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纲领[注一]
中国政治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任务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二月全体会议和第六次世界大会对于中国革命形势做了根本错误的估量，他们隐讳中国革命悲伤失败的事实，宣告革命形势之依然存在（『两个浪潮之间』），以便继续如前地进行武装暴动和组织苏维埃的政策。
其实第二次中国革命迭遭数次摧残，早在一九二五－二七年期间完结，并未解决其任务。我们现在处于两个革命间过渡期之时代，资产阶级反革命全盛的统治，帝国主义的地位亦己巩固。
两个革命间过渡期之时间将延长好久，我们不能预言，它受许多国内及国际的因素所影响，但是第三次革命之到来是必然的，在第二次革命失败的情况下，已完全伏者它的种子。
中国共产主义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为：明了地了解革命失败之原因；正确地估量现时的形势；团结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最坚决勇敢而能坚持的份子；在过渡时代要求之基础上，重新与群众发生联系；并且在各种社会生活中，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
第二次中国革命在一九二七年连续三次模范式的失败－上海、武汉、广州。这三次失败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最根本的错误政策的直接产品。在以下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四个问题中，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达到最十足的表现。
一、党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被引导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而且斯大林和马丁诺夫用种种胡诌哲学，如『工农党』甚至『四个阶级联盟』隐藏该党的资产阶级性。因此无产阶级在最紧急关头，没有自己的政党；尤有甚者，所谓共产党反变成资产阶级欺骗工农的辅助工具。在世界革命运动中从未有过类似这样的罪恶，此应由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灵魂－斯大林负其全责。
现在印度高丽及其它国家还正在培植新国民党式的『工农党』，因此中国共产主义者反对派根据第二次中国革命的经验，认为应该郑重宣言：
无论任何时候和无论任何条件之下，无产阶级的政党均不能加入别一阶级的政党或与别阶级混合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之绝对独立，是共产主义之基本的和先决的条件。
二、帝国主义问题 共产国际错误政策之理论根据，是认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可使一切『进步』阶级携手同进。换言之，照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的理论，帝国主义的压迫似乎取消了阶级斗争的法则，实际上，帝国主义对中国之经济。政治、军事的侵略，洽使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异乎寻常的程度。
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基本的农业经济中与封建形式的剥削发生了有机的和不可分离的联系。他们在上层与世界财政资本也是有机地不可分离。中国资产阶级同样地不能解除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形式和与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
资产阶级与最反动的封建军阀的冲突及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冲突，比起他们与工人和贫农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在最后一分钟内，永远退至不重要的地位。
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恃有反对中国工农的现成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为后援，他们比任何国的资产阶级更要迅速地残忍地将阶级斗争变为国内战争以屠杀工农。
共产国际领导的最重大的历史罪恶，莫过于帮助中国资产阶级骑在中国工农的颈上，而且掩护着它以抵制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之攻击。在一切革命运动史中，资产阶级还未有过如斯大林领导拥护中国资产阶级的那样一个盾牌。
反对派请中国工人和全世界工人注意以下的事实，在蒋介石的上海叛变以前，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曾及时地警告过：人们对于革命将准备屠杀。而斯大林在蒋介石叛变前数日不唯得意地劝人信任和拥护蒋介石，而且对于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者）施以极野蛮的压迫。
过去的反动的传说谓『民族』资产阶级能领导民众进行革命斗争，现在如有人赞成、宣传、或辩护此种意见、中国反对派即宣布他是共产主义的叛贼。只有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或被压迫的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夺取政权，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革命任务，此外没有任何别的道路。
三、关于小资产阶级及农民问题 关于此对中国及东方各国有极重大意义的问题，共产国际的政策是将马克思主义作孟什维克主义的伪解。我们反对派说无产阶级应与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联盟，我们所指的是被压迫阶级的几千万几万万的城市的与农村的贫民。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所谓的小资产阶级乃指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份子，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以民主政党和团体的名义利用城市及乡村贫民，在紧要关头即将他们卖给大资产阶级。我们所谓联盟不是联合汪精卫反对蒋介石，而是联合一切劳苦群众，反对汪精卫和蒋介石。
四、苏维埃问题 布尔什维克关于苏维埃的理论为机会主义者的曲解所代替以后，又辅以冒险主义的实际。
在东方各国及西方各国，苏维埃是一种组织形式，在广大的革命进潮时即应组织。一般苏维埃的发生，是一种革命罢工委员会之组织，以后逐渐扩大其权能和在群众眼中逐渐提高其威信，在第二期它成为革命暴动的机关，最后，在暴动胜利后，成为革命政权的机关。
共产国际斯大林的领导妨害中国工农组织苏维埃，有意削弱他们的地位，使资产阶级有摧残革命的可能。以后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企图在二十四小时内组织成苏维埃，这只是一种冒险罪恶，反使军人更可肆无忌惮地屠杀英勇的广州工人。
以上是斯大林的共产国际领导在中国的根本罪状，总括言之，他以最完全最彻底的孟什维克主义代替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失败，首先就是孟什维克战略的失败；不过这次他戴着布尔什维克的假面具，无怪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关于此一问题和斯大林布哈林同情一致的。
不了解这些由中国无产阶级付了极巨代价所得的教训，我们即不能前进。中国反对派完全立足于这些教训之上。
中国资产阶级在屠杀民众后，不得不容忍军事的独裁，军事独裁在现时是唯一的国家政治形式，一方面因为资产阶级与平民群众间有不调和的对抗，另一方面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依赖外国帝国主义。个别的或各省的资产阶级集团或者不满意于此种指挥刀的统治，然而整个大资产阶级除了用指挥刀外，更无别法以维持其政权。
『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的全民，所以它不赞成民主议会主义，在『训政』时期的临时政权组织之下，『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各系军人的统治。
这些各系军人代表各派资产阶级之特别的及地方的利益，彼此互相冲突和公开战争，这些战争却是压平革命的后果。
现在如有人认某系军人是『进步的』，而要重将革命斗争的命运与其武装力量联系起来，这种企图是可怜而且可鄙。
反对派的任务是将工人与贫民团结以对抗整个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国家系统。反对派的路线不是斯大林的与上层联合妥协的政策，而是布尔什维克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政策。
自一九二七年末反革命的形势代革命的形势而起，反革命的形势仍继续加深，这种行程的最明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时夸大中国共产党员为十万人，反对派当时即说，在一九二七年后党极难保有一万人，实际上，党员人数，现在仅有三四千，而党的衰败将继续不已。错误的政治路线，每步均与事实背道而驰，毁坏中国共产党。假如共产主义者反对派不能获得关于党的政策上及党制上的根本变迁，则共产党将必然地趋于灭亡。
共产国际的领导，继续掩饰其错误，即在中国劳动运动中替两个敌人开辟道路－社会民主党和无政府党。只有共产主义者反对派同时进行反机会主义和反冒险主义（两者都是斯大林领导下的必然产物）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才可使革命运动免去这两个互相为用的敌人的危险。
现时中国没有广大的群众的革命运动，我们只当向将来的群众运动进行我们的准备，现在是反革命奏凯时代，我们的准备应当是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吸引多量工人参加国内政治生活。
苏维埃的口号在现时若是实行的口号，则只是冒险或高调。
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必然采用过渡的革命民主要求的形式，如要求召集国民会议（普遍、平等、直接、不记名投票的选举而产生的）以解决国家的最重要问题；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证中国的国家独立。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否决了过渡的革命民主口号，陷中国共产党于无口号状态，因此使他不能在反革命时代进行动员群众的工作。
中国反对派反对此种无生气的政策，中国反对派预言，当工人开始脱离现时的麻木状态时，工人必然提出民主主义的口号，若共产党置之不理，则政治斗争的复兴，将有利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我们也可预言，现在中国斯大林主义者那时一定跟在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之尾巴后面，将民主口号加以非革命的和妥协的解释。
因此反对派已经预先说明：解决民族独立的任务和提高民众生活的水平线的真正道路，只有由第三次中国革命根本变更现有一切社会组织。
现时尚难预言，革命进潮将于何时与依何种道路发生。有好多征兆可使我们断定，政治的安定乃是相当的经济复兴的前驱，而且此种经济复兴多少当有外资的参加。
经济复兴虽是微弱和时间很短的，将重新集合工人到工厂，提高他们的阶级自信力，造成组织工会和扩大共产党影响之条件。工业复兴无论如何不能取消革命，正是相反，其最终结果将重新引起一切未解决问题的紧张，加紧现时暂归沉寂的阶级间的对抗（军人，资产阶级和民主政党之间；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最后工人阶级和全体资产阶级之间），工业复兴将中国民众从消极的被压迫的状态中拯拔出来，以后不可免的新的经济恐慌，将成为革命的新的推动力。当然国际的因素可以妨碍或加速此众过程。
共产主义者反对派不受现成的死板系统的束缚，它的义务是研究国内生活和国际背景之实际发展，一切策略上的伸缩，当与每一新阶段实际环境相适应，我们的战略总路线是夺取政权。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一定将中国革命化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一部份，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之条件下，才可思议。反对派将斯大林的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推翻得干净。
反对派目前的任务：
一、出版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文件；
二、准备最近将来发行反对派的政治和理论的机关报；
三、以明确的概念为基础，团结优秀的坚决的和能抵抗反革命进攻的共产主义份子。组织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集中的小组织，向新的革命进潮准备自己和别人；
四、和世界各国左派反对派发生经常的实际的关系，以便在最近将来，组织强固有力的，思想上团结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国际小组织。
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在共产党内和党外公开地勇敢地前进，才可救共产国际免于灭亡和变节[注二]，并回复它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上。
[注一]按此纲领草成于一九二九年夏天，略加扩充后，为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国反对派的统一大会所接受。－校者
[注二]国际托派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胜利以前，始终以第三国际内部一派自居，志在改良共产国际，使其免于『灭亡与变节』；自共产国际政策及其属党在德国破产之后，托派即以建立新国际，即第四国际自任。－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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