中。
农民运动
对于群众的不信，首先反映于他们对群众运动之缺乏注意，也反映于他们之镇压这个运动。
一九二六年十月以前，农民问题，农民斗争问题，无论国际代表或中央，都不曾在多少郑重的方式中加以提出过。除非中央六月全会的一些决议案是例外，他们完全不说起农民斗争，反而号召农民跟『正绅』与大地主联盟。十月间，一个关于农民要求的纲领拟出来了，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与党领袖们认为这纲领只为了提出党大会之用。在三四个月的时期内，这纲领并未走出中央委员会的墙壁，一直要到一月间，这纲领才算被分送到各个地方组织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党在农民运动上的策略，本质上没有丝毫改变。镇压乡村斗争与阻止一般的农民
运动这个旧路线，仍旧当令。虽然十一月与十二月间布哈林对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在其演说中，更后，在全体会议上与决议案中，已经斥责了中共的压制农民运动，但党直到今天还不曾改变这个策略，不曾承认它的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在一月间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就已宣布过：
『就我所知（我还不曾看到什么正式文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有人攻击我们，因为党没有对农民问题予以充分注意。这是丝毫真实性都没有的……』
国际代表既然这样说，人是不能期望党能承认这些错误的。
对于农民运动的恐惧，存在于党内，而且至今还存在着。耕者有其田的实现（这就是农民占领土地）被中央称为『一种危险的左倾幼稚病』。它继续说些『与正绅及中小地主缔结联合战线，反对劣绅与土豪』（见十二月三十日湖南来的报告）的话。『正绅』这个名称，至今都可以在一切党的文件，在领导同志的文章中发见。以道德范畴替代社会范畴，实质上代表着乡村中革命运动的停顿。
中央十二月全会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参加之下，通过了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在这决议案中，找不到一个字说到土地纲领与农民的斗争。决议案对于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没有回答一个；对于农民政权问题是加以否定回答的。决议案说，农民政权的口号一定不可以提出来，以免吓走小资产阶级。因为忽略了农民革命，遂致党的领导机关停止去武装农民。唐生智向我们武汉的同志提议，要征发志愿队与农民协会会员到他的军队去，武汉区委会拒绝了它。这些同志的意见是：农民不需要武装他们自己。『老头子』在十二月全会上的声明是典型的，那时发生了武装湖南农民的问题。在湖南农村中，一个真正的内战在进行中，豪绅们成打成百地屠杀农民，可是『老头子』说：
『假使农民现在不需要武器，那末我们不反对政府保管武器。假使民团与农民都不许有武器，那末即使燃起了斗争，后者还是会胜利的。』
工人运动
党在工人运动中的策略，与它在农民运动中的并无二致。首先，党对于工人运动是绝对估计不足而缺乏注意。中央委员会中没有工人部。一百余万有组织的工人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工会与群众分离，在很大程度内它始终是一种上层组织。工会的政治工作与组织工作，到处都以强迫来代替，而主要的事情是有好些机会主义倾向在革命的工会运动的内外生长着。
与雇主们的不断联欢，分享利润，限制生产，帮同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会屈服于雇主及老板，这些是普通现象。
另一方面，工会常常去拒绝支持与保护工人们的经济要求。由于害怕劳工运动之原始性的生长，党在广州同意了强迫仲裁，然后在汉口也发生了同样事情（强迫仲裁这个思想本身就是从鲍罗庭来的）。党领袖们对于非产业工人运动所怀有的恐惧心特别的大。而非产业工人呢，在中国的有组织的工人中恰巧占有了压倒的大多数。
中央委员会在十二全会上的报告说道：
『要决定我们对于中小资产阶级的策略非常之难，因为非产业工人与写字间工人的罢工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本身中间的冲突。双方［即雇主与工人］均为民族联合战线所必须。我们不能偏袒双方的那一方，同时我们也不能中立……在制造生活必需品（米、盐、煤、燃料等）的公司中的雇员，假使有一线希望能在和平方式中获得资方让步，则一定不可以诉之罢工。』
如此，党放弃了对于非产业工人，即对于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负保卫与支持之宾。这里它所凭借的口实，就是必须和小资产阶级结联合战线。顺便说一句，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指真正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手工业者少些，而指那商业的中等资产阶级则多些。
甚至为国际代表与鲍罗庭所接纳与签名的那个解说中央决议案的电报，没有说到制止非产业工人斗争的事。那电报隐瞒了一般的制止工人斗争，因为存在于华中的少数工厂，或者是关了门，或者是属于国家或合股公司的，可是大家知道，罢工斗争在国家企业中绝对不许发生的。
党的领导机关也害怕武装工人，我们已经讲过人们散布的关于汉口工人自卫队的诬蔑，以及中央对工人纠察队的态度，这些纠察队曾帮同占领了汉口租界。有单独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中提出了武装工人问题，甚至在那一次，也决定了一部份纠察队必须解除武装，因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分子。甚至当上海正发生暴动的那几天，党的几个组织还不许工人备着普通的竹棍子。党从不曾对工人说过关于武器或武装斗争的话。上海暴动就这样地塌了台。党内右派，特别是上海区委的领袖们，将暴动描写为一个纯粹军事力量的行动，一次冒险。十月二十三日与二月二十二日的暴动就是这样实行了的。
军队
党对军队所采取的态度，周恩来[注十四]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有一个说明。他对党员们说：『参加国民革命军，加强它，提高它的战斗力，但不要在那里进行任何独立的工作。』直到最近，党在军队中没有支部。担任政治顾问之宾的我们的同志，专门替国民党干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
党的中央委员会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指挥部，并非从行伍出身的指挥部，而是那个旧的指挥部。藉助于各式各样的拉拢，反对等等手段，我们的同志希望在军队中维持各个力量的平衡，但他们从不想到要抓取军队。据党领袖们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之见，广州军队不是武装的人民，只是一支雇佣军队，其中不能进行任何政治工作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以特有的热忱，否认在军队中有进行政治工作的可能性。中央十二月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要在军队中建立支部（固然，它只决定成立指挥官的支部，不准兵士们参加），本年一月中，当别的俄国同志提出（并非第一次了）军队中的工作问题时，伍廷康同志却已激烈地出来发言，反对组织支部。开头，他（对孟达里扬同志[注十五]）说，莫斯科已决定反对组织支部，然后他指出几个不能组织的理由：第一，因为军队指挥部，特别是蒋介石，将视之为共产党人的阴谋，会使关系紧张的；第二，因为广州军队是不容自下而来的影响的。当有人提议大规模吸收工人与共产主义者进军队（那时产业工人中颇多失业，广州与汉口都有数千受过训练的工人纠察队），同时主张农民与农民协会会员参加军队之时，伍廷康用种种借口将它搁在一边，他说：到底没有人带他们到军队里去，由此也发生不出什么结果，现在并不招兵，等等。因为他不敢在武装工人这问题上做个原则上的反对者，他便发见了上千个困难，表示出要武装工人是绝对不可思议的，我们不能到任何地方去取得武器等等。
此外，有几十个营长与少数团长是共产党员，他们有巨大影响，还有一个团，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经过所有这些孔道，本可以进行一个大工作的，但由于害怕军队的革命化（某几个党首领满怀着这种恐惧），一些在军队中工作的同志竟致于离开了党，变作『个人』的共产主义军官，他们正如一位在中央负军事工作责任的俄国同志所说：『他们多半会拒绝吸收工人到他们的部队中去，因为工人是捣乱分子。』
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虽然在长期抵抗之后，终于向我们承认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必须加以改组，但过后他一点不曾在事实上进行这一改组。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可曾对中央说起了这回事。
小资产阶级
不相信群众与不了解群众，十分自然地会走到这个地步，即：几个党领袖将党看作各界与各派之间的媒介，正和中国存在着的其它各派一样。由此发生了一种特别热心，去和军事领袖与大资产阶级作上层谈判。我们党在上海的全部策略，半年之中就在于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们作不断恳谈。而这些恳谈，是用一个必须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幌子作掩护的。小资产阶级这个鬼怪达到了荒唐地步。不能组织农民政权，为的是它会吓跑小资产阶级。一定不能为工人们提出要求，为的是这些要求会吓坏小资产阶级。一定不能发展罢工运动，否则小资产阶级会跑开了。一定不能发展共产党，因为它将惊吓小资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不曾有任何行动之前，我们不该有什么行动。可是实际上，党的领导机关很不关心小资产阶级，尤其不关心小资产阶级中的手艺人与家庭工人，这些人即使没有数千万，也是有数百万的。党从来不曾注意到这个阶层，没有在那中间做过工作，没有企图跟他们发生联系。它只忙于和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些跟大资产阶级有密切关联的代表，作上层谈判。单单靠这一下，党就已批准了小资产阶级对大资产阶级的屈服了。
实际上，小资产阶级比参加革命的其它部分民众，曾经失去得更多。正是因为这，人家该想到，共产党是应该特别注意到这个事实，即小资产阶级不应该被通货膨胀，高税额，疯狂的捐税制度，高利贷等等所毁灭吧。但在此地，党所走的路线，主要是在于限制工人们的要求。一月八日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说道：
『我们一定要提出：「革斥贪官污吏」，「不浪费人民钱财」等等口号，但不要提出「减轻人民负担」这个口号－尤其当我们和奉天[注十六]作战的时候。』当问题在于立即实行必要的社会改良，减轻那主要落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肩上的捐税负担，且在于转移这些负担于占有阶级之时，党却露出了恐惧，这恐惧，让我们直呼其名吧，倒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大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的。
当上海总罢工那几天，一部份小资产阶级业已参加了罢工，另一部份等待着信号与召唤，而党的右派却在小资产阶级消极的借口之下，设法去取得大资产阶级的援助。我们在关于上海暴动的信及瞿秋白[注十七]的信中说到了这一点。
党，国民党与政府
党在工农运动中，以及军队中所采取的策略，实在是暗中帮助了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派。党对群众既然采取了那个鄙夷的与骄傲的态度，党的右派对革命既然怀着纯粹资产阶级式的观念，那结果就不得不如此的。我们无怪要常常听到这样的称呼，譬如：『蒋介石国民党人』，『唐生智国民党人』等等，这种策略随伴着对于提出大政治问题的恐惧，随伴着对于前途的害怕，党必须要陷于狭隘的，事务的实际主义－这主义离开改良主义没有多远。彭述之与罗一农二同志乃是此种右派倾向的最典型的代表。在他们二人身上，那种细小的事务精神表显得最明白，它拼命把原则问题化作枝节，化作技术性的困难。带着这种观念，许多同志把蒋介石反对围绕于汪精卫[注十八]周围的左派分子的斗争，不看做两种倾向间的斗争，而看作简单两派人的斗争，就不足惊奇了（伍廷康同志给后一观念供给『理论』基础）。由此又发生了对汪精卫回国问题的态度，他们视之为一切祸患的救星，他们忽略了斗争的社会内容，忽略了动员群众运动的必要。一月八日中央政治报告中说：
『我们的意见以为，我们直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使汪精卫，蒋介石与其它军官之间重修旧好。假使我们不能解决这个任务，那末整个民族运动将被绝对破坏了。』
这个运动已经进行了半年多，汪精卫却还不曾回来，多半是永不会回来了；这时我们的党，却将其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全部工作，与汪精卫的回国运动联系起来。
一切关于左派国民党，关于对左派国民党的关系的言论，最后都归结到汪精卫。可是，一月三日的汉口事件已表明了国民党的左倾及左派的结成，只有在群众运动，不但是小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工农的，群众运动兴起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则相反，他们在另一极端寻找左派国民党，
他们忙于从上面去钓取左派领袖们。与此政策相符，这里发生了一个理论，以为必须送一部分群众给这些左派领袖，而共产党人对于群众却已独占了影响的。
十二月全会对中央报告所作的决议案说：
『在群众运动中，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可能和左派合作，且帮助他们去争取群众（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
彷佛问题不在于必须有群众将国民党领袖们推向左边，而在于国民党领袖们必须争取群众。
在政府问题上，党的立场是模棱的。在各地方，共产党对工农说，现政府是一个人民政府，一个颇近乎工农政府的东西了。中央则相反，它的意见是：政府还不是人民政府，人民还不曾自由。由此出发，甚至在地方范围内反对共产党人加入政府机关。当某几个共产党人在江西省做了县长，中央在十二月二日有信写给江西省委道：
『有些同志以为政府已经是一个人民政府，人民已经自由了。他们忘记了我们的党还不是一个执政的党，我们无论如何不可以加入政府去担任什么职务。假使我们在两三个县里当了县长，能够实行我们的党的策略吗？人人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只能叫我们失去我们目前据以对群众发言的地位，失去群众对我们所生的信仰。省委必须立即纠正这条严重的与错误的斜路。必须命令所有这些同志立即辞去县长或退出党。』
伍廷康同志也赞成这个立场，他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对于湖南湖北某几县县长由共产党人担任这一提议，说道：这等于掩盖唐生智的右派政策，等于共产党人在群众面前替这一政策负责。
中央与伍廷康同志尤其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广州中央政府，并非因为共产主义的原则将因此污损，如中央的信所说，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和右派政府冲突，因为加入政府机关，他们便不得不和右派的资产阶级倾向斗争。即使鲍罗庭赞成加入政府，但他和伍廷康同志的立场之间，很显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实质上，鲍罗庭将加入政府一事看成为右派政策的掩护，对右派的投降。
党的独立
右派领袖们既然害怕政府与群众，而且，每当问题关于扩大与加深群众运动之时，总是表示特别小心，所以他们也将我们党的作用与意义看得极低。党隐藏了自己，深深地钻入地下，不敢向群众抛头露面。可是就右派与反动派言，党却不曾对任何人隐藏过，无论蒋介石、冯玉祥、唐生智、甚至吴佩孚，都以『老头子』为中介，跟中共中央有书信往还。拥有三十万党员的党，思想上只受着小小一种周报[注十九]的饲养，而且有时候它还好几个星期才出一次。党害怕叫自己合法化，其所持理由是：合法出来一定要吓走小资产阶级的。在湖南，党的组织决定不开展工作，停止征收党员，以便不吓跑小资产阶级。党的领导机关说：
『讲到有关国民政府方面的政治问题，我们必须说明实际的政治事件，但我们必不可进行宣传，或提高我们的宣传鼓动至国民党宣传的水平。』
湖南省委在去年十二月卅日的一封信中说：
『我们的反帝宣传还是走得太远，比国民党的宣传远得多，这是个大错误。我们走入了左的错路。到处我们听到：「共产国际万岁！」「共产党万岁！」……』
这是党的策略，更正确些说，是其右派领袖们的策略。革命运动升起到更高的平面，阶级矛盾更尖锐了。资产阶级与农村中的占有阶级，会同了一部分军阀，进行一个积极斗争反对各个民主派别。这斗争依四条基本路线进行着：一、抑制反帝斗争；二、以武力压制农民运动；三、以军政的直接压力及强迫仲裁方法去抑制工人运动；四、建立一个藉军队支持的官僚政府。中国共产党则沿这四条路线放弃阵地。直到最近的上海事变为止，党不曾进行过为政府民主化的斗争。甚至在现在，党的领导机关仍未充分懂得这一斗争的必要。
不过从这一封信假使得出结论，以为我们整个的党都感染了机会主义，那是错误的。党的群众及其许多下层组织反而是极其健全的。不过撤换领导层，或者更正确些说，撤换右派，却是一个迫切需要。不实行撤换，不纠正其策略路线，党的康复便不可思议。
全部责任应该由领导机关的右派，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对半负担。在策略问题上，国际代表不能和中央分开，每当中共迟疑着，开始寻找新路径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反而强逼它回到小拉拢，诡计，政治欺诈这只老的泥淖中，这和革命策略是没有丝毫共同支点的。完全缺乏原则，他自己适应于党，且时常在热心胜过别的领袖们。譬如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之后，他感染着投降情绪（与鲍罗庭一起），提议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当他对我们宣布彭述之与罗一农为机会主义者，何松林[注二十]，上海总工会主席，为冒险之徒的时候，他却非但不努力帮助其它的中国同志，将他们撤离领导机关，反而支撑他们。他虽然看到党的许多缺点，这些缺点是只能用生长的痛苦来解释的（有如它狭隘的『小派别』性质，它的组织上的无定型，因此党所采纳的决议都是纸上谈兵），他非但不企图纠正这些缺点，反而借口『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加以容许。他将私自处理的情报送到莫斯科去，扣勒了材料，对共产国际执委会隐匿了党的实况。没有原则，乃至没有政治勇气，他以官僚眼光观察一切，甚至不惜推动中央去做一切荒谬的决议。例如，那次莫斯科来了电报，说西北军必须退入蒙古，这就是说，必须跋涉六百六十个英里，中央委员会及其军事顾问都认为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但伍廷康同志将这个（莫斯科来的决定）提出于中央委员会，不决心把这一行动的绝难实现告诉莫斯科。可是一星期以后，莫斯科自己又来了电报，说这个决定之采纳是并未知道实际情形，又说接到补充报告以后业已将它修改了。
十二月间，伍廷康同志出来反对加入政府。接到了国际关于加入政府的决议以后，他声明加入政府是可以的，只不过不是立即就行，当他和中央一起考虑了那个决议以后，他便说我们是从来主张加入政府的，他这态度使『老头子』大发脾气。
共产国际执委会派这样一个代表，只能破坏工作。倘没有他在此地用共产国际执委会权威掩护右派分子，党多半能以其自身力量反对右派而获得胜利。现在，即使这个斗争也是困难的。现在非但必须召回伍廷康同志，而且必须派一个更强些的工作人员到此地来，他要同时能够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与指挥鲍罗庭的。
中央委员会本身，现在实际上是由三个人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瞿秋白代表左派，『老头子』代表中派。我们都相信：假使能使彭述之与伍廷康孤立起来，放些新鲜空气进中央委员会，弄一些工人进去，那末这个『老头子』，虽然有其一切缺点，却是比伍廷康同志高强得多的一个人，他享有巨大威望，能够继续成为党的领袖之一。不过除了这一切之外，共产国际执委会必须将全体会议决议案所规定的策略路线，予以再确定与具体化。我们的领导同志必须比以往更多地注意中国才好。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于上海
签名者：（[注二十一]）N. 那桑诺夫N. 福金A. 阿尔勃雷希托
[注一]指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起之上海工人总罢工与二月二十一及二十二两日的武装暴动，即所谓第二次暴动。——译者
[注二] 杨宇霆－奉天军阀张作霖手下的第一位要人，曾任江苏督军等职，后被张学良枪杀。——译者
[注三] 段祺瑞－北洋军阀院系领袖，曾任内阁总理，执政等职，一九二七年北京三一八惨案主角，后与蒋介石妥协。——译者
[注四] 黄郛－北洋系亲日政客，与蒋介石有旧。——译者
[注五] 何应钦－国民党军人中保定系领袖，北伐时任第一军军长，素来反共，长时期内任军政部长与总参谋长，现任联合国参谋会议中国代表。——译者
[注六] Galen －苏联 Blueoher 将军之假名，当时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北伐时任总司令部军事顾问。西伯利亚五金工人出身，游击战中跃升，参加内战。中国革命失败，被任远东红军总司令，清党中『失踪』。——译者
[注七] 程潜－国民党军人，北伐时任第六军军长，蒋介石开始与武汉政府争执时，程在表面上仍效忠于武汉政府。——译者
[注八] 托洛茨基在『斯大林提纲批评』第四十八节中，即指此文件而言。——译者
[注九] Karakhah－第一届苏联驻华大使，属于季诺维也夫派，莫斯科审判案被告之一，被斯大林枪毙了。——译者
[注十] Voitinsky之华名，斯大林系远东问题专家之一，时正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译者
[注十一] F即Fokine－本文件签名者之一。译者
[注十二] 彭述之－留俄学生，中共四次大会被举为中委，主宣传，革命失败后，随陈独秀转入托派。——译者
[注十三] 罗一农－一名罗觉，『旅莫支部』书记，回国任上海区委书记，后又任江西，湖北省委书记，中央常委等等。一九二八年被捕，旋被枪毙。——译者
[注十四] 周恩来－留德学生，旅欧华人共产主义运动发起者之一，回国后任之职黄埔军校，长期担任党内军事与组织工作，对党内政治斗争无定见，有不倒翁之称，现为延安政府要人，主持对国民党和谈。——译者
[注十五] Mandalyan－俄国共产党驻华代表，同意那桑诺夫这个文件中所表示的见解。那桑诺夫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华代表，结果二人都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英译者
[注十六] 指奉系军阀张作霖。——译者
[注十七] 瞿秋白－新闻记者出身，中共理论家，斯大林路线之偏左解释者与执行者，一九二七年中共八七会议后继陈独秀为中共领袖，实行盲动政策，中共六大后被排挤，从事左翼文学工作，一九三五年在福建为国民党所补，不久枪毙。——译者
[注十八] 汪精卫－孙中山最早追随者之一，早年为个人恐怖主义者，曾谋刺清朝摄政王。国民党改组后，居于『左派』，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被逼去国，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政变前，第三国际设法使汪归国，政变后，他主持武汉『革命中心』，不久即反共，与蒋合作。抗战初起，主焦土政策，中途对日妥协，成立南京傀儡政权。——译者
[注十九] 即『向导』周报。——译者
[注二十] 何松林，－原名何今亮，后又名汪寿华，四一二事变时被蒋介石所绑，三日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处死。——译者
[注二十一] N. Nassonov 因此文件，被召回国，旋被派至美国工作，另两人：N. Fokine 与 A Albrecht，均系俄国当时派驻中国代表，生平不详，惟有一事确知者，即此三人均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故文中所云，更有『客观』意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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