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八十七 范机灵改变方针
大喇叭播送的《东方红》乐曲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那庄严颂歌的最后乐曲渐渐减弱了。我们几乎从来不听随后播送的毛语录，好几周时间内都是千篇一律地以“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开始，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结尾。但是，九月二十日未作任何解释，第一条语录突然变长了。开始还是以通常的三句话“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但是，令各位听众惊奇的是，这条语录没有到此为止，而是继续加了一条新奇而长期被人忽略的句子“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这句修改了的口号立即使韩琼警觉了起来。“有重大事件发生了，”我们一见面她就说，我们擦擦眼睛，准备去院子中间唯一的水龙头上洗脸。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
“你听到那句口号了吗？他们加了一句话。”
“听见了，”我说，“额外的句子使我感到刺耳，可是，我几乎没听清具体词是什么，因此并没有太在意。”
“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什么意思？”我问，“不是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而是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现在改变了语录？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我不知道，”韩琼说，“但是，我知道事关重大，无论你怎么看，这是对部队的批评。几年来我们一直学解放军，现在突然要解放军向我们学习。”
那天早上韩琼不可能再补充什么。新闻报道中也没有包含什么特殊内容——农业上一些自力更生的模范，工业上的一、二项突破，全运会一些项目比赛结果，有关整党的长篇社论。
“吐故纳新，并不是吐故纳亲信——纳侄子、侄女、叔叔和阿姨。”
国内新闻报道广播完之后，大队副主任申起财的声音播进来；通知召开另一次全村社员大会总结整党情况。他规定大会八点在大队会议室举行，但是人人都清楚九点以前开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太阳落山下地回来后，人们还得做晚饭填饱肚子，除了张庄剧团再次进行演出外，只有流行的新电影或地区剧团才能通过那种方法催促他们，而且一九七一年这两种机会都不多。江青的八个样板戏统治了舞台和屏幕，人人都看过，听过好多次，不可能受骗上当或放弃休息再去专心看有她标志的“革命浪漫主义” ，无论如何，起财那天也没有提出演文艺节目，只是喋喋不休讲了半天话，唠叨了半天。如果人们来，那是出于习惯，出于责任感，出于对大队及其前途的关心，尽管前途涉茫。
韩琼和我，和其他人一样，出于习惯去参加了会议。我们所期待听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充塞会议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言词，使观众感到既冷淡，而又更多的迷惑。我的心情非常低落，远远不仅仅是冷淡，而是绝望。毛泽东总结文化大革命时曾说过，“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到了一起，很难加以区分。”确实难以区分，一个人越是深入集体事务，矛盾和冲突似乎就越复杂。然而，那些负责人不是设法区分矛盾，而是一有人反对，就把所有矛盾说成对抗性矛盾，把他们批评的对象谴责为阶级敌人。仿佛全村和它外来的朋友，都被扫进了巨型“阜氏转轮” ，把一些人降下而另一些人升高，然后把上面的人投入深渊，而把下面的人又升入了天堂。
先升后降，然后再上升，巨大的转轮转啊转，对抗者在上下翻腾，越来越怒不可遏，似乎没有人能阻止转轮转动，也没有人能走下转轮。转轮究竟要转向何方呢？怎能免遭劫难呢？
那天晚上，会议厅似乎特别的破旧不堪，一组木工在这个地方制作新房的桁架，有些人把他们刨下的刨花，随便扫在舞台前堆成堆。有几个农民发现这些刨花柔软舒适好休息，但是他们坐着闲聊时，身子扭来转去把刨花撒得四处都是。其他人带着往常的厚木块子、砖头和小马扎作座位。他们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和会议厅周围的人聊天。木匠的工具、板凳、一、二张桌子乱放在舞台后面，甚至部分地挡住了后墙中央的大幅的毛泽东画像。画像两侧各挂着油漆得鲜红胶合板，上面用白字写的标语——右面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左面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九点钟，会场的人似乎已相当满了，但是高法官迅速数过人头之后，告诉我们，好几个生产队只是象征性地来一部分人装装门面而已。他看到六队只有三十六个人，五队只有五十个人。五队有七十多户，所以，每户屈尊参加会议的还平均不到一个人。
一开始，申主任作了人们预料的冗长、乏味的报告，还不等他讲完第一点，许多人就默默地站起来溜走了。其他人把座位拉到更加适于交谈的位置，开始低声聊天了。仍在场的人群中许多人开始打盹儿了，一些打盹儿的人很快就睡着了。当申兴致勃勃地讲到第三点时，整个大厅里的人都睡着了。一、二个人不小心从高处滑到地板上，呼呼打起呼噜来了。
申起财接着老申讲话，他的讲话形式主义严重，人人皆知，他把一连串口号胡乱拼凑在一起。由于他深知没人喜欢听他讲话，他讲的非常简短，这个策略竟为他赢得一阵零落的掌声。
范机灵接着申起财讲话，他一出现在台上，整个地板上就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些人暂时停止聊天了，有些人醒来了。这位杰出的市干部，有一个煽动性演说家的名声，农民们愿意给他一个机会，但是，他的开场白简直不受欢迎。他开始例行公事似地回顾了整风运动，表扬了在生产队会议上提意见的群众，并保证张庄干部会认真对待那些批评意见。他们会设法克服在生产、批判坏人坏事、或政治教育工作中时松时紧的工作作风。接下来范机灵赞扬新领导班子胜任工作,“他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他们没有以前领导班子那样自私，工作吃苦，因此他们的主流一定是好的，人民对这种领导反映良好。市委、公社委员会信任依靠这些干部，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缺点，他们必须经常检查自己的工作，扬长避短……。”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不错，小心谨慎，老调重弹使人令人厌烦。
范文接着问大家在考虑的问题：推动张庄的工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这个问题使几个胡思乱想的人注意力集中起来了，但是问题的答案又使他们漫不经心了。“首先大队社员必须把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第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韩琼和我互相交换眼色表示绝望，我们知道范机灵的立场是什么；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会讲得这样单调，这样糟糕。难道他要在我们中间发表有关阶级敌人的长篇演讲,把剩余的与会者从大厅统统赶走吗？在一段时间内，似乎是这样的，因为当年轻的市干部从容镇定继续讲话时，下面的讲话声越来越大，越来越热烈，几乎把他的声音都淹没了。有人很快会不得不要求要么保持大会秩序，要么休会。
突然范文走到主席台最前面，提高了嗓门。
“现在张庄阶级斗争的形势怎么样呢？”他问。
听到这里，地上坐的大多数人都竖起了耳朵。
“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在幕后惹事生非，一些人破门入室，进行盗窃，客观上就是在破坏大好形势；有一些免职干部心怀不满，千方百计纠集一些落后分子，甚至一些坏人，反对新领导班子，向大队新的领导班子挑战。”
突然，听讲话的人比聊天的多了，地下的谈话声减弱，睡觉的人也醒了。
范文用一句话，向一开始就支配整个整风的前提提出挑战。存在阶级敌人，也存在小偷、存在阶级敌人、也存在心怀不满的干部。立即打动听众的是范文区别开了阶级敌人、小偷和不满的干部。他没有把小偷和阶级敌人混为一谈，也没有把“二宝”和其它两类人混为一谈。这是令人感到新奇和吃惊的，人们不往门外溜了，而是不自由主地走进了会议厅。
范机灵立即回顾了李快腿、秦快嘴以及他们的一些亲密合作者的种种活动，他指责他们翻出 “裴小四”案件，企图使张贵才名誉扫地。他们高唱“骂殿”诅咒新领导班子，极端彬彬有礼地嘲弄领导班子，甚至在大街上向领导打召呼时用“当官儿的，你好吗？当官儿的，你去哪儿？”他们散布谣言说，大队革委公开为李快腿和秦快嘴保留两个席位，损害了宣传队的声誉。他们挑动人们为救济粮争吵，让“黑帮”和“红帮”对立，为买猪而争吵不休。
“尽管如此，他们没有能损害新的领导班子”范文说，“如果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支持你，百分之五的人辱骂你有什么关系呢？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心怀不满？为什么他们这样怀恨在心呢？是因为他们被免去了职务，再不能对人民为所欲为吗？如果我们放松警惕，允许他们重掌大权，我们能学大寨吗？我们能有足够的粮食吃吗？我们能向国家卖粮吗？”
“请注意，我不是说，这两个人不会变化了，我是说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承认错误，更不用说改正错误了。人民千方百计对他们进行帮助，而他们却仍然怀恨在心，仇视对抗”。
这和老王关于“二宝”的理论接近。心怀不满的停职干部，远远不是企图破坏国家的反革命，韩琼忍不住笑了，至于我，我几乎等不及听取范文接着会说什么了。
范文开始分析“二宝”为了为他们的反抗行为辩护而一直利用的论点。理由之一是他们不孤立，他们在村里仍然有广泛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得到公社和市里上级领导的支持。
“说这些话秦和李只是在设法自我安慰罢了。他们表面装得无所畏惧。我们干部支持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动。当‘二宝’办事正确时，当然可以得到上级支持，但是，当他们犯了严重错误，而又拒绝承认错误时，怎么能得到支持呢？”
“二宝”提出的另一个借口是，他们对大队这么多人，尤其是对小田和他的“海燕”和“上甘岭”的同伙们采取的严厉措施,是在夺权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所进行的过渡行为镇压手段是搞派性的结果，是可以原谅的。他们争辩说，这些过度行为在文革高潮中屡见不鲜的。
“但是，我们能以派性为借口原谅打人吗？”范文问，“几乎不能。群众组织起来互相争斗是一会事，那可以叫作派性。但是，你们“二宝”那时掌着大权！你们执掌大队的动力。作为大队民兵的营长，你们抓人、打人。更重要的是，你们抓的、打的大多数人都是贫下中农。难道说这是简单的派性吗？决不是！这是资产阶级对群众的专政，这是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一旦执掌了大权，整个形势会从性质上根本改变。你们负责执行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如你们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抓革命，促生产，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你们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大搞少数人的特权，分裂群众，压迫群众。”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在文革一切混乱之后,唯一需要阐明的一点，但是，这正是范文肯定会发现难以与他自己的履历，地市“联字号”的记录相符合的一点。
当范文解释自己的观点时，整个大厅鸦雀无声安静得连人们的呼吸声，甚至四肢挪动位置,衣服发出的瑟瑟之声,都能听到。我回头看到,和他开始讲话时的情况大不相同，现在大厅里人挤满了，绝对满了，有些人无法挤进大门，从窗户上探进身子去，尽力倾听所说的每句话，就好像台上的演出刚刚开始。
至于范机灵，他已放弃了刻意演讲来追求激动人心的姿态，追求由弱到强，最后达到高潮的那种方式。他用一种平静、实事求是的姿态讲话——没有狂热的神态，没有“嗨”,没有喊叫，没有威胁，而是靠合理的分析，心服口服论据取胜。用毛的话来说，他在设法“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
他揭露“二宝”及其“集团”的种种活动，驳斥了他们自我辩护时，仍然引用的主要论据，之后,他阐明了宣传队和市委对他们的态度。
“我们的态度是为革命挽救他们，是治病救人。但是，至今他们都不这样看问题，他们的态度仍然是对抗性的，仍然把我们当敌对势力看待，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喂！”范文直接向在听众中坐在他面前的李和秦说，“如果你们拒绝象我们一样看问题，我们就只能和你们作斗争。只要需要,我将把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看一看最终谁会在张庄呆下去。”
“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关键不是你所犯的错误大小，而是对错误的态度。长治有一个妇女干部贪污了三百元，她不但不承认，而且盗窃了更多的钱，还掩盖罪行。由于她行为恶劣，我们开除了她的公职。另一个例子，一个男干部坦白交待挪用公款二千元，但是由于他态度好，我们没有给他任何处分。
“二宝愿走什么道路？他们自己可以自由选择。”
这使范机灵又回到党的基本政策问题上——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犯错误的人不一定都是阶级敌人”范机灵说，“我们必须设法教育他们，挽救他们，决不排斥任何可以团结的人，决不树立不必要的敌人。”
现在这些话本身并不令人惊奇，只是表达了毛泽东三番五次解释和提倡的众所周知的原则。
这些原则是土改、合作化运动，以及自开始革命以来成功地开展的历次整风运动基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范文突然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张庄村，暗示一九七一年整风运动发生了剧变。他打算挽回汇聚数月,将淹没犯错误干部的巨浪狂澜，一夜之间把他们拉回和缓的水流之中。回到原先的比喻，范机灵在对阜氏转轮进行刹车，希望减慢飞轮的速度，以便有几个人,至少有几个人能走下转轮。
在他对极端主义进行抨击后，他决心坚持到底，他谈到了自一九四五年土改以来，困扰张庄的几次严重违背人所共知的团结原则的情况。“我们农村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地主、富农。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张庄仍然没有真正执行这条路线。我们仍然有极左的倾向，”范机灵说，“当我们谈到各种中农时，即使他们有的甚至是党员，我们也说他们的阶级出身不好，在使用他们当干部问题上犹豫不决，只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出身。这是那一种宗派主义呢？”
“在处理土改期间被非法斗争和没收财产的问题上，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称他们是贫农或中农，甚至错斗贫农或中农，我们把他们作为斗争对象，还是认为他们的出身不好！这是那一种宗派主义呢？”
“另外还有地富子女问题。我们党的政策是根据基本情况来对待他们，即根据他们实际思想、感情和行动。如果他们赞同社会主义，我们就应该和他们一道工作，教育他们，团结他们。但是在张庄，我们把他们拒之门外，不给他们出路。”
“还有，有些人家庭出身有问题，象一个年青人，他父亲被当作反革命镇压了，但是他母亲后来嫁给了一个贫农，这个人愿意当贫农的儿子，自从一岁以来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家庭。然而，有些人拒绝接受这个事实，不允许他做贫农的儿子，而只能做反革命的儿子，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如果我们不能找到团结这种人的办法，怎么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建设社会主义呢？”
范机灵的话，其作用是惊人的。从他把“二宝”和阶级敌人区别开来那一刻开始，我突然感到如释负重。随着他批判一种又一种极左倾向，我的思想感到越来越轻松了，仿佛我又回到了一九四八年，那时陈书记在潞城大庙里，揭露并谴责严重违背土改政策的极左的贫雇农路线。当陈那天讲话时，光明似乎照亮了黑暗的隧道。我们曾被禁锢在这个黑洞里，弓着腰，两眼一摸黑，摸索着向不断远去的出口行进。突然我们发现自己挺胸昂首地,在广阔无垠的平原上迈步，能够朝着合理而统一的目标自由迈进了。
我再次强烈感受到的自由空气显然震撼了会议室的全体群众，农民们全神贯注地坐着静听，有些人在静静地微笑，有些人在点头，没有一个儿童呜咽，也没有一个婴儿在哭喊。
最后范机灵着手处理小申的案子，“二宝”把他当作阶级敌人对待，公社党委说他“领导一伙地、富、反、坏夺权。”把他开除出张庄支部。
“根据最近几个月的调查结果，我们了解到对小申的指控大部分是假的，”范机灵说，“我们要求公社党委重新考虑这个案子，我们愿意在党支部和群众之中充分讨论这个问题。”
范机灵再次违背了长篇大论讲话时要笼统的原则，抨击起一个具体案子。他作出了不但会震惊张庄现状，而且会震惊马厂公社现状的大胆的政治见解。因为，如果公社党委要推翻有关小申的决定，当权者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对误判负责。当权者就不得不承认参与了长达四年多诬陷活动，承认这样的事实的意义非同一般，这不是一种孤立的事件，诬陷小申几乎可以肯定牵连着一系列的诬陷，一系列残忍的政治决议，所有这一切都要由于翻这个案而受到质疑。
范机灵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公开怀疑开除小申的决定，点燃了一根导火线。它可能在公路沿线激发起一系列爆炸事件，下自长治市行政区北端的黄碾，上至市委本身，而且肯定也会触及到地区的。
这个宣布非同一般，人们对待它的反映也是非同一般。尽管天色已晚，但是没有一个离开会议室。人人都在专心致志地倾听范机灵下面要讲的话。
这个年青的市委干部前额突出，手指被烟熏成黑色，以朴素的演讲风度，号召学大寨而结束了他的讲话。
“这是一个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
“市委决定三年建设大寨市，但是张庄种小麦取得一点成绩就开始自满了。我们下种小麦干得很漂亮，因此，我受到了公社领导的表彰，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自满自足，放松警惕……。解决张庄的问题，不能只是慢慢地向前爬行，必须跑步才能迎头赶上。由于现存状况，我们的土壤和粪肥都无法满足过黄河的需求，更不用提跨长江了。只有我们充分具备了过黄河的条件，我们才能保证过黄河。因此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
“张庄现在是世界闻名，但是，老韩阔别二十三年回来，结果发现我们的一切依然如故，你感到脸上光彩吗？我认为不应该！”
范机灵讲话结束后，他的听众鼓掌欢迎，他们拍手拍了好长好长时间，我也拍手喝彩。我想做的不仅仅是拍手，我想冲上讲台拥抱这个人，因为他一个晚上就消除掉了数周之久的愚民政策和不良的气氛。不仅仅如此，他为消除笼罩全村数年的不公正行为打开了大门。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举动，我真不知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化。可能是宣传队进行了辩论吗？可能是过去几天内卡玛和我坚持不懈地极力反对范机灵和林东的结果吗？或者是市里发生了什么事，引起这种基本的重新评价？
在张庄逗留期间，我从未对这些问题得出一个接近的答案来。但是，当我们十月返回北京，我们通过小道消息得知不同寻常的事件发生了。不是在市里、地区，甚至不是在省里，而是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张庄宣传队把“二宝”当作阶级敌人的九月初，和九月二十四日范机灵改变斗争策略期间，林彪乘坐三叉戟飞机逃离国家，坠毁在外蒙古的大草原的某个地方。图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对毛主席,阴谋家林彪的背叛和自我爆炸的消息被彻底封锁了，但是，作为小道消息，通过内部途径一直传到小学的儿童。这消息震惊了共产党，政府官员，以及上上下下的人民。表面上看这种大动荡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似乎不可能影响到张庄的基层政策，然而，林彪的极端主义、宗派主义、极左的教条主义的象征，长期以来就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林彪垮台不到两周，左倾教条主义在张庄首次受到迎头挑战，能仅仅是巧合吗？
范机灵最终对当地文革的主要决议提出责疑,和北京新闻广播突然补充一句“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日期都在同一天，难道是纯粹的巧合吗？
巧合是不可能的，可能是林彪逃跑和死亡，在全国施放出一种缓和风潮，足以向以他名义普遍强加于人的阶级斗争羁绊进行挑战，而是这股潮流在上党地区势不可当。象范机灵这样的干部，对政治潮流的最微小的变化都极其敏感，已经在为适应这种气候的转变见风使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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