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六十八 夺权、反夺权
到二月初，中国大地上北起黑龙江，南至南海的各个省份，以及省、地区、市、公社、大队、小队各级党政部门，每月、每时、每分，都在进行着夺权斗争。有时是由于上级机构夺权引起下级单位夺取，有时夺权过程则正好相反，是由基层的骚动引起了上级机构激变。马厂公社正是典型的后一情况。在公社领导更迭之前，几个大队（包括张庄在内）把队领导干部赶下了台，而公社的造反者在业已成功的乡村造反者协助下，才进行了这种改变。
“海燕”、“上甘岭”成员于二月八日在张庄夺了权，十日派出一个小分队去安阳，支持那儿的一次夭折的政变，十二月又一同去马厂威胁党委书记师超升和公社主任张爱奇。公社武装部长杨秀山趁造反的浪潮，指控师超升犯有八条罪行。他竭尽全力从各大队召集了许多人，面对面质问起了师超升。在这次尝试中，张庄的“海燕”和“上甘岭”成员非常活跃，但是最终他们却失败了。
就“海燕”和“上甘岭”而言，帮助别人夺权，是一种放肆的姿态。他们自己家里的权力远远不是万无一失的，因为他们代表的仅是张庄农民的少数，而且还不是威信很高的少数。当这两个组织的头头最初决定向张庄的现状提出挑战时，他们千方百计地争取了广泛的联合。他们邀请了一队“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三队“真理卫士”，二队“卫东兵团”，但是只有最后一组织的个别人同意参加。
他们从外地组织得到的支持，比从本地得到的多。水泥厂的“红卫兵”，机务段“造反兵团”，潞安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及安阳电厂一群工人，都派出代表参加了二月八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这支匆匆召集的力量，天黑后聚集在大队办公室，决意要接管公章，宣布成立大队新的行政机构。
具体地讲，夺权就意味着夺取大队处理公务的印章。夺取公章在某种程序上来说是容易的，因为，四队申起财是“上甘岭”成员，而他的哥哥申进财当大队会计，掌管公章正是他工作的一部分。然而“造反者们”并不只想拥有公章，他们要大队负责人通过交出公章，来移交权力。不幸的是他们找不到陆进军。据造反者们说，他逃跑了。当陆不在时，他们抓了那时的大队副主任张贵财，以便申起财能把公章交给张。然后他们再要求贵财把公章交给“造反派”。
一切进行的很顺利。当贵财最终把公章交到“造反派”的手中时，为了保险起见他们把公章传给他们认为没人会搜查的年轻的“海燕”成员——兴发的女儿仙花。然后大家就回家睡觉去了。
如上述所示，许多上了年纪的张庄农民，都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他们本乡本土发生的所有的造反行动。直到张兴发不赞成他女儿的扮演的角色：张似乎对一九六五年让他靠边站的社员仍然怀有仇恨。
“我女儿仙花参加了‘海燕’组织。她告诉了我一天晚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的情况”。
“什么会？”我问。
“讨论夺权的会。”
“怎么讨论的？”
“我们只是决定要进行夺权。”
“可是你们不是需要贫农，民兵等三结合的支持吗？”我问。
“噢，我们并没有真正开什么会议，”她说，“只有申进财、齐万冒和杨起旺在那儿。我们是在村南上的药铺里聚会的。”
“那么，你们在那儿干什么？”我问。
“他们要我当造反队长。”
“天哪，你确实爬得快啊！”我说：“你刚去参加会议，他们就给了你一个重要职位。但是要我是你，我是不会去夺权的。”
我为她担心。如果她去参加夺权，一切进展顺利倒还好，但是如果出了问题，他们会说，“ 看，兴发丢权二年后，现在抬出她女儿来替他夺权了！”
十点钟，他们派人来找她。他们的夺权斗争就要开始了。
“他们为什么要找你？”
“去夺权。”
“你敢去！”我斩钉截铁地说。
她听了我的话，没有走，于是我就睡了。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听说“海燕”已夺了权，并把大队公章给我女儿保存。中午她回家吃饭时，我问她拿上公章干什么？是谁给的她，原来她说是齐关胜给的。齐关胜说：“她是个年轻的姑娘，由她保存比其他人都保险。她可以保存一天一夜公章，然后我们要开会选举新的大队委员会。”
那天下午我女儿要出去。但是她不知道拿上公章去干什么。
“最好谁给的你，你就把它还给谁。”我说，“我们不想参加这些事，它和我们没关系。”
晚饭时分她回来了。
“你归还了公章了吗？”
“嗯。”
“咱们把这件事忘掉吧，”我妻子说，“过年啦，别吵。”但是我没有善罢干休。
“你身上带着公章吗？”
她拍拍衣袋。
“空的，”她说。
几天以后，我再次告诉我女儿，“别在那个组织里了。我们不想参与进去。如果你引起麻烦，我也会被卷进去的。”
李玉喜和她一起加入了组织，可是不久就开始动摇了。当他决定退出这个组织时，她也同时退出了。她贴出大字报说，“我不再是‘海燕’的成员了，我已交出了袖章。”
后来她外出时碰上了杨起旺。
“你退出‘海燕’组织了？”他问。
“嗯，我现在不想在那个组织了。”
“好吧，你最好认真考虑考虑，”他说，“你这样可是要冒开除党籍危险的。”
所以我女儿焦急不安地回来了。
“没关系，”我说，“他们没人代表支部，不能开除你。”
她一旦退出“海燕”组织，我就放心了。
长期担任贫协主任的郭真宽和兴发一样，对于夺权这样离奇古怪的事感到怀疑不解，忧心忡忡，但是他妻子之儿子郭民恩，却扮演着重要角色。
除夕之夜，“海燕”和“上甘岭”两个组织采取了联合行动。那天晚上，他们把所有的村干部都叫到大队办公室宣布：“我们要夺权了，你们最好把它交出来。”于是干部们给他交出了政权——大队公章。
春节那一天，我儿子郭民恩没有回家，因为他和其他人在办公室保卫“政权”。第二天，这两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去了安阳，因为一个兄弟组织请求他们协助。他们高举红旗，放声歌唱，排队出了村。民恩没有去，他在家护卫“政权”。他回家吃饭时，我问他人们去哪儿了。
“去安阳夺权。”他说。
“你们在这里都一事无成，”我说，“怎么又跑到安阳了？你到处跑来跑去，一天你们把公章传来传去，一天你们看着办公室，又一天你们又跑到安阳去了，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要帮助那里的人民夺权。”
但是，事情在安阳进行的不那么顺利。支部书记王新年站在讲坛上，手拿大队公章在空中晃来晃去。
“公章在这儿，”他说，“谁要？你们必须选出人来负责，否则我就不交给你们。”
由于去夺权的人少，安阳大多数农民聚集在王新年周围，那儿的“造反派”呼吁张庄的“造反派”帮助，但是我们去了安阳，看到那儿的真实情况时，就犹豫了。
王新年用两个指头捏着公章，任何人要夺过公章来是轻而易举的，但是没人行动。
“他们自己怎么不夺权呢？”张庄人问，然后他们就扭头又列队回村去了。
那一天安阳没人夺权。
我女儿郭民英去了安阳，她回家时我问她上哪儿去了。
“安阳。”
“你们夺权了吗？”
“没有，支书站在那儿把‘权’高高举在空中，但是没人敢拿，我们认为他们应该自己进行夺权。”
“你们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说，“你们在张庄都一事无成，可你们又跑到安阳去了！”
我儿子和女儿开始和我辨论开了。”
“我们两个组织是互相帮助。”他们抗议说。
“不管什么时候叫你们去，你们就去？”
“对，如果他们叫我们，我们就去。我们要支持他们，但是如果他们夺不了权，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去那儿只是为了帮忙。”
“以后，别干涉别的大队的事务，”我警告说，“在这儿谁家的方向正确，你们就可以参加谁，但是，如果方向不正确就不能参加”。
此时，他们取出了“红宝书”，开始给我读起语录来了，他们说；“政权要为贫下中农服务，资产阶级不能为贫下中农服务，他们是走资派。”
“谁是走资派？”
“有些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掌权人。”
“你们知道个屁！”我说。
这句话把他们气疯了。
“我们不听你的话，我们会掌握大方向，如果你不想听，就请你见鬼去吧。”
他们走了后，我觉得这些年轻人没有好好把问题想透。他们只是想干些事情，只想采取行动。至于我，我不理解现在进行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二、三天后，公社司令部的人号召青年人去公社夺权，他们要“海燕”给予支持。于是我们年轻人就去了，在公社呆了一个通宵。所有那一派的支队，张庄、安阳、马厂、马厂小学，都去了公社，在黑暗中进行辩论。太阳出山时，他们终于饿坏了，才回家吃饭。
这些年青人确实精力充沛，他们不吃东西整整辩论了一夜。
“你们在那里有什么收获？”我问。
“我们进行了辩论。”
“谁家的方向正确？”
“我们正确，我们辩论，反驳了他们。”
“你们夺权了吗？”
“没有，我们只是想辩论。”
“现在是公社的同志要你们帮助夺权。如果是市里有组织也这样要求，你们怎么办呢？”
“就是中央要我们帮忙，我们也要去，长治市就要不用说了。我们要把刘少奇和走资派手中的大权夺回来。”
“好吧，”我说着耸了耸肩膀，“干吧，把事搅得一团糟！”
张庄“造反派”夺权的消息象闪电一样，迅速传遍了全村，立即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反对。第二天没人下地干活儿了，以后数日都是如此。全大队的生产全部陷于瘫痪。陆进军的支持者举行集会要求进行反击，并去公社要求给予帮助。马厂的公社司令部赠给他们几本党的理论刊物“红旗”的新社论，题目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夺权斗争”他们进行了认真学习， 热烈的讨论。正如对待那么多的文化革命文件一样，所有的派别都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解释这篇文章，来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忠于旧大队领导的人，竭力利用夺权时主张区别对待走资派和一贯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路线、“是党的宝贵财富”的领导干部段落。社论说：认为所有的当权者都不可靠的看法是错误的。不加以区别地“揭露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他们声称，陆进军显然不是走资派，而是“党的宝贵财富”。
社论接着警告，对反革命分子坚决实行专政，“对反动派来说，即使有限的民主也是不允许的，更不用说大民主了，一丝一毫也不行。对他们，我们只能进行专政。”
保皇派指控说，出身可疑、诡计多端的人，出身地富家庭的人，和起来向贫下中农造反夺权的各种反革命和坏分子子女，领导着“海燕”和“上甘岭”。为了证明他们的指控属实，他们整理了五个主要造反者的材料，使人听起来似乎反革命确实在张庄抬起头来了。
难道副书记李快腿和民兵营长秦快嘴，真的认为地主在张庄进行反攻倒算吗？ 似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幕后策划鼓动“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成员，收集并散发这些污蔑诽谤的材料的。他们谴责这种夺权运动的理由是，这种做法废除了他们自己以及他们亲戚的权力。个人利益促使他们使用种种手段使“造反派”名誉扫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造反派”头头诽谤为阶级敌人。当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由，准备一个案子时，很快自己就实质上相信了，但是，反对所发生事情的主要理由，和阶级斗争毫无关系。
事实的真相是，张庄尽管不象许多传说的中国村落乡镇那样，受家族宗族统治，但是按照古老的家系血统，张庄长期以来被分为南北两个家族。这种划分产生了两个互为竞争的庙宇。陆家在村北头，和大部分地主占支配地位，齐家修建的老北庙一直完好无损，直到五十年代翻身的农民才砸毁它。申家在村南头发挥主要作用，而老南庙很早以前就消失了，但是却遗留下值得家族骄傲的永久的庙宇遗迹。至少从解放以来，可能远远早于解放时期，陆家就在村政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了解内情的人很久以来就称呼张庄为“陆家王朝”。对占统治地位的陆家来说，南头四队和以小申为首的副业队为基地的起义意味着：在申氏家族的唆使下，村南的人急不可待、暴跳如雷地要接管权力。显而易见，自尊自爱的陆家不得不阻止他们的行动，他们不能放过这些“暴发户”，让他们“如愿以偿”。
多年前，进行幕后策划的小申和秦快嘴之间结下了私仇，被赶下台的民兵营长，和陆家是最亲密的联盟，这使得突然爆发的造反运动更加难以容忍。这种仇恨，是小申和秦快嘴声称属于自己的姑娘结婚时结下的。这个姑娘是秦死去的哥哥秦财宝的遗孀。对于这起令人吃惊的根本改变命运的事，秦快嘴责怪的是小申，而不是作为寡妇的嫂子，因此连见也不想见他。当青年人在小申的动员下起来夺权时，他们的行动深深触怒了秦快嘴，他把这种行动看作是新娘诱拐犯的另一起卑劣的阴谋。然而此次可是利害攸关的大事，远比抢夺新娘更重要得多了。领导张庄的大权就取决于这次运动的结果。对秦快嘴来说，这种挑战必须彻底粉碎。
张庄有句谚语：“‘两大案’、‘两大恨’，张庄斗争永不停”。“王小南案件”（中农， 在土改中被打死一案）和“裴小四案件”（小偷投井自杀案）和“夺权”与“抢妻”新仇旧恨交结在一起，变成了矛盾冲突之祸根。这些就是最紧迫的另一个原因，为什么文革开始时，张庄人分裂为“保皇派”和“造反派”，然后都为争取最高权威而如此激烈竞争呢？但是， 一九六七年所形成的斗争，几乎完全使这种腐败的动机相形见绌了。人们谈论的议题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革命与反革命、贫下中农动员起来保卫政权，和地主富农阴谋推翻政权。
由“保皇派”“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促成的反对“海燕”和“上甘岭”造反派的案件听起来相当令人心服口服，小郭民恩控制“海燕”组织，主持会议批判王文则和陆进军，并带领该组织于二月八日夺了权：
“郭民恩”，“保皇派”说，“是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分子孟先存亲儿子。日本占领期间，这个反革命分子是伪警察局的头头，抗日战争期间迫害致死许多人，解放后农民起来报仇时，用砍柴刀把孟剁成了肉泥。他父亲的案件经复查后，村学校解雇了民恩，不让他当教师了。”
小杨起旺是“海燕”的副司令，是所有计划的积极参与者。根据“保皇派”所说，他母亲是个天主教修女。更糟的是，她是臭名昭著的地主范普志的女儿，也是避开和日本人冲突，骚扰抗日力量，抢窃、强奸、屠杀平民百姓的国民党地方武装首领范东喜的妹妹。八路军一个小分队战士把范东喜和他的十个人逼到张庄一个院子里，使他们无路可走，然后放火烧了院子，范东喜爬进一个装满水的陶水缸里，但是火把水烧开，把他煮死了。火熄灭后，农民们在水缸里发现了他焦黑的尸体。另一方面，杨的奶奶，虽然是个贫农，但是曾经为地主隐藏过财产，结果费尽心机反而挨了打。
周来福是“上甘岭”组织的头头，据“保皇派”说，他的出身比另外两个人的出身还要坏。他是师仁保的儿子，地主师拉明的孙子。师仁保不仅仅是范东喜国民党土匪支队的成员，而且早就和范东喜的妹妹结了婚，这样周就成了可疑组织 “海燕” 分子杨起旺的表兄弟。范东喜被火烧死后，仁保带领范一伙的残存者参加了伪军第四支队，之后跟着日本人打仗。解放战争时期，他逃跑了，但是，他的妻子仍然留在张庄，在土改运动挨了打，死于内伤。
尚银库是“海燕”的积极分子，“保皇派”强调说，他是日本人统治时期伪村长尚石头的儿子，尚石头被解放区县法院判了死刑。几个八路军士兵于一九四二年一次勇敢的夜袭战中处决了他。
秦根少也是“海燕”派积极分子。“保皇派”肯定地指出了他父亲是富农成分。
还有副保长之子戴茂祥（每百户为单位的治安组头目，一人犯法，全体负责）。“保皇派”指出了许多其他与坏分子有类似血缘关系的人，不是全部的话，至少大部分人没资格加入官方负责的“革命造反兵团”，但是，兵团解散后，他们都聚集到“海燕”和“上甘岭”组织（按“保皇派”说），为的是“翻土改的案”，恢复地主的统治，并为他们的父母报仇。
“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保皇派”也抨击了小申的历史，他们都认为申是造反运动的后台， 即幕后支持者。如果没有这位老共产党员、副业队长、前公社信用社干部的支持鼓励，“ 海燕”、“上甘岭”的组织的年青造反者是绝不敢采取如此胆大妄为的行动的。但是，小申果真是他们声称的坚强的革命者吗？当然不是，“保皇派”说：首先他坐过监狱。“公安六条”是对农村进行文化革命所发“十条”的补充，“六条”禁止有前科的罪犯积极参加运动。因为一位贫农盯上了他的妻子，申一怒之下，毒打了他，为此县公安局一九六零年逮捕过小申，并监禁了他两个月。小申不仅蹲过监狱，而且还曾把一支枪给了声名狼藉的反革命分子高喜惠之子，因为高明旺收割时期看守打谷场，小申给他拿了一支枪，严重违背了规定。此外，四清运动揭发了小申做过食用油的投机买卖。他以每斤一元的价格买进油，以每斤二元的价格卖给了另外一个大队的人，这是一件私人交易，而不是为了大队经营的利益。
从夺权的第一天起，广泛宣传的这些可疑的违法活动，就在张庄煽起了激烈的论战。糟糕的是，“海燕”和“上甘岭”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出身在夺取政权的第一个小时内，就引起了种种反响。甚至连“上甘岭”造反派一个小组的头头——青年流氓杨志和看到尚银库，秦根少和戴茂祥在场巡逻执勤时，都愤然退出了“夺权”会场。“如果这些人夺权，”杨志和说，“我无法容忍。”他离开了会场退出了组织。
以后数日期间，随着反对“海燕”和“上甘岭”呼声愈来愈高，其他年轻人，象兴发的女儿仙花，贫农李玉喜决定退出了这些组织，并强烈声明脱离这两个组织，成立“立功战斗组” 。但是，约八十名忠心耿耿的骨干人物仍然留在这两个组织内，坚定不移地为他们的阶级出身，政治表现辩护，以及他们有权造陆进军和张庄当权集团的反，以及造其他人的反，而进行辩护。
正如“造反派”看到的一样，事实并不是“保皇派”所声称的那样。首先“保皇派”的几位领导，包括副支书李快腿本人都有值得怀疑的阶级关系。收养真保为子的中农老李和张庄第二大土地拥有者王来新有亲戚关系。当王来新死于一个边远县城时，全家去奔丧，当真保的养母（他姨姨，是他亲母亲的妹妹）死了后，他邀请她丈夫所有的亲戚参加葬礼，其中包括地主王来新的子孙。难道一个贫农领导人应该接受这种人邀请吗？
还有民兵干部秦快嘴。他的一家都是天主教徒的后裔，他父亲曾是反革命天主教组织圣母军的成员，而且他的舅舅齐祥云曾是这个圣母军的小队长。人们能信任这样狂热的天主教信徒控制大队民兵吗？
据说李快腿有杆双筒枪，两个枪筒都是“黑的”——即坏的。一个是“黑笔杆”——齐龙成；一个是“黑枪杆”——申大胡子。齐龙成是张庄文化程度最高的农民。李快腿让他当大队文书，需要写证明时就找他；因为他学过数理化，又让他当农技小组长。但是人人都清楚其父亲曾是国民党员。一个国民党员的儿子怎么能在大队事务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呢？没有人怀疑过申大胡子贫农出身的事实，他的问题是个人历史不清白。日本人占领张庄时他在碉堡里荡来荡去，日本人要抢粮食的时候，他带他们到北舍，他和“二宝”集团中另一民兵李守平曾帮助日本人搜寻抵抗战士。难道申大胡子应该管理枪支吗？他能依法律执行命令吗？
关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队伍纯洁问题就讲到此为止。谈到“海燕”和“上甘岭”成员罪名时，“造反派”说，大部分罪名根本就站不住脚，以小申为例，难道他确实属于犯有前科、蹲过大牢的人吗？不对，尽管他被监禁过两个月，但是他的监禁是调查这件事件期间预审前的扣留，法院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就释放离他，决没有把他的案件付之审判，因此从未给他判过刑。既然如此，怎么能把他看作罪犯呢？大队禁止所有到过监狱的农民参加政治运动，否则会严重削弱积极分子的队伍。
或者以郭民恩为例，他亲生父亲是道德败坏、残酷无情的伪军头目孟先忠，然而，孟从来也不是什么有权势的人，仅仅是砸、抢、杀、掠的芝麻官儿，从来也没有发迹过。解放时，人民法院判处他死刑，用铡刀把他肢解处死。那时他的儿子叫孟永生，才一岁。他妻子成了寡妇后，嫁给了土改一开始就任农协主任的赤贫郭真宽，她成了真宽的贤妻，后来被划成贫农；她从未告诉现在叫郭民恩的儿子是郭的养子，或他亲生父亲是个被处决的反革命。民恩在贫农家成长为一名贫农，父亲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在以后的年代里一直当新生革命政权的主要领导干部。民恩小学毕业后，在张庄当了小学教师，但是作为一名教师挣的工分很少（不到三百个工作日的分），他要求转到副业队，以便他能更好地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副业队劳动一天，常常挣一天半或两天的工分，这样加起来一年可挣到四百个或更多的劳动日。学校从来没有把民恩赶走，是他自己要求改行的。
至于周来福，他根本就不是师仁保的亲生儿子。他是一个贫农的儿子，因为穷困潦倒，在饥荒之年，几袋粮食就把他卖给无儿无女的师仁保。那时他才七岁，他在这一家生活不过两年时间，接着解放了。他的养父逃之夭夭，养母被打死，他成了饥寒交迫的孤儿，直到党员、大队积极分子周成乐收养了他为止。他从出生到七岁，只知道贫农的不幸，九岁以后他在被解放的贫农、党员家里长大成人，怎么能叫他双手沾满鲜血的反革命呢？
从他父亲一方说，杨起旺是数代贫农家庭的后裔。解放前，他父亲太穷，甚至按天主教育婴堂的低价都买不起一个老婆。解放后，教堂倒塌，育婴堂解散，这个教会的修女失去了谋生手段，却给一个贫农提供了机会。杨的父亲迅速采取行动，恰巧和范普志当修女的女儿结婚成了家。这位妇女成了老杨的贤妻，被重新划为贫农。他们的儿子杨起旺出身于贫农家庭，父亲是贫农，母亲也是贫农，他的贫农成份是不能否认的。
至于尚银库，尚石头之子；尚石头是敌伪政权统治时期被委任为村长的贫农。当他拒绝和抗日力量合作时，八路军士兵把他给杀了。他有两个儿子——尚金库和尚银库。两个男孩解放战争时期双双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尚金库不幸阵亡，尚银库一直战斗到最后胜利，才解甲归田。他和一个叫齐琴仙的姑娘结了婚，她是共产党员，在大队生活中起着积极作用。人民法院把这位年青人的父亲当叛徒处决，果真不假，但是他自己是位解放军退役军人，革命烈士的弟弟，共产党员的丈夫。难道能把他叫作双手沾满鲜血的妖魔鬼怪吗？
另外，还有秦根少，“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的成员都一致认为根少是富农之子，但是实际上他们发现他是个革命者，一个虽出身反动阶级家庭而“反败为胜”的人。情况既然如此，难道他们不应该和他团结一致，为改造中国而共同奋斗吗？不这样做就是奉行“血统论”，甚至是元旦社论都谴责的“血统论”。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已成为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违背的东西”， 社论说：“应当指出，那些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人，利用这种口号，从本质上讲是要宣扬剥削阶级的反革命‘血统论’。这正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地主阶级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钻洞’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历史唯心主义。”
所谓的“反革命历史唯心主义”对“海燕”和“上甘岭”组织的关系来说，就象贫下中农“阶级立场”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常情罢了。不管他们的表现如何，是不允许他们这些“富农坏蛋”分享张庄大权的。四队、五队和副业队“造反派”组成的少数派在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造反夺权的权利（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行动符合历史潮流），一队、二队、三队、六队“保皇派”组成的多数派，厉声谴责臭名远扬的地、富、反、坏进行造反是反革命行动，因此，分裂扩大了，加深了。许多开始参加“海燕”的五队社员，在不断升级压力下，才退出这个组织，结果使得造反派组织更加孤立无援。
由于他们领导的是少数派的运动，他们许多人很容易受到政治攻击，夺权斗争的成功机会不大。“造反派”执掌村政和公章大权的日子仅仅持续了数日之久。由于无法把其它派别的人团结到自己一边，无法成立任何可接受的领导班子，无法动员各阶层进行生产劳动，“海燕”和“上甘岭”不得不承认他们失败了。
他们二月八日夺取了政权，但不到一周就放弃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他们把公章交给了以六英尺高的退伍军人申小个为首的接管委员会。这是在此次突然爆发的斗争中代表另一派的共产党员。“这个接管委员会，由各队分别选出的代表组成（六个生产队，一个副业队），其中包括许多前任大队干部，如王满喜。尽管委员会里有他们自己的代表，还是被“造反派” 称为复辟。一方面，“接管委员会”说明了“造反派”取得的进步，因为陆进军和李快腿（支书、副支书）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说明了失败，因为入选接管委员会的多数代表，是这些姓氏不同的亲兄弟的支持者。
接管委员会仅仅是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这是两派都承认的，在这个临时机构的领导下，大队社员下地干活儿了。然而，针对究竟谁应真正掌权而进行的欺诈行动，在继续着，并日益尖锐了，双方贴出大量的大字报，学习班、动员会、战略讨论会、群众大会一个接着一个，连续不断，令人眼花缭乱。
三月十五日参加群众大会的人群把张庄中学图书馆里挤得不泄不通。“海燕”和“上甘岭” 两组织召集了这次会议，审查陆进军的历史，并听他作检查。这些“造反派”不仅动员了张庄的支持者，而且还动员了外地他们能召集的一切支持者，如：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机务段和粮运站“造反兵团”，以及水泥厂表示同情的兄弟组织。
陆进军和李快腿邀请了他的安阳的盟友，现在掌管公社委员会的马厂造反派司令邢秀川，以及同情他们一派的其他人和群众组织。先前在张庄领导四清工作队的长治市民兵司令部指挥张青海，也应双方的邀请而来，他的作用是主持大会。
据小申讲，“造反派”在这次会议上获得胜利。他们的支持者在人数上超过了反对派邀请的人。公社领导邢秀川，尽管也受到对方的邀请，但是也批评了陆进军，支持了“海燕”和“上甘岭”的“夺权”方向，并驳斥了那些叫小申“走资派”的人。
“在这次大会上”小申说，“所有来自机务段、粮站和水泥厂的人，都支持‘海燕’和‘上甘岭’，结果对立面不再欢迎这样的大辩论了。”
究竟是真是假就很难说了。可能小申的话确实有些道理。几乎所有和我交谈过的“造反派”都说，在这次公开辩论和大字报对抗战中，他们胜了，但是在夺权斗争中，他们却失利了。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席卷全省全国数月之久的强劲的“夺权”之风，大大增强了造反派在大辩论中的力量。表面上夺走资派的权，实际上，夺任何当时恰巧在执政人的权，一九六七年头几个月的议事日程就是夺权。所有的媒介、报刊、电台、党政宣传以及街谈巷议，都在庆祝全国各地夺取各级政权的胜利，因而煽起一股没人敢轻易直接反对的风暴。
甚至李快腿也不得不同意。一九七一年他对我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我们自下而上进行了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是符合毛主席发布的各项指示的。没有人反对夺权，因为这是显而易见要做的事。但是后来就如何评价干部问题产生了分歧。”人们可能会补充说，还有如何评价进行夺权的那些人。
“显而易见夺权是大方向”，李快腿说，“但是仍然会制造分裂，不赞成夺权的人，去民兵指挥部发牢骚，他们认为张庄大队根据毛泽东的《二十三条》成功地结束了四清运动，成立了优秀的领导组，而领导组成员是根据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选出的。另一方面，那些夺权的人，在土改期间都曾是斗争对象，或者斗争对象的子女，他们还窝藏了公安《六条》禁止担任领导职务的社会分子。这些人，包括其家属被作为革命对象处决的和被革命监禁的人。由于在张庄带头夺权恰恰正是这些人，所以人们不赞同这种接管法。
到民兵指挥部发牢骚的农民，得到了几份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庆祝“无产阶级夺权” 的社论，应该夺谁的权呢？ 夺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并不是夺革命干部的权；他们是“我们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人民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地富趁机夺贫下中农的权。
“保皇派”抓住《红旗》第三期社论的这篇文章，作为他们发动反击的根据。他们在街头、田间、墙上、会上大肆宣传这篇材料。他们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编写小短剧、宣读社论，在村里墙上张贴大字报，广泛宣传他们的立场，在辩论和宣传运动中维护夺权现状者，拒绝处于被动地位。如小申及其同伙说，如果“保皇派”在公开大对抗中失败的话，他们倒是在村庄街头墙上保持了主动，显示了他们神通广大的组织才能。他们成功地使农业生产瘫痪，直到“造反派”把大队公章移交给一个没有造反派参加的接管委员会才得以恢复。在新生的委员会临时保护伞下，“保皇派”致力于成立一个更加永久性的革命委员会，最终能重新确立已被打倒的人的统治地位。
从组织上讲，这场对抗是五比二。只有四队的“海燕”和副业队的“上甘岭”作为“造反派”携手合作，向联合为“革命联合战斗队”的其它五个组织进行挑战。
当“接管委员会”负责时，最初的舌战，后来发展成拉锯战，从二月中旬开始，一直进行到三月底。接着，长治新的革命委员会行使职权后，一个称为“抓革命，促生产工作队”干部来到张庄，帮助成立符合要求的革命委员会。这个工作队和以前的工作队一样，由长治市民兵指挥长张青海领导。
由于新的工作队到达，张庄的两极分化走到只能进不能退的地步。张青海和马厂公社民兵指挥杨秀山建立了密切联系。由于杨已决定支持张庄的“保皇派”，说服张相信，“造反派头头确实是一伙反革命分子”。工作队命令“海燕”和“上甘岭”开除周来福、秦根少、杨起旺、尚银库以及其他嫌疑分子，否则面临作为非法群众组织而解散的危险。当遭到“海燕”和“上甘岭”拒绝时，公社夺权司令部把他们作为反革命组织而取缔了。
取缔“造反派”组织的会议于三月三十一日举行。四月一日，由所谓的老干部、军人代表（在此，是民兵代表）以及群众组织领导组成的“三结合革委会”接管了张庄。这不是一个经选举产生的革委会，而是在工作队和五个合法的群众组织，与原贫农协会、党支部进行协商以后， 任命的一个小组。新生革委会应是一个十人委员会，实际上工作队只指定了九个成员，为原来属“海燕”和“上甘岭”组织的八十名左右农民的代表保留一个席位。如果他们同意驱除他们的领导进行整顿的话。
过了好长时间以后，大队领导描述当时局势时，往往忘记了他们向“造反派”发出的命令：驱逐他们的领导。只是强调他们为“造反派”保留了一个席位，但是造反派必须承认革委会是合法的。这是一个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条件，因为这样做就意味他们不得不谴责他们自己的组织和领导。
“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成员，仍然坚定不移地互相忠于对方，坚持他们所声明的原则。他们拒绝把他们的头头当作地富、反革命进行驱除，拒绝承认新生的革委会。在他们看来，这个革委会只不过是旧领导组的复辟——一个“反动的大杂烩”。
然而，没人理会他们的意见。村支部副书记、青年团书记李快腿重掌了大权，当了革委主任。大队民兵队长秦快嘴、大队主任张贵才、另一个副书记李来全为副主任，其他五名成员是：支部书记陆进军，农协副主席李小花，妇联主任罗淑云，新任命的副业队长宋晋福，以及退伍军人、受人尊敬的党员李光青。
很清楚，正如“海燕”和“上甘岭”头头们所说，只稍作了一些人事变动，旧的领导组就又重掌大权了。但是，难道就是这一个“反动大杂烩”吗？这些人是走资派，还是革命干部，是“我党的宝贵财富”？正如他们对“海燕”和“上甘岭”两组织头头的政治性质，以及他们对最初导致全面冲突的问题的观点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两派的观点也截然相反。他们之间的竞争以辩论开始，但是由于地区、省以及全国的派性分歧加深，文斗逐渐演化为武斗，所有导致分歧的问题的对错、是非，已被世人所忘却。越动用武力越不讲理，两派就越陷入僵局； 一方伤害另一方的人越多，就越难以找到任何最后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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