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 晚年札记（1989-1998）
1992年
1月1日
新年开始，头痛欲裂。电视上看了半场足球赛。疲倦得无法支持。很早上床，多半这是我活着的最后一年了。
1月2日
得儿子来信，知大孙女将于2月下旬生孩子。我快当上曾祖父了。今天俄罗斯与乌克兰实行物价的「震荡疗法」，日用品平均涨了三倍，甚至有涨到十倍的。早一天在电视上看到莫斯科市民们争购食物的镜头。又在《卫报》上看到一位不满的路人说，「这会造成少数几个百万富翁，同时造成几百万个穷人」。这想法应该是非常普遍的。叶尔春决心实行这个「疗法」，他相信几个月之后情形会由坏变好的。饥饿愤怒的群众会容忍得这么久吗？人们普遍相信，这疗法会产生「社会动荡」。如何对付这动荡呢？用铁腕来高压。这就给一个新的莫索里尼或宾诺显造成上台的条件。
1992年的旧苏联内部会发生层出不穷的事变。会出现各式各样的人物：「铁腕」军人和软骨政客（愈来愈露骨地为西方帝国主义者充当买办），多半将轮替出现，或相继出现。直至有一个真正够格的拿破仑出现为止。戈巴乔夫复出也不是绝无可能；帝制复辟看来却是绝少机会。我们所希望的是在诸般力量的分合与抗争中，真正代表十月革命传统的、目前还处于极端弱小地位的「布尔雪维克——列宁派」，会迅速地成长起来。
这是「教徒式」的祈祷吗？不是的，迟些早些，我相信历史会证 实这个愿望，实现这个「祈祷」。
1月5日
苏联瓦解过程，终于证实了托洛次基关于苏联国家性质的看法。还是在五十六年之前，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次基对史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性质说过如下的话，下了一个长长的定义：
若将苏维埃制度说成是过渡的或中间的制度，那就是表示抛弃那些既成的社会范畴，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内）和社会主义这样的说法，除了本身极不充分外，还会发生错误的观念，以为现在的苏维埃制度只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能性。其实它向后倒退到资本主义是完全可能的。要下一个更完备的定义，那必然是一个复杂的与冗长的定义。
苏联乃是一个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个矛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第一，生产力还太低，不足以给国有财产以社会主义的性质；第二，由贫乏造成的原始积累倾向，经过计划经济的无数孔隙而泄露出来；第三，保存着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准则，是新的社会化分的基础；第四，经济的发展，一面缓慢地改善了劳动者的地位，一面却推进了特权阶层之迅速形成；第五，一个官僚集团，利用社会的冲突，已经把它自己转变为一种不受监督的等级而与社会主义相背驰；第六，被统治的党所背叛的社会革命，仍然存在于财产关系上和劳动群众的意识中；第七，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其继续的发展，可以向前走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后退到资本主义；第八，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须打破工人的抵抗才行；第九，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必须打倒官僚制度才行。最后分析起来，问题要决定于国内的以及国际的舞台之活的社会势力的斗争。（引自中译《被背叛的革命》，222页。译文间有不妥处，参照英译本改正。）
写下了上引这一段文字之后，托洛次基又生存了四年。在此期间，由于史大林主义制度的丑恶更多暴露，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益临近：托洛次基和他的同志与非同志们更充分地研究与讨论了苏联的国家性质问题。托洛次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基本立场，完全根据并坚持上引的九点。唯一增加的只是明确地指出，苏联如果想从现状前进到社会主义，必须通过一次政治革命去推翻官僚统治。
反对托洛次基见解的，主要有两种意见：1、将苏联国家看成为一种历史上新的现象，它将开始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而是官僚集产主义。这个主义不是代表着人类历史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去的一段弯路；而可能构成一个独立与漫长的历史时期。2、便是把苏联以及后来出现的同类国家的制度，统统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
现在，苏联与东欧诸国的崩溃、瓦解，终于证明出这种制度确实是介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矛盾的社会。它既不曾、不能造成一个相当长的、独立的历史阶段；也不曾、不能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与自然地溶合到一起。
官僚集产主义的主张者现在已经不很多了；但国家资本主义论者还是不少。他们如何解释史大林主义制度的崩溃呢？很简单：这是独裁的国家资本主义让位给民主的自由的资本主义！事情如果真的如此简单，那又怎能解释在此让位过程中，与一些群众性的争民主反专制的运动同时，我们又看见全世界的一切反动势力：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领袖到第三世界的一些小独裁者，从罗马教皇到东正教的大僧，正从罗曼诺夫家族的远房后人到东欧一些国家的流亡王子们……都出来齐声欢呼，这个「民主与自由」的「让位」？
难道这些当前的与过去的统治者们，这些一贯在物质上与精神上奴役劳苦大众的老爷们，都突然变成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卫士了？显然不是的。
史大林主义制度崩溃之所以会引起「普天同庆」，主要原因，我以为，在于苏联以及同类国家的性质，直至它们倾倒之前，基本上还是托洛次基当年所指出的九点所代表的那个充满矛盾的集体。其中含有可凭以前进至社会主义的因素，又含有可凭以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因素。
一切反动派之所以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看到了前一类因素的最后消失，看到了后一类因素的全面胜利。
如果苏联的崩溃仅仅表示甲类资本主义转变到乙类资本主义，那是绝对引不起全世界反动派的如此同情的。同时，也无法解释，何以国家资本主义蜕化为私人资本主义，会使现时代一切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与运动，遭遇到巨大的挫折与衰退。
（这一则札记由1月5日开始写，经过多次中断，直到1月26日，才补写完成）
1月8日
Baruch Hirson寄来托洛次基于1934年1月29日写给李福仁的信稿。这是有关当年伊罗生与上海史大林派合办《中国论坛》所引起的策略问题的。为了刊物的存在，有必要对合作者作出一此让步。但是让步得有个限度。这个限度该怎样决定呢？在这封信中，托洛次基给规定一个原则性的标准。他说：
一个远离现场的人，虽然很难对实际工作问题表示意见，但我还是觉得你的做法是对的。那就是尽可能长地设法把《中国论坛》办下去。但在与人妥协这一方面我们要走得多远呢？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如果你真有希望建立起你自己的基础，那末，我觉得，为了不把重要的地盘过早地让给人家，即使对史大林派作一些较大的让步也是允许的。但若你没有希望能在那里建立自 己的基础，而史大林派又愈来愈固执，一再提出他们的要求，那末为了保存生命而付出生命的意义作为代价，这在政治上说是不智的。在这样情形中，让它光荣地死去倒比较好些，那就是，索性以左派反对派精神出版战斗性的最后一期。
1月20日
得刘××信，有点意外，但很高兴，他在广州的监狱里坐了足足十年，始终不屈，极可贵。信中有这样几句话：
我和王××同在一个特殊监狱。大声喊话还是可以的。他记我向你问好。他说他很尊重托派，又说影响他最大的书是你写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当然使我很高兴。那是「无心插柳」的一个小小例子。
1月23日
给刘××写了一封回信。附去我于1989年6月9日在第四电视台播出那个声明。
2月8日
受严寒影响，病倒了。半个月来没有力气写一个字。2月1日曾得刘的第二封信，使我忧喜参半。喜的是他说他不曾对香港的传媒隐瞒自己的主张：他拥护托洛次基，忧的是他对吴仲贤认识不清，有幻想，说要与他合写一本书。等他回答我上次去信之后，拟再给他写一封信，谈谈政治思想问题。
《十评》登载了老托写给伊罗生的九封信。错字很多。
得罗舍信，说他将把他写的有关二册中革问题的讲义印成正式的书，希望我给他提点意见。拟将托给伊罗生的信寄给他。至少有二个问题：1、独秀与马林在加入国民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2、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这本书可供他参考。
《国际通讯》要我写一篇关于刘山青出狱的文章。有心无力，转记班兄。
本月4日是农历年初一。遥想家人过节情形，颇多感想。
前天起天气转暖，气管炎似已消退。但精神仍差。头晕无法看报、写字。
助听器试用了一个多月，渐渐惯了。
上月29日得曼台尔致超的信，当即转去。
2月11日
昨天上午去洗衣店洗衣，晚上看了半场莫札特的歌剧Don Giovanni，今天疲倦得无法起床。
翻阅前天的《卫报》，发见一篇论当前私有化风气的文章写得甚好。它开头说：
私有化席捧全球，有似森林大火的蔓延。从外蒙古到南美洲，一切原属政府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让私人抢夺。如何私有，方法上无人提出问题。在旧苏联，政府准备将巨额的国有财富以最低价钱卖给原有的官僚与新生的黑手党分子，他们误信私有化即使在骗子们的手里也会变成万应灵丹，这情形正在变成一颗定时炸弹。
这些实行家中极少人注意到不列颠，这个地方十二年来实行了私有化，其结果是微观的经济成功的例子是很含浑的，而宏观的经济后果则陷于惨败的边沿了。
接着他举出了不少盲目私有化，疯狂追求利润，让自由市场充分发挥其抢夺骗取的真实例子。
作者维多·凯根，是《卫报》上，也许是全英国，少数几个头脑比较清醒的经济学家之一，自从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崩溃，苏联解体以来，他发表过不少警告式的文章，警告西方世界的领袖们，特别警告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别「笑得太早」，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并非万应灵丹，「戴卓尔主义」危机重重。
目前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经济衰退」，多半会让近几年来大叫私有化万岁，公有化退位的人们头脑清醒一点了。
苏联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经验，至少告诉我们一点，公有化（或国有化）与私有化二者的本身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重要的还得看是怎样的公有？是落在谁的掌握中的公有？是靠什么阶级与怎样的人来操作的公有？至于私有制，在由资本主义制度转变到社会主义去的过渡时期内，特别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内，是不可能废除或禁止的——在某些部门与某些时候，甚至还得加以提倡呢。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第一、私有化终究是辅助性质的；第二、它必须在社会与国家的监视之下，只能让它起有利作用，不能投机倒把，欺骗盗窃，为非作歹。
2月19日
《卫报》记者Jonathan Steele一篇介绍俄国新起政客齐林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的专文，甚好。无论在哪一方面，此人都极有资格作未来俄罗斯的独裁者，我曾经说，叶尔春可能成为俄国的莫索里尼；但照目前情形看，让齐林诺夫斯基那样的人来扮演希特勒，也许有更大可能。
2月22日
班将独秀的《最后论文与书信》译出来了。送来让我校对，这是义不容辞的工作；只是身体仍太差，一时拿不起这项工作来。
昨天勉强翻译了曼台尔写给老超的信。又为子春翻译了我于1989年6月9日在里兹大学的发言稿。一起寄去香港。来到英国后，曾经先后用英文写了不少篇或长或短的文章，始终不曾译成中文。我有一个毛病（也许可以说是「优点」），对于自己写的东西，从来不看重。对于我的写作态度，曾经想到过一个相当合适的譬喻，有如便急，非立即排泄不可；但一经排出，便掉头不顾，随它去了。这当然是毛病，显然对自己的见解与感想不够重视，不够负责。明知不好，可是我无法改，此生也决不能够改的了。
曼台尔给超的信写得很好，正如他十年前读了我的回忆后写给我的信一样，热情洋溢，令人鼓舞。但若将他和比哀·法朗克相比，我还是更欢喜后者些。法朗克没有曼台尔的学养文采，但他更厚道，更切实。拿他当年对我这本回忆的态度来看吧，几句评语，几句赞许，都非常中肯，十分妥切。其中没有丝毫客套，也没有任何宣传意味。曼台尔的信却大有对自己人也进行宣传之嫌。
一周来，深感小便困难，也许我也害上前列腺炎了。
2月23日
俄罗斯于2月3日实行「震荡疗法」，解除物价管制。预料中的社会不安还不曾见大规模爆发。有组织的抗议行动，首次发生于2月9日，星期天。组织者是「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据鲍利斯·卡加立次基（俄国工党的领袖之一）的报导，这个新党是由过去苏联共产党中产生的二个坚持传统史大林主义的流派之一所组成的。这次示威 提出了「打倒政府」与「回复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二个口号。示威参加者，据各家资产阶级报纸的报导，都说相当多：记者们的各个估定数字，自数千至万余不等。同时，拥护现政府的人也组织了示威，但据所有同情现政府的记者报导，参加者远不及反政府游行者之多。而且，还据说，许多参加者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这个示威。
俄国「工党」对反政府的示威实行抵制。事后开会检讨，发觉抵制是错的，他们原本应该参加进去，提出自己独立的口号。
从这件事看，我深深觉得我们对史大林主义政党的态度不够正确。不错，史大林主义党的上层竟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他们从来靠这个组织做官，发财，谋取特权，作威作福。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对马、列主义的原则早已置之度外，他们全都是十月革命的叛徒。所以一到冷战失败，「改革」绝望，这些人便争先恐后离开这双沉舟，争先恐后地向资本主义投靠，特别向西方帝国主义的领袖美国投靠。对于这些昨天才掷去党证的所谓共产主义者，当然不能存任何希望——绝对不能希望他们能从破产的史大林主义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我们绝不能，也绝不该把成千上万的下层共产党员也都看作同样的官僚。如果这样办，结果只能使那为数极多的下层共产党员，于短期迷惘之后，或在追随一阵「民主、自由派」而感到失望之后，会极度向右去赞助大俄罗斯的法西斯主义，或者会回头去怀念史大林统治的「安定强大」，因而再度去拥护史大林主义。
如何将成千上万的过去的与现有的共产党的普通党员，特别是那些工人党员，从错误与反动的史大林主义争取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来，乃是我们今后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俄国工党这次经验告诉我们：首先要在群众斗争的场合和他们走在一起，同时提出我们的特殊要求和口号。
2月26日
得《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此文发表于1992年2月（或1月）北京出版的第四期《炎黄春秋》。作者温济泽。他是当年（1942年）斗争王实味的干部之一。是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和研究员。一九八〇年代，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研究生工作。
很想就此文写一篇专文：「从王实味的正式平反谈起」。
2月27日
得超回答曼台尔的信。
2月28日
报纸上读到前德国社会党领袖威廉·勃朗特说的几句话，值得抄下来。他对《镜报》的记者说：
许多人——不过我不是其中其中之一——相信，1989年以后，我们将很简单进入一种世界新秩序。事实上与此相反，我们已进入一种新的世界混乱。
3月3日
把老超回答曼台尔的信寄出了。本来想写一封较长的信，把超写给我的信中所说的意见写上，再加一些我自己的意见，一并寄给曼台尔。只因精力太差，无法写长信。把一些必要的话告诉班，让他给我代笔。对第四国际十三届世界大会的宣言，据超信上说，上海的朋友都不满意。他们认为这个文件「没有明确地分析现时形势和指示前进方向。」接着，超又说：
「文件用了许多篇幅在保护环境和提高女权，尚可说，在革命低潮时代，群众只能进行这种低姿态的活动，我们也参加这种活动；但文中几处提到男女的同性恋爱，又应当怎样说呢？男女同性恋爱同革命运动，同一般政治运动，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活了九十多岁，看了不少革命组织发表的文件，此次所见是唯一提到同性恋爱的。」
这个批评基本上我完全同意。关于同性恋问题的不同看法，很有趣地暴露出文件写作人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些文件的写作者（大多是卅几岁的年轻欧洲人），当他（或他们）把反对歧视同性恋的要求写进这个世界革命组织的主要文件中去时，根本不曾想到，在像中国那样的国家中，亦即在第三世界的最大多数国家中，首先，男女同性恋 根本不是一个普遍现象；相反，它是一个极稀有的现象；其次，同性恋既然只是少数私人之间的事，并不构成社会问题。没有所谓歧视，亦无所谓反歧视。再则，如果一个革命组织在此情形中提倡同性恋，纵使不会使它在群众中丧失信仰，至少不会因此而获得任何力量。
第四国际的新一辈领导人，似乎忘记了，或者根本看不起《过渡纲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过渡纲领起草于1937年年底，经过讨论、修订，正式通过于1938年9月在法国举行的国际会议。纲领总结了「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即苏联共产党内左派反对派的思想和政治斗争的经验，作为一切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此后斗争的基础。半个多世纪来第四国际的活动，都是遵循这个基本文件的。诚然，我们的斗争没有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获胜，而半个多世纪来的世界革命与反革命的实际情况，又在不少地方证明了「纲领」的「错误」。最大的「错误」，是把世界资本主义说成是处于「垂死挣扎的痛苦」中。如今「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共产主义」的苏联瓦解，证明出资本主义不但不曾处于「垂死挣扎的痛苦」中，相反，它正处于「欣欣向荣的」状态中了。既然大前提已经站不住，从这个前提引伸出来的战略、策略也就站不住了。
问题是否如此呢？决不是。
给资本主义的寿限定错了日期，不自托洛次基与托派始，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犯的。这个「错误」，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一次新版所作的序言上就承认过，并且解释过了。最高明的医生也不能明确无误预言某一病人的断气时刻；但这决不妨碍他凭病人生理上的种种症候，预断病人终将死去。
正像共产党宣言之于一般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样，《过渡纲领》还变成为今后全世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文献。当然，它必须在近数十年来革命的成败经验的参照之下，作完全必要的检讨与修订的。
3月9日
得宇平函，知玨玨已于上月26日产一女。开始校对独秀最后论文、书信的英译稿。刘已抵英、并将于后日来里兹。
3月11日
刘××来，谈了半天，相当失望。他成了「民运」机构有心制造的「英雄」之一。人还是老实，但无深度。他的前途：或者于一度喧嚣之下，像肥皂泡一般地消失，或者，终于被造成一个香港马路政客。前一可能大，后一可能较小，因他并不具有马路政客的必需条件也。
不过，在几小时的谈话中，我还是说了我应该说的话。主要是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临别赠言是：人不怕骂，只怕捧；当你周围只听到一片读捧之声的时候，应该特别警惕的。
这是进入聋人耳朵的声音吧！
3月12日
昨天一紧张，今天整个人垮掉了。整天躺着休息，准备明天接待另二位客人。
3月16日
今天是我85（依西历）的生日，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也不给自己作任何纪念。中午吃面包，晚间吃粥，跟其他日子没半点不同。
刘××前天来信，今天答覆，由怀耀转交。明知是白费力气，但我还是尽了人事。「一跤跌在青云里」的人，只当他从青云摔到地上的时候，才会清醒——如果不曾跌死的话。
3月21日
道拉生日。他们全家赴伦敦祝寿，我送了他三本画册。晨起，精神很差，勉强给费立民君写了一封回信。并由班转寄他一本《毛论》。此人中文程度不坏，也许能读这本书。
刘××已于前日离英赴美。临行前他回了我给他的信。大意说他不会给人家捧昏，但愿如此。
今天《卫报》上有一则消息，全文如下：
据俄罗斯通讯社——ITAR-TASS的报导，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三共和国内的里昂·托洛次基的崇拜者，正在打破长期以来的一项禁忌——他们正在组织一个名为工人民主党的政党。这个新的工人民主党主张把私有的公司与银行国有化以及拒绝偿还外国债款。
3月28日
得3月17日曼台尔写给格雷的信。这是答覆老超给他的信和我托格雷转述的意见的。
4月2日
几天犹豫之后，终于决心把曼台尔寄来的宣言修订稿仔细读一遍，写一批评。另一份宣言寄去香港，希望老超也能写一点批评。
4月9日
生平第一次投选举票。选工党。
4月10日
大选结果，工党空欢喜了一场。保守党第四次连续执政。在整个世界向右转的时候。英国的政治气候自不会例外的。
勉强写了一封答曼台尔的信。支气管炎又发作了。
4月16日
寄出给曼台尔的信。预备寄一份给香港朋友，将信译成了中文：
亲爱的曼台尔同志：
你3月17日写给班同志的信，见到了。从他那里又收到了你要他转交给我的二册宣言草案。一册已邮寄给郑同志。他读后如有什么意见，得知后即当奉告。
我很仔细读完了那个修改后的宣言草稿。原本很想依你所提议的那样：对草案作一些具体与详细的评述。只是我目前的健康情况太坏，无法这样办，实在是一宗憾事。
下面提出的，还只是几项一般性的建议，希望它们对这个文件的改善能有多少帮助。
1．因为这个文件基本上是在一年多以前写成的，那时离开莫斯科的政变还有半年多，苏联更不曾解体。如今把这个宣言正式发表，有许多地方自须配合目前实情来加以改作。
2．文件提及的各个问题，广泛地涉及目前世界情势的各个重要问题；我几乎全部可以同意，但我觉得这个文件缺少一个明显的中心：它没有回答一些最迫切与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与解体以来每一个能思想的人都会提出、而且已经提出来的。其中有：A、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它们是怎样发生的？B、这是否证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不过是乌托邦？C、一个国家，七十年来一直都自以为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已成为世界上二大超级强国之一了的，怎么会突然间成为个向人求乞的国家？以及诸如此类。
我们必须解答这些问题，同时我们绝对有资格来答覆这些问题：只要把我们，即把托洛次基及其全世界的同志们，从1923年以来的所说与所行，扼要地指给他们看就行了。近年来发生于东欧，发生于前苏联以及中国的事情几乎一一都曾为我们所预见，而且都预先提出过警告的。对于他们的每一个举措，我们又都曾提出了不同的与正确的办法。
宣言草案十九节中写着：「面对史大林的反革命，只有我们这一派保持着共产主义的荣誉，保证了共产主义的持续不断」。这样说是绝对正确与完全有理的。但是，除非我们能具体地指出我们在过去将近七十年来所主张的是一条怎样不同的战略路线，那末上面的声明便难于让人信服。
不错，宣言曾经在这里那里提到了我们的一些立场。但是说得不够得很。我们应该把这一点作为文件的中心，作为宣言的主题来处理。
3．参照史大林主义者「建设社会主义」的负面经验，我们必须弄清楚某一些见解，这些见解我们自己（至少我们中间的某一些人）还认识得并不足够与确切的。例如：A、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市场是否要起点作用？它可以与应该起点怎样的作用？B、工业国有化与产业的公有制，是否无条件地具有进步性质（即使是在一个腐败的官僚制度的控制之下）？
非常抱憾，我没有力气对这些问题表示更多的意见了。
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说清楚我上次托班同志转达的给你那项建议。我的原意并非要求以过渡纲领为根据，另外起草一个宣言，来代替目前的宣言草案。我的意思是：当我们起草一个新的 纲领性的宣言时，必不可以忘记或忽视过渡纲领，必不可以忘记或忽视这个五十年来曾经作为我们这个国际运动之理论基础与政治基础的重要纲领。因此，我希望，当下月中的将此草案作最后定稿时，应该多多注意这个历史文件。
我的建议还带有这样一层意思：1872年，当《共产党宣言》发表的第二十四年时，马克思与恩格斯检讨了他们二人合作的这一历史文件。1937年，即当《宣言》九十周年时，托洛次基也检讨了这个文件：于肯定《宣言》的基本立场同时，指出了为历史事实证明为不再适用因而必须改正的某一些看法与论点。现在，当《过渡纲领》写作并通过的五十四年后，我们应该以同样精神，即参照过去经验与目前大为不同的世界形势，检讨这个文件，藉以做出总结，并吸取必要教训。我希望你，或者在国际执委会下面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担任这项工作。
1958年，在《过渡纲领》二十周年之时，我曾经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编入我写的《思想问题》小册子中。
最后，我还想说的一件事：在关于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问题上，我从来不曾赞成过国家资本主义说。
致
同志的敬礼
具名
1992年4月10日
5月16日
由于头晕、头痛，加上一些生活上的琐事，整整一个月没有写一个字札记。其实一个月来的感想并不少。报章杂诘上的妙文（正面意义与负面意义的「妙」）也有好多篇，它们是足以触发我的「文思」的。可惜有心无力，没法作比较系统的思考，没法把零碎的感想记下来。
「妙文」中我觉得最妙的一篇是《卫报》上译载的〈醒来吧，俄罗斯兄弟〉。作者N·耶可夫了夫；前苏联的著名历史学家，戈巴乔夫的亲密顾问，官做到苏共的政治局委员。他这篇文章的妙，兼有正负两面意义。他抨击俄国人的落后性格是精采的；他对二月革命的民主何以会转变成十月革命的独裁与专制则浅薄得令人难以相信。
把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差别，说成为「明智与蛮横，负责与虚矫，真实成功与晕眩的陶醉。真正的勇气与虚张声势，冷静的判断与浮夸的即兴」之间的差别。这样的议论发自一位大院士之口，由这位直至共党倒台之时还是它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写出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其议论确不能以一妙字来形容的。
他把目前的俄国情势比之以1917年的2月，并且力言其趋势会来一个新的独裁，一个新的10月。这看法只对了一半。如果一直依循叶尔春的路线走下去，俄国将会产生她自己的莫索里尼，却不能产生新的列宁。
俄国当前急需要一个新的列宁与新的托洛次基。藉以避免产生一个新的莫索里尼。
5月19日
守坚与其妇马丽安突然来访，即日去。
5月31日
午，芬·杨生、费立民偕其女友李容容来，共膳，纵谈数小时，倦极。晚7时李怀国到，预备游湖区及苏格兰。日招待二批客人，实在疲劳。迎宾灾难，不料到八六之年尚无法避免，可悲也。
6月1日
怀国去湖区。我终日闷睡，头脑昏昏然，离状，在室内小步，人欲倒。这疲劳不知尚需几天才能恢复。
6月3日
得曼台尔覆信。中译如下：
亲爱的王同志：
收到你1992年4月10日的来信。谢谢。此信已交给编订委员会——它正在为我们的纲领宣言的最后定稿而工作。在那最后确定的稿子中，你会见到你的某些见解已经给容纳进去了。同样见解，别的同志也已经提出过。在未看到你的意见以前，我就竭力主张（我们的新的纲领性宣言）要直接与过渡纲领联击，并应用它的方法。这一点，在文件的最后一稿中已经做到。同样，关于在过渡时期采用（有限度的）市场机构这一点，也写进去了。这个立场，自从1930年以来，一直为托洛次基、拉可夫斯基以及左派反对派的多数人所采取的。
顺便提及一点：我们运动的这个重要文件是「老人」被谋杀以来第一次（在它制定之时），从旧苏联内部获得一些重要建议的。
同志的敬礼
埃内斯脱·曼台尔
1992年5月23日
这个答覆比我预料的为好。
6月4日
怀国返自湖区，即日去伦敦。一星期内接待了三批客人，累得半死了。
6月8日
把多年来的信件与笔记稍加整理，无意中发现了初来英国时在图书馆翻阅唐史时的一段抄文。值得转抄在这里，那是关于所谓「武三思主义」的。
37年年尾在武汉，寄宿在陈独秀家，主客晨夕一起，无语不谈。谈话中多次听到他提及武三思主义。我不懂，问他这个主义的含义，他说：「对我好者为好人，对我坏者为坏人」，这便是武三思主义。
这个「主义」引起我的兴趣，一直想找找它的来源一它的出典，它的原来文字；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来到英国后，不但有了闲暇，而且有了方便——里兹大学图书馆里收藏有大量的中文书籍。我终于从新旧唐书里找到它的出处：
一、新唐书卷二百零六，武三思条，有如下的话：「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唯与我者殆是哉。」
二、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武三思条，文如下：「不知何人名作好人，唯有向我者是好人耳。」
原文大概是史家忠实于武三思的口吻而写下来的，很传神，虽然文字不漂亮，独秀则将它翻译成现代口语了。
这个「主义」，其实不应该由武三思专利的。所有的人，尤其是所有的政治家，无一不有意无意地信奉着与实行着这个主义；不同者，只是程度之差耳。
再想深一层，武三思主义只是人的自为本能的表现。自为，在某一意义上说，也就是自私。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十足犬儒主义的论调，实际上却是符合实情的。
问题变得复杂，那是要到个体的自为发展到群体的自为之时。由利益相同的个人组成了一个利益相同的群体，由个人的自为扩大到群体的自为，由小我扩大到大我，当二者之间发生了某种矛盾，以致必须牺牲小我利益去完成大我利益之时，那时候的个体自为，才成为要不得的武三思主义，才是要不得的行为，才是不道德的。
6月13日
《卫报》上有一则极有意义的莫斯科通讯。摘译如下：
维多·格立兴（Viktor Grishin），前苏共党政治局委员之一， 前天在莫斯科社会安全局晕倒并且死去了。当时他是前去申请将他的养老金从每月900卢布（约合5个英镑）增加到1,800卢布的。这件小事，多少证明出解体前苏联共产党及其官员们在外国银行里存有秘密基金的那种轻率故事，是不足信的。
格立兴曾经做了十八年之久的莫斯科的党部头头。当前任共党总书记契尔宁可逝世后，政治局选举新的党魁时，与戈巴乔夫竞争的对手便是格立兴。戈巴乔夫当时是以微小的多数仅胜的。
假使当时获胜的是格立兴而非戈巴乔夫。那末世界情势可能会大不相同吧。我们不会见到戈巴乔夫的「改建」政策，也不会有叶尔春的崛起。
格立兴倒毙的情形，让我们感到兴趣的是：共党要人一旦失去职位后会陷于怎样的贫困。在苏联，不像在西方，他们的特权是与权力联系，不是和财产联系的。
当格立兴做莫斯科的统治者时，据说他曾滥用权力，事实上也可能是如此的。但他一旦失去了职位，同时也失掉了一切。他显然没有外国银行里的存款。也没有大量美金秘密放在外边。我相信，只有极少数的苏联共产党人曾经这样干的。
这段消息，让我想起了：即使腐败专横的史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在积累私人财产方面，还多少与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政客们有所不同。这也是一个小小论据，足以驳斥某些人想把史大林主义制度完全等同于希特勒主义制度的企图。
7月10日
答覆了G向我提出来的11个问题，关于唐宝林著的《陈独秀传》的。这本书的作者在目前中国算是研究托派与陈独秀的专家之一。史大林主义的偏见很深。
G译了《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要我写一篇序。预备写一篇短文，简单介绍此书当年由何资深（之瑜）编辑和我们为他付印的经过。对陈的意见本身，不作任何评论。见仁见智，让今后的读者们自己去评论吧。
可惜我体力实在愈来愈差。短序试作几次，都不成功。令方月初来看我，定于后天返台。
7月15日
看医生，验出白内障已相当严重，介绍到医院去作进一步检查。干草热，颇不适，拿了些药丸回来。一年一度的健康检查，结果满意。
志勤的儿子王佐介绍他的朋友张尧写信来，想在里兹大学找事做。我无能为力，覆一信。
7月16日
法人比哀·特·柯培当（Pierre De Coubertin 1863-1937），是将古代希腊人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恢复起来的人。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意义说过如下的话：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最重大意义，不在于竞赛获胜，而在于参加竞赛，这正好像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不在于胜利，而在于斗争一样。最重要的事情并非在于你争取到了什么，而在于你很公正地奋斗了的。
这是他在1908年伦敦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会上说的话。话说得很好。可惜后来那些办理奥运会的政客们以及参加竞技的运动员们，愈来愈和这个精神背道而驰了。
政治化，商业化，运动员的职业化，把奥运会原来的相当崇高的理想完全毁坏了。
7月17日
服了医干草热的药丸，沉沉地睡了13个小时，人十分疲倦，什么事都不能做。此药对干草热似乎确有好处，但副作用太大，决定停止服用。
7月21日
亚历山大·潘佐夫来。他带来了保存在第三国际的有关莫斯科中国托派档案全部的抄件，我的一份是周恩来做的。所写履历大致不错。只是说我曾经在黄埔军校当教员，未免错得太大了。1926年在广州时期，去过几次黄埔，与宋云彬、萧楚女及张秋人吃过几次饭。那时恽代英尚在黄埔，周恩来好像已经离开了，不知怎样会把我也划成「教官」的。
匆匆看了一下，知道安福是被处决了的，范锦标却曾于流放西伯利亚多年之后，被准许返回中国，可是一无消息，多半是回来不久便去世了。
7月25日
得老超写的纪念龚自珍诞生二百周年文，极好。文长一万余字，见解是道人所未道，文章则神完气足，绝对不像是九二老人的作品，人瑞也。
潘佐夫来谈，问了我几个问题。俄语已六十三年不讲，荒疏了，勉强应付，十分辛苦。他英语不差，华语说得比我的俄语好，今后当以英语与他交谈。
8月5日
收到守坚寄来的相片和他一家人写给我的信。开心之极。几个月来心里的郁结，一下子消失了。立即写了回信。5月尾他们突然来看我，事情来得太突然，我年老懵懂，竟弄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招待。和守坚夫妇不知所云地谈了一会，竟让他们走了，当日赶赴约克。事后觉得非常不安。十年不见，他们特地来看我，理应留他们在这里停留一二日，叙叙旧，指点他们去看看风景。可是我竟想不到这些，人只觉得迷惘困倦，只觉得穷于应付。他们走了，我甚至感觉到如释重负。这真是老而无用了。他们走后才想起他们的车子已走了一天，绝对要在我这里休息了，而我却让他们在傍晚离去，到陌生的约克去泊车过夜。如此无知，事后想到时非常不安。今天收到他们的照片和信，丝毫没有怪责我的意思，令我既愧且喜。
梁耀忠偕其夫人黎绍珍来。次日离此赴伦敦。
8月10日
困扰我长达五年的楼下邻居今天搬走了。很高兴。即日搬入来的是一对年轻男女。入屋未及2小时，乐声大作。呜呼！
8月20日
昨夜楼下的新邻居开了整夜音乐，无法入眠，烦极。好像是房东方面有意跟我捣乱似的：明知我受不了这种烦嚣，偏偏接二连三地把年轻的POP音乐的玩家们送来做我的邻居。前天班给我打了电话投诉，我自己又写了信，要求房东想个补救办法。如果情况不能改善，只好设法搬家；只是搬家这件事谈谈容易而实行难！
前几天收到老超最近写的一个《提纲》：其中有些看法我不同意。想写文与他商榷；气力全无，只好算了。有关问题，不少曾经在我的札记里谈到过，拟将有关的一些段落，复印寄给他，请他参考。
潘佐夫来过五次，询问我有关当年东大、孙大的一些问题，我虽疲劳，却极愿给他以详细解答。这是一位很有科学良心的年轻历史家。
8月21日
莫斯科新闻周刊的最近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是：47%的被询问者认为政变一年来国家的危机是更严重了；24%认为一次民族的灾难正在来临。只有17%认为俄罗斯现在正走上了复兴之路。（见8月20日 《卫报》，John Rettie莫斯科通讯。）
8月29日
终于将札记中论及旧苏联国家性质，战后资本主义何以有了空前发展等等问题的段落复印寄春，请他转寄给老超。老超提纲中还有两项意见；我们对民族问题以及对宗教问题的态度，将来也想和他讨论一下。我以为我们必须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但并不因此忽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重视民族问题，与赞成民族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把二者看成一码事，或简单否认民族问题的存在，那是不对的。这态度非但不能解决客观存在的民族纠纷，而且更糟的，它恰恰会在客观上帮助最反动与较强大的那些民族去压迫较为弱小的民族。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立场确实比卢森堡立场正确得多。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目前正在展开于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的可悲情况，更会从正反两方面去证明这一点。
对宗教的态度亦然。简单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口号去反对一切宗教纠纷，行动上采取打倒一切宗教，以为这样便能解决种种因宗教差别而引起的一切政治和社会矛盾，那是非常天真的。文革中红卫兵们的反宗教斗争如何取得了极坏的反效果，至少告诉了我们简单叫喊反宗教的口号是反对不了宗教的，它只能取得反效果；大大加强一切反动与愚昧的宗教势力。
反对宗教是一个漫长的斗争。宗教绝对不能用政治与军事的手段来反对。它必须在文化和经济的普遍提高中，逐渐地减消其影响，乃至最后使它自行归于消灭。在这个极长的历史过程中，任何一个进步的政党或政权，一定要严格保证信仰自由。不然的话，只能助长宗教的存续时间，至少帮助它发挥更大的反动作用。
9月3日
美国「国防工业」在美国政治经济局势中，乃至它在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中，所起与能起的巨大作用，从布希总统昨天宣布的一项决定中，很充分地透露出来。布希宣布说，美国决定把150架F·十六型战斗机卖给台湾。这个决定，显然违反了1982年中美两国签订的军火公报，因而一定会引起北京方面的强烈抗议。然则，这位以「中国通」 自命的布希为什么要做出这项决定呢？一般的解答是为了竞选连任。为了讨好投资在「国防工业」的大财团，以便取得作为军事工业基地的某几个州，特别是德克萨斯州的选票。但这不过是近因之一。更基本的却是为了解决目前美国经济的严重危机，美国的当权者在诸般对策中，必须对付两个最迫切的问题：1、如何为这些多年累积的大量杀人武器找到出路；2、如何把冷战以来重点投资的国防工业减轻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全国经济能取得若干程度的平衡。
为了第一个目的，美国必须大量出售武器。事实上，她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出口国家。据《卫报》本月3日的一篇通讯说，美国的武器出口现已占对外贸易总额的10%。
为了第二个目的，五角大厦不得不开始取消一些新颖武器的订单，例如原本决定制造的V-22 Osprey直升运输机和改良M1型战斗坦克，曾经宣布不再进行。这次为要骗取那些大军火制造厂的参与人员（从投资者到工人）的选票，布希虽然又宣布照原议进行；但这显然只能是竞选的一项手法。如果最近将来世界上没有大规模的冷战或热战爆发——照目前情形看，这是极少可能的——那末美国「国防工业」和民用消费工业之间的关系，绝对非大加调整不可的。
当然，这也是一个不易解决的矛盾；不调整将严重加深美国的经济危机：实行调整则势必引起深刻的社会动荡——由大量失业而促发的社会不安。
9月6日
今天班兄赴华。他将在南京作半年研究。
新邻居仍然吵闹，头痛之极。想搬家，甚至想搬到伦敦去；但这谈何容易！昨天收到《十评》，登完了我的〈九信说明〉。此文一共登了三期，前后相隔8个月。这样办，怎能让读者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
得比哀·罗舍长函。引起我不少感想。他是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但他（和他们的朋友们）所走的思想道路，却和「×××」小将们所走的刚好相反。罗舍们的道路是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终于走到了托洛次基主义；×××小将们的道路，就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说，乃是由于受到史毛主义的苦难，将史毛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同起来，因而憧景并趋向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罗舍和他的战友克里文，自从参加国际托派运动之后，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克里文在法国的托派组织内，罗舍在第四国际中。过去的十年，罗舍负责荷兰阿姆斯坦那个「党校」，培育干部，研讨理论，成绩是很显著的。因为工作太紧张，他患了神经衰弱症，因此最近决定辞掉这份工作，今后除参与法国托派工作外，将研究菲律宾的过去与未来。这个决定我能理解，也很赞成；但是他信中说，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要在巴黎第七大学里取得博士学位，这想法却令人奇怪：是否近三年来的世界反动形势，使平素看不起资产阶级学术界里那些「劳什子」的反叛者们，终于又觉得有和这类「劳什子」妥协的必要呢？
9月14日
把《九信》和我的《说明》校勘完毕，寄港。得香港刘荣锦寄赠的书《「红」色的转折》。我没有力气读，翻了一下书后面列举的参考书目，其中没有托洛次基的任何著作。谈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折」而不牵涉到托洛次基，这好像谈唐诗的兴衰而不提李杜; 或像研究中共的历史而避开陈独秀一样。光凭这一点，我就犯不上化费有限的精力去阅读这本书了。
9月20日
房东出来干涉，楼下邻居的吵闹好多了。连日我都能安眠；但愿能如此继续下去。
四年不曾离开过里兹一步，加以居处的环境恶劣，心情愈来愈坏。有时竟发生厌世念头，朋友们劝我生活上来点小变化，譬如到伦敦去住几天、看看朋友。这主意值得考虑。如果腰痛好转，真想去走一趟。
连日腰痛，坐立不安。这是老毛病，几年前去看过医生。医生给了药，服后胃出血。从此不再就医，让它自来自去。每次发作，总得持续一二星期。
10月5日
1893年2月间，恩格斯针对德国帝国国会中进行的「军事法草案」的辩论，给柏林的《前进报》写了一系列论裁军问题的文章。当这几篇文章印成小册子时，恩格斯给它写了一篇序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的这些文章是以下面这个日益获得普遍承认的前提为出发点的：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末，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负担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见中文马恩全集，第22卷，435页。)
恩格斯这几篇文章的内容是主张以真正的民军来代替常备军；其着眼点是要以民众自己的武力来取代一贯作为政府压迫工具的常备军。由于文章是为当时的国会辩论而写的，作者着重了维持常备军的经济方面的危险，不曾指责这个制度的反动的政治作用。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常备军的政治方面的看法，在别的有关著作中，特别在论及巴黎公社的著作中，详细地讨论过。列宁则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到过。后来，在十月革命之后，布尔雪维克派的领袖们更加在实际上试行过以民军代替常备军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这个试验如何进行，如何由赤卫队逐渐变成正规的红军；红军又如何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官僚堕落而变质——从工农的军队逐渐变成维护官僚独裁、镇压民众的武力——这是值得一切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全面研究的一个问题。
不过现在我不想谈这个问题。这里我感到兴趣的是恩格斯序言中指出的那个前提，特别是他指出的因军费大增而导致的那两个前途：「不是各国人民因负担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
一八九〇年代欧洲各国建立与维持一支常备军，其所需费用，和今天各国的所谓「国防经费」，简直是无法比较的。以步兵、骑兵为战斗主力的军队，其所需要的武器配备，和今天的充分现代化的海陆空军的武器配备之间，技术上的差别何止天壤。二者所需费用的差距，也必须用天文学数字来代表了。
可是在1893年，恩格斯已经认为当时各国大增军费的结果，「不是使各国人民负担不起军费负担而在经济上破产，便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现在，各国人民所负担的军费既然千百倍于十九世纪之末，又怎能避免走上恩格斯所指出的那两个前途呢？
恩格斯的预断，已经两次世界大战给证实了。可是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反问：各国的军备竞争固然导致了几次战争，但战争的结果，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非但不曾使各国经济破产，而且相反，跟着第二次大战，冷战开始以后，特别在资本主义各国中，不但没有经济破产，而且在生产力方面，特别在生产技术方面，让人见到了飞跃的进步。这是推翻了恩格斯的前提的。
是否真的如此呢？不是的，恰好相反，我觉得近数十年来「持久的军火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危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微妙关系，恰恰是更进一步地证实了恩格斯的两个前提。
10月14日
过去三个早晨，都耗在给老超写的一封长信上了。信中所述，基本上与恩格斯指出的那两个前提有关。因此把长信留了一个底稿，算是今天的一则札记。
方兄：
收到你8月20日信。《札记》尚未收到。郭和兄说《札记》寄到香港也须复印几份，然后寄给我。你死以前焚去，是错误的。这是思想记录，是非让后人去判断，既然复印，你也无法焚去。
我并不健康，所谓得天独厚，也不过到此为止。即使明日猝死，也不奇怪，发现心脏病十几年，不知心绞痛是什么味道。去年秋天才尝到这个味道，今年上半年又尝几次。最近更时时光顾，自然有急救药，转危为安，但总有一天，急救药无效。
我从此不能写长文章了，论头脑，还是有能力组织一篇长文章，但眼睛不行，素材需要自己的眼睛去阅读。
从今我也只能写 「札记」，即写出思考的结论，不能写出导致此理论的断想。这也是种文体，如法国的Pascal，但难免这些「断想」相互间有出入，甚至有矛盾。
这是在多活几年的前提下说的，照实际的情况，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有条件给白内障开刀，更有条件装一副假牙，但不久就要死去，又何必受此痛苦找麻烦呢？
当今经济的发展，有一句简单的话表示，即说，最近四十年，人类生产增加了40倍。这是人类历史上突出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但奇怪的是没有人为此作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当然的，用不着解释，曼兄在《后期》中也没有解释，除非说长波论就是解释，但这个突出的事实，不给予解释是不行的。我给予了解释，但不满意（这个事实总有不同的解释，不过孤陋寡闻，不知道罢了。）
「二冷」不是解释，「冷战不过是旺盛的生产力找到部分的出在晚期的资本主义」（而且不仅在「晚期」），决定经济发展的，不是生产，而是销售，生产再多，不过将商品堆满仓库而已，仓库没有商品堆积，那时生产自会发展，跟着，科学技术就会发明起来而应用于生产者，包含那些为冷战而发明的科学技术在内。
但冷战在此次苏联亡国中确实发生了重大的作用，苏联集团和美国集团相对峙，希想吞掉对方；因之都要备战。但苏联集团的经济实力落后于美国集团很远，但不负担又不能相距太多，于是美国集团的人为冷战而挑起担子了，苏联的人民则被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这个时候，冷战又不能冒险变为热战。于是苏联集团就瓦解了，苏联本身也就灭亡了。
试想苏联多少劳力，物资、金钱、制造了几千几万颗原子弹氢弹。这些都是苏联劳动者的血汗，是苏联人降低生活水平制造出来的，这些如今成了一堆废物！
在经济突然繁荣以前，苏联人民的负担本来已经重于美国集团的人民，在突然繁荣以后，更加重了若干倍，最后导致了亡国，这是冷战的影响，但归根究抵还是突然繁荣的影响。
现在酝酿着一个大危机，游资无处投放，大量涌入中国，照此情况，再过几年，中国生活也会大发展，美国有个经济学家说：那时中国生产要超过欧美的总和。我想这话夸大了，果真如此，商品卖给谁呢？那时天下大乱世界革命二次浪潮就到了。可惜，我看不见。
不能再写下去了。
弟超
1990年9月2日
超兄：
9月2日的信，收到很久，不曾早覆，因为原信放在那里忘记了，遍找不获。老人健忘，我似乎更甚。昨天，这封信终于自己从乱书堆中跑了出来。重读一下，觉得有很多话要同你谈。几天前又看到你的近作：《向导七十周年》，神完气足。决不像是一个九二老人写出来的。由此我深信你还会多活几年。Pascal的Pensées是我的床头书之一；但我的写札记并不是它引出来的。实在因为再无力气写长文，而脑子里的思索却不肯停，想到写出，有如便急时的上厕所，排泄之后，一身轻松，而如何处理这不洁之物，就完全不在我的考虑之内了。札记预备死前烧掉，原因即在于此。
在《晚期资本主义》里，曼台尔把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加以改变，我觉得很对。他说：
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大类包括生产手段：第二大类包括消费品。我们现在把这种计划改变成三个部分。在这两大部分之外，增加一大部类，即第三大部类：生产破坏手段。我们作出这样的区别是对的，因为第三大类不像第一大部类和第二大部类那样，它生产出来的商品并不进入生产物质因素的再生产过程（取代并扩大生产手段和已使用的劳动力）……（见《晚期资本主义》中译本，323页。）生产破坏手段的工业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但它在国民经济中占着如此巨大与如此重要的地位，却是从第一次大战后，特别是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以及在冷战时期确定的。它至少在一九四〇年代以后，就成为世界几个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经济中一个独立的「部类」了。这个部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不是为市场而生产的，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是为了胜过事实上或假想中的对手，为了如何可以更有效与更大规模地破坏对方的人力与物力。因此破坏手段部门的生产和再生产，并不受消费市场的限制。正如卢森堡在第一次大战后所预言：「武器经济是一个代用的市场」（此语为曼台尔一篇文章中所引述，不知他引自卢森堡的什么著作），它本身就是市场。因此，这个部门里的技术革新，完全不受消费市场的影响。过去，资本家为了销售已有的存货，为了充分利用业已投放的固定资本，宁愿把新的技术发明购买下来，秘而不用；这种情形，当武器生产成了独立的一大部类之后，便完全没有的了。为了克敌制胜，敌对双方（最初在德国与美英之间，然后在苏联与美国之间），应用了所能动用的全部力量，去进行破坏手段制造的技术改进。这方面的改进，不要说曾经在四十年内增长了40倍，甚至可以说前进了400倍乃至4,000倍的。一颗核子弹的破坏力，比原先最大的常规炮弹的杀伤力，相差又何止40倍呢？破坏手段生产部门的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当然要影响到生产手段生产与日用消费品生产。事实也正是如此。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我们看见的无间断的生产技术大变革，实际上只是军备竞赛与冷战的副产品。从原子能释放开始，中经自动控制，电脑，缩影技术以及镭射等等，无一不是首先在军事领域得到应用，然后以「副产品」的身份进入另外二大部类生产中去的。原先是市场需要促进技术革新；现在倒过来，由不断的技术革新促成生产力的飞速生长。不断增大的生产品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怎么办呢？除了用传统方法去争取新市场之外，便是用尽一切办法来人为地创造市场。曾经流行于战后的凯恩斯经济学说，我觉得，便是为了此一需要而发生的。我没有研究过 凯恩斯学说。（其实我也没有能力去作详尽研究。我不但是一个「科盲」，而且「经盲」。）但就我所得的印象来说，凯恩斯学说主要是提倡「寅吃卵粮」，不怕「打肿脸孔充胖子」。他劝人超前消费；主张无论个人与国家都不要害怕借债，应该尽量利用信贷以便个人提高生活享受，国家则放手投资，以便繁荣经济，解决失业危机，藉保社会安定，国家富强。
如此造成的虚假的繁荣与景气，当然无法持久。其败象在七十年代，就充分暴露出来了。无论政府与个人都是债台高筑，「前吃后空」，发出了第二次大战及国际资本主义大危机到来的信号。于是在思想上，所谓「货币主义」的学派出来代替凯恩斯主义，它要想医治凯恩斯主义所酿成的褐害：首先是要对付国家预算的天文学数字的赤字，要收紧通货，要向工人阶级的收入进攻，要削减四十年代以来所实行的巨额福利支出……所谓「列根哲学」，「戴卓尔主义」，便是要推行这些政策而出现的。结果如何，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徒然加深了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衰退。
苏联集团在冷战压力下的大崩溃，曾经给西方资本主义等国打了气。彷佛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不但会很快过去，而且资本主义会本身万寿无疆。但这正如美国的经济学家J.K.Galbraith当时所警告：「别笑得太早了」。刚刚笑过苏联集团的土崩瓦解，自己家里的危机很快达到了灾难程度。那个破坏手段生产的重担，也几乎要把美英等国的经济压倒了。
今后将如何，那是另一问题，谈起来很长。上面所说只是浮面地谈了一下：1、为什么战后资本主义会造成生产力空前大增长的秘密？2、为什么冷战全胜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会陷于如此严重的危机？
回答上述问题，曼台尔曾经把上述意见与马克思的周期性危机说，特别与康特拉系也夫加以扩充了的所谓长短波理论，联紧起来谈，这当然对的；但若光谈长短波的理论，不着重指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破坏手段生产」部类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那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圆满的——不足以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
还有不少话想同你谈，可惜我实在没有力气写。上面这些不成品的东西，竟断断续续地写了三个早晨。看看班兄和你合拍的照片，令我「既羡且妒」一假使我也能像他那样，要来就来，要去就去，能在分离半世纪之后，和你重聚一室，促膝谈心，该多么好！班兄又在旅行中，目前大概在日本，不久去大陆，如到上海，一定再去看你。
今得春兄信，知你心脏病已愈，大慰。春兄对你的不肯戒酒，极不满；但我的想法不尽同，黄酒三杯不致影响心脏；何况人生太艰辛，多少该找点乐趣。好像李白说过：「身后名，不及生前三杯酒。」这实在是不错的，可惜我不会饮酒，失掉了生活中一大乐趣。祝
好
弟方上
92年10月14日
10月20日
全身神经痛好了；但头痛依旧，眼睛又坏了。白内障似乎增加了程度。读报只能看几个大标题，写字超过一张稿纸，便什么都看不清楚。给家人写一封长信，3页，前后写了3天，吃力之极。外孙将于明年读完大学。受了时下国内留学风气的影响，毕业后也想出国深造。家人一再来信，要我设法，想明年一毕业就出来。她们完全不清楚外面情形，也不清楚我的生活情况。盲目崇洋，可悲也。
10月21日
中共刚刚开完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
10月25日
伦敦20万人大游行，支持矿工，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一般的政治风向在转，转得有利于左派。汤尼·培恩说：他等待了十年的时机似乎到了。也许，至少，比之于1989年以来因史大林制度的土崩瓦解而引起的劳动群众中的迷惘、颓唐情绪，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万寿无疆」的想法，正开始消散和转变了。
11月3日
将近十天来无法写一个字。身体不算很坏。能睡能吃，就是什么事都不能做，感想也很多，例如德国绿党创建人与女领袖比德拉·凯利的离奇的死，香港新总督彭定康的「民主」投机，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新危机，以及美国的总统选举，都引起我的兴趣，多少有些话想说；但是一提笔，头痛欲裂。勉强集中，努力想把所思所想的记录一点下来，人便昏昏然，好像整个人要倒下来，只好作罢。可是这样活尸一般的生存，有什么意义？伦敦的年轻朋友认为我应该稍稍来一点生活上的变化，到伦敦小住几天。换个环境，暂时改变一下死板生活，可能对我目前那种活尸状态有好处。他们的想法也许对。四整年 没有离开过里兹，确实闷极；但是真想旅行，问题又不少。等着瞧吧。也许，过几天，我的精神状态，我的低沉的情绪会好起来。
今天给阿忠写信，要他暂时停止重印《双山》的谈判。
11月4日
克林顿当选美国下届总统，这件事多少具有象征意义，它标志出列根——戴卓尔时代的一个终结。这个时代是二次大战以来英美大资产阶级向其他阶级——特别是向工人阶级利益进行反攻与进攻的最反动的时代。在这期问，战后工人阶级所争得的一些权利和福利，都几乎给取消光了。结果，大资产者，尤其是其中的金融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掠取财富，劳动阶级则日趋贫穷。贫富悬殊，结果，一方面生产品大量过剩，另一方面，消费者却无力购买。加上随冷战结束而来的种种后果，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所谓「衰退」。为要应付这个局面，资产阶级不得不换马了。英国戴卓尔夫人被迫下了台。她的公然进行阶级斗争的政策，代之以所谓「无阶级社会」的马卓安「主义」。在美国，列根「哲学」也就以同一理由代之以克林顿的所谓兼顾「全民利益」的新自由主义。二者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挽救目前陷入深刻危机中去的资本统治。
这样的转换，当然无助于劳动人民的真正解放；但至少，我想，会有利于一切倾向社会主义斗争的复兴。
11月7日
十月革命七十五周年。莫斯科红场禁人进入。据报导，约有2万被禁止的共产党人与国家主义者集会。
11月10日
叶尔春来英作为时2天的国事访问。昨天签订了一个名为英俄「同盟」的文件，今天向英国的上下二院发表演说，然后由英女王在白金汉宫中「赐宴」。这待遇，戈巴乔夫未曾受过，叶尔春可以感到满足了。其实，当戈巴乔夫几次来英时，他还是二个超级大国之一的代表；叶尔春的这次访问，却是在俄国的政治与经济地位都已一落千丈，他是以求乞的姿态前来的。何以英国的统治阶级对戈巴乔夫的接待会远不及对叶尔春的隆重呢？主要理由：前者对社会主义还藕断丝连，而后者则成为十十足足的「反共义士」了。
其实说「隆重」也带着讽刺口气的。英国的报纸根本没有把它当作重要新闻来处理。叶尔春的演说，据《卫报》择要转述，有如下一些比较值得注意的话：
在为时40分钟的演说中，他一再提到俄罗斯和不列颠在长达数十年的对抗之后，现在缔结的友好联系。他说：「冰山正在飞速融解消失。」「千百万俄罗斯人经历了漫长的疯狂年月之后，正在恢复过来。」
「不过现在还不曾痊愈。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承认，在我们的国家里，还存在一些势力，它们要实行一个复仇性的政变。他指出这些阴谋政变的是「以前共产党的余孽，以及那些国家精英，好斗的国家主义者，传统的共产党管经济的那些经理们，再加上政治的冒险家们。」
叶尔春说，这些分子正在利用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困难。不过他坚决保证，「这些计划是命定着要失败的。
接着，他提出了警告：「如果必要，我会应用人民交记给我的权力。」这话的意思是说：为了保证俄罗斯能够转变到自由市场的民主制度，他准备运用那些紧急处置的权力。（见《卫报》1992年11月11日Hella Pick的文章。）
其实，叶尔春未曾应用他的紧急权力，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今天的俄罗斯，从各方面的对抗力量来看，叶尔春是否能做成俄罗斯的莫索里尼，还得经过漫长，错综的几场斗争来决定的。
有人说，一年前，即当8月政变直后，叶尔春要想掌握紧急权力，比目前容易得多。这话有几分理由。主要因为：一年前，俄罗斯的人民大众还只看见史大林主义统治的罪恶，还一味憧景着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一年来俄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种种，却让广大的俄罗斯人尝到了自由市场的味道，又见到了西方的危机和动荡。人们的情绪和思想都大大不同了。失势的史大林主义的官僚们自然要利用这个民众的情绪转变，企图恢复往日的权势，而一般的劳动大众，多半会对资本主义的复辟发生愈来愈多的顾虑，反感，因而会发生反对叶尔春们肆无忌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了。在立陶宛，在保加利亚以及在俄罗斯，这种旧共产党人（包括过去史大林派的官僚与不自觉的误信史大林主义为真正社会主义的以前共党的群众）的「复仇运动」，已见到端倪。
如何把后一类群众和以前的官僚领袖们区别开来，使前者能走上既反史大林主义、又反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是我们托派的首要任务。把过去所有的共产党人，不分领袖与群众，不分自觉的史大林主义官僚与不自觉的（即不自觉其为史大林主义者的）普通党员，一概加以反对和排斥，那只能一方面的对史大林主义，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帮倒忙。
……
叶尔春于「御宴」之后，对记者们说：「在宴会席上，我（和女王）像多年老朋友似的谈天」，女王不但接受了访问俄罗斯的邀请，她甚至还告诉我们，对于她的来访，我们毋须等待很久的。（见同上引文章。）
叶尔春应该感到遗憾的是：他不曾像波兰的瓦文沙总统一样，被邀请在王宫中的龙床上过夜！
没有睡进龙床，叶尔春夫妇住了二夜最近美国女歌星麦唐纳睡过的海德公园旅馆的套房，房价每夜1,762镑！用目前卢布的汇价计算，这笔房金该达到天文数字了。
11月18日
今天收到了白克曼寄来的一本破烂书——1939年我们在上海「盗印」的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白克曼是从一位托派同情者购得的。这位同情者名叫塞尔顿·奥斯朋，当年是柯立芝总统邮船上的一个水手，航行到上海，经过美国托派组织的介绍，会见了当时正在上海的李福仁（弗朗克·格拉斯）。李福仁交给他一本刚出版的《悲剧》，要他拿到美国去。他回国后，将书交给一个同志，自己却给船公司「炒了鱿鱼」。因为他在李福仁的公寓里住了一夜，次晨迟了一些时候才回到船上。当时我记得会过这个人，谈了一些话。谈些什么，事隔半个多世纪，已经记不得了。
《悲剧》的上海「盗版」书，记得一共只印了100部，是我托汪孟邹先生介绍，由群益书局代印的。这是未经作者修改的本子，其中有老托的长序。这个第一版目前已经少见，它的「盗印」本更是绝无仅有了。其中一本，经过五十四年的转辗流传，竟又转到我这个经手「盗印」的人的手中，不能不说是奇缘。
11月22日
读《列宁全集》，无意中翻到了第22卷中的一篇文章：〈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尤尼乌斯是卢森堡的笔名，小册子是《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列宁十分称赞这本小书，说它是「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但「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者不可缺少的自我批评」，他指出了小册子中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作者没有提到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第二个错误，在于作者认为在帝国主义的环境中，民族战争已不可能或不可能终于贯彻的。
列宁批判了这两个缺点。在所有提出的反驳论据中，最获我感到兴趣的是下面这些话。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与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也可以转化为民族战争。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也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产生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只有诡辩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转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煞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法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们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见《列宁全集》22卷，302-303 页。）
当1940年我提出「抗战变质」的意见时，根本不曾见过列宁这篇文章。由民族战争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我是从当时的具体情况中看出来的。可从来不曾想到过帝国主义战争也可以转化为民族战争。列宁的这一见解值得深思。
11月24日
路透社发自乔其亚首都的一则新闻：过去曾任苏联外长、戈巴乔夫的老搭档、长期担任乔其亚共党领袖，目前担任乔其亚议会议长的谢瓦那次，宣布改信基督教。在乔其亚的电台上他宣布：最近在教堂受了浸礼，放弃他信仰了数十年的无神论。他说他的办公室里现在供了圣母玛利亚的神像。代替过去墙上挂的史大林相片。
「哈里路亚！」
11月25日
《卫报》上一段小新闻：「一架属于华南航空公司的波音七三七号喷气机昨天由广州起飞，在桂林附近失事。机上乘客141人，恐已全部死亡」。这消息让我十分不安。前几天得芬·杨生的南京来信，说他将于本月23日飞桂林。但愿他不在这架机内！
11月28日
给老超写的长信中我说我是「科盲」，又是「经盲」，有的朋友见了说我「谦处」。非也。这是实情。我一见数字就头痛，拿起一本经济学书来会睡觉。自己深知这个毛病，几次立志纠正它；但因这习惯（或者可以说「趣味」）孩子时代养成，「积习难返」了。不懂得科学，不懂得经济学，根本就不能成为扎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深深知道这一点，但不能做到这一点。这该是我的一生憾事之一，是最大的憾事之一。
可是，倘若有人因此而说我根本不配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那我决不能接受这个非难。马克思主义是多方面的。很少几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能够在所有方面都具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马克思主义有似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山，有通往绝顶的，乃至登上半山许多途径。人们可以循着各条途径，凭各人具有的力量和决心登上某一高度，成为某一程度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一百多年来真正称得上全面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少而又少。大多数是几分之几的一甚至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都只是「虽不能至，心响往之」罢了。然而没有这一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革命是绝对不能成功的。
我究竟是几分之几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究竟我是循着哪一条山径爬上这座高山，很难说。首先我想是由于我所生息的时代和环境，又由于我从来看不惯人间不平的性格吧。至于知识方面，我觉得，在政治分析与观察上，在思想的辩证应用上，似乎最容易理解和体会马、恩、列、托几位大师的著作。
12月1日
晨起，头脑比较清新，读隔日《卫报》，又是维多·基根的「经济学札记」引起了我的兴趣。他说：「几乎恰好在戴卓尔夫人当权的那几年间，真正的经济奇迹不曾发生在联合王国，而是发生在东亚孔夫子（思想统治）的那些经济圈里。」他说，「从外汇储备方面说，台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又说，「在以高技术奠定经济基础方面， 新加坡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领先」。跟着他说：「当日本的经济增长正在放慢之时，中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的十四年里每年增加了14%。」他跟着问道：「正当旧苏联的经济几乎全部在快速缩小的时候，中国怎么会以更大的速度来扩张她的经济呢？」终于他告诉我们说：「在某种程度内，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三位的经济大国（当然不能把她的庞大人口计算进去，即不能以每人平均的所得来算了。）」
基根的计算容有不确处。其中颇有「危言耸听」的成分，他想拿来刺激，或鼓励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的。他的目的之一，可能是想给英国的紧缩政策，福利削减政策提供一点理论基础。最近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不断写文章来吹嘘中国经济的起飞，其中理由之一，我想多少含有那种以「黄祸」来刺激西方的用意。美国的当选总统克林顿，我想也会在这方面大做文章。苏联崩溃，冷战结束，中国这双棋子在国际力量的重新结合的过程中究竟将放在什么位置，确是最近将来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大问题——是值得充分研究的大问题。不过目前，我更想考虑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关于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今天没有力气写了，留待日后。
12月6日
芬·杨生漫游归来，带了许多相片和一卷老超的录音带来看我。听了睽违四十多年的老友的声音。看了大量图片，感慨很多：又说了两个多钟头的话，疲倦极了。
12月18日
转录了老超的录音讲话，接着又录了一段我给老超说的话。录音带邮寄给老楼，让他在后面也录几句话，然后寄回给老超。这是四十三年来，历尽种种艰难后：三个老朋友举行的一次隔洋谈话。
12月23日
读完班著的《中托史试探》，有些意见与补充，预备与他当面讨论。大体上很不错，对中托的评估是从大处着眼的。但彭门子弟读了一定会大吠，因为他对老二并不像这些子弟们那样吹捧。
这几天正在思考一个问题；不断革命断了，怎么办？现在没有力气写。过几天，等我身体好些，得把我的大体想法记录一点下来。
又是耶稣诞，灾难！
12月31日
1992年除夕。我又偷生了一年。回顾过去的一年中，简直什么事都不曾做。长寿实在不是幸福，于人于己都不好：于人是给他们增加负担、于己是延长疾苦。「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感叹还是赞美，我不能确定；就我个人的体会说，未及七十而逝，应该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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