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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Government
论工农政府
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84年4月
伯尔尼库斯 译 吕杨鹏、Coward 校
作为一个政府口号（governmental slogan），“工农政府”或“工人政府”出现在所有过渡性纲领中，因而拥有普遍的价值。过渡纲领的目的是从群众斗争目前关注的事务出发，将他们现阶段的觉悟逐步提高到理解夺权的重要性，激发人们行使权力的愿望。任何试图避免改良主义陷阱的过渡性纲领——即不是将斗争局限为改良资本主义经济框架、资产阶级社会与资产阶级国家——都需要有一个政府口号。
“工农政府”（或“工人政府”）用最概括的形式表达了这项要求。
南斯拉夫、中国和越南的夺权过程
审视二战后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注意到它们大部分符合第四国际《过渡纲领》（Transitional Program）对国家政权这一核心问题总的分析框架。[1]
在南斯拉夫，那里有一个由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与雅尔塔会议上强加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层表面上在公共宣传中接受了这个政府，但并未放弃1941年为夺取政权所制定的战略规划。从1941年起义开始，它就将其主要精力放在了动员组织贫农群众和贝尔格莱德（Belgrade）、萨格勒布（Zagreb）、卢布尔雅那（Ljubljana）等地的城市群众上（这里我们主要在讨论组织而不是自我组织）。
1944年11月21日，所有德国及其合作者的公司与财富都被没收，从那天起，82%的南斯拉夫工业都被国有化了。当联合政府成立时，人民阵线拥有七百万成员，由共产党的领导，铁托担任人民阵线的主席，其组织深入到社区一级，事实上已掌控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加之该国唯一的武装力量——五十万民族解放军——也为共产党所控制，我们可以说南斯拉夫已经是一个工人国家了。1945年全民公投废除君主制之后，资产阶级的部长们彻底丧失了实权，这使工农政府的地位工人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2]
中国革命经历了与南斯拉夫革命十分相似的发展历程。从1934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由毛派领导，他们从1927年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得出的结论，既不同于斯大林派，也不同于托洛茨基派。这个结论可以被总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通过建立一个独立于资产阶级、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来避免1929年式的灾难。早在1934年、甚至从1929年起就建立了这个核心战略方针。
的确，这支军队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但并不是在农民的领导下，也并没有用农民的战略）。的确，中共在公开宣传中接受并迫切要求与蒋介石联合，这掩盖了其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联合主要发生在1937-1938及1945-1946年间，并且有斯大林的明确命令）。的确，从纲领性与理论性的立场出发，长期以来，毛派执行中间路线，在民主革命（建立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保有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摧毁小资产阶级国家、解除他们的武装、同时压制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左右摇摆。这条“中间”路线的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以及“既非小资产阶级，又非无产阶级的国家”，但是对共产党（一个领导着农民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地位的持续强调中和了它们。这条路线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人，乃至亚洲共产党人（最开始是不幸的艾地「Aidit」与印尼共产党，他们由于毛泽东思想的尾巴主义「tail-endism of theoretical Maoism」而付出了生命代价，一百万人不幸遇难）的迷茫——而这在其他大洲也是如此。即便中国革命最终胜利了，所有这些立场与做法，在本质上都是应该被谴责的权宜和混淆，没有任何辩白的余地。这些权宜和混淆不是促成了而是阻碍了革命的胜利。更有甚者，这种混淆妨碍乃至阻止别的国家的胜利，起到了极坏的作用。
但是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应当承认，尽管毛派是机会主义者，在理论和政治上十分混乱，他们还是解除了资产阶级的武装，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普遍地没收了大资本家的财产。这一过程发生在1938年（延安时期）至1950年，经历了一系列区域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阶段。1949年10月1日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一点在后来也被毛主义者所承认。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过。从1938年到1949-1950年期间，在中国存在两个政权——一方是资产阶级政权与资产阶级军队，它们正在解体但仍在国民党控制的领土上存活，另一方是人民解放军控制的领土上的初期工人国家。在1949-1950年后，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存在于这个国家，尽管是一个先天官僚化的扭曲的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在台湾仍然存在一个资产阶级政权）。
为了去“探寻”1949年与1953年之间一个中国“工农政府”与一个从一开始就是官僚化的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的区别，就不得不抬高那些资产阶级人质的政治实力；换而言之，去混淆视听，甚至在实际上进行误导性宣传[3]。最后则会陷入无解的理论难题。这个在1949年形成的国家与其军队（在1949-1950年间占领了整个中国大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人及国际帝国主义战斗，支持（肯定是以一种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的、不可接受的与无效的方法）将社会主义革命向南韩延伸，在法兰西帝国主义于1947-48年对北方解放土地大举进攻时支持（并拯救了）越南革命，在国内没收了资本家的财产，并在后续的运动中消除了几乎所有农民的私有财产。
如果你认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或者一个“农民政府”（一个被农民阶级支配的）能够连续地（1953年的中国共产党与1948年的中国共产党没啥不同）进行反资本主义活动，那你会在一个荒唐的矛盾中迷失。
从1950年开始，比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所用的时间还短，就像托洛茨基预言的一样，65%的中国工业资本与80%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被国有化。这些国有化进程在中国南方的土地改革之前发生。所谓“民主时期”在哪里？以当时没有完全废除资本主义财产的论点是不可能论证成功的，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任何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提出这样的观点。
越南革命也与南斯拉夫和中国革命相似。胡志明领导的越共不晚于1945年就确立了在共产党领导下武装夺权的战略方针。但是其夺取政权后，在定义国家与经济的阶级成分上却犹豫不决。不但如此，其处在一个困难的军事环境中，在连续的（而且是联合的）法、日本、英以及法、美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备受煎熬。这样的困境所导致的战术的、区域性的军事撤退——包括1946年海防与河内攻势后的退却、在1954年签订日内瓦和约——不应当被误解为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妥协（例如维持资产阶级财产与“资产阶级秩序”）。特定的宗派托洛茨基主义者自认为“抓住了”越南领导层的意图，而后者明显没有这样的计划。历史已经作出了对此事的裁决。针对1954年与1974年协议，代表第四国际官方路线的评断幸运地给出了比国际内外宗派主义者更加积极的答案。
再一次，“工农政府”与越南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否有区别？北越的情况很显然是没有区别。越南的内战与反帝战争结合在一起（前者与南越相比因为当地资产阶级处于弱势而不太广泛）。当在北方取得胜利，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河内最终成立时，一个官僚化的无产阶级专政被建立了（比中国的官僚化程度要小，但是到什么程度呢？这就是在第四国际内部展开讨论的另一课题了）。在南越则进行着长期的内战。认为西贡陷落后的“工农政府”与没收堤岸（胡志明市的前称——校者注）华人买办资产（Cholon Chinese comprador bourgeoisie）的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存在区别[4]，既违背理论，也与事实不符。
在攻陷西贡后，河内政府与南方的新政权实际上已开始融合。如果该政府是一个工人政权，那么南越的“工农政府”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且从一开始就是官僚化的。
古巴、尼加拉瓜的夺权过程
古巴与尼加拉瓜的例子与苏联、中国、南斯拉夫和越南不同，在这两个国家有着真正的人民革命（与东欧国家不同，那里的社会与国家在体系上与苏联相似，依赖军事官僚手段得以建立，省略掉了真正的人民革命）。但是这些人民革命摧毁了独裁军队，却留下了完好无缺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古巴与尼加拉瓜，的确有一段时期存在着与真正的资产阶级力量（不是简单的“人质们”）合作的联合政府，但是两个国家的革命力量都居于主导地位。
在这两个例子中，无产阶级专政都处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其地位仍没有完全确立。不同于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同于中国和越南，这是一种在二重权力格局（中国和越南是地域上的，古巴的情况更为特殊）下渐进的过程，不存在某个无产阶级一锤定音的决定性时刻。
尼加拉瓜的情形需要更为细致的考察。当时的桑提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与其代表的国家权力是一个独特的二重政权。其既不是“资产阶级国家”，也不是“双阶级政府”或“联合阵线”，而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一个在逐渐组成，但是还没有在社会-政治层面战胜其敌人的工人国家。
不论是在南斯拉夫、中国和越南，还是在古巴和尼加拉瓜，你都很难找到某个事物能用来将“工农政府”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区分开来。在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与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文件（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中，均没有以此为古巴革命定性。
我们更需要注意到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古巴工人政权诞生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尽管古巴在1960年10月后变成了一个工人国家（古巴领导层将政权转变的日期确定在了1960年8月）：
“......在政治领导方面，发展的形式远超过了它的实质，因为甚至在取得政权后到乌鲁蒂亚（Urrutia）下台前的这个特殊的两重政权的时期内，真正的政权是在起义军和菲德尔派总部的手中。”
同样的评价明显可以被应用到尼加拉瓜身上。我们一定不能低估在革命前古巴的资本主义政权比索摩查（Somoza）的独裁政权要强得多——索摩查手下只有一些形似军队的匪帮。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导致了特定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与推翻他们的经济权力的不同步。这种不同步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构想中就已经预见到了。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中则提出了以下观点：
在这场斗争中，成功的可能性在极大程度上自然是取决于无产阶级在国家经济中所担任的角色，因此也就是取决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但是，这绝不是唯一的标准。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在国内是否存在那种意义深远而又急待解决的“为了人民的”问题，能否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整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所感兴趣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将需要最勇敢的革命措施。这类问题中混杂着不同形式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当土地问题变得尖锐，民族压迫不堪忍受时，在殖民地国家中年轻而又相对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会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础上比先进国家在纯粹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更早地取得政权。（《
不断革命》，纽约 寻路者出版社 1969 第254-255页）
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及帝国主义国家中都会出现独立的工农政府阶段
杰克·巴恩斯同志（Jack Barnes）在名为“美国的工农政府”的报告中（《国际内部讨论公告》第十八卷第五期，1982年6月）将在帝国主义国家内推翻资本主义所应采取的策略引入到了第四国际内部进行辩论，并且导致国际内部更大的分歧。他论点的内在辩证法冷酷地运作着。此前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的多数攻击了不断革命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现在已转而攻击《过渡纲领》的实质部分了。
同道格·詹纳斯同志（Doug Jenness）的文章一样[5]，杰克·巴恩斯同志的报告彻底地混淆了问题：他把尼加拉瓜革命政府的急迫任务移到了美国某个假想的革命政府上。换言之，他将一个极其不发达的国家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混为一谈；将对大资产阶级的没收与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没收和对农业的“完全”集体化混为一谈；将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新经济政策，与在资产阶级财产占主导地位、国家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保留大部分的私有财产混为一谈。让我们试着理清这团乱麻。
杰克·巴恩斯同志明确地把一个独立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的工农政府阶段”拓展至所有资本主义国家：
……什么是工农政府？这是由一场成功的反资产阶级革命而产生的第一类政府。
不单在一些国家，不单在落后国家，也不单在缺乏领导力的情况下，而是“由一场成功的反资产阶级革命而产生的第一类政府。”
……一个工农政府与资产阶级相独立，但是同时建立在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之上。
乔（Joe）曾写道工农政府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甚至是部分资产阶级国家结构上...”
这是我们在1978年得出的结论，作为对二战后建立的工农政府的总结与反思。（巴恩斯，《工农政府》第5-6页）
杰克·巴恩斯同志竭力暗示托洛茨基会含蓄地支持社工党领导的多数在工农政府上的修正主义意见。但是，托洛茨基早在1937年就明确地表示了反对，以下文字可以作证：
我想谈一谈“工农政府”的这句口号。在斯大林主义者将工农政府与“工人政府”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时，我们应该反对工农政府。同时，我们接受苏维埃政府“工农政府”的标签。一切都决定于当时的形势及所讨论具体政党政策。
对于西班牙以马统工党（POUM，The Workers' Party of Marxist Unification）和无政府主义工人为基础的政府，我们可以接受工农政府的口号。但是这个口号很快就指向马统工党的领导了。工农政府？很好，但是我们必须从将剥削工农的资本家赶出政府开始，同时设立工农委员会等等。由此，我们能够将这个受欢迎的口号从马统工党领导那里拿走，将其赋予真正的革命意义。换而言之，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列昂·托洛茨基，致让·鲁「Jean Rous」的信《工农政府》，1937年5月26日，翻译自其法语作品集 第14卷 第73-74页）
为了辩护他牵强的论点，杰克·巴恩斯同志笼统地假设道：
1．在夺取政权之前，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不可能意识到没收大资本的必要性，也就是没有一个持续的、反资本主义的意识；
2．在夺取政权之前，不可能有一个普遍性的与中心化的苏维埃；
3．在夺取政权之前，工人们不可能占领与接管主要工作场所（或者甚至是多数工作场所），并在他们的革命进程下由其重新控制生产；
4．在夺取政权之前，一个为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革命政党不可能在条件3里提到的工人委员会和/或人民委员会赢得多数工薪者的支持（换而言之，工业化国家绝大多数的工作人口）；
5．苏维埃（工人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夺取政权的行为不可能与资产阶级军队和其他资产阶级压制力量的解体同时发生，不会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解体同时发生，不会与工人的全面武装同时发生，不会与建立一个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描绘的全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同时发生。
不能否认的是，如果这五个条件或者其中的多数存在，那么从胜利的起义中兴起的力量就已经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没收了资本家财产并且与国内和国际资产阶级进入了直接对抗。因此，很难看出这样的工农政府（或者工人政府）与无产阶级专政会有什么区别，也很难看出需要什么补充“阶段”才能够达到无产阶级专政。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杰克·巴恩斯同志不愿大方地承认他所遵循的假设。承认这些假设意味着他认为《过渡纲领》（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与工农政府的内容）中不仅有两章，而是有至少七章——如果不是全部——是错误且应该被丢弃的。仅仅从“没收资本家个别集团的财产”截取一段就好了：“只有发生了全面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潮，才能把没收全部资产阶级财产提上议事日程。过渡要求的任务就是准备无产阶级去解决这个问题。”（托洛茨基，《过渡纲领》第122页）（注：换而言之，这是对资产阶级的整体没收，而不是什么“混合经济”—— 欧内斯特·曼德尔）
我们也必须回顾关于苏维埃的章节：
假如工厂委员会在工厂里造成一个两重政权，那末苏维埃便在一个国家内开始一个两重政权的时期。
两重政权是过渡时期底最高点。两种政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政制——是不可调和地互相反对的。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的命运全靠这个冲突的结局如何。假如革命失败，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独裁就要跟着来临。假如胜利的话，那末苏维埃政权，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性的社会改造就要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人在这里提到一个工农政府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中间阶段”，但是托洛茨基、坎农（Cannon）和参加第四国际建立大会的其他人都毫无疑问是“没有希望的宗派主义者”。（芝加哥的演讲）
的确，在古巴、尼加拉瓜、南斯拉夫、中国与越南的革命中没有苏维埃及苏维埃的夺权。
虽然这五个革命没有重复十月革命的步骤，但是这很难成为创立未来革命假说的充分依据。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事实基础去不容置辩地假设，各处都会有一个与无产阶级专政区分开的“工农政府阶段”，因为这个阶段甚至没有在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古巴与尼加拉瓜存在过。
在二战后取得革命胜利的五个国家里，革命有着独特的进程，为了理解这些独特进程的客观与主观根源，我们必须对这些国家社会经济与政治特点进行考察：
1．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无须多言，在这五个国家中，工人无产阶级都不是工作人口中的多数。
2．无产阶级在任何这五个国家中都不是革命的先锋（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在南斯拉夫军事胜利后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前没有起到重要作用；这也不意味着古巴的无产阶级通过第二次总罢工推翻巴蒂斯塔（Batista）政权是无关紧要的，并不意味着古巴蔗糖种植园的无产阶级群体在革命道路上没有起到重要作用）。
3．工人们在革命过程中并没有在国内建立起苏维埃式的体制。
4．领导这些革命的政党并没有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时提出明确的纲领路线（除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他们没有系统性地教育大众为了这个目标做好准备。但是他们有夺取政权的意识，不过权力的阶级性质仍然模糊（除了南斯拉夫的例子与尼加拉瓜的部分例子）。
结合这些条件，我们对今天的世界又有怎样的观察呢？
首先前两个条件不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主要的半工业化依赖性国家以及大部分的官僚工人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没有广大城市与农村无产阶级参与的革命只能是一场少数派革命，列宁、托洛茨基与他们的同志在建立一个群众性共产国际斗争中，始终坚决反对这种“布朗基式”（Blanquist）暴动。
条件四等于说建立第四国际，以夺权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以苏维埃的形式使劳苦大众自我组织起来，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彻底失败的。
如果这是巴恩斯同志的意见，那么就让他公开地说出来吧。至少我们会知道彼此真正讨论的是什么。
对于第三个条件——四个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也意味着将古巴与尼加拉瓜模式应用到世界其余的国家，而忽视了自十月革命后整体革命经验的教训，并武断地从五个革命例子中去得到教训，而这五场革命都不凑巧地是在欠发达国家进行的。
1917-1982年世界革命的实际情况
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的65年里，有三十多个国家发生革命，世界革命的账簿上可绝非那寥寥五个国家。不仅如此，在大部分例子中，基本上所有的革命都是从城镇蔓延到乡村，而不是相反。这也意味着所有的国家中，城市无产阶级是主要革命推动因素，与俄国革命的主基调相符。罢工、占领工厂、以及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起到了一个中心性与决定性的作用。
例如：1918年的芬兰革命、1918-1919年的德国与奥地利、1919年的匈牙利、1920年意大利革命的初始、1923年的德国、1936-1937年的西班牙、1936年六月的法国、二战后意大利的革命性危机，它在1948年7月14日的事件中到达顶峰、1968年五月的法国、1969年意大利的“热秋”（Hot Autumn）、1970-1973年的智利革命与1974-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反对官僚的政治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1969的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特别是1980-1981的波兰革命。
我们并不是出于什么“托派教条”才认为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在初期具有很多同1917年俄国革命（也包括1905年革命）相似的特征。
这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历史，就像是古巴、尼加拉瓜、南斯拉夫、中国或越南的的革命进程一样真实，不是“修正主义”的产物，而是确实存在的事实。去否认其他革命过程的真相，并以这些革命没有胜利为借口就加以抹杀，与否认在这五个革命胜利国家中并没有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领导一样，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与理想主义的。
所有1917年后的动摇资产阶级稳定的革命进程都是世界革命真实发展的一部分。从科学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将真实发展的一部分排除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验室，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推测未来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发生什么。（尤其是被忽视的那部分涉及大多数群众、包括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参与者）。
苏维埃式政体的出现（或者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讲：“向自我组织前进的群众”）来源于无产阶级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换言之，这样的自我组织在达到特定的成熟度后，就会回应基本的阶级斗争政治需求。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机构（或者向着自我组织的状态前进）在帝国主义国家、在半工业化依赖性国家与在官僚工人国家为了不同的世界革命目标而独立地产生。苏维埃式的组织并不是革命战略目标的结果，而是大部分群众融入社会组合体中的结果。
无产阶级本能地转向了苏维埃式组织，因为它是唯一一种形成统一的阶级战线、对抗敌人的方式。这是组织与斗争唯一的工具，顾名思义，它团结了所有工薪者。工会、政党间的联合阵线（或者政党与工会的联合阵线）或单独的政党（不管是不是革命性的）都不能达到工人/人民委员会那样的团结程度。
这也让不论男女、不论是不是在资本家那里工作的人都可以加入到这个组织里。
此外，将古巴和尼加拉瓜的经验一般化，其实就是提前假设“极左”、“骄躁”、“宗派主义”，或者更直白地说苏维埃的“过激”是德国、意大利与西班牙等国家革命失败的基本原因。我们的观点是这些革命不是因为工人的“极左主义”与他们“自我组织”的经验，而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领导工人运动的是右翼机会主义，他们拒绝与资产阶级秩序断绝关系，拒绝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这些革命的失败是因为缺乏革命性的领导，因为这些国家工人运动传统领导力量的垮台。
而且俄国的资产阶级——尽管比西方的资产阶级更弱——要比南斯拉夫、中国、古巴、越南（更不用说尼加拉瓜）的资产阶级强大。要记住列宁明确将其定性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俄国的城市工人阶级也要比上述五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更强。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实现高度的自治、教育与大众的觉醒，只有当革命性的领导力量（或者多股领导力量）在纲领与策略上比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古巴与尼加拉瓜的革命领导力量站到更高的高度，才能打败更加强大并且政治经验更为丰富的敌人，这些敌人在保护自己的阶级权力时更加狡猾和胆大妄为。
是否可能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保有混合经济——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
在杰克·巴恩斯同志的文章中，他预先将“双阶级政府”的问题与对大型（以及部分中型）资产阶级不进行没收的观点联系起来。其实他维护的观点是：一个在“过渡阶段”、在无产阶级专政前的“工农政府”通常来讲是不可能“立刻地”没收大型资本的。他没有拐弯抹角，而是将这个转换阶段的经济称为“混合经济”：
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样的政府可以被称为小资产阶级政府，这是唯一适用于这些政府的概念。这个政府未能确立无产阶级经济的主导地位，这是一个事实。只要这个任务没有完成，它就必然以它所继承的资产阶级经济形式为基础，虽然这一基础不断地被无产阶级经济形式——也就是国有财产——所稀释。（巴恩斯《 工农政府》 第7页）
把桑地诺党政府、甚至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政府描述为“小资产阶级”，乃是自傲的宗派主义到达顶峰的表现，不过我们姑且将其放置一边。在我们看来，更为严重的是，混合经济的概念是社会民主改革家们的传统公式，并在后来被赫鲁晓夫、新斯大林主义者与欧洲共产党人重新拾起。西欧共产党将其与“发达的民主”相提并论是骇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工人按照“反资本主义”的方式实施政治权力，经济却依然为资本家与国家资本主义主导，这种以“中间”阶段为基础的策略从现实来看是乌托邦的，并且有着误导性宣传的效果（的确，对资产阶级没收的节奏与准确程度有时是很不同的——这取决与对力量关系的判断，换言之是纯粹的策略问题）。
在帝国主义国家与很多半工业化依赖国家（包括印度）错误的“混合经济”下，真实存在的是拥有或多或少国有化产业的资本主义经济。错误地给这种经济戴“非资本主义”的帽子——就像苏联共产党在其第22次大会上做的那样——是扭曲了事实的。
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系统（甚至有着弱稳定的再生产过程）是否为资本主义的有一个很基本的标准：价值规律是否仍然决定其运作？投资是否向着在世界市场上利润率最高的产业进入？工业的发展是否按照一个个产业的利润率估算来决定？国家是否系统性地遏止这种倾向，使投资向按照非利润标准决定的产业流动？国家是否维持充分就业？或者藉由掌控投资的能力去逐步地实现这一目标（所有人工作的权利）？经济是否被保护起来，免于被卷入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当中？当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下滑时，经济是否继续增长？
我们肯定不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之外的选择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在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国家中孤立地实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真正的另一个选择——在世界革命胜利，或者说在主要工业国家胜利以前——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而主要是（或者是极大程度上的）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经济是一种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过渡阶段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不再被价值规律所支配，但仍然受其影响。这些经济体没有被资本主义过度生产的危机拖进去，但是被他们危机的结果所波及。
过去六十五年的经验教导我们两种经济体制都是可能的。但可以确定的是，一个经济体不可能既是又不是被价值原则所管控；一个地方的商品生产不可能十分盛行却又不盛行；一个经济体不可能被整合然而却又没有整合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并且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和不拥有对整体投资、国民经济不同领域之间的分配、整体就业水平的决定权。用列宁的话说，这样的“混合经济”就是一个空洞的梦。它从来没有存在过，未来也不会出现。
根据半殖民地国家危机的深度与国际大背景，维持一个私有制主导的经济有时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这也可能导致其政策的经济影响很难被控制。关键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经济政策绝对不能成为大众自我组织与动员的障碍物。
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负面影响已经十分显著的同时，在半工业依赖国家，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实施任何“混合经济”都是危险的、甚至是公然反革命的乌托邦。在半工业依赖国家中——除了几个例外——在革命危机前就已经有了大型国有化的产业。在革命危机前很长一段时间，已具有一种要求国有化的传统。甚至发生工会与工人运动对更多经济产业的没收行为，更不用提革命者们在他们的过渡纲领中要求的对大型资本的没收。一个“本能的”动态已经在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中表现出来，那就是在每次大罢工时占领工厂、控制机器。
在这些情况下，反对直接没收大资本意味着引发工人阶级内部中政治先进分子与政治落后分子的分裂。换而言之，这样的反对行为使自己成为政治上最落后的一方。这不光光意味着在革命过程中放弃先锋党的任务，而且可能导致对先锋工人的压制，甚至意味着对抗工人阶级的核心以保卫私有财产！
杰克·巴恩斯同志唯一给出支持他观点的论证是在过渡的“混合经济”下，不剥夺大资本是必须的，因为“立刻”没收会导致经济混乱：“一个革命政府不能简单地让资本消失。它可以去尝试，但是这不会成功，并且会带来无用的混乱。”（巴恩斯《工农政府》第6页） “所以工农政府开启了全新的动态与方向：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动态与方向。这不是一个对经济的立刻转换；那是不可行的。”（同上 第8页）
实际来看，这个论点应当被完全改变。在中等工业发达与高等工业国家中，导致混乱与经济崩溃的正是那些群众运动的领袖对混合经济的疯狂维护。这种迷信导致了经济近乎完全停滞。
私人资本家们停止投资，他们开始大规模地组织资本外逃。唯一的有效回应是立即没收（也作为一种预防性方法）他们的工厂与银行账户、由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用公共投资顶替私人投资、激进地货币改革。换言之，这些做法都是将经济社会化。如果这些没有做到，结果就将是生产骤然下降、大规模失业、物品短缺、急剧的通货膨胀、生活水平的下降与不满的增长等等（有趣的是巴恩斯同志很少提到工农政府需要应对急迫的失业问题）。这些是都是可以避免的，除非一个人认为打破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正式将国内与国际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隔离开是不可能的、没收资本也是不可能的。维持“混合经济”等同于加剧混乱，而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化进程等同于危机好转——这就是所面临的困境。
杰克·巴恩斯同志（就像新社民党人、欧洲共产党人与斯大林主义者一样）混淆了多数经济社会化与完全经济社会化。在革命过程中，没有一个认真思考的人或者是第四国际，会建议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波兰与苏联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后24小时、24周甚至24个月后去完全国有化经济。我们讨论的是对经济关键部分的国有化。
它允许工人国家或者——在更好的情况下——在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全国大会上去实施有法律约束力的指令，决定经济的整体发展，因此来结束对利润需求、价值原则和商品生产的附属关系。
当无产阶级专政被建立起来，经济被社会主义计划所管理后（更好的情况下，通过工人的自我管理，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来进行计划），我们原则上不反对在小规模行业（例如工匠）与其他服务行业——特别是农业——内的私人产业的继续。但是这些私人产业必须得到充分的限制与控制，这样才不会越过特定界限。私人积累不能被允许超过计划，私人产业也更不能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
当杰克·巴恩斯同志将“混合经济”与俄罗斯的新经济政策混在一起时，他的混乱达到了极点。对任何通晓列宁、托洛茨基与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作品的人来讲，很明显是形势迫使布尔什维克执行战时共产主义，而这既不是他们的政治计划，也不是一个应该执行的理想模式。新经济政策是对“战时共产主义”过度扩张的纠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需要提醒杰克·巴恩斯同志，托洛茨基1919年就说过需要这样的新经济政策。希望他不会连托洛茨基的原话都不信。
但是什么是新经济政策？这是俄国共产党人的战术撤退，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存在而得以实现（所以它没有导致资产阶级复辟）。换句话说，共产党人当时已经取得政权，并将所有的基本产业、大规模商贸、交通系统、对外贸易与信用系统国有化。列宁多次重复了这一点。新经济政策没有导致倒退回资产主义，正是因为在当时的俄罗斯没有混合经济，且有着坚实的工人力量基础与社会化经济。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社民党人与特定的西方左派的主张相反，新经济政策保存着重新开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的可能性（是开启，而不是结束）。杰克·巴恩斯同志把“新经济政策”与“混合经济”等同起来，违背了1920-1921年列宁主义的所有分析，也违背了苏联真正的历史轨迹。
即使在这些“理想的”情况下（那就是在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打下坚实基础后引入），新经济政策在几年后也使苏联经济陷入巨大的风险中。自1923年起，农业与工业价格之间的“剪刀差效应”开始显现。从1923-1924年开始，加快工业化进程与农民内部分化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富农们控制着很多的农业生产剩余，而那也是原始社会主义积累所需资金的主要潜在来源。
此时，苏共内开始出现了两条相反的政治路线。季诺维耶夫、斯大林与布哈林提出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以和平的方式继续新经济政策，将富农与新经济政策逐渐整合到“积累”之中（特别是通过莫名其妙地向富裕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产业“销售国债”，用国债支持工业化）。左翼反对派（后来季诺维耶夫也转而支持）预测到苏维埃经济内私有与社会产业之间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冲突，富农与工人国家之间的紧张程度会逐渐加深，以及迫切需要加快工业化，认为应给予贫农自愿加入配备农业机械的集体农庄的选择，而集体农庄不论在生产力、生产剩余还是农民家庭收入方面都优于富农生产方式。
托洛茨基与左翼反对派从1923年开始的战斗是“错误的”、“宗派主义的”与“低估农民”的么？我们希望知道杰克·巴恩斯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这个答案为“不是”，那么延长“新经济政策”的观点还剩下什么呢？我们不应该直接说托洛茨基与左翼反对派通过警告党与无产阶级关于继续新经济政策的负面结果，从而将苏联从资产阶级复辟中拯救了出来吗？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季诺维耶夫、斯大林与布哈林在1923-1924年拒绝接受反对派提供的道路是导致苏联走向苏维埃热月（Soviet Thermidor）的主要因素。这导致了国家工业化与农业机械化的灾难性滞后。执行这样的政策让富农们在1928年冬进行了“供给罢工”，成为了官僚惊慌决定强迫农业集体化的因素之一。而这转而过来导致了工人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巨大的社会不安，造成了广泛的压迫性环境，摧毁了最后残存的苏维埃，摧毁了苏共内部民主的摧毁。
如果这个斗争是宗派主义的，布哈林是正确的，我们是否需要再回顾1923年后托洛茨基与反对派在苏联、苏共与共产国际的整体作用？或许《过渡纲领》需要改写的部分就不止七章了？
在巴恩斯同志1982年12月31日的演讲（在杂志《新国际》（New International）1983年秋季第一期中被转载）中，他做了新的180度大转弯。他现在认为（第76页）一个工农政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阶段”。但是他的矛盾从任何角度都无法解释得通。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第一种可能性）“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阶段”暗示工人国家已经存在。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些年所有的“理论创新”会是什么？所以我们拥有了一个没有“完全国有化资产阶级财产”的无产阶级专政。然而1917年十月革命造就了一个工人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从建立伊始就严重官僚化的工人国家，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杰克·巴恩斯同志至少应就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思议的随意态度进行自我批评。另一个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阶段”等同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国家是统治阶级保护其阶级统治的工具。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按照这种说法——竟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然而杰克·巴恩斯同志的混乱还不止于此。按照杰克·巴恩斯同志的说法，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Ben Bella）政府也是“工农政府”。然而，这个政府被布迈丁（Boumedienne）统率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军队推翻了。但是我们现在被要求将布迈丁的军队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阶段”的军队（因为按照杰克·巴恩斯同志的说法，工农政府的最后阶段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阶段），换言之，他让我们将这支军队理解为与托洛茨基带领的红军拥有完全一致的阶级属性。然而他们唯一的相似点可能是都有一定小资产阶级性。
无产阶级专政与小农
杰克·巴恩斯同志的报告很大一部分围绕着工薪者（无产阶级）与小农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及在获得权力后的必要联盟展开。从这个联盟的必要性开始，他就提出“双阶级政府”来“向无产阶级专政转型”，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巴恩斯同志提到：这个联盟是必须的（至少在帝国主义国家与大部分工业依赖国家中），但不是因为农民在人口中的高比例（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我们能够想到的一个合理的标准），而是因为农业生产对重建经济的重要性。英国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例外，被解释为（第18页）其主要食物通过海外进口（不巧的是这已不再正确）。
这样的方法会导致以“特权”工作为理由来使公司利益合法化，将工资上涨解释为“特殊利益获得的回报”。工农政府并没有代表无产阶级与工人大众整体的利益，而变成了特定利益集团的聚合物。
但是巴恩斯同志反驳道：小农是一个“特别的被剥削阶级”（《工农政府》第24页）。因此他们值得在政府中享有位置。然而这个观点只是加深了内在矛盾。
的确，小农与无产阶级不一样，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在很多情况下，虽然与无产阶级被剥削的程度不同，其仍然是被剥削阶级。但正因为他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所以他们也有不同于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不仅是在这个词历史意义上（依附私有财产和与之相关的一切），而且在这个词的直接意义上也是如此。（特别是食物产品的价格上）。
如果政府成为了一个“双阶级政府”，工人与小农“共同管理”国家（同上 第25页），那么他们之间的不同利益该如何仲裁呢？工作人口中2%、3%、5%或10%人的意见能够与55%、60%、75%甚至80%的人有相同的影响力么？这对大众民主、苏维埃民主或者社会主义民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政府是被专政对象以外的人组成的，代表着各社会阶层或社会阶层派系的党派、派别与组织任命了他们。的确，杰克·巴恩斯同志在明确提到“劳动农民的......党与领袖”（同上 第25页）时或多或少说的是同样的内容。但是是什么党、哪些领袖呢？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因为我们在讨论帝国主义国家而不仅仅是半殖民地国家或者工业依赖国家），是否存在一个独立、非资产阶级的农民政党或者与资产阶级没有关系的农民工会组织领袖呢？我们想让这些党和他们的领袖与政府产生联系吗，想让他们成为“工农政府”的代表吗？
的确，不可避免地，在半殖民地与依赖型国家中，大众斗争的革命情绪在高涨时，穷苦的农民群众和会进行自我组织，形成自己的机构。在相似的条件下，这个过程在特定的帝国主义国家会重现。在革命之中与革命之后，这种劳动农民自我组织形成的机构都是无产阶级的良好盟友。如果无产阶级领导不对他们抱有错误的宗派主义态度的话，他们会是它的盟友。
但是在这个联盟内，重点不应该放在假想的农民“苏维埃”代表或“工会”代表参与政府上：这完全是一个策略问题，由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条件所决定。我们更应关注的是穷苦、非剥削者的劳动农民有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并且不会被无产阶级专政施加任何限制：
无产阶级并不是向一般的“中产阶级”而是向城乡小资产阶级中的被剥削阶层提议建立同盟，以反对一切剥削者，包括“中产阶级”的剥削者。这一同盟绝不能基于强迫，只能基于自由的赞同，而这种赞同应由一个特别的“协定”使之巩固起来。这个“协定”也就是双方自愿接受的过渡要求的纲领。（托洛茨基《
过渡纲领》128页 ）
换言之，无产阶级与其革命党（或多个政党）面对小农时尊重他们的私有财产。但是这并不是准备为了“安抚”小地主们而尊重资产阶级的私人财产（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恐慌是被阶级合作的支持者所夸张的）。无产阶级与其革命党（或多个政党）从提高农村工人阶级的觉悟着手，逐步实现整个经济的集体化。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需要及无产阶级（工薪者）的觉悟程度是这一问题决定性因素。这就是“双阶级政府”与《过渡纲领》中提到的工薪者与贫农合作（联盟）的根本区别。
“协议”完全没有被约束在一个（假想的）资产阶级政权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为了过渡的过渡而进行的过渡）。这一点在革命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依然有着重大意义——一直持续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阶段，即一个无阶级社会。这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文章《法德的农民问题》中表达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
……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够多的办法，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
我们应该注意到恩格斯写的是：“当我们拥有了国家政权后”。他肯定没有说“当拥有双阶级政府时”。确保小农对其未来的自主决定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必要的，所以这没有暗示着“双阶级政府”的任何必要性——除非一个人想把这个政府制度化以使其长期存在。
我们区分工农联盟与“双阶级政府”，并不是因为某种针对劳动农民的“宗派主义”或是某种原始的“工人至上主义”，而是因为必须首先打破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力量。必须在国内与国际上彻底击溃利润积累的逻辑才能解决工人的问题，这也包括了农民的关切，因为资本主义衰落的危机被强加在广大的劳动群众身上。
要打破资产阶级力量并打开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路，我们应该：将所有权力归到工人手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使农民与工人委员会掌握权力，有计划的自我管理，在所有领域、所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框架也适用于工农联盟。当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进行变通。不论如何，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工人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的统治——当一个国家内的力量对比使之变为可能时——绝不会因为所谓农民的偏见而被叫停，除非一个人想对劳动农民的利益给以致命一击。
在巴恩斯同志修正主义思想框架的背后，逐步发展的是对工业国家无产阶级大众的怀疑，对其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乃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无产阶级大众现在已经不再提供快速前进的动力，而党也不再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与罗莎·卢森堡曾经的设想那样，集中到一个精确的目标上。[6]现在是政府代表着发展，并且是工农政府“动员”群众，并让他们有能力可以“逐渐”去没收资本。对巴恩斯同志来说，似乎越来越不可想象这些动员与没收资产的活动能够带来工农政府。这是一种古怪的说法：一面在公然地低估甚至蔑视无产阶级的同时，却代表着所谓的“无产阶级方向”！如果这个逻辑能够成立，无产阶级马克思理论中关于党与无产阶级关系的构想就会面临被完全颠覆的危险。最终，一个操纵性的、家长式的甚至官僚的构想将代替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且党也将被看作是“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唯一储备库。我们已看到这类思想孕育出了社会民主的、工会的、斯大林的与欧洲共产主义的官僚。
这还不是杰克·巴恩斯同志明确的立场。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继续在国际组织内部与他进行辩论（考虑到反动的沃西斯法案「Voorhis Act」带来的法律限制）。但是，只有闭目塞听的人才会否认这种结论的危险性。
脚注
[1] 我们将这部分涉及《过渡纲领》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战术决议的文字都删去了，为的是将文章的长度压缩到50000字符以下。（国际内部讨论公报，International Internal Discussion Bulletin，IIDB，要求文章不超过50000字符，原文有300000字）
[2] “......所有的这些都不符合马克思与第三国际关于革命的两个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立场（南斯拉夫的结果已经像铁托早在1945年说的那样，远远的超过了这个观点）”（米洛斯·尼寇里克：当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结果 世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国际期刊 贝尔格莱德 1983 第七卷 第三十八章 第58页）(Milos Nikolic: The Basic Resul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in Socialism in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xist and Socialist Thought, Belgrade 1983, VII, No.38, p.58.)
[3] 《洲际通讯》编辑在1983年八月八日出版的杂志中为我的文章《保卫不断革命论》所加的按语包含了明显的歪曲。我们因这段话而受到指责：“在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出处不明】系统性地警告领导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宗派主义与教条主义立场的危险性”。
曼德尔由此将其与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的分歧（比如古巴和工农政府的问题）追溯到1963年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之前。（《洲际通讯》 第21卷 第十五期 第446页）
如果读者能看到我刊载于同一期《洲际通讯》（同时作为4号特别增刊于1983年6月13日出版）上的文章，就不难发现我所谈的不是古巴而是中国的例子（重新统一的代表大会决定将这一问题暂时搁置），以及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宗派主义与教条主义”立场。我们因此预测他们不能维持这样的宗派主义，并且在长期来看他们会彻底改变自己的立场。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顽固地拒绝承认在1949年末中国就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由此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甚至在十月革命都没有被建立！杰克·巴恩斯同志在他关于工农政府的报告中提及中国革命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这等于间接承认了我们之前的预测是正确的。
[4] 见UCes关于印度支那危机的决议——在1979年世界代表大会（第11届）上象征性投票通过的决议基本方向（洲际通讯 1980年世界大会 特刊）。IP Special World Congress 1980
[5] 道格·杰内斯同志（Doug Jenness）的文章《列宁是如何看待俄国革命的》于1981年11月在《战士报》和《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上发布。我的回应《对俄国革命性质与目标的辩论》发表在1982年四月的《战士报》和《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上。杰内斯同志继续论战，在1982年六月的《战士报》和《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了《我们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政治延续性》；而我的第二次回应《对不断革命的辩护》于1982年12月1日写完，并于1983年6月13日发表在《国际观点》的特刊上，于1983年8月8日被编辑加上按语后发表在《洲际通讯》上。
[6] “没有一个领导组织，那末群众的力量将和不导入活塞箱去的蒸汽一样地消散。然而把事变向前推进的却毕竟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列昂·托洛茨基 《俄国革命史》 斯菲尔版 前言 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