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参见另一译文：评中东路事件
保卫苏联与反对派——列宁团[1]走的是什么道路？
——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
一 左派反对派之分派
我们将国际共产主义分为三大派别：右派中派和左派（马克思主义派）。但这种区分尚未缜密，还遗漏一个极左派。可是极左派不仅存在着，活动着，做出错误，而且还危害反对派的事业。
固然，列宁在其著名的著作（按即「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译者）中所说之那种笨拙革命的一味「进攻」的极左派，现在已经没有了，或差不多没有了。留在反对派里头并保持着1924-25年精神的（马斯洛夫及其它）的，现在也极少了。失败是经验并非不留痕迹而空过的。但并非以前的一切极左派都领受了这几年的教训。有些人袪除成见而保持革命精神，有些人则袪除革命精神而保持成见。无论如何，总归还剩下不少中了怀疑主义之毒的极左派。他们在与行动无关的一切情形之下，都热烈的表现出形式的激烈主义。在实际问题上，他们则往往趋向于机会主义。
如果改良主义是我们的不可调和的敌人，那么极左倾向就是我们的内病，妨害我们与敌人争斗。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袪除极左倾向。
好几个月以来，我曾经企图以通信方法使「列宁团」的干部明白马克思主义政策上几个最根本的问题。可是一点也没有效果。彼此间意见歧异实在太大了。除了将这些不同意见公开出来并加以严重裁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还有一层，「列宁团」的编辑部已经发起辩护，而此时正在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内部为中俄冲突一事引起不仅严重而且直接决裂的意见歧异之后。在这个基础上已经造成决裂。自然个人的转变还是会有的。有许多站在错误立场上之同志，将会改正错误；而其它的同志则将要加深错误到底，即是说将要完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每一次尚未成形的意见歧异，经过重大事变证验，就要发生深刻的争论，而在争论中时常要发生上述的情形。
不幸之中也有幸事。在散漫的反对派集团中，思想上的停滞和顽固之现象太多了。政治上严重的不同意见，彻底讨论下去，将帮助反对派中有生气的分子和集团易于找到正确立场，由此并可促进思想的结晶过程，依照真实而非幻想的路轨去进展。
二 形式主义代替了马克思主义
在讨论中俄冲突问题中，我们发现出二种根本观点，与世界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最根本问题有关。
鲁钟[2]的观点是左派形式观点之最完全的表现。对于他，这种观点是最适宜于思想的。鲁钟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形式主义者。他多根据地理、技术、统计，而少根据阶级分化的社会之唯物辩证法。从他的论文中，读者时常可以知道许多东西，但休想在政治上学得什么。鲁钟多注意于抽象的民族「公理」，而少注意于被压迫民族之真实的解放斗争。鲁钟详细说明：中东路是俄皇为侵夺和劫掠目的而筑成的。他在地图上指出这条铁路是筑在中国之满洲境内。他根据统计材料说明最近几十年来，满洲是中国农民所居住的地方。可见，俄国铁路，与帝国主义铁路一起，筑在中国领土内。鲁钟设问：这二种铁路中间有什么分别呢？他得到结论说：没有分别或差不多没有分别。1924年是条约是帝国主义的条约。列宁若在，一定要拿这条铁路归还中国的。鲁钟彷佛很确切知道这个。
照鲁钟的意见，要断定对于某一省区的政策是否帝国主义的政策，只要断定这一省区的住民属于那个民族就够了：「如果北满洲是俄国人所居住，则俄皇和苏联的政策是合法的；如果北满洲是中国人所居住，则这种政策不外是劫掠和压迫的政策。（见「无产阶级革命」，1929年8月1日）你读这几句话时，一定会疑惑你的眼睛读错了。人们唯一地根据民族的观点来看俄皇的政策和工人阶级国家的政策，结果而且认为这二个政策完全是一样的。鲁钟宣布俄皇的政策用在俄国领土内，是合法的。可是在我们看来，俄皇在西伯利亚的政策与在满洲的政策，一样是罪恶的，劫掠的和压迫的政策。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无论是好是歹，其对于满洲西伯利亚和莫斯科，都应用同一原则。鲁钟同志！除了民族之外，还有阶级！除开阶级关系以外来谈民族问题，这是幻想，虚伪并且是足致无产阶级死命的一条绞索。
鲁钟的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空洞的图式主义。社会民主党出版物，差不多没有例外地发挥了与鲁钟同样的思想并做出与鲁钟同样的结论。鲁钟在这里总能有所警惕了吧。在鄂托‧鲍威尔指导下起草的第二国际议决案，完全重复了鲁钟的思想。为何不然呢？社会民主党必然是形式主义的。它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个样的，因此而能得到资产阶级的垂怜。在社会民主党看来，凡是「否认」民主的或破坏民主的，都是站在同一战线。改良主义者（口头上）将「民主」抬高于阶级之上，并认「民主」为最高的准绳。鲁钟对于民族自决原理也完全是这样。尤令人感觉奇异的，即鲁钟以工团主义者资格，快要形式主义地否认民主了。形式主义者，往往否认总体而尊重部分的。民族自决是民主原则之一。争取民族自决之斗争，与争取一般民主之斗争一样，对于民族生活上，以及对于无产阶级生活上，有巨大作用。谁不会为无产阶级利益去利用民主的制度和形式（议会制度包含在内），谁就是不好的革命家。但在无产阶级观点看来，无论是整个民主，或其一个主要部分——民族自决，都不能超出阶级之上并成为革命政策之最高准绳。所以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之将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派混为一谈，乃是江湖术士欺人之谈。根据同样原因，我们认为将1924年之中俄条约和帝国主义条约混为一谈，也是极大的错误。
在1924年，鲁钟要拿中东路送给谁人呢？北京政府吗？但北京政府没有手可以拿取中东路，也没有足可以走到中东路。北京政府是一个空洞机关。真实主人是张作霖大元帅，这位红胡子头儿，满洲的独裁者，日本的恭顺走狗，民族革命运动的死敌，——这个运动剧烈地暴发于1925年，至1926年就变成为北伐，其最终的敌人就是张作霖。拿铁路送给满洲大元帅，这等于事实上与他联合反对那在发展中的中国革命。这与当1920年白色波兰与苏维埃共和国战争时，拿子弹和军械供给波兰一样。这不是执行革命任务，而简直是最可耻地背叛中国革命，——这个由阶级所举行的真实革命，而非存在于鲁钟及其他形式主义者脑中之抽象的幻想。
鲁钟陷入于矛盾地位，直至于责斥苏维埃政府，说它不应该于1924年9月20日与张作霖——「当时统治中国诸军阀中最反动的军阀」——签订条约。不错，「最反动的」。显然，照鲁钟的意见，不应该与这个极端反动派签订条约来保持中东路，而应该干脆地拿中东路送给这个极端反动派。
自然，1924年取消了俄国一切帝国主义特权的那个条约，并无什么条款足以绝对保证铁路不被张作霖所攫，因为张作霖有军队在满洲，而苏联军队则离开中东路甚远。但是虽然甚远，军队还是有的。张作霖有时进攻，有时退让。譬如，他要求中东路一定要输运他的反革命军队。中东路根据条约给他许多困难。他逮捕了局长，随后又让步。专靠他自己力量，他是没有多大办法的。可是日本，因为许多原因，并不肯积极帮助他，而采取观望态度。所有这些总合起来对于由南向北发展的中国革命有巨大帮助。
三 革命的帮助呢？帝国主义的干涉呢？
要更明白地说明鲁钟的形式主义之不切实际，我们试从另一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帝国主义者为巩固其在某落后国家中之势力起见，往往在这个国家中武装一个种族以反对别个种族，武装一个省区以反对别个省区，武装一个阶级以反对别个阶级。譬如美国对于南美诸国就是系统地实行这种办法。他方面，大家也知道，苏维埃政府大大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军，当这个军队开始成立之时，尤其当这个军队北伐之时。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人，跟在本国资产阶级背后，大作宣传，反对苏联军事「干涉」中国，他们认为苏联这种举动只是以革命面具遮掩俄皇帝国主义的旧政策而已。鲁钟是否同意于这种意见？这个问题同样也向鲁钟的一切同情者提出。我们，布尔什维克，我们所想的恰好相反：对于中国革命之帮助（思想、人材、金钱、武器），乃是苏维埃政府最初步的义务。至于斯大林布哈林的领导，政治上危害了中国革命，其害处大大超过了物质帮助的利益——这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说。但孟什维克攻讦苏维埃政府为帝国主义时候，他们并非反对斯大林布哈林在中国问题中之孟什维克路线，而是反对干预中国事情，反对帮助革命。鲁钟同志！苏维埃政府这种干预是罪恶呢还是功劳？说是功劳，我是有点难于出口的，因为这种干预无论就俄国革命利益说和中国革命利益说，都是应尽的最初步义务。现在我试问：苏维埃政府能够左手帮助南方而右手拿中东路送给革命所反对的北方吗？
我们的答复将是这样：苏维埃政府既然不能够将中东路从北方搬到南方去，以帮助革命去进攻北方军阀，则它就应该紧紧地抓住这条铁路在它手里，不许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将这条铁路变成反对革命之工具。我们就是这样来了解那时争取中国真正民族自决之真正斗争的义务。
此外还有一个任务。必须对于中东路实行一种政策，使中国群众，至少群众中前进分子，能了解苏维埃政府帮助中国解放之目的和任务。关于这点，我在以前一篇论文[3]中已经说过，那时我引了苏联共产党中央于1926年4月通过我所提出的议决案。这个议决案的意义是这样：我们将中东路看做是世界革命的一种工具，切近点说就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一种工具。世界帝国主义自然能够——直接的或间接的，公开的或秘密的——从我们手里夺去这条铁路。为避免更严重的危险起见，我们迫不得已也可以将这条铁路让给帝国主义，就像我们迫不得已签订勃来斯脱和约一样。但在可能和有力范围之内，我们将保证这条铁路不为帝国主义所得，以便将来交给胜利的中国革命。为此目的，我们现在就设办中国路工学校，努力不仅要给中国工人以技术上的教育，而且要给他们以政治上的教育。
但这样恰好就引起了中国反动派的愤怒。路透社传达中国现任外交部长王正廷宣言说：「中国的唯一道路，就在联合一切民族以抵制赤色帝国主义，不然中国就要沦亡于共产主义之手。」我们看见，问题并不在于反对一般的帝国主义。恰好相反，中国政府求援于帝国主义以反对「赤色帝国主义」；而这「赤色帝国主义」，在中国政府看来，就是共产主义危险。还能够举出比这个还更明白更恰切的言辞吗？
鲁钟企图证明帝国主义国家同情于苏维埃政府而反对中国。事实上，他只证明，在部分问题上，帝国主义者对苏维埃的态度是矛盾的。帝国主义，在根据不可侵犯的所有权限度内，迫不得已承认苏维埃国家也有所有权。如果连这一点也没有，则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就是不可能了。但事情如果发展到了战争，则战争的借口，即铁路的所有权问题，就将完全被推置于脑后了。帝国主义对于这个问题，就将专门站在反对他们所谓「赤色帝国主义」立场上，即站在反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立场上。
在远东之俄国白党对此问题的行动，我们也不妨提起来说说。甚至纽约「时报」对于这点也说：「此间（华盛顿政府中人）承认站在中国方面之俄国白党会惹起边境冲突，这种冲突，没有他们是不会发生的。」（8月17日）照鲁钟的意见，这里是中国民族自决问题。蒋介石是实行民主进步的，莫斯科政府是实行帝国主义侵略的。但俄国白党站在中国民族自决方面反对俄国帝国主义。这一件事实岂不就证明：鲁钟拿地理学和种族学来代替阶级政策，而不能成功吗？在东方边境杀害红军兵士的那些白党强盗，其在政策方面还比鲁钟高明得多。他们不理会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注意根本问题：世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斗争的问题。
四 和平主义代替布尔什维克主义
极左派抛开阶级观点而采取抽象的民族观点，结果必然要离开革命的立场而站在纯粹和平主义的立场。鲁钟叙述苏维埃军队当时夺得了西伯利亚铁路。随后，「为要适合于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红军才小心谨慎地停止在中国边境以外：那时没有占取中东路领地之任何图谋。」（见「无产阶级革命」228页）请看无产阶级革命之最高义务：无产阶级革命应该小心谨慎的降落其旗帜于国家边境之前。照鲁钟意见，这就是列宁反帝国主义政策的精神！读着这种「一国革命」哲学，真要脸红。红军停止于中国边境，乃是因为没有力量足以超过这个边境并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然的攻击。如果当时红军有充分力量，它就必须这样做。红军如果有力量而不为中国工农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向帝国主义势力进攻，则它就不是实行列宁政策而是无耻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ABC。鲁钟及其同伴的不幸在那里呢？就在他们拿民族和平主义的政策来代替世界革命的政策。这里一点也不与列宁相干。
红军曾经攻入孟什维克的乔其亚并帮助乔其亚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这一件事，第二国际至今还不肯宽饶我们。乔其亚是乔其亚人所居住的，红军主要是由俄国兵士组成。在这件已往的冲突中，鲁钟究竟站在那一方面呢？
1920年夏天进攻华沙这件事，又有什么意义呢？鲁钟也许知道我是反对这次进攻的，但我的反对意见纯粹属于实际的性质。我恐怕波兰的劳动群众不能及时地暴动起来（战争的行程往往比革命的行程更加迅速），并认为如果我们太离远了我们的根据地，将会遭遇危险。事变证明这种先见是对的；进攻华沙这件事是错误的。但这乃是实际上的错误，而非原则上的错误。如果物质条件更加优良，则以武力帮助波兰革命以及其它各国革命，乃是我们的迫切的义务。可是那时正是路易乔治，波拿劳[4]及其他，第一次攻讦我们为赤色帝国主义。这种攻讦，随后就轮到社会民主党来说，随后无形中又轮到极左派来说。
鲁钟拿「工人的解放只是工人自己的事」这一条毫无疑义的旧的原则来反对革命的「干涉」，这可说是牛头不对马嘴。这个原则是就民族范围说吗？是就一国范围说吗？一个国家工人能够帮助别个国家工人的罢工吗？能够送武器给暴动者吗？如果有军队，能够派遣军队帮助暴动者或鼓动暴动，就像罢工工人派遣队伍去援助其它未罢工工厂的工人吗？
五 鲁钟为什么不决定走到底？
鲁钟站在民族民主立场上，但并不坚持到底。因为如果中国政府确实是为民族解放而争斗以反对苏维埃帝国主义，那么每个革命家的责任就不在于对斯大林做哲学式的劝告，而要积极地起来赞助蒋介石。根据鲁钟的立场，如果认真说来，则迫切的任务就在于帮助——如果可能应该拿武器帮助——中国，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俄皇制度的继承者。这是比白日还要明显的。鲁钟也完全正确地指出苏维埃政府帮助凯末尔反对帝国主义者。鲁钟要求以同样原则对付中国。完全不错，应该帮助刽子手蒋介石以反对帝国主义。但这里，勇敢的鲁钟也犹豫不决起来。他彷佛感觉到他的立场做出来的结论，必然会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起来帮助中国政府争取其独立以反对苏联进攻。鲁钟为什么停止在半路上呢？因为这种唯一彻底的结论，将干脆地转变我们这些极左派形式主义者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为俄国白党政治上的拥护者，这些白党先生现在正在手拿武器为中国「解放」而争斗哩！这种不彻底，对于「极左派」之政治嗅觉是光荣的，而对于他们的逻辑则不然。
六 社会主义的「让与权」是可容许的吗？
争论到这一点，乌尔班士同志及其在「列宁团」干部中的伙伴，就来参加了。在这个问题，与在大多数其它问题一样，他们企图站在中间人的立场。他们发表科尔施（Korach）派署名G. P.者的论文，鲁钟的论文，巴慈（Paz）的论文，比利时同志错误的论文，兰道和我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随后，编辑部就拿出折衷派哲学来，其中66 2／3 %是采取自鲁钟和哥尔希的，33 3／1 %是采取自俄国反对派的。客气点说，这就叫做：「我们不是百分之百完全与托洛茨基同意的」。乌尔班士拿鲁钟的意见做基础，但不以地理学和种族学自限。他企图增入阶级观点，即拿马克思来补充鲁钟，但他这种企图达到确实不幸的结果。
试看「共产主义旗帜」（「列宁团」的理论机关报）的社论：「中东路，在现在看来，还是中国对外国国家的一种让与权；这种让与权，如果从中国方面来看（？！），它与操在帝国主义国家手里的其余让与权，只有程度上（？！）不同而已。」（「论中俄冲突」，第31期245页）这里还是纯粹的鲁钟，乌尔班士教德国的革命者「从中国方面」来判断事实。可是，我们应该从无产阶级方面来判断事实。光有民族界线，还是不够的。
首先是一种极荒谬意见，彷佛认为无产阶级国家一般的不应该有企业（「让与权」）在别个国家里头。这里，乌尔班士跟着鲁钟也干脆地走到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来。无产阶级国家到落后国家中去经营产业，这个问题不仅是经济的问题，而且是革命战略的问题。如果苏联完全未曾走上这条道路，那并非由于原则上的原因，而是由于技术上的落后。进步的即工业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无论如何将要建筑铁路，开办工厂，于落后国家，于旧时殖民地及其它地方。在这些国家做这种事情，自然不能用强迫手段，但也不能宽洪大度的拿来赠送，而要交换某种殖民地的生产品。这一类社会主义企业的联盟，其指导及其劳动条件——所有这些，其前提就是：更富裕的无产阶级国家，在两方相互利益之下，拿资本技术和经验去提高落后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这不是帝国主义，不是剥削，不是压迫，而是以社会主义改造世界经济。其它道路，一般说来，是没有的。
譬如英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则其任务就不是将现在英国在印度的让与权交给印度资产阶级。如果这样做，那是极蠢的政策，那将是大大地扩张了印度资本家及与之联合的封建分子对于印度工农之权力，并将长久阻止印度社会主义革命之发展。不是的，无产阶级国家宣布殖民地完全自由以后，立刻就应该在让与权中取消一切民族的特权，灭除一方面指挥，他方面屈服之现象。同时，无产阶级的国家并不放弃这些让与权，而要变之为一种工具不仅帮助印度经济发展，还要帮助印度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政策为巩固英国社会主义利益也是必需的，但要实行这种政策，自然必须与印度无产阶级的前锋队伍携手进行，同时也须给予印度农民以明显的利益。
我们现在试与乌尔班士一起来「从印度方面」观察这个问题。在印度资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让与权」比资本主义让与权坏得多，只就这一点说就够了，即因为社会主义「让与权」将为印度工农利益而严酷的减低他们的利润了。在印度工农看来，则恰好相反，社会主义「让与权」变成为他们经济上和政治上强有力的根据地，一种社会主义的炮垒，可以集中力量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印度无产阶级如果拿到政权，自然也就将以前的让与权拿在手里。印度无产阶级对英国无产阶级国家之关系，将不是根据于生产阶级的所有权，而是根据于世界分工和社会主义团体之更高原则。
可见，简单的印度方面或简单的「中国方面」是不存在的。有蒋介石方面，有前进的中国工人方面，有无数骑墙的小资产阶级方面。当乌尔班士努力从「中国方面」来观察问题时，他事实上就带着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眼镜；这种小资产阶级，在困难环境之中，不晓得选择何种观点，不晓得投身那一方面。
七 对于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估量上之原则错误
说到这里以前，乌尔班士根本上只重复鲁钟的意见。但下去他就「加深」鲁钟的意见了。如果国「共产主义旗帜」之社论中，将那些滑头话除开不说，则其要点就是如下的意思：既然国民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而反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或差不多取得胜利，或必然要取得胜利），那么……。怎么样呢？这篇社论并未明白答复。他们的折衷派哲学，其作用正在避开这种答复。
在未往下详说以前，我认为须先指出几点：
第一，乌尔班士[5]同志未曾正确了解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目前阶段。他未曾正确了解「热月反动」的意义。
第二，乌尔班士同志未曾正确了解中国革命之阶级力量的关系及其目前状态。
第三，他从他对于社会力量的错误估量，做出错误的和极端危险的政治结论。
第四，他之未曾发挥他的结论到的（与鲁钟及其它极左派一样），只可以证明他不彻底，但一点也不减轻他的错误立场之危险性。
这里，我须得征引「共产主义旗帜」中很长的一段话。这个杂志的社论企图解释中国状况；「带着革命性质之民族解放运动，是明白反对帝国主义而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这个革命停止于（！）资产阶级阶段上，抬高蒋介石的军权至极高地位，以屠杀手段镇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侵犯私有财产之农民革命暴动，并推动中国资产阶级走近资产阶级革命目的。这些目的之一，就是民族统一…。对于趋于民族统一之中国，帝国主义所得之让与权，乃是一枚眼中钉……。中国人要拔去这个眼中钉，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只采取谈判办法，对于苏联——他们认为是比较弱小的敌人——则采取军事进攻。在此情形之下（！），在中国的军人政府看来，底下的事实是十分紧要的，即：俄国之让与权，由阶级观点看来，比较资本主义的「仇敌兄弟」之让与权，还更危险（？）。每一个人都能够预见这种冲突，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国，中俄利益共存共荣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形只有在中国革命步步胜利之下，甚至在中国工农完成革命之下，才有可能…。」（第31期，第245页）
我记不起，是否曾经在别处从几十行文字中发现过像这样昏乱不清的思想。总之，就有，也是不常见的。需要一页的篇幅来驳斥这里每一行的文字。我企图尽可能地缩短来说，次要的矛盾则丢开不提。
上面所征引一段话中，上半节说帝国主义让与权（中东路是其中之一）是中国民族独立的眼中钉，这里，苏联被算在社会主义国家营垒中去。下半节则说：「在此情形之下」，从阶级观点看来，俄国的让与权还更危险，这也是紧要的。接着，就是这两种不能并容的解释之综合：中国利益和俄国利益一般是不能调和的。在什么意义之下并为什么呢？从上半节，我们看出：俄国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统一不能调和。从下半节，我们看出：工人的俄国利益与资产阶级的中国利益不能调和。从这两种不能并容的解释，乌尔班士选择哪一种呢？他一种也不选择，他只结合起来。怎样结合呢？用几个字：「在此情形之下」（dabei）。六个字就解决了问题。
乌尔班士说：苏联和资产阶级中国之利益不能调和，这是每个人都能预见的。好！这是说问题绝不在于中东路也不在于1924年条约吗？现在的中国和苏联关系之不能调和，仅仅是反映中国内部矛盾之不能调和。如果乌尔班士说：坐在刺刀之上的中国资产阶级仇视苏联，而苏联之存在本身就是中国群众革命发酵之源泉，——这自然是对的。这里还要加上一点，即中国资产阶级将它对于本国被压迫群众之恐怖，叫做对于苏维埃帝国主义之恐怖。
乌尔班士说：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这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在中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而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取得胜利。这并不是同样的事情。乌尔班士说到工农被屠杀，彷佛像说到资产阶级的革命内部一件小事一样。他甚至于说：中国工人从国民革命中表现其阶级利益，即从共产国际拿鞭子驱策他们进去的国民党中表现其阶级利益。这是斯大林的立场，即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就一般能成为独立阶段而实现来说，于1911年就发生过了。但这一次革命只为了证明在中国，能完成至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即是说，中国的民族统一，解除帝国主义压迫以及民主改革（土地问题！），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是不可能的。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27年），其一切经过都证明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明白：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之真正解决，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倚靠在工农联盟之上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之与帝国主义联盟），才有可能。但这种革命不能够停留于资产阶级的阶段。这种革命转变为不断革命，即变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一环并与之同一运命。所以得到斯大林和布哈林帮助而胜利之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就无情的镇压民众运动，并不造成民主政治而造成军事法西斯的统治。
八 中国的不断革命问题
在上面征引乌尔班士同志机关报所说之一段话中，上半节说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下半节则说：中国和苏联之合作只有在中国革命胜利之下才有可能。这是什么意义呢？照乌尔班士说来，资产阶级革命不是已在中国取得胜利吗？这个革命不是因此要拔去眼中钉，即帝国主义在中国之让与权吗？乌尔班士所说的另外一种革命吗？是无产阶级革命吗？不是。「甚至在中国工农完成革命之下。」这由所说的「甚至」是什么意义呢？这是说：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究竟是什么革命呢？难道，乌尔班士接受布哈林和拉狄克意见，认为中国有既非无产阶级专政又非资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工农专政之可能吗？对于这点，应该说得明显些，勇敢些，坚决些，而不该只说「甚至」二字就够了。斯大林和布哈林对于国民党的政策，恰好是从这种既非资产阶级专政又非无产阶级专政之哲学中产生出来的。拉狄克和斯密尔格恰好首先碰撞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布哈林，齐诺维也夫以及跟在他们尾巴后面的拉狄克和斯密尔诺夫，都认为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中间，中国有小资产阶级革命专政之可能。乌尔班士经过俄国克伦斯基时代的经验和中国右派和左派国民党的经验以后，还隐隐约约地赞同拉狄克，在这一个全东方命运所系之问题上面。这并非偶然的：乌尔班士登载拉狄克关于不断革命问题所作的一篇极端庸俗肤浅的论文，而他自己对于这个问题一点也不表示意见[6]。
现在问题并不在于断章取义地重复1905年所说关于不断革命的话。这种伪造的工作，齐诺维也夫马斯洛夫等做得很多。问题乃在于整个时代对于东方诸国之整个战略路线。必须明白答复：工农民主专政是可能的吗？这个专政与国民党专政有何区别？与无产阶级专政又有何区别？提出这个问题，将使我们发生另一问题：农民在革命中能有独立政策，即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独立的政策吗？马克思主义经过俄国和中国经验之后就答复：没有，没有，没有。或者农民受其上层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领导，跟着资产阶级后面咆：这就是社会革命党，克伦斯基派和国民党的情形。或者农民受其下层分子，受农村中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所领导，跟着工业无产阶级后面跑：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道路，十月革命的（即不断革命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恰好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和布哈林就葬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齐诺维也夫，拉狄克，斯密尔诺夫，泼雷奥卜拉仁斯基则摇摆于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间，这种摇摆使他们达到无耻的投降。对于东方诸国，这个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主要分水岭。现在马丁诺夫[7]等人正藏身在1905年布尔什维克言论诸零碎片段背后，这些言论也正是1917年斯大林，加明尼夫，赖可夫等拿来作护身符以反对列宁的。马丁诺夫的这种面具只可以欺骗蠢才和不学无术的人。共产国际在中国执行马丁诺夫，布哈林，斯大林的领导，同时又举行热烈的斗争反对不断革命。现在这是东方诸国根本问题，亦即是西方诸国根本问题之一。乌尔班士同志对此问题有意见吗？没有。他躲避在几句话背后，或在他所「无论如何」要发表的拉狄克的论文背后（这还更坏些）（下略）[8]。
1929年9月10日君士但丁
[1] Leninbund——德国共产党的一部分左派领袖，于1927年初被开除出党。他们最初办了一张报，后来组织了一个团体，即「列宁团」，以雨果‧乌尔班士（Hugo Urbahns）为领袖，出版「共产主义旗帜」与「民意」二种刊物。它的主张有许多与俄国反对派相近，但不完全一致；最主要的，在于他们那时就认为苏联已经彻底堕落了。这团体一直存在到希望特勒上台为止。——校者
[2] Luozon——法国工团主义专政，当时也接近于托派。——校者
[3] 即「中俄稳定与反对派」。——校者
[4] Bona Law——1920年时正任英国首相。——校者
[5] 这里和后面，我说到乌尔班士同志，其实就是说到「列宁团」干部的多数人及其机关报的编辑部。「民意报」也是时常这样说；「列宁团干部和乌尔班士同志」。——校者
[6] 在拉狄克的文章里，还有一个极奇特的谣言，彷佛我在阿拉木图的时候，阻止人家揭破布哈林与加明尼夫谈判消息，不使它泄漏，为要与右派联合。这谣言究竟从那里来的？从耶洛斯拉夫斯基的烟袋里来呢？还是从梅莘斯基的日记簿中来呢？大概不是拉狄克自己想出来的吧。至于乌尔班士则不仅用许篇幅来登辛克莱小说，倒还要发表耶洛斯拉夫斯基及拉狄克的谣言。如果乌尔班士同志光明磊落一点来问我，那我可以告诉他，关于布哈林与加明尼夫谈判的消息，我差不多与乌尔班士关于布兰得勒尔联合的模糊的声明同时得到。我为此曾写过一篇文章，说左右反对派间无原则的联合是绝对不允许的。这篇文章过了几月之后，布兰得勒尔机关报把它公布出来，随后才转载于「民意」。——原注
校者按：布兰得勒尔（Brandler），德国共产党右派领袖。
[7] 马丁诺夫在二十个年头中（1903年至1923年），是孟什维克理论家的头脑。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正当列宁患病和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开始时候。马丁诺夫在1923年攻击自十月革命至新经济政策这一段历史，说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现在他是共产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了。他还是从前那样的人。不过他断章取义地引用列宁的言论，来掩饰他的旧路线。现在有好几个工厂专为裁剪和伪造列宁的言论。——原注
[8] 全文共有21节，因自第9节起主关于苏联问题：故从略。全文收入中文「保卫苏联与反对派」「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二小册中。——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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