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斗是年初开始的。开始我们用拳头、木棍。如果从大辩论开始，就以武斗结束。张贴大字报就为大字报内容武斗。有一次我在会上直率发言时，他们痛打了我一顿。有时在饭厅坐下吃饭我们就争论起来了。争论往往引起口角，于是我们互相向对方扔凳子，砸电灯，没有伤过人命，但受伤的人很多。
　　一天晚上，我们二、三个人和四、五个对手在食堂吃饭，他们大谈他们一派如何如何好，当我们表示不同意时，他们夺过我们的饭碗摔在地上。于是，我们都抓起凳子互相追打起来了，我背上重重挨了两下。由于我们的人没有他们的多，我们已定好一计，打灭电灯悄悄溜走，丢下对手让他们自相残杀。争吵一开始，我背上挨了一击，但打灭电灯后，我设法偷偷溜到食堂的另一端逃跑了。我藏在庄稼地里，直到找到我的同伴才跑回张庄。那时，已经是早上二点了。”

　　他们人数比我们多，几乎两周时间我们都不敢回矿上班。那段时间，我和五阳煤矿，长治钢厂的“联字号”取得联系，并成立了“五长红岩兵团”。然后，我秘密在天亮前在煤矿大门外贴出我们的宣言。“红字号”看了大字报，派人和我们进行辩论，鼓励我们参加他们的组织回去上班。我们人数少得可怜，因此我们拒绝了。但是后来我们决定回去上班，并设法建立我们自己的组织。
　　我在矿下工作面干了一阵后，队长分配我执勤。由于我是“联字号”，而矿上是“红字号” 掌权，我们和他们合不来。我经常是没完没了地站岗放哨，由于必须长时间站着不动，把腿都站肿了。我的同事们也受到同样的对待。无论干什么，我们总是接受最苦最难的任务。我们每当并在一起，都抱怨太累了。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决定开展大辨论。
　　那时，我们已在周围争取了几个朋友，而且我们有五阳煤矿工人，长治钢铁厂工人的有力支持。无论我们哪一个在什么时候展开了辩论，其他人就来混入人群之中。没人能认出他们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一派的，但是一旦遇上麻烦，他们就和我们一起拼命干起来。于是我们张贴大字报，开展大辨论，这次辩论整整持续了一个下午，后来在夜里爆发了战斗。这一次人群中有我们好多朋友，我们干得很漂亮。武斗一开始，我们发出呼吁，请求五阳煤矿声援，外单位的矿工个个手握粗大木棍乘卡车来了。他们一来就群情激昂地四处乱打，就这样，我们把“红字号”给赶走了。
　　尽管他们大部分逃跑了，但是我们还是抓住了几个。我们把他们当作俘虏，扣压在煤矿招待所，并命名为“高级监狱”。我们抓住谁就痛打谁。其中之一是“红字号”头头，我们一天又一天地不断公开审问他。当我们审问人时，就把他们押到群众大会上，“让他们抬头示众，低头认罪”。如果他们不好好说，或我们觉得他们不讲实话，就让他们爬在桌子上，打他们的屁股。我们把已坦白交待罪行的人押上群众大会，进行批判，实际上大部分的口供都是毒打成招的，没有什么对错可言，我们只想惩罚他们。
　　可能你已知道了，激烈的武斗使五阳煤矿一片混乱，而且外单位的许多人也参与了。除了第一次武斗我们逃跑了外，我们再没有输过，我们捉住谁就痛打谁。
　　派往我们地区的解放军，三番五次要求我们释放俘虏，最后我们不得不放了他们。有的受了点轻伤，有的负了重伤，有的还流着血。解放军用卡车把他们送到医院，为此我们批评了他们，我们认为挽救敌人就是镇压我们。
　　一旦把俘虏送进医院，我们就完全控制了整个煤矿。然后我们召开会议，结束了武斗，并恢复了生产。由于我们把“红字号”都赶走了，我们再无人可揍，矿上平静了。后来解放军开着汽车装上喇叭，深入矿工的家乡，鼓励跑走的那些人回去上班，要他们放心回去上班。
　　但是，当他们返回矿上时，他们不能不担惊受怕。有时武斗在坑下爆发。于是，部队决定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大联合，以便我们都能集中精力搞生产。这次会上，战士们坐在中间，“红字号、“联字号”两派各自坐在两边。但是当会议顺利进行的时候，武斗爆发了。我们“联字号”开始喊“打倒程××！”（红字号头头），有人扔开砖头了，于是两派很快互相向对方扔开石块、砖头了。由于解放军在会场中间，有些人挨了打，他们不断从中间往外边推人，把武斗者推开，最后他们成功地阻止了武斗。
　　那天晚饭后，他们又在食堂吵了起来。由于许多“红字号”成员已叛逃到我们一边，那些仍留在“红字号”的只占少数。当武斗爆发后，他们一大帮人又第二次逃跑了。留下的人，有些被说服参加了我们组织，有些人则继续上班，但不发表意见，所以煤矿仍然牢固地掌握在“联字号”手中。
　　我们都去上班了，生产恢复了。军人们要我们把跑走的人都叫回来，但是我们不干。军人还要我们别参与市内的政治斗争，只呆在煤矿上班，但是我们的头头还是继续去市里开会，而且我们也多次参加了那里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